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在方法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给整个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研究者集中探讨了方法论、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方面的问题，并对中国社会学方法应用及研究进行了反思。 

 　　一、有关方法论的探讨 

　　吴小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进行了辨析。作者认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困境之所以不能成为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在与它们共同源自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和知识见解迎合了公众的常识，满足了人类对于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追寻欲望，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因此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危机并不能解释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科学主义的衰落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它表明了正统的社会学范式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吴小英，1999）。 

　　方法论探讨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质性研究方法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方法论也受到提倡。熊秉纯从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她提出了值得反思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问卷热”问题、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演绎法的论证步骤问题、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知识内涵与学术规范问题，等等。在对国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从知识的内涵、知识建构的过程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三个方面，说明质性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讨论了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或盲点可作的贡献。作者指出：质性研究不同于国内一般所称的“定性研究”，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而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作者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主张摈弃空洞的词汇，替之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要给个案研究一席之地，通过个案研究了解社会结构性问题、了解社会运作机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对研究者在知识创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清醒的认识，要检视研究者的先见、定见以什么面貌、经过什么渠道进入建构知识的过程。作者阐述了质性研究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从妇女日常的经验出发，尊重当事者的经验和主体性，进而解构既存的、主流的、男性中心的理论和视角，重新检视和整合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熊秉纯，2001）。 

　　周华山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对女性主义田野方法学进行情理兼备的反思。作者指出，女性主义方法学所反对的，并非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把“客观”、“普遍定律”、“第一手资料”奉为绝对真理的实证主义。在方法学与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中，女性主义提出以被研究者为本的女性主义方法学。其对主流学术，特别是对实证主义提出了三个批判：⒈主流社会科学对“客观”与“理性”的执着本身就不是性别中立，它预设并强化着男性中心的社会体制，先验的预设男性及阳性的优越性，视之为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排斥女性及一切所谓女性化的思维与价值。⒉西方现代社会所依赖的“公众与私领域”二元对立机制，完全预设着男（理性/公众）与女（感性/私人）的性别等级制，因此，被定位为公众领域的学术体制就把理性与抽象思维奉为魁首，先验地排斥女性及阴性思维。⒊实证主义所追求的客观理性，是建基于一种阶级、经济、教育、种属与性别的特权，学者多是中产、富裕、高等教育及白人背景的男人，被研究者则往往是草根阶层、教育水平有限的非白人。学者凭借自身的阶级、经济、教育、种族特权和优越位置，往往把自身的知识建构为“理性”、“客观”和“公正”的，而把被研究者的知识定义为“非理性的”和“主观的”。女性主义方法学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周华山，2001）。 

　　二、围绕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和商榷 

　　无论是方法论意识的增强，还是方法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正常的学术评议和商榷。在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体制保证。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的一些学术争鸣和商榷文章，往往偏重于研究的学术观点方面，而忽视了研究的方法方面。而在这一时期中，几篇从研究方法角度进行商榷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围绕着陈向明以质性研究方法所作的一项教育方面的研究所产生的几篇争鸣文章，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侯龙龙针对陈向明的论文提出了“是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的疑问。作者从该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切入，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该研究“不恰当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因而使整个研究结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采访无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作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分析方法建构“扎根理论”时，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二是忽视了“文化主位”视角的限度。其结果，威胁到了研究的解释效度和理论效度（侯龙龙，2001）。陈向明在回应的文章中，针对侯龙龙文中的观点，着重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者在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流派，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它们不是两两对立，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文化主位的限度又与研究的目的有关，如果研究目的是为了“创造思想”，使研究结论具有原创性，那么主位和客位的界限必然不甚分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区别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分辨角色的方便（陈向明，2001）。在上述争论的影响下，阎光才撰文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问题。他认为，实证主义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是以所预设的理论前提的可检验性为先决条件的。可是，当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疑问甚至是谬误的时候，他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又是什么？他主张，研究者有必要多多少少地走出“文化客位”的模式和思路，参与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理解行动者的理解，并在与行动者的互动中，来体现理论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丰富理论的内涵（阎光才，2002）。 

