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风笑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在探索和认识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世界的过程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人们的社会行为，考察由这种行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考察在这些行为和现象背后起作用的社会规律;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经验研究的结果去回答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各种疑问，为制定各种与社会发展、社会规划、社会控制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可以说，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社会世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验性社会研究及其成果的增加，与这种研究和成果密切相关的方法问题和方法偏差也在增加。每一个投身于具体经验研究的人，都会对这种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大量疑惑、困难和艰辛有所体会。现有社会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方法问题，比如在研究对象抽取上的各种偏误，在概念测量方面的简单化处置，在研究设计上的现实偏离，在资料分析上的逻辑矛盾、主观臆断和片面牵强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断送研究者的宏伟目标和满腔热情。因此，对社会研究，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的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是从事这种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要不断提高社会研究的质量，提高我们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的能力，提高研究结果与社会规律之间的相符程度，就需要不断反思和检讨我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不断学习和总结科学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程序规范。

　　作为探索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社会研究同样遵循着科学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特别地，各种社会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具体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印记，它们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当的距离。那么，在探索和发现社会世界的各种特征及规律的过程中，我们靠什么来获得客观的、准确的及符合现实的研究结果?我们又靠什么来保证这些研究结果在从具体走向抽象、从个别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中，不会被曲解、被神化、被夸大或被缩小?探讨并回答这一问题，是笔者解读英克尔斯著名的“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动机。

　　英克尔斯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与同事在1960年代进行的“现代人研究”(注：1962年至1964年，英克尔斯及其合作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了6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他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访问了6000人。每个国家访问的人数为1000。所调查的对象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在城市中从事传统职业的人等等。这些人代表了不同种族、阶层、宗教、地区、居住区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类别。这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主要依据。参见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1页。)成就斐然，成为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他们合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也广为人知，并获得过“哈德里·坎特里尔”学术奖。他们在这一研究中所编制的“现代性量表”，早已成为现代人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工具，被世界各国学者普遍使用。其研究所得出的“工厂是培养现代人的学校”的著名论断更是广为传播，影响巨大。然而，他们在获得这一重要结论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艰辛以及在证明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可以说，英克尔斯等人在“现代人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可能是相对简短的，但他们用来得出这一结论、特别是用来证明这一结论正确性的过程却是十分漫长的。

　　作为一项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具体社会研究，英克尔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值得特别关注。正如该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所说：“毫无疑问，本书的结论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9页。)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英克尔斯不仅专门花了几章的篇幅来讨论该研究所用的方法，同时，在对结果的分析中，几乎通篇都贯穿着对方法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专门的研究方法教科书的实例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讨论人的现代性的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探讨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现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作者的这种做法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研究设计：构筑通向研究目标的桥梁

　　经验的社会学研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在其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同样如此。其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发现工厂工作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对于那些以前生活经历主要局限于农业以及与传统乡村有关的事物的人产生的效果。(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特别是探索和回答工厂工作的经历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问题。

　　英克尔斯等人的基本理论是：人们是通过他们的特殊生活经历而变成现代人的。这一理论还特别强调人的工作经历对其成为现代人的作用。“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我们也认为，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6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即工厂经历、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学校教育使人具有现代性，使传统人变为现代人。

　　概括地说，他所要论证的命题如下图：

　　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许不是特别困难。然而，要用经验的事实和材料来验证这一理论假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理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的事物”，而研究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研究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变理想的为现实的，变理论的为实践的。

　　对于英克尔斯的研究目标来说，仅从逻辑上看，要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进行一项实验研究：选择两组相同的对象，其中一组进入工厂工作(实验组)，另一组不进入工厂工作(对照组)：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在实验组对象进入工厂之前和进入工厂之后，对他们进行两次测量，然后比较两个组在两次测量中所得到的结果。用测量和比较所得到的差异来说明工厂工作对人的现代化过程的影响。用图简略表示即是：

