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法与“鼹鼠”法

                  ——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庄孔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提要：本文以人类学为出发点，兼顾民俗学、社会学等四五个相邻学科，讨论这些学科均具有的不尽相同的面（比喻为“蝗虫法”）的与点（比喻为“鼹鼠法”）的研究取向特点。这些研究取向均旨在更广和更深地获得整个的或区域的人类认识综观为目的，因此无须厚此薄彼。这样，我们需要认识不同学科不尽相同的蝗虫法与鼹鼠法，需要找到不同学科研究框架设计和田野调研相互借鉴与有机连接的契机与方法，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协作的交接点。为此，本文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加以多元例证、评论与展望。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Other Disciplines:

Methods of“Locusts”and “Mole”

Zhuang Kongshao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other four or fiv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d folklore, etc., all of which do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distributional features in some areas, metaphorically the methods of “locusts”, and in terms of particular location, metaphorically the methods of “mole”. All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because the purpose of all the orientations is a holistic and ultimate knowledge of human beings in a deeper and broader sense of the term.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locusts and moles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for a pursuit of the junctures and methods for mutual references and relations in different research frameworks and fieldwork for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Thus the paper offers a multi-exemplification and argumentation, as well as a prospect, for the methods of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一，不同学科的“蝗虫”法与“鼹鼠”法

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都有一个积累性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指通向更为广博的和深度的人类认知，大而论之，是对地球上人类各族群与区域社会文化的一览无余，以及对人类心物构成之深掘为目的，为此，对人类自身的综观需要无尽的面与点的考察积累与良好整合。

上述学科都已经历了数十年逾百年的努力，学科壁垒之形成主要是以其发生以来不同之理论基石、方法论与具体的方法奠定的。例如，在人类学的来源研究中，特定形成的田野工作（初始于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对应于传统的书斋研究），一直是学科的首要标志（尽管其他学科也做田野考察）。不仅如此，诸如调研的普同性（universalism）整体性（holism）适应（adaptation）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等则是人类学独创或既有的认识论基础。做为田野工作的收获，是以不同文体的各类民族志为重要展示结果。 [1] 从早期人类学家开始，田野研究的理想之一就是通向跨文化的比较，以及最终实现遥远的人类综观。不过殊路同归的现象发生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等许多学科都以不尽相同的思路走到了比较之路，而实现理想的人类综观大概就是到了学科交融的时代吧。

说到人类的普同性认识，默多克（G. P. Murdock）从全世界数以百计的民族志资料中总结出人类共有的60余种文化要素以及相关的世界民族志样本。 [2] 虽说这种设计被认为是“被割裂于文化系统之外”，但这具有巨大覆盖面的事象记录民族志的确推进了比较文化的进程和对人类共性的具体理解。在找到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文化抽绎法之前，人类学家对人类本性与文化之面和点的交互研究热情依然如故。

从早期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路看，它和进化论同样是要建立人类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定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以及得出文化传播会淡化民族差异的见解。拉策尔（F. Ratzel）还试图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把文化要素标成人类文化分布图，并尝试推测其历史的联系。 [3] 格雷布纳 (F. Graebner) 还提出文化圈重叠部分的文化层现象，从而推算出文化层的时间顺序和文化现象迁移路线，而且他还提出了鉴别文化亲缘关系的形式标准和数量标准。 [4] 他的文化圈和文化现象均展示在澳洲和大洋州地图之上。拉策尔及其继承人的研究方法表现了科学理性和严谨求证的德奥学人风格。尽管传播论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开创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寻求人类文化传播的类别与形态的可能性提供了有益的实践。

这种大面积的人类文化特征及其分布概观，还可以在后世的苏联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体现，如列文、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等分别或联合为苏联和/或中国领土上完成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