　　尹海洁针对一项研究中的统计问题，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了原文作者在统计分析方法上的失误，以及由统计分析方法失误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的错误。其中既涉及到研究者对统计方法基本概念和前提的忽视，也涉及到研究者对统计结果的不恰当取舍和表述，涉及到研究者在研究报告的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社会统计学应用的目的是为了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必须保证其应用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如果把不具备推广价值的结论推向总体，使用无效的模型进行预测，就会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结果。任何一种方法的应用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超过它的适用范围来应用它，或者用不正确的方法来使用它，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方法的应用（尹海洁，2000）。 

　　徐道稳则针对一篇定量研究论文中的问题，从比较分析的前提、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以及对结果的讨论几方面提出了质疑。作者首先通过对原文中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这种非随机且严重偏态的样本，不但决定了中日两国资料在总体上不可比较，而且决定了部分资料也不可比较。同时，作者指出了原文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所存在的一些明显错误，并对原文在结果分析和讨论中的一些牵强附会和漏洞进行了批评（徐道稳，2001）。 

　　三、对研究方法的专门探讨 

　　对于社会学研究中最普遍运用的问卷调查方法，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讨。在这一时期中，一些研究者特别对问卷调查方式所隐含的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刘萃侠对国外使用最多的一种社会赞许性量表能否有效地测量中国人说谎或社会赞许性动机进行了验证。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负性行为确实比正性行为敏感、重视，正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不显著，而负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却显著。被试在社会赞许性量表上的反映是：在正性题目上，越是被社会赞许的题目，被试肯定自己拥有的人数越少；在负性题目上，小错、大错多承认，中等错误反而否认。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此量表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调查结果是由研究者与被调查者共同建构的，问题中的许多线索都会被被调查者所察觉，并对他构成意义，从而决定着他对此问题的反应。因此，需要对“题目所述行为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对被试作答的影响”、“题目中所含频率副词对被试作答的影响”、“被试的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自尊水平、社会智商等）对赞许性反应的影响”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还应该借鉴“调查方法论的认知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与经验，注意问题措词、选项、顺序、问卷的标题与注名的研究机构等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刘萃侠，2001）。 

　　李强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指出，在中国做问卷调查的最大难题就是频频遇到人们相互冲突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即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说假话”的问题。为了阐释这种特殊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作者将以往调查中遇到的问题归为六种类型：即掩盖事实欺骗对方；两套话语体系；内外有别；失去自我；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两套记录体系。作者指出，造成这种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以及儿童的成长环境的影响。而由于存在严格防范的心理二重区域，对于深埋在心底的意愿，有时候想表达出来，但又不便于直接表达出来，这样就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习惯与曲折表达意愿的方式。在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二重区域现象面前，要做好社会调查，应该注意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在确定调查领域时，要考虑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于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二是根据基本假设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提问的方式应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风俗习惯。三是对于一些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可采用间接询问的方式。四是有时可采用测谎问题。五是调查时应将场景、环境因素记录下来。六是在作数据分析和解释时，要考虑到说假话的因素（李强，2000）。 

　　针对社会研究中的精确性与模糊性问题，杨心恒等从模糊数学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指出，由于社会现象的易变性和不可往复性与人的认识的滞后性的矛盾、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的矛盾、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以及价值介入的影响，使得社会现象具有模糊性。在这种模糊性面前，根源于普通数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模糊数学则可以在问卷调查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模糊数学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实施。无论是模糊数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没有给在社会学研究中如何运用模糊数学开出具体方案和方法（杨心恒等，2000）。 

　　对于个案研究方法的代表性问题，王宁从个案的属性和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虚假问题”，因为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由于个案研究中没有明确的研究总体，或者说，研究总体的边界是模糊的，个案不是统计样本，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对于个案研究结论的扩大化，作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扩大化推理”的逻辑：一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另一种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即直接从个案上升到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形式——它构成了个案研究的逻辑基础。而要提高个案研究的可外推性，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而是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征。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可混为一谈（王宁，2002）。 