　　当然，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最好寻找设在农村地区的新建工厂，然后进入这些工厂所在的农村，调查和测量那些尚未进入工厂的人们。几年之后，研究者再一次来到这些农村，分别调查和测量那些第一次曾接受了研究、并在工厂中已工作了几年的人们，以及那些第一次接受了研究、但现在仍然在农村从事非工业生产的人们。通过比较两部分人在前后两次调查和测量中所得结果，便可知道工厂工作的经历对于人们的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状况。“如果在第一次测验和第二次测验之间，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正是工厂的经历使他们如此。当然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仍然继续从事更传统的工作的人们在两次测验之间没有变得更加现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坚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

　　然而，英克尔斯在研究中并没有采用上述具有纵贯特征的实验方式，而是采用了具有横切特征的调查方式。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单纯的自然实验可能很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没有为我们的研究设计提供一个实际的基础。”(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即这种实验的方式只是一种“理想的”而非“现实的”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实施上述研究的现实条件很难达到，在操作上有许多客观的障碍，比如工厂的性质、数量，研究者几年后再次重返原调查地点进行第二次测量所需要的人力、经费等等，都使得这一理论上十分完美、十分合适的研究设计在实践中却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这就是社会研究者经常遇到的现实。在这种现实面前，英克尔斯开始设计达到研究目标的其他途径。

　　首先，他试图通过不同的对象组别来替代不同时间点的测量。即通过比较两类人，“他们在所有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类比另一类“有更多的工厂经历”。这种设计用图来表示即是：

　　由于两部分人在其他所有的特征——性别、年龄、教育、宗教、文化等等——上都是相似的，只有工作经历的不同。因此，他们在测量的结果上所存在的任何差别都只能归因于工厂工作的经历。“我们没有对同一个人在进入工厂之前和在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比较，相反，我们是比较两个人，他们在其他的特征方面大致是相似的，只是其中一位比另一位有更多的工厂经历。”(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那些观察到的差异是因为工厂工作的影响而产生，而不是因为在招募农民为工业劳动力时已经根据他们的心理特征而使他们有所差异呢?”(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47、48、49页。)这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排除“心理素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离开农村进入工业”的观点对结论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挑战，英克尔斯设置了两条保卫线：一是抽取了一个由刚刚进入工厂的农民所组成的样本，其作用是用来与那些身处农村的农民进行比较：如果二者在现代性上没有差别，那���，“心理因素决定论”就难以成立;二是即使新工人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工人与有一定工厂经历的有经验的工人的现代性来说明工厂经历的作用。

　　尽管这三组对象的抽取及其相互之间的比较似乎已经满足了回答研究问题的需要，但是，英克尔斯丝毫没有放松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警惕性。在现实社会中，工厂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进入工厂成为工人的同时，人们也成为了城市人。因此，一个明显的疑问是：城市生活是否同样具有使人们现代化的作用呢?如果是，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是工厂而不是城市是现代化的学校呢?

　　这对研究者的目标又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英克尔斯又抽取了第四个样本——城市中的非工业工人。这些人具有与工厂工人同样的城市生活背景，却缺乏工厂经历。这样，当比较发现工厂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而城市非工业工人却并不如此，那么就可以认为，正是工厂工作而不是单独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得个人向更加现代的方面转变。实际上，这第四个群体所起到的是一种控制变量的作用——控制城市生活对研究假设的影响。

　　类似这种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设计，在正确的逻辑推理的引导下贯穿于整个“现代人研究”的始终。比如，要确立工厂工作经历的作用，除了要排除城市经历的影响外，还必须排除与现代性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英克尔斯为此又采取了配对、部分相关分析等多种方法来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与上述研究设计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中的样本问题。对于定量研究来说，人们往往比较关注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以及与这种代表性相联系的研究结果的概括性。我们注意到，英克尔斯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去寻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而是去“寻找非常适合于目标的配额样本”。(注：英克尔斯等：《传统人到现代人》，第63页。)是不是这样做就不科学了呢?这里应该对有关抽样问题的某种认识偏误略做解释。不同的抽样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对于描述总体结构状况和变量分布状况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我们从样本中所得到的各种结果在总体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程度。而对于检验理论、考察关系、解释原因的研究来说，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就退居到相对不太重要的位置，此时重要的则是样本的构成与研究的目标、与研究的假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换句话说，以检验理论、解释原因为目标的研究通常不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去描述总体的分布，而是直接针对所要检验的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当然，如果同时还希望描述总体，或者希望所研究的关系在总体中也存在、所验证的假设在总体中也成立，自然也需要对总体有代表性的样本。

