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巴比谈社会调查的职业伦理

郑诗亮  周沐君

来源：东方早报

　　在许多人眼里，社会调查和统计学都是让人望而却步、高深莫测的东西。而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巴比（Earl Babbie）先生，却有着化陌生为亲切，变崎岖为坦途的神奇本领。他的著作《社会研究方法》不仅是美国大学的通用社会学教材，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社会学系所采用，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之作。

　　今年暑期，巴比先生来复旦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借此机会，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通过倾听这位善为门外汉说法的学者风趣生动的言语，大家不难增进对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的了解。而在这个第十次人口普查即将进行的当口，这份访谈，也具有了别一种意义。

　　在中国，一般大众往往对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持一种怀疑态度，比如失业率，很多人质疑它是否可靠；完全不相信这些数据的，也不乏其人。

　　艾尔•巴比：我写了好几本教科书，都是讲如何进行社会研究的，这也是我来复旦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但涉及中国统计数据的具体事情，老实说，我很难就此发表什么观点。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们关心大众对待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中国怎么想的，我不太清楚。但中美两国在社会调查领域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强调社会调查的科学依据，都倾向于认为调查的目的在于寻找 “正确”的答案，数据往往都会跟官方关联起来，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性意见。但是我们也知道，政治体制的决策往往并不由这些建议来决定，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其他的东西，比如主流意识形态，比如权力博弈。我想中国多少也是这种状况，政府并不总是按照专家的建议去做。

　　至于大众，他们可能对社会调查的一些技术性细节了解不够，而且倾向于相信他们本来就深信不疑的东西，而对他们本来就怀疑的东西嗤之以鼻。你们刚刚问到失业率的问题。事实上，有些问题相当复杂，细究起来，给出确凿无疑的答案并不容易，失业率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加以定义，那么“失业率”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在美国，如果一个富翁闲在家里无所事事，我们不会说他失业。如果一个比较传统的妇女待在家中操持家务，而不去工作，我们也不会说她失业。还在读书的大学生，或是不到学龄的小孩，我们都不会说他失业。美国关于就业的传统认识是，你要么有工作，要么在找工作。而说到找工作，时间范围是最近两周。所以调查人员会这样问：最近两周内，你在找工作吗？如果在找，又没有找到，就被算作失业。你可以像这样去试着精确定义，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无论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最后放弃了，胡乱做一些能养活自己的事情凑合着过，按照常识，他们应该算是“失业”。但是调查人员问他们有没有找工作，他们的回答常常是没在找，而又还能过下去，所以就不算“失业”。又比如说，某个男人赋闲在家，一直操持家务的妻子为了维持家庭，决定去找工作，这一下就多了两个“失业”的人。所以调查本身是很复杂的，就算是经验很丰富的专业人员，想把调查做好也不那么容易。但对大众而言，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充分了解调查中这么多复杂的地方。至于政府的决策，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他们理解你的工作也好不理解也罢，制定政策常常另有原因，并不一定依据社会调查得来的数据。

　　我这次来，很想了解一些这里的社会调查研究的情况，以便更新我的课本。我的课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我一直尽量多增添一些美国之外的地区的例子。部分是因为，现在社会调查是全球性的学术议题，而我个人也希望美国学生多了解一些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曾有教授做调查，“你对世界了解多少”，美国的高中生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美国在哪里的大有人在，比例简直高得骇人。所以我愿意让我的学生多去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有一点困难，就是我不会说中文，现在只会最简单的，比如说“谢谢”，但怎么向人告别，我就记不住。

您长期关注这个领域，能谈谈现在的社会调查与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艾尔•巴比：现在科技进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它改变了调查的形式。电话、手机等新设备不断地涌现，现在很多设备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美国，手机的出现的确对调查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我们做社会调查有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随机抽取电话号码确定样本。翻翻电话簿，然后就可以开展调查了，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手机出现了。手机不管是接还是打都要花钱，所以政府就规定，做调查的、搞推销的，都不许打人家手机，因为这会害得他们花冤枉钱。当然，现在这个情况有所改变，但麻烦之处在于，一个人可能同时又有座机，又有手机，他有很大的可能在随机抽样时被重复选中。所以在美国调查人员常常干脆忽略手机用户。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忽略了相对来说年龄上比较小的群体——他们是手机的主要用户；也容易忽略一些爱用手机的少数族群，比如西班牙裔族群。现在似乎每个学术会议或者学术圈内部都会讨论如何处理手机为调查带来的问题。但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用手机的人可能有百分之八十那么多。调查人员所处的环境，跟美国也就不一样。其他的调查技术也有了新的进展，比如，网络在线调查，电子邮件调查。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像中国和美国一样，有着广泛的网络用户，所以，如何应用新技术来有效地通过样本客观地反映整体，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恢复。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系要做的，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其中尤其要学习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方法，往往是定量研究，用数字说话。但定量方法在美国行之有效，换到中国这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却未必如此。在不同的地区和环境下，社会学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正如学者Burawoy所说，存在“大众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之别。当我们谈到美国社会学的时候，常常指的是“专业社会学”。而现在，中国社会学未来的走向并不很清楚。

　　艾尔•巴比：没错。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仅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就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的高度分化要求更有弹性、更精细的研究。我个人对你提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学系的事情有特别的兴趣，因为197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被赋予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主席。他那时出访美国，想借此机会和海外的学者重建联系，并且借鉴一些经验。最后一站是夏威夷大学，也就是我所任教的学校。我很荣幸地跟他会面，然后交流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为我们系的教师做了讲演，大家谈得很愉快。他临走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的社会学导论教什么？我把自己写的课本拿给他看，他非常的高兴，把书带回了中国。之后我听说，重建中国社会学时期最早的讲习班用到了这些课本，我觉得很骄傲。