　　四、对研究方法的系统反思和总结 

　　当新世纪来临之时，研究者也纷纷回过头来，对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得失进行总结。林彬等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论文进行了一项内容分析，考察在学科建设与社会实际的相互作用中，中国社会学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特点和趋势，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方法论的探讨。结果发现，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研究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研究的主题与我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研究重点随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仍存在重经验描述、轻理论解释，重应用研究、轻学术研究的倾向；统计调查与实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很大提高，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文献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方式仍被广泛运用；近几年来经验研究中具体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与80年代相比，研究论文的质量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都有很大提高，但在具体方法的应用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国外社会学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讨论了有关的方法论问题（林彬等，2000）。 

　　作为对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年中研究方法领域的回顾性总结，风笑天用“学习”-“实践”-“提高”来概括研究方法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同时，他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作者指出，在社会学恢复初期，研究者主要运用传统的以定性为特征的调查方法，后来则是以西方定量研究方法中的调查研究方法为主，第三阶段中虽然定量方法的比例仍然较高，但研究方式已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运用其它研究方式的研究不断增加，研究方法的应用水平也不断提高。在列举了研究方法领域中探讨最集中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后，作者就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研究队伍的问题。作者认为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主体，其方法训练、方法素养、方法水平，决定了社会研究成果的成败优劣。方法方面的整体水平还差一个层次，这方面的基础训练还要加强。其次是方法的运用中要特别注意强化研究的设计意识，强调论文发表的规范要求。因为一项研究的价值大小，除了题目本身的重要性外，研究设计的质量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而对研究论文的规范要求，是社会学知识的积累、交流和创造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一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三是关于方法的研究，应加强对理论与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中国化等问题的探讨（风笑天，2000）。 

　　刘少杰通过考察1988--1998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分析了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问题。作者指出，半数以上的社会调查报告没有理论前提，这一状况揭示了国内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没有理论前提的指引，势必导致社会调查的简单化。既使涵盖的社会现象广泛丰富，也难免流于表层，而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作为中国社会调查前提的理论，必须充分肯定主观性、特殊性和情感体验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如此，这种理论才能指导调查选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课题、假设、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才能使社会调查真正切入中国社会实际（刘少杰，2000）。 

　　风笑天提出了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问题。他指出，社会学研究区别于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种研究具有的经验性。正是这种经验型特征，使得社会学研究除了要遵循分析和综合的基本规则、思维和判断的逻辑性要求外，还必须面临大量的具体操作、技术手段、实地实践等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再是抽象概念和理论框架，也不仅仅是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简单学习，而是研究者所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修养。因此，社会学者应提高自身的方法素养，如同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一样。这种素养能够使我们明白，对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和局限。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社会研究中的方法与理论不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的，它们在解决社会学问题的过程中紧密相连。方法是理论背景中的方法，同时也是问题背景中的方法（风笑天，1999）。 

　　总体上看，世纪之交的这几年中，我国社会学界在研究方法领域中的探讨成果丰硕，较之以前更为深入，研究的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成熟了许多。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社会学界研究方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实力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它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将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风笑天，1999，《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与方法素养》，《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00，《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林彬等，2000，《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社会学研究》第6期。 

吴小英，1999，《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第1期。 

刘少杰，2000，《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强，2000，《“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第2期。 

侯龙龙，2001，《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社会学研究》第1期。 

陈向明，2001，《文化主位的限度与研究结果的“真实”》，《社会学研究》第2期。 

阎光才，2002，《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社会学研究》第3期。 

周华山，2001，《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第5期。 

熊秉纯，2001，《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第5期。 

刘萃侠，2001，《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对中国被试适用性之初步验证》，《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杨心恒等，2000，《模糊数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第1期 

王宁，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社会学研究》第5期。 

尹海洁，2000，《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第6期。 

徐道稳，2001，《也谈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