　　方法为目的服务，从现实出发设计和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方法，这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它告诉我们：无论是实验方法还是调查方法;无论是随机抽样还是非随机抽样，衡量和决定取舍的标准并不完全是这些方法自身的优劣，而是它们与研究目标之间的适合性，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适合性。有了这种适合性，我们才能使研究从理想的变成为现实的，从理论的变成为实践的。

　　二、概念测量：将思想的工具变为研究的工具

　　作为一种对社会世界的经验探索，社会研究会遇到比其他科学更多的障碍和关卡。其中最经常发生的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在实践上进行和完成理论上所需要的、所表示出的各种过程和操作。这是因为，研究者在理论上所使用的主要是思想的工具，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被称作理论大厦砖石的“概念”。而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所能够处理的，则必须是可以测量、易于操作的具体现象和行为。从理论的天空到经验的大地，概念的测量或概念的操作化过程就成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关键一环。笔者曾将这种变抽象概念为具体事物的操作化过程称作是经验研究的“瓶颈”(注：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之所以称之为瓶颈，是想说明其困难性及重要性。在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中，这一“瓶颈”就是对“现代人”概念或者说是对“人的现代性”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

　　“人的现代性”是英克尔斯这一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同时，它也是其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的概念基础。英克尔斯指出，要探讨和回答是什么社会力量促使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以及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如何这样的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哪种人是现代人，以及凭什么标志来判断他们是现代人。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智素质，或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现代性”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内容极为复杂的概念。正如英克尔斯所说，人的现代性，“是很多素质的综合体或复杂结合物，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表现出来。”(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1页。)因此，像众多社会研究者经常面临的问题一样，英克尔斯等人也面临着如何将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所感兴趣的、且存在于学者们头脑中的、抽象的学术概念，转化成为那些“非常单纯的”、受过很少教育、甚至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十分具体的现象和经常接触的事物的问题。为了能够有效地从经验的层次上收集资料，回答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必须将思想的工具转变成为研究的工具。因而，英克尔斯开始了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测量指标的漫长跋涉。

　　首先，是确定概念的维度(dimention)。研究者从三种基本的、但却不同的角度(即分析的角度、主题的角度、行为的角度)出发，对个人现代性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这些角度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确在测量主题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2页。)研究者最终挑选出24个要素构成概念定义的明确的维度。这些维度成为其最终用来测量人们现代性的量表的24个大的主题。

　　接着，研究者详细分析了他们提出的这24个维度或主题的理由。同时列举了用来测量这一主题的具体指标。比如，对作为人的现代性定义第一要素的“乐于接受新经验”这一主题，作者认为，“传统人不太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感觉和新的行动方式”，而作为现代人基本特征的“乐于接受新经验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来”。比如“愿意服用新药物或接受新的卫生方法，使用新种子或一种不同的肥料，愿意结识新的不同类型的人，或者转向一种不熟悉的消息来源”等等。(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5页。)

　　第三步，研究者又朝着编制在研究中实际运用的具体的、现代性量表的目标努力。现代性量表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主要工具，作者花了整整3章的篇幅讨论这一量表的建构过程、方法、具体内容及其质量。从理论派生出的核心态度量表OM-1，到一种扩大的态度量表OM-2，又从最大的综合现代性量表OM-3，直到“净化的”量表OM-500和“平衡的”量表OM-519，作者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建构过程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认真说明对量表的每一种改进或对主题的每一种取舍的理由。这样，当研究者带着读者走完了他们为测量人的现代性、为编制最终量表而走过的全部路程，来到他们关于“我们很成功地编制了一组测量一般个人现代性的量表。它们使我们很方便地根据这一量表以0到100分数表示每一个人的现代性。这些量表考虑到一个人的态度、价值和行为，包括了我们和其他人的理论所确认的与现代人定义有关的全部问题、论题和主题”(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31页。)的结论之外时，读者也成了研究者，他们与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这正是研究者所期望的。

