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语境问题

罗伊.M.迪利

摘要：文章阐述了语境建构问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的解释性概念，　它用发展的眼光，　展示了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它采纳了“转换学科”的方法绘制出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学科条件下的发展。文章力求从那些被构建的相关的或无关的现象的联系和断离中来阐明语境是和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文章也阐述了语境是社会性产物，　它会有社会生活，　这种生活容易受到人类学的分析的影响。

关键词：语境；　翻译（尤指口头翻译）；社会文化人类学

一、介绍

近些年，有关语境的问题在许多学术领域仰起了势头。尽管在独立学科中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外在形式出现，但是它的多样性的显现表明它和数不清的复杂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语境的概念拥有很广的范围。它的交流形式在不同学科间有所变化。这篇文章试图去描述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有关语境概念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阐述近来困扰着人类学家的那些有关语境问题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指出在那些最相近的学科间有关语境问题的跨学科交流。在社会人类学中，语境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Morris　1990）　或者可以是“农村的”或“城市的”，甚至可以在微观水平的某个村庄，或者在整个社会，民族体国家又或者“世界体系”这些较为宽泛的水平中找到其踪影。语境表明了研究的水平也表明了研究的许多焦点问题。此外，语境的概念在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成功地进行了双向交流。词语用法的语境和谈话者的社会语境已经被越来越多加以琢磨和思考。在此概念近期的历史中，其交流的频率和在学科际间交流的方向表现出了波动性。正是这种在语境问题上转换学科的观点产生了对于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洞悉。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有关跨学科比较性研究的好例子，这要求在所有细微的方面都得出对此问题的理解。

语境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一个主要的概念。实际上，强调语境翻译是它一个特有的特点，这被认为是人类学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起，最早把语境应用于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人之一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他用它来驳斥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进化论方法——此方法把那些隔离出来的社会组织进行比较和对比以便去阐述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的水平”。在这个研究领域，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的功能学派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驳斥，他认为：社会组织（机构）不应该从社会关系的矩阵中被抽离出来。在这个社会关系中它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尽管语境对于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它长久以来就已经如此重要，但人们却会很惊奇地发现在学科研究的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关注。直到近来，许多提出方法和理论重要性的重要出版物才开始纷纷出现。①

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化人类学翻译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语境。像以前的方法一样，他们应该利用某个现象周围的事物的特征和特点去阐述它，理解它，给其赋予意义。事实是这样的，那些翻译社会文化现象的人类学家是利用被称为“语境”的参考文献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语境化的过程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紧箍咒”围着它，它是一个看似毫无疑问的过程。举个例子，对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来说，某个宗教礼仪的相关语境是当地社会关系，是它把礼仪和其他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语境下，礼仪在保持当地社会的内聚和规则中发挥的作用变成了重要的解释方法。然而，理论的变化导致了对先前观点的批判，比如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点。这些改变参与到了对语境的重新定义中　它们改变了对相关周边物的选择过程。新的联系和断离也产生了。某个宗教仪式现在变成了对付存在主义问题而非社会结构性功能的人类体验阵地。现象放入环境（周围的事物）中加以阐述，但问题在于，那些环境事物它们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选择和翻译的。正是语境化和对语境的调用形成了我们的翻译——这样一个显然很简单的问题却产生了对于语境定义的重要疑问：什么是语境？如何定义它，选择它，又是谁来做这些？这些差异和“认为什么存在问题”和“什么能给予解释”相关。

因此，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术语在对于语境的调查中被相互地牵连了进来——即所谓的翻译。我选择来构建对于语境问题和相关术语“翻译”的一个方法是根据“联系”把它们一起考虑。翻译就是制造联系。语境包含了制造联系，（通过哲学的对立），也包含了断离。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批判的那样，弗雷泽把某个组织从它当地的环境中分离了出来，但是他还是通过把这个组织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似的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来以此进行了联系。某个人的联系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断离。

在语境中，依赖关系和与之相关的环境，对象就产生了。我试图在下文中说明这个观点，它能够和那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观点进行比较。传统观点中常常把语境认为是一个“既定的”或“不言而喻”的事物，在研究的伊始它就没有任何疑问而是被简单地看成是“现成的”，好像它正是那样的。开始认识到语境它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语境是优先的翻译的结果，就是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属性。阿卡曼（Akam2000）最近意识到在人工智能领域把研究语境作为社会产物的需要———在冲出了“规范化的语境”的限制后得到的结论。在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中，也发生了一个相似的改变，先前把语境认为是一个即将被隔离的，进行规范化描述的真实的实证现象，转变到认为语境是在社会互动和交流过程中产生和被协商的这样一个观点，正如我将要在下面描述的那样。这就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另一种角度，即所谓的：语境的问题存在“社会生活”。②

