科学研究最大的危险是过于专业化

——访康奈尔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西德尼·塔罗

郭台辉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 1938－)系康奈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社会运动、政党、集体行动、政治社会学，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郭台辉教授。

　　我早已不再停留于他们所批评的层面

　　郭台辉：在抗争政治的研究中，您的研究时常被人批评为所谓的“结构偏好”。您对诸如此类的批评有何基本的回应？

　　西德尼·塔罗：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尤其是杰夫·古德文(Jeff Goodwin)与詹姆斯·詹斯皮尔(James Jasper)，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麦克亚当和蒂利的观点，他们想到的只有旧的结构主义，并没有看过我们的《抗争的动力》。他们总是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其实就在他们发表批评我们观点的文章时，《抗争的动力》一书早就出版了，只可惜他们没有看到。因为这对他们的批评是不利的，只有忽视我们这本书，他们才可能批评我们为旧的结构主义。现在，就我而言，他们对旧结构主义的定位是对的。他们的许多批评也是不错的。但我们自认为早已经超越了旧结构主义的限制，换言之，他们的批评过时了。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更多是抗争的过程，但他们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的确理解到这一点，那么他们肯定是选择忽视。我认为古德文已经理解了我们的研究，而他的合作伙伴可能还不足以理解。这是因为，如果你看古德文的论著，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观点，但后者并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的回答是：批评我具有结构偏好的许多观点是对的，尤其是旧结构主义的方法，但我早已不再停留于他们所批评的县面。我们撰写《抗争的动力》这本书的目标是，通过政治过程的系统研究，把结构与机制关联在一起。

　　郭台辉：时于社会运动的定义，有些年轻的学者采用的定义比您与蒂利所界定的更具有包容性，那些学者把社会运动的概念拓展到政治与国家领域之外，并且把政治机会的结构模式运用到诸如家庭教育运动、新宗教运动、反合作运动等主题。您如何看待这个研究趋势？

　　西德尼·塔罗：在《抗争政治》一书中，我们有一章是关于社会运动的。我们把社会运动视为抗争政治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年轻学者所做的正是更为广泛地运用社会运动的概念。我们认为，社会运动是抗争政治中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想深入研究，但的确是作为诸多抗争政治的一种形式。所以，当你看古德文那本论革命的著作时，你就肯定会认为，革命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运动，倒不如说是抗争政治的一种不同形式。我们认为，如果有些年轻学者只是不断延伸和强化社会运动的概念，这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郭台辉：自从撰写《抗争的动力》以来，蒂利、麦克亚当与您的工作已经演变成为一系列研究，非常不同于你们三人原创性形成的政治过程模式。如果贴一个标签的话，您是继续使用“政治过程理论”还是“政治机会理论”来概括您近来的研究呢？

　　西德尼·塔罗：“政治机会”是一个变量，不是一个理论。理论是我们称之为“政治过程方法”。“政治机会”是我们已经发展出的诸多变量中的一个，我们以此来研究抗争政治的条件与过程。所以，我继续以不同的形式来使用这个概念。最近还运用到与麦克亚当合作的一篇关于选举与社会运动的文章中。这篇文章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它把“抗争动力”课题的方法运用到选举与运动之间的关系。

　　其他学者可以复制你的研究并且找到相似的结果，那就是证明你的理论正确的最好证据

　　郭台辉：在过去十年，“社会机制”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时髦概念。您在《抗争的动力》中所指的“机制”与许多其他人所运用的是同一个意思吗？

　　西德尼·塔罗：的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了理解我们的观点，你就不得不看看彼得·赫德斯乔姆(Peter Hedstr{C4Y101.JPG}m)和理查德·斯韦德贝格(Richard Swedberg)那本关于社会机制的著作，而我们的理论是对他们研究框架的一种替代。我们把他们研究机制的基本方法叫做认知机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环境机制和关系机制。我认为，我们用这个概念比其他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更为广泛得多。我们倾向于从马克思的意义和方法上来使用这个概念。比如，对于马克思而言，剥削是一种机制，而财产占有也是一种机制。而那些概念比社会学当前流行的用法同样更为广泛得多。

　　郭台辉：您如何看待围绕普遍理论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持久争论？具体而言，您的研究是更倾向于演绎的立场还是归纳的立场？