　　有了对概念的操作化指标和精心编制的现代性量表，并没有穷尽概念测量过程中的全部问题。因为社会研究中的测量总是发生在社会中的具体个人身上。他们尤其要保证根据现代性量表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及组成问卷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在6个不同的国家，以及在6个甚或更多的附加的文化亚群体中，都具有同等意义。

　　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面临一系列挑战。“我们的问题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当我们从这种文化移到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环境移到另一种语言环境时，这就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翻译问题。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保证当我们走遍这6个国家时向那些人们说着同样的事情呢?”(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78页。)研究者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办法来迎接这些挑战：1.“把我们的问题限于我们认为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均有意义的情境与关系上”。2.与当地工作人员长期讨论，以使得双方“对于基本观念及其在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有这种共同的理解”。3.“让不同的第三方把这些问卷重新翻译成英文”，“它不仅有助于找出简单的误译，指明那些不能用当地语言加以准确表达的概念，而且还有助于显示出当地工作人员在哪些情形下未能清楚地理解英文中的原始概念或者不正确地解释了问题背后的目的。”(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80-81页。)

　　除了解释和说明上述问题，英克尔斯还进一步对现代性量表的质量进行了衡量和评价。首先是对量表区分度的衡量。如果一份量表对各种各样的人进行测量时，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具有很好的区分度。现代性量表的区分度如何呢?“在一个从0到100的最大范围的限制之内，我们样本中的人们得到的一个分数是从低的6分到高的91分。”(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79页。)这一结果说明，现代性量表的区分度很高。它是一个很灵敏的测量工具，在衡量和判别不同个人的现代性方面，它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与此同时，英克尔斯又对量表的效度进行了检验。由于“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地被普遍接受的外部标准可供我们用于证明一个人是否现代”，因而常用的证实量表有效性的“效标效度”方法在这里无法采用。研究者只能求助于更为复杂的“建构效度”方法。而采用这种方法时，由于它所借助的理论正是研究者试图证明的理论，因而研究者就冒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我们发现具有现代化经历较多的人未能在综合现代性量表上得到较高的分数，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0页。)要么理论是正确的，量表是无效的;要么量表是有效的，而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这些综合现代性量表的分数指明，哪些具有现代化经历的人们较具现代性，我们就会取得双重的胜利。”(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1页。)通过在6个国家的实际测量和比较，研究者最终能够理直气壮地写道：“在所有6个国家中，都存在有力的证据，证明综合现代性量表有效地确证，我们根据其客观的社会特征预期是现代的人，实际上的确也是现代人。”(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183页。)

　　为了将思想的工具转变为研究的工具，英克尔斯历尽艰辛，在著作中花费整整3章，用长达80多页篇幅去描述。所花功夫之深，态度之认真，描述之详细，均体现出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其实，“兵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社会研究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英克尔斯把“人的现代性”最终变成为一份在6个国家都通用、同时又十分有效地将不同个人的现代性程度用0到100分表示出来时，他探索研究目标的工作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三、数据分析：替别人向自己提问

　　在定量的社会研究中，研究结论的得出以及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数据分析的质量。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数据和分析上，并且在陈述和论证自己的结果和结论时，也常常是直接地将分析的步骤、过程、结果一一展示出来，以此来向读者报告并征服读者。但在解读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研究”时，笔者发现，研究者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过程中，却经常采用一种独特的、以“自己向自己提问”、“替别人向自己的研究结果质疑”为特征的方式。

　　比如，通过经验考察媒介接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已经从数据分析中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把迄今为止已经看到的证据加以考虑之后，我们做出结论：作为个人现代化的指标，大众传播媒介与学校和工厂一起站在前列。”但研究者马上又从他人的角度向自己指出了存在偏误的可能性：“然而，这一结论会受到挑战。理由是：观察到的零阶系数可能是传播媒介与其他变量(例如教育、居住在城市以及职业)之间关系的一种人为结果。……看起来是由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很可能是由这些相关的变量产生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一可能性进行验证和排除，前面结论的确实性和可靠性都将不复存在。正是这个从他人角度提出的疑问，将研究资料的分析引向更加深入的过程。研究者又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在进一步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了媒介接触与个人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结果，部分相关分析再次表明：在使人们更加现代的问题上，大众传播是一年重要而且独立的因素。而配对程序检验的结果则又一次确认：“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18-220页。)看到这里，我们还能对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吗?

