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理论研究》

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近年来先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史学界及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实际是对一二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经典理论思想的反思，其意义实际上超出了讨论中涉及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具体问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政治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有西方国家盛行的经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两个流派的共同社会基础是欧洲，尤其英国的历史经验。当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历史越来越为人所知时，疑问的发生是不足为怪的。冷战的结束也为两大流派侵害天下的局面打上句点。如果说某个学者对经典理论思想的反思或许具有偶然性，那么这种反思给理论界带来的冲击，却烙上了时代的标记。尽管现在要对这场讨论。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之际出现理论上的争鸣和突破，这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中国史研究领域，作为欧美历史经验圈之外的最富个性和最具完整性和最具完整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领域，应当对此作出贡献。本文只大略地介绍一下关于过密化理论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并把重点放在美国的学术理论界，希望会引起国内同行的兴趣。

　　（一）关于“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正如黄的著作指出的那样，他并非提出“过密化”概念之第一人。在吉尔茨（Clifford Geertz）1936年的著作《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中，已明确使用了“过密化”概念，吉尔茨考察了印尼的水稻经济，指出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过密化现象的发现是过密化理论提出的重要前提，但仅是过密化要领并不能构成过密化理论的基础。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

　　其实，虽然黄说明了他的过密化理论与吉尔茨的异同之处，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没有直截了当地归纳出过密化理论的各个要点。如果把他的有关论著放到一起，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的过密化理论理出这么一些头绪：

　　（一）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通过生产技术改进，或劳动组织形式变革而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的生产增长途径，即过密型增长的途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产产出的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来实现。两种生产增长途径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过密型增长所伴随的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因此，过密型增长可以称作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二）过密型增长不仅可以存在于以家庭劳动力为生产基础，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典型恰雅诺夫模式下的封闭型经济，更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国际市场化及集体化的条件下延续和深化。

　　（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譬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过密化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过密化不会带来社会经济的质的飞跃，也不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把这三点完整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黄所倡导的过密化理论。吉尔茨的论述只是部分论证了第一点，而第二点则是黄的贡献。但如果没有第三点，不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看主要倾向和主导力量，也会发生以偏概全，使过密化理论失去完整性。

　　过密化理论的提出有个过程，既不是从天下掉下来，也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就黄本人来说，也长期受到过经典理论模式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他所称的“规范认识”的局限。即使在他关于华北的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力图综合各家学说之长，建立一种平衡的模式。他提到了过密化（内卷）问题，甚至列为第二编的标题，但并未真正深入分析，而把过密化作为小农家庭化生产中的一种现象。他在著作中与过密化并列使用（如果不说是更多使用的话）的概念是商品化、社会分化之类的大家所熟识的语言。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讲到过的科学革命到来之前的情景，力图用既有理论来解释，力图去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当黄的研究转到长江三角洲时，他原有的努力失效了，为什么高度的商品化没有带来相应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连接，非但没有，反而强化了农村家庭经济？为什么城市的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这些问题很难再用剪贴各种模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出在哪个理论或模式，问题出在各种理论模式共有的前提，即不言而喻的规范认识。规范认识回答不了实证究提出的问题了，“危机”发生了，过密化理论正是在规范认识危机中产生的尝试。它的出现是对既有规范认识的挑战，也就成了对传统理论模式的挑战，它在美中两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成了意料中事。

　　美国史学界权威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d）在生前最后一本专著《新编中国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接纳了黄宗智的过密化的基本观点。费的著作的第八章标题就采用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矛盾》(The Paradox of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这一典型的过密化理论的提法。尽管费与黄并不属于同一学派，但黄的创见至少也使费感到无法忽视。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1993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千里”的介绍黄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文章。姚锡棠、马敏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评价此书的文章，接着，《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黄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黄的论文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使讨论进一步展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也组织了讨论，并在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了会议的讨论内容。

　　（二）关于“过密化理论”的歧点

　　“过密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新模式出现，自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过密化理论针对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理论模式，而是它们的共同的前提，即规范认识，过密化理论难免要遭到几乎一切理论模式的反击。由于这场争论是方兴未艾，我们只能从几个方面作初步的分析和介绍。

　　首先，中国近代的商品化过程是与过密化相结合，还是与近代化发展相连接？

　　美国亚洲学会主办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1991年8月号上登载了迈尔斯（Ramon Myers）和黄宗智的一组争鸣文章，揭开了关于过密化理论的争论序幕。

