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研究的扎根与扩展

朱敏

摘要：田野研究是人类学最重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已超越人类学学科而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和手段，并发展成为质性研究范式。进入田野与走出田野是田野研究的关键阶段，关涉到田野研究的根基与推论。本文从田野研究的历史出发，梳理此研究的不足与出路。

关键词：田野研究；质性研究；方法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田野笔记被公开发表后，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职业伦理与研究科学性的旷日持久的争议。时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利奇重新提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能否代表形态迥异的中国农村时，费氏提出可以用模式比较的方法来弥补村落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从这两个学术争议得知，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或质性研究方法由于聚焦在具体的研究场景以及研究者与对象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霍桑效应”成为动摇质性研究“科学性”的“沙滩上的建筑”。

    田野研究滥觞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在前殖民时代，知识贵族或精英对异文化充满着“摇椅上的想象和推测”，这时，对异文化的想象与推测是思辨的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列维·斯托劳斯的游记性民族志描写也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验证之旅游记。受到严格自然科学训练、怀有科学主义信念的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田野工作的先例。他认为，与当地人一起生活是开展田野工作的第一步，并且理论训练并不等于就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如果能在证据面前修正理论，那么这样的田野工作就是有价值的。〔１〕这种实证主义思路是科学主义在人类学领域的翻版。问题是，正如他本人所要实现的抱负一样，他的工作是否呈现了本地人的想法与世界观。这种内在的矛盾体现在他田野日记的复杂的心情记录里。当然，马氏之前也阅读了弗雷泽的人类学作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马氏与蛮族和人类学相遇。

    人类学在遭遇信度与效度危机后，格尔兹以“地方性知识”与“深度描写”等符号手段（概念） 拯救人类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强调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摒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在格尔兹看来，文化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文本氛围。〔２〕在这方面格尔兹继承了马氏的“土著人的思想与世界观”，但是格尔兹并没有导向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而是对文化意义的深度阐释与描写。格尔兹认为，解释人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其进步不以达于观点的一致为标志，而是以辩论的巧妙为标志，使我们在争论中彼此激怒对方的精确性才是上品。〔３〕对于异文化，格尔兹认为社会如同生活，包含了自身的解释，一个人只能学习如何得以接近它们。

    无论文化人类学遭遇什么样的危机与责难，民族志方法还是以其客观的描述的特征而被其他学科借用，如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并被转化成“质性研究”的统一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原先运用于简单社会研究的民族志法运用到本民族或复杂社会时，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法是否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以至于在本民族人看来这种琐碎的描写和叙述是否具有学科性和知识正当性。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本民族时的确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即一方面需要对文化进行深描与挖掘，另一方面又需要强烈的理论关注。而当下“问题意识导向”的田野研究则是“在家想点子，下乡找例子”式的旧式社会科学研究的翻版。不论争论的结果是什么，了解人类社会不能在实验室或真空管里了解，走进田野是理解社会、描写社会的必须步骤。

    人类学者和其他相关学科学者走进田野一般是怀有两个目的，即理解社会和干预式介入社会。对于理解，韦伯认为有两种方式，即逻辑的或数学的，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神入方式。当我们试图运用参与观察的方式，与本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参加节庆仪式，甚至以结亲拜兄的方式进入当地人的个人世界时，外来人的身份象征仍在影响着本地人的行为，甚至改变着本地人的惯常行为。而信赖信息报告人时，信息报告人本人甚至在生活于田野之前就已卷入了政治纷争和社会矛盾中。〔４〕因而研究者发现、培养、更换线人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通过线人获得的报告渗透着他自己的主观和利益之见。特别是在落后地区从事田野研究时，作为“知识代表”的研究者出现在研究现场时备受关注。甚至被线人视为资源，以此显示自己的良好人缘和交际能力，从而遮掩了少数人的感情表达。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视域融合是构建“现实”的基础。因而田野研究与其说是描写现实，倒不如说是双方通过情感“共振”构建现实。田野研究是一种理解的“艺术”，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努力与创造。〔５〕但是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是否成为双方视域融合的障碍，研究者的反思是否就能克服这种先天的障碍和知识上的不平等。问题还在于形成的文本是否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与理解。