　　至于“专业社会学”和“大众社会学”的区别，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它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在美国，“大众社会学”有很多种说法，有时叫“应用社会学”，在有些情境下，被称作“参与行动研究”。有趣的是，有些主张非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的学者认为，研究者比他们的研究对象要来得高明。我第一次读到这种观点的时候，心想，天哪，说的太对了，我们要去好好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要试着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然而，我们是不太情愿承认为别人代劳是存在弊端的，就像美国常常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很乐意也急于去拯救非洲遭受饥荒的人民，但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仅仅是缺乏相应的资源罢了。而“参与行动研究”主张研究者融入研究对象之中，尝试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出发思考问题，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比研究对象来得多么高明，只是平等与研究对象相处，一起搜集数据，一起完成调查问卷，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众多的社会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致力于政府研究，尽可能精确地搜集数据，追求对政府工作有所改进。而另外一些人则参与到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中，他���有比较充分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研究，然后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发掘事实真相。他们可以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作为政策性建议，也可以在媒体发表，吸引更多普通人的关注。我想中国也应该存在许多不同的研究趋向。

　　顺带一提，在美国，人们听到社会学（Sociology），第一反应常常是，你在说社会主义吗（Socialism）？这个在中国应该不成为问题吧。

　　中国当下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中，并没有相应的规范来约束一个学术研究者如何去做研究。据说，有一位做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告诉工人和抗议的群众应该如何应对政府，然后他把这些记录下来作为材料，写成论文发表了。

　　艾尔•巴比：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说，人们为什么不相信社会调查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设想一下，一个研究者突然跑来对你说，你觉得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吗？你觉得政府腐败吗？你会怎么想？这些询问都很傻，而且会让被访者警惕。被询问的人觉得安全与否是很重要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有什么安全感可言，特别是如果这种询问还是来自官方的调查人员的话。如果是高校研究机构的调查，可能会让被访者感觉更安全。

　　我想，我们需要进一步关心的，是职业伦理的建设问题。在美国，几乎每个学术职业组织都有一套相应的伦理规范。比如说，研究者搜集得来的一切信息，都是高度保密的，不能泄露给除开研究者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我知道有学者因此担上蹲监狱的风险。警察要求他交出调查笔记，以便查证犯罪嫌疑人，这个学者拒绝了。他说，我向我的研究对象保证过，他们的个人信息一概不向外界透露。后来，ASA（American Sociology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还专门聘请律师援助他。此外，还有许多基本规范，像不要歪曲伪造数据，不要欺骗误导受访者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尽可能地做到诚实无欺。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为学术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遵守。而我们的职业伦理手册页数很多、很厚，主要内容就是指导你如何在学术研究中做到符合职业伦理。中国社会学学会有没有类似的制度、惯例？我不是很清楚。

　　似乎是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缺乏美国学术界中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伦理审查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监督研究者。

　　艾尔•巴比：这样说来，可能这种机构的确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和惩罚机制。在美国是这样。如此一来，研究人员面对外界压力时，就能够借此为自己辩解：我是在做研究，我有权利这样行事，如果我不这样做，违背了职业伦理，那么我就会被逐出ASA，我的文章找不到学术期刊发表，没有学术会议愿意让我参加，从此在学术圈内我就再也升迁无望了。这种机制的存在，非常的重要。

　　您刚才提到，美国受访者接受调查时，研究人员的背景如果是高校而不是政府官方，受访者会更有安全感。但中国受访者似乎对谁都信不过，除非是居委会出面，他们才敢接受调查。在美国，研究者常常会长期追踪一个受访者，有的时候甚至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为什么美国的普通人这么愿意跟研究人员合作？

　　艾尔•巴比：这可能牵涉到一个社会调查中关键的伦理问题，我愿意谈一些个人的体会。中国人之所以对陌生人持警惕态度，对居委会放心，是因为他们确信这样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而对美国的社会研究人员而言，“自觉参与”和“对参与者无害”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遵循起来常常有难度，却必须这样做。这些原则要求研究人员告诉受访者研究的性质和可能的危险，受访者参加与否完全出于自愿，而且绝不能因为研究受到伤害。我自己通过电话调查的时候，如果受访者对我的请求回答“是”，那么就意味着他同意了“自觉参与”原则，那么接下来我所要做的，是在完成研究的同时，保证不要让他尴尬，或者危及他的工作和生活等。这两条原则现在已经越来越正式化，并在美国社会广泛形成“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共识。　　

　　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常常会因为误用、滥用和不恰当地解释统计数据遭到指责和嘲笑。在美国也是这样吗？

　　艾尔•巴比：如果我说“不是”，你会不会很惊讶？呵呵，开个玩笑。他们也经常这样，应该说是非常频繁地这样做。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常常会发现，同一个地方，A说失业率上升了，而B说失业率下降了。你会想，这怎么可能？但其实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如何对概念进行定义，采用何种分析方法去解释数据。关于这类事情，有个做法叫“有西瓜不讲芝麻”（原文为Cherry Picking，意指尽挑好的说，故意略去坏的方面不看）。数据的这一部分看上去挺光鲜漂亮的，好，把它拿去发表，其他的就舍去不要了。人们，特别是政客，常常玩的就是这种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