　　迈尔斯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场急诊中首先肯定了一批新古典学派学者的论著，其中包括布兰特（Loren Brandt）罗斯基（Thoas G.Rawski）和科大卫(David Faure)。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扩大、引伸和运用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领域。他们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希望。从商品化到资本主义化，中国的发展道路无异于西方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化所受到的挫折，是因为商品化发展不充分而起。若不是战争和革命阻碍了中国的商品化发展，中国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列。因此，这些研究大量集中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迈尔斯以这些新古典派的论著驳斥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了近人市场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发展。

　　迈尔斯的争辩受到了黄的即时反击。黄指出迈尔斯的要害在根本不懂什么叫过密化，把黄所反对的东西强加给黄。黄认为商品化不一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而迈尔斯硬说黄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是因为商品化不足。黄再三强调增长与发展的区别，而迈尔斯误把两者混淆。迈尔斯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著来证明中国近代农村的发展，他的依据是所谓人均年产出的增长。且不论这些所谓的年增长数字是否可靠，迈尔斯忘了黄的理论的着眼点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尽管年产出可能会有所增长。

　　从客观角度讲，迈尔斯的争辩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他既没有在学术上提出可信的论据，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剖析对方的论述，而是企图把一场学术讨论转变为头脑简单的政治论争，指责黄的理论是为社会主义作说词，用意识形态的说教取代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是不可取的。然而，他的不同意见毕竟揭开了这场学术争论的序幕。

　　过密化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引起震动之大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1992年4月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当时的学会主席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把主席演讲的重点放到了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上，费维凯先对他称之的中国近代经济研究中的“乐观广义者”（即迈尔斯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一番批评，然后把重点转到批评黄为代表的所谓的“悲观主义者”。费维凯认为，长江三角洲在20世纪中叶以前无疑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如同斯密（Adam Smith）所描述的那种发展。尽管在时间、地点和程度上还有待论证，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提高是无疑的。然而，费维凯拒绝使用黄的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改用“延伸性”增长和“深入性”增长的概念。据他分析，前工业化的经济一般只见于延伸性的增长，深入性的增长是随近代工业化而来的。这一提法部分与黄的增长和发展的概念类似，但失去了黄强调的单纯总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本质区别，更没有黄所突出的悖论的概念了。费维凯的评论有其价值所在，譬如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但他说的人均产出不分年产出还是日产出，而两者在黄的过密化理论中有重大区别，黄并不否认人均年产出的增长。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传到中国学术界之后，也很快引起反响。一些中国学者对过密化的提法不满，他们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经历了尽管缓慢、却是确实的近代化发展，而商品化是其催化剂。李伯重通过对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或单位工作日报酬也相应有所提高，因此他不同意过密化的提法。由于本文发稿时尚未见到李的有关著作出版所以有待日后再作补叙了。

　　其次，过密化理论是否是独立于欧美历史经验的新模式？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过密化现象毕竟难以视而不见，因而关于过密化的讨论又出现了新的歧点。黄的研究强调了对基于欧美历史经验的规范认识的突破，企图以过密化理论来归纳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特点。然而，反对的意见则否认过密化理论的独特性。在其看来，过密化现象是历史过程的普遍现象，而以往的对欧美及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早就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过密化理论并非新鲜的东西。

　　王国宾（R.Bin Wang）在《亚洲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发表《中国经济历史和发展：对迈尔斯与黄争论的评注》（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Development:A Note on the Myers-Huang Exchange）一文，重在批评黄的过这密化理论的创新意义。他说黄的关于商品化不一定与近代发展相联接的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新鲜。他列举了艾尔温(Mark Elvin)等学者的论著，指出这些学者早就看到了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性。他说，黄用中国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区别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营推动的商品化，并不令人信服，因为英国的经验并非像黄所想象的那样明显。王引用了勒凡（David Levine）的研究，显示随着贸易扩展和人口增长，近人早期英国商品化并非那么容易区分。

　　如果我们单纯地讨论佧别的过密化现象，王国宾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过密化现象的存在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不仅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就说今天的美国吧，从总统、参议员到州长大谈的移民问题造成经济的失业问题不也是人口压力吗？面对经济衰退，具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后退而求其次，寻求报酬低的非熟练工作，不也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吗？能说没有过密化现象吗？如果把过密化现象与过密化理论混为一谈，只能把我们自己弄糊涂了。

　　如前所述，过密化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过密化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如果这一切发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世界上也就没有这两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过密化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指出过密化现象的存在。不在于发明过���化的名词，而在于看到其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和作用。