    批判主义认为田野研究的任务是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间性”，两者在互动中一起成长，共同冲破社会的结构性压迫而获得解放。在这种情势下，研究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其任务是与研究对象一起在“解放性知识”的指引下对社会进行重塑和改造。因而这种田野研究强调词与行动的完整与统一，强调在对话中发现“真实的词”和生成主题的机会。这种工作意味着“不是为了给他们带来一个救世的信号，而是为了通过与他们对话，既了解他们的客观处境，又了解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处境的认识———关于他们自己以及关于这个他们赖以生存和与之共存的世界的不同层次的看法。” 〔６〕因而批判主义的田野工作是反思性的行动主义社会学。

尽管田野研究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诘难，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数学或逻辑的手段去理解丰富的意义世界。因而走出了具体的研究场景，并以之理解复杂的社会世界仍是质性研究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囿于具体场景的“小地方”研究能否代表“大社会”仍然是田野研究方法易受攻击的软肋。对此，人类学家争辩道，“这种研究能否代表整个现实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描写对人类学整体理论和话语的重要意义。” 〔７〕但是人类学者的抱负不仅是描写一个村落，一个时空座落，而是要解释“大社会”的基质和变迁动力，正如费孝通写道，进行“小地方”研究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不只是这个村落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８〕因而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上寻求一个结合点是质性研究走出田野获取知识正当性的“临界点”。

人类学研究要将微观阐释与宏大背景结合起来，而不能止于微观描述。对此，格尔兹争辩道，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但是有���东西，例如，殖民统治者对于已经确立的道德期望框架发生了什么影响———你最好是在一些限定的地区研究。但是这并没有使那个地点成为你正在研究的东西。〔３〕格尔兹坚决反对以小见大的“琼斯即美国”的研究模式，强调在“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概括个案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对重要意义的判断，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立场、关注和问题，以及相关研究的比较。正是因为我们把分析以及这些分析的理论含义扩展到更大的情景中，才使它们受到普遍的注意，从而证明了我们对它的建构。〔３〕格尔兹通过对政治生活的考察，概括出“剧场国家”的概念。这是一种地区层次的解释，意在于对巴厘岛的重要方面做出描述和概括，并同其他理论进行比较。格尔兹概括道：剧场国家并非意味着它们要制造出什么政治效果：它们即是结果本身，它们就正是国家的目的。王室庆典主义是王室政治的驱动力，公众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正是国家本身，甚至在其最终命运降临之际，它也仍然是搬演公众仪式的策略。〔９〕通过这种概括展示了巴厘国家的性质及仪式的本质。这种概括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概括，“具体场景”才有可能从微观走向宏观。至于这种概括的意义何在，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现实有哪些关联，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解释更宽泛的意义和结果的相关性则单独地工作。〔１０〕

    田野在何处？早期的人类学者也总是把简单部落或“想象的异邦”视为田野工作的首选之地，以之“还原”历史，发现文化、开启民智，同时也期对文明社会中的种族和文化偏见进行有力的嘲讽和颠覆。“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很像文化白水粉刷的一件薄外衣，不过是一件装饰品，包含着人类由长久时间的生存竞争而得的情绪、冲动、本能、迷信在内，这层文化的外皮时时有失掉的危险”。〔1１〕现代文明中的野蛮元素当有人类学家去比对和扫除时，发现自居为文明人其实保存有很多遗存物，进而是种族与文化偏见。因而初创时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是与蛮夷之地联系在一起的。

    什么是田野？费孝通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１２〕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就不仅仅是地理坐标，而是超越时空座落；不再是一个地点（ｓｉｔｅ），而是一种方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这样田野研究就要摆脱功能主义的范式，自觉地把讨论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包容不同的社会力量，体现民间或地方模式与官方超地方模式的交错。在格尔兹看来，人类学者不能“现象主义”式地观察一个眨眼的动作，眨眼是值得深描的民族志对象。因而现代的田野研究正成为一种灵活的机遇性策略，通过关注来自不同社会政治场域的不同知识形式，以多种方式综合性地去了解不同地点、不同群体和不同环境，而不只是一条通向“另一种社会”的整体知识的捷径。〔１３〕而作为一位敏锐的田野研究者，只要存在与自己的不同，就是人类学工作的田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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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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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Ｍ］ ．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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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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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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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Ｍ］ ．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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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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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对扩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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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１９．

［１２］ 费孝通，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

［Ｍ］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

［１３］ 古塔，弗格森著，骆建建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

界限和基础．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５；转自黄剑波．何处是田

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

［作者简介］ 朱敏，男，安徽六安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