　　同样，在得出工人与农民之间在现代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后，英克尔斯并没有立即宣称他们的理论获得了证明。而是自找麻烦似地提出了新的质疑和挑战。“虽然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宣称这已经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明，说工厂工作是使人现代化的，直至我们能够应付三项挑战。”这三项挑战是：1.或许这些农村出身的工人之所以比现在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现代，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工厂里习得了现代性，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本来就比那些农民现代，所以他们才选择进了工厂。2.之所以工厂的工人比农民更加现代，是因为那些传统的人先后离开了工厂，使得留下来的人都是那些具有很强现代性的。3.工人比农民现代，并不是工厂经历的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比农民更多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或是更多地参与城市生活等其他因素所致。(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42页。)

　　十分明显，如果研究者不进一步对这三项挑战给出令人满意的及合情合理的答复，他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就会马上失去意义。也正是他自己所提出的这三项挑战，迫使他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资料和数据的分析。

　　首先是挑战一，也称作差异性选择的观点，研究者从三个方面给予了回击：一是通过配对的方法，控制了教育程度、年龄、宗教等这样一些对人们选择进入工厂有影响的早期社会化变量。或者说消除掉这些变量的影响后，再来比较他们的现代性得分;二是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进行专门分析，结果也不能证实自我选择现象起较大的作用;三是通过对进厂工作后现代性是否年复一年地增加来直接验证工厂经历的效果。统计分析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人们进入工厂工作之后年复一年地习得现代性，这似乎是显然的。”(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44页。)同时，研究者还通过分析在农村工作的农民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增长而现代性也提高的事实，来进一步说明工厂工作时间越长的人现代性特征越强这一事实并不是年龄增长和逐渐成熟的结果。

　　其次是挑战二，也称作差异性保留的观点，研究者从工人与工厂经理两个方面给予了回应。从工人方面来看，调查发现，如果一个人自愿离开工厂，那么他通常是有高超技能并雄心勃勃的，愿意冒险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人，这种人更有可能是比较现代的人，而非传统的人。从工厂经理方面来看，如果经理不断进行这种差异性淘汰，那么必定会在不同工龄的人中进行。然而，调查结果发现，筛选一般发生在新人被雇佣后的前几个星期，工人工作一年后就不会因为进一步的筛选而遭淘汰。同时，被解雇的人通常会受雇于另一个工厂。如果是现代性低的人被淘汰，那么那些在几个工厂中工作过的人应该在现代性量表上的得分比较低。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的现代性得分相对更高一些。

　　对于挑战三，研究者采取了控制变量的方法，同时控制了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后，工厂经历与综合现代性之间的相关性在0.001以上的水平上仍然是显著的。另外，为了排除城市生活的影响，研究者选择了7组“居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他们有工厂经历而没有城市生活经历。“如果城市生活能够解释大部分以前所观察到的工人的现代性，那么居住在城市的工人应该比居住在乡村的工人更加现代。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孟加拉，测验的结果都不是如此。住在乡村里的工厂工人和同一工厂中住在城市里的工人是同样现代的。”正是经过了对上述三种挑战的有理有据的回应，研究者才明确地宣称：“工厂是一个有效的现代性学校。”“我们可以断定已经证明工业工作本身是促使人现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注：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第250-253页。)

　　在已经得到的结论后面，又展开如此详细和复杂的分析过程。这是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站在读者和他人立场上、自己对自己的质疑方式，使读者跟随着研究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走向令人信服的结论。而那种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地回避或忽视对结论构成挑战的各种细节和疑问的做法，往往会受到读者的更多质疑。

　　四、结果陈述：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什么

　　经验研究科学性的要求之一是在研究报告中详细地、如实地介绍和陈述研究者在探索研究目标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包括所遭遇的困难、障碍和挑战。这是读者接受研究结论的前提和基础。英克尔斯在“现代人研究”中，一方面详细探讨了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问题：从概念的定义、测量，到调查国家的确定;从调查样本的选择，到同被调查工厂的经理和工会领导人的接触;从访谈过程的质量控制，到确保同一份问卷在不同文化中具有同一含义时面临的翻译问题等等。正是这种看起来似乎有些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