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

——基于郑杭生“社会调查系列丛书”的分析

黄家亮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载于《学习与实践》2012（1）。

摘要：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已面临着严重的主体性危机——对内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大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对外处于边陲、附庸地位，无法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近年来的学术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要想走出“危机”，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必先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首先，要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提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破除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主体性危机；“顶天立地”；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在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必须尽快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这已成为中国学术界诸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和迫切愿望。然而，到底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确实一个现实难题。近年来，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系列社会调查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一、“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双重危机

社会科学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在深刻民族危机之际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全部“移植”自西方。有语言学家做过研究，目前流行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280个主干词（关键词）全部来自于日本，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欧美国家引进和翻译的。[i]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中国学人又以极大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直接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理论资源，以求启蒙国民和重振中华、保住中国的“球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者在新的思想解放浪潮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理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引进运动”。经过百余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西学东渐”，我们完成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专业体系、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等）和制度体系（学科建制、学术规范、评价体系等）的构建，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建立的过程是以“知识移植”为手段的，因此，在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加反思的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种种的话语。这使得在中国社会科学看似繁荣，却处于一种尴尬甚至荒谬的境地——在我们用以观察中国的理论，“中国”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这种“缺席”使中国社会科学陷入日益深重的主体性危机之中。

首先，在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更无法科学指引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对某一地方历史或现实经验的提炼中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有普适性的因素，但这种普适性是有限度的。这种“异域的经验” 可以用作考察中国实践的借鉴，但如果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甚至用其来矫正中国实践的逻辑，则要么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要么是南辕北辙、贻害无穷。这样，理论简化认识、指导实践的功能不仅没有达到，往往反而成了认识和实践的障碍。

另一方面，在世界学术格局之中处于绝对的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与中国日益增加的综合国力和“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大转型”时代极不相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知识生产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ii]大时代催生大理论、大理论引领大时代，从人类知识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巨变的时代总是思想活跃、大师辈出的时代。然而，我们有了伟大的实践，却没有产生相称的理论；巨变的时代为我们提出了众多的问题，我们却“失语”了。这是发人深省的。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既不在于学术体制内的腐败，也不在于政府对学术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即美国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iii]

二、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确立“理论自觉”意识，明白我们所使用的理论的来历、形成过程、前提预设及解释限度等[iv]，并立足于中国实践，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走“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道路[v]，“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vi]。而在当下来说，中国社会科学最迫切的使命就是要深入总结进行中的“中国经验”、科学解释“中国模式”，并为日益展开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独一无二的道路。这一发展道路一直面临着西方理论的质疑。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著名学者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这将是全世界统一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最后一战，发展模式斗争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下一个倒向西方模式的大国，已成不可避免的宿命[vii]。其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预测从未间断。然而，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实践，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证明了那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面前都失去了解释力，中国的实践似乎只能用“中国奇迹”、“中国之谜”进行述说。然而，到底如何诠释“中国奇迹”的内在机制，如何破解“中国之谜”的背后谜底，如何概括“中国经验”的深层内涵，以及如何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前景进行预测和引导，这些都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艰巨任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们不可推卸的使命；同时，这种历史性巨变及其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也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中国社会科学依然浸淫于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之中，随着西方的理论风向而翩翩起舞，并没有对时代巨变所提出的大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应。[viii]

近年来，中国社会又面临着新的“大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并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国家”和“文明古国”中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是全所未有的人类创举。很显然，中国的“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构和运作规律，用西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只能是事与愿违。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什么是社会管理，甚至什么是“社会”，如何在当下“场域”中开展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处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赢得学术话语权，必须从完成自己的当下使命开始，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又必须转变学术视野，立足现实、调查现实、提炼现实，从中国自身发展实践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近年来郑杭生先生带领其学术团队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洞察中国社会的实际运作逻辑，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郑杭生强调“对中国经验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伟大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ix]他认为“中国经验”是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他特别强调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下到地方、深入基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运行的奥妙。[x]根据“中国经验”的三个层次架构，他设计并实施了两个系列调查，分别对第三层次（即基层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层次（即地方城市发展经验）的“中国经验”进行系统调研，其成果是两套丛书，分别为 “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xi]。目前，第一套丛书已出版了郑州卷、广州深圳卷和杭州上城卷，第二套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卷、郑州卷和北京卷，广东南海卷也即将出版[xii]。所有这些著作，都建立在对各个地区进行深入经验调查和认真理论提炼的基础之上，是通过调查中国社会实践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赢得学术话语权的严肃学术努力。