　　其实，前述费维凯论点的关键之处也在于否定中国与西欧的不同。费维凯没有讨论中国与英国经验的区别，从而造成这样的印象--两者的不同仅在工业化的时间先后。他引用吴承明的估计，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已广泛形成，农民在交易中计算自己买卖的得失，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去区分何者为了“使用价值”（或家庭消费）何者为了“交换价值”（盈利）是没有意义的。费维凯对农民的市场观念的估计过于理发化，很难想象一个急于卖掉产品来供家用和交租的农户，能与一个有能力囤积居奇的农户有同样的市场观念。费维凯归纳说，中国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是显著的，这一增长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而减缓，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又有恢复，直至1937年战争的爆发，他说，经济增长，不管是总人口和产出的增长还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均有赖于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费维凯实际上回避孕药了这样一些问题：农业生产到底有没有发展与过密化的不同？我们迄今尚未看到黄对纲维凯评论的针对这些问题的正式答辩。另外，其他也有一些刊物，如《Republican China》也组织了一些讨论，但我们并未见到真正有份量的批驳文章。

　　（三）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背后

　　美国的这一场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有其内的背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派学者的不同学术渊源。就新古典学派的学者而言，亚当·斯密的学说是他们圣经，可以说是不知在其之外还有何者可称作为理论。在里根、布什时期，随着苏联东欧的分崩离析，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更达到了顶峰。新古典学派既孙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他任何说法。只要一提到经济，一提到商品化，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然称不上“规范认识”了。对于新一派学者而言，“规范认识”的影响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注重实证研究：在原有理论体系说明不了实证揭示的悖论现象时，他们就要去寻求新的解释。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看到有的人甚至连有关论著都未读过，连作者的意思都未弄明白，就想当然地批评这批评那，甚至把作者反对的观点强加给作者，可谓学霸到处都有，唯有“法宝”不同了。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到“规范认识”的强大。

　　这场争论的又一背景是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大都未到中国作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规范认识”已经提供了一切答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在他们看来，研究学者的责任只是找出“史实”来论证规范认识，而不容许依据史实向规范认识质疑。而新一派学者则化了很大精力深入到中国社会，有的甚至每年都要化上几周至数月深入农村地区，被蚊子和蚂蝗咬一咬。考察到中国数百年商品化并未带来现代化发展，体验到中国数十年集体化并未带来农民生活的提高，怎么还会去无条件地信奉规范认识呢？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坐在屋子里振振有辞。

　　令一些美国学者最感愤不平的是怎么可以把西方社会的经典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他们中间的极端者甚至不惜对不同观点扣上一顶红帽子，以此取代学术的争论。这种做法在中国也不罕见。一些中国学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把一切不同的见解斥之为“西方学者的观点”，既用不着去分析其论证。也用不着去考察其论据，甚至用不着去了解其论点。可以省却无数的劳动和烦恼。但是，学者争论一旦被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宰，事情是简单了，灵魂也失去了。

　　过密化理论并没有达到完善和完美的程度，争论有助于整个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如果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论证过密化理论的不合理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过密化理论的讨论才刚开始，许多课题还有待开展。过密化理论只不过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一种解释，赞成它也好，反对它也罢，都需要作许多研究。至少在下列的一些方面，我们还应作深入的探讨。

　　（一）对过密化的量化研究。量化研究是对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最好检验，也是关于过密化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需要的是建筑于可靠材料基础上的量化研究，而不是出自某种理论模式的主观数字。听说有的同行开始运用的农村大队会计的原始账册，包括实际劳动投入和成本核算记录，来研究农村社会经济。我相信，这至少可以以可信的数字来说明到底在集体化制度下有没有过密化增长。研究解放前的过密化问题，在运用量化研究上会更困难些，但我相信仍有可能发掘到新的资料。

　　（二）寻求过密化发展之间的连接点，在过密化理论之下，一个过密化的农村如何与发展中的城市工业经济相连接？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作为连接两种经济的市场有着何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特性或功能？一系列的问题均有待我们去一一探讨。

　　（三）进行不同社、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关于过密化理论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力图引入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深入的比较研究无疑有益于讨论，这样的比较应当基于扎实的第一手研究，而不是断章取意地迎合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过密化不是中国的孤立现象，但其普遍意义如何不是这儿可以凭空乱讲的。因此，我们期待着研究各国社会历史的同行们一起参加这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