　　西德尼·塔罗：什么是“普遍理论”？我认为你可能是指追求普遍解释力的法则，而我的研究和关注点并没有在这个知识传统中。你最好把我研究的传统置于一个中层理论。如果说我受到某种影响的话，那就是默顿。中层理论就是我最感舒适的理论，因为它是以演绎与归纳方法相结合为基础的。比如，塔尔卡特·帕森斯可能是一位纯粹的演绎理论家，他追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法则。帕森斯的研究已经不受欢迎了，因为没有人可能把他的理论与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此后，在另一个极端存在各种各样非常狭隘的、更为经验的理论模式，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我的方法介于纯抽象的理论与完全经验归纳的理论之间。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演绎与归纳方法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比较研究非常有必要。因为理论常常是在某个特殊的场景中发展出来的，如果你在另一个不同的场景中看问题，这个理论就无效了。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为理论没有什么作用把它扔到一边；另一种是认为这种比较分析会影响到理论的修正与推进。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式是修正已有理论并拓展理论的边界。比较研究对于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都非常重要。

　　郭台辉：您是从事比较研究的，而且一直推崇成对比较分析(Paired Comparison Analysis)。您是否认为比较是得出理论结论的前提条件？对于那些只熟悉单个社会或个案的学者而言，您有何建议？他们如何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西德尼·塔罗：其实我只是把成对比较分析看作诸多方法的一种。如果你读过我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就会发现我更相信多角度的测量，也就是说，运用不同方法论的研究策略研究同一个问题，从而使一个观点可以更为客观和可以推而论之。比较是一种方法，但还有其他许多方法。最好的比较研究就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我的第一本书是比较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罗伯特·帕特南那本让他名声大噪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比较南部与北部意大利。魏迪马·克易(Valdimer Orlando Key)对美国政党政治做出了最好的历史讨论，他详细比较了不同州之间的政治结构运行方式。所以，比较研究并不必然置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及在不同类型的抗争之间作比较研究。此外，裴宜理在现代中国的反叛与革命之间作比较研究，她把这两种行动视为不同的理论范畴，然后进行二者的比较，效果非常出色。我认为那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还有一位做中国研究的很重要的学者是欧博文(Kevin O\'Brien)，他把政治过程分析运用到中国的社会抗争，诸如《中国的大众抗争》。

　　我给完全聚焦于单个社会的学者的忠告是，了解其他社会的情况，并且把那个需研究的社会置于特定的场景中，尤其是把不同的社会问题置于比较的场景中。我从来不研究英国和德国的抗争政治，但那些国家对我在理论上的思考非常重要。我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或许，在��个时候二手参考资料也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一定要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调查资料及原始文献，因为每个人都只能集中于一个国家或一段时期，而且又不得不做比较研究。至于什么案例更有帮助或者更有说服力，我认为复制是最好的办法。换言之，其他学者可以复制你的研究并且找到相似的结果，那就是证明你的理论正确的最好证据。

　　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这是社会科学最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来源于过于集中关注一种数据或一种方法

　　郭台辉：有人说语言时于比较研究很重要，另一些人又说并不是很重要。您对此的态度如何？

　　西德尼·塔罗：对于像我做这种研究的人来说，语言肯定很重要，但对于大规模的定量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是很重要。许多学者可以做出很杰出的研究，不需要在语言方面下工夫就可以对大量案例做统计分析。我尊重这样的研究，但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方式。

　　郭台辉：在您看来，社会科学家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西德尼·塔罗：其中一个危险是过于专业化。这个问题如今远比20年前危险得多。人们现在变得太专业化了。这种危险来源于过于集中关注一种数据或一种方法。比如说，研究选举的学者只运用调查的数据，他们并没有做选举的历史分析，而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学者忽视来自地方选举的证据。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危险。

　　郭台辉：对于年轻学者如何才写得更好这个问题，您有何建议？对于那些研究抗争政治的充满希望的学者，您有何建议？

　　西德尼·塔罗：我曾提到蒂利写得更快，麦克亚当稍慢，我处于其中。我给年轻学者的唯一建议是多写。无论是写得快还是慢，你都得多写，在同一个主题上花的时间越多，你就写得越好。当然，你不得不写很多次，并且整理自己的研究。我对中国学者最好的忠告是，如果你们想做抗争政治的研究，就要尽力做更多的比较研究，因为如果你越来越关注比较分析，你就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相关课题，他们就会教你如何处理你所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对于致力于抗争政治研究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他们应该多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也等待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便于经验研究。当然，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现在的社会政治状况比过去好很多了，我也寄以高度的期待，中国不久就能加入到国际社会的抗争政治研究这个大家庭来。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和老师多走出国门，能够开阔心胸和眼界，找到尽可能多的资料，也可以交流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抗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