三、“顶天立地”与学术话语权

所谓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即“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其中，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而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则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xiii]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学术话语权主要有两个面向：首先是实践面向，即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实践要有“发言权”，要有解释和引导的能力；其次是理论面向，即在世界学术格局中，要有“发言权”，要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能够为世界学术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积累做出自己应有的独特贡献。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对中国现实能够做出有力解释的中国理论，才有可能为世界学术做出独特贡献；也只走在世界学术前沿的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实践做出更透彻的解释。

而如何获得这种学术话语权呢？郑杭生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思路，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立足中国实践的最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的“顶天”；也只有“顶天”，才能更好的“立地”。[xiv]他近年来身体力行地开展的“系列社会调查” 和孜孜不倦地进行的理论提炼正是沿着“顶天��地”的思路进行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及其学术团队对于“中国经验”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也有了比较独到的解释，形成了一些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构和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做出了榜样。以下仅举几例，以兹说明。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建设，学界流行的观点是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通过对各地社会实践的大量考察，并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思考，他们认为这一流行观点是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无视中国传统的西方理论，用这种观点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建设，只会使其走向歧路。这背后涉及的根本理论问题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这种实际情势成为了“国家—社会”二分模型和“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模型的现实资源。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在诸多论者那里，一个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是完全能够自主、自治、能动的社会，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还是其他学者的“士绅社会”、“家国同构”等论述，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一个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的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xv]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是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实际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建设也搞得好。这一点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探索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杭州通过构建“社会复合主体”，促成了“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在结构上互动、功能上互补、机制上互联，不仅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大大的改善了民生，优化了社会治理体制。[xvi]因此，“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应该是“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中国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应该循着这一路径展开。

关于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我国社区建设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路径，任何西方的社区理论都难以解释和指导我国社区建设实践。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对广州、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的社区建设进行了系统调查，提炼出了我国社区建设中的一些独特命题：（1）社区建设特殊背景是，相对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社区发育来说，我们是在单位制解体后，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社区建设的逻辑与西方社区发展或社区发育的逻辑是不同的，这是研究中国社区的前提性认识；（2）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在价值观念开放多元的时代构建归属感强的意义共同体；（3）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是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以“党建”带动“社建”是我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路径，支部领导和居民自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4）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将公平正义落实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他们具有使社会生活合理化的能力，形成对社会生活的积极的解释、认可和接受，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和百姓认可两个维度上下功夫；（5）探索社区制度创新是社区良性发展的必然途径，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组织，既要防止其行政化和又要防止其边缘化，要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社区自治的社区治理体制；（6）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是社区发展的重点内容；（7）共建共享和谐社区是社区发展的根本目标，要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必须建立起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机制；（8）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自治不是不要政府和市场，而是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定三者的分工，特别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居民自治的关系——现在中国的自治还是一种党政主导、促进下的自治。这就是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正如郑杭生先生在面对美国学者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你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中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就是这样的。[xvii]”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经典主题，通常认为传统代表着过去和落后，现代代表着现在和先进，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由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过程，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在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探索中，就有大量的开发传统、服务现代、启动“过去”之中的柔性资源、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使文化融入生活”、“以文化提升生活”的鲜活范例。正是在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郑杭生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即“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所谓“现代的成长”，是指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所谓“现代的被发明”，是指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传统、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表明，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xviii]这种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新认识，不仅仅是解决了学术领域中一场亘日持久的争论，也对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向和福利社会的新认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北京、杭州和广东诸市，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郑州、武汉等城市，郑杭生及其调查团队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从初级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型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社会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对应的初级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体现为脱贫、小康；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体现为主要是强调经济的增长，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体现为政府错位、市场越位、社会缺位；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体现为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xix]这一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各种矛盾面前亟需转型，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际，也进行各式各样的探索，但总体趋向是明确的，那就是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城乡统筹等发展战略——这是一条迈向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让发展的成果为社会成员的民生改善和福利增加服务。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社会福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制度设计不妥，福利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其所解决的问题少。通过对北京市“大民政”实践的考察，郑杭生提出既要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弥补了补缺型社会福利的缺陷，又要认识到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征、是不可逆的，在“度”上一定要用战略眼光来谨慎决策，保证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特别要吸取“福利国家”的教训，避免了福利国家陷阱。因此，他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应该是一种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xx]

当然，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通过“系列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创新性认识远远不止以上几例。其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跳出西方理论话语的束缚，通过社会调查概括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从而赢得其学术话语权。

四、结语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已面临着内外“失语”的双重危机——对内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大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对外处于边陲、附庸地位，无法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郑杭生先生近年来所开展的系列社会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提炼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要想走出“危机”，必先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首先，要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提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破除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学术话语权。只要按照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中国社会科学才能逐渐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中心，从“失语”到把握学术话语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编号为：10CSH005；项目主持人：黄家亮。

【作者简介】黄家亮（1980-），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