这种“语境的社会生活”至少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参与到翻译现象中的不同学科对语境的解释有不同方式的思考。通过学科内或“转换学科”的比较性的观点，语境定义的过程得以缓解。此外，不仅通过参考其他学科的实践，而且，参与到居住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的翻译实践中去，那对人类学观点的比较是能够得以实现的。作为分析者的我们把现象放入语境中加以翻译，当地的参与者也一样在进行相似的过程。在不同的学科边缘和文化边缘可以对语境的用法进行比较。语境的社会生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比较，它可以联系追踪语境在从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的“传记”过程中所经历的运动和转变。它认为研究者也一样是身陷进了语境化的运动过程中。语境的社会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包含了“联系的生活”，它是在对语境概念的任何具体事例的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翻译行为被描述成是创造联系的行为。因此，做翻译就是制造联系（Ormiston　and　Schrift　1990）。语境包含了制造联系，（通过哲学的对立），也包含了断离。一个现象是和其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语境被解释为是和某人，某物或者某个特殊的问题相关联的多个联系系列。这个过程使相关联的对象产生了一种解释，一个意义和一种翻译。一方面，语境或者是框架在研究对象和其周围环境间也制造了断离；另一方面，也在那些排除在外或被认定与之不相关的学术上制造了断离。语境相关联，而它们断离。语境社会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可以认为是“联系的语境”，而其第一个方面可以认为是“比较的语境”。这里的重点在于研究者以及普通大众为他们自己而在制造或者解释语境，翻译和意义的过程中进行工作的方式。他们的“语境化运动”，或者是主题问题的指定，联系和断离的方式，　都是语境生活的一部分。语境化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方式，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它是最先最初的推论性技巧，是在具体的分析和特定的学科中被详述的一种连接模式。如果不同的学科对语境的定义有不同的方式，那么自然而然导致了知识的争辩——这是学术的生命。但是，如果作为外来者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当地的社会参与者以及翻译者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定义语境，那么我们应该用其中一个去舍弃另一个吗？或者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更为普遍的语境，它能够在两个系列的语境化运动中都给翻译带来帮助。那么，语境化就是一个拥有表演特性的社会活动了。如果这是真的，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和某个特定的翻译相关联的语境可以认为是“既定的”或“不言而喻”的，那么要采用什么样的分析策略，甚至是政治策略用以提示这种错误的描述，或者是“自欺”的行为呢③。就是说，如果语境果真是解释出来的，而不是像是自然的事物或者是“想当然”的事物，那么这样的错误描述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这就是语境概念的政治学。

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对语境的问题的分析要求对两个相关系列的问题加以注意。第一个方面把语境作为人类学自身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体系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呼吁把现象放入语境之中，他们驳斥把事物从“语境中抽取出来”。在这些分析过程包含了什么？我们怎么区分是在语境中还是在语境之外？总之，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如何解释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设置的相关语境？在一篇文章或长度有限的文章中解释这些是个巨大的问题，我将重点关注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翻译的方式。

围绕语境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人类学方法论自身的疑问，而且和人类学研究的焦点相关联：　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当地的，本土的传统社会和文化行为。就是说，为了研究对象自身，我们在谈到给予翻译行为和语境化一个正确的评价时必须注意和检测对语境的建构。解释人类学的目标是为社会活动，象征物和观念等等寻求确定的民族意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对关于翻译是什么和关于当地行为的合适的语境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已经困扰了我们很久。因此，在特定的语境化行为活动中说到概念，意义的协商和争辩时，解释人类学已经关注于语境可以如何被当地的社会组织所解释了。必须注意的是：依靠某些新奇的魔术——人类学语境化学者也许会用一个超能的语境魔棒，我们并不可能得到确定性的民族意义的捷径。取而代之，建议像我们一样，在不同的时期，当地的社会组织都应投入到对意义的积极寻求之中和对他们解释和翻译的相关语境的描绘之中去。这两个系列的过程要求比较和对比。

因此，研究者和当地的主体都潜在地有可能卷入到语境化过程中去：首先，和一个学术学科的解释活动相关；其次，和某种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和解释的关注点有关。语境问题中可以把这两个相关的方面归入“语境知识”的光泽下。这里涉及到我们是如何知道运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中的语境的。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知识很明显是从那些语境的建构之中获得的。我们认为这些语境和特定的问题相关联，这些问题本身是我们知识体系的一种功能。因此，语境的建构和我们知识是如何构成紧密相关。这样，就有了我们是如何形成语境的答案。这些语境对其他民族行为研究可能合适也可能不合适。如果认为具体语境化是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就像是一种推论的，表现的和表演的形式。那么就需要对在这种行为背后的知识类型加以分析。问题的这个方面可以解释为“知识语境”。事实上，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正如一些当代的理论学家提倡的那样，在人类学知识中研究其他民族是否有一个语境基础。

二、一个词语的简要历史：语境

“语境”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texere”，意思是“编织”，以及相关的拉丁语动词“contexere”，意思为“编织在一起”，“互相交织”，“参与到一起”或者“构成”（牛津简明英文词典）。这个词语的其他晦涩意思有“把词语，句子和文学作品组织在一起”，“把一段对话中的部分连接粘合起来”。更多的当代的意思是“紧跟在某一段文章或文本后面，并且决定其意义的部分”。同时，它的喻意涉及到在一个更广泛的形式中的联系和关系，比如“和某种受思考的事物在某些情况下相联系”，或者“在某些联系下和此事物相关。”

“语境”一词的历史性用法在文献中表现出了变化，从组织成有意义的口语或书面语言段落的行为（历史的文脉剑桥词典）④，到理解一段语言或者决定其意义的可能性条件。它首先表示把语言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以形成有意义的口头表达或是书面文本的构建行为。接着，它表示那些条件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意思从某段语言中获得，这些条件又到底是怎么样把意义赋予这段语言的。从描述连接的行为开始，这个术语接着转到了指明形成那些连接行为的语境。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有关语境概念进化的看法将在下面给予阐述。在许多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主要的语境。然而，文化的概念已经从人们所说、所做、所想的观念转变到了对人们所说，所做，所想进行解释性的语境上来了。在意思上的变化也在某些程度上说明了知识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例子中，语境是知识的一个术语；在第二个中，它是塑造知识的一种条件。

三、对语境问题的跨学科性观点—来自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观点

在这一部分我试图从一些挑选出的学科中，就语境问题的一系列观点给出评论。这个评论并不全面也不是详尽无遗的，但是却阐明了转换学科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性。我试图来回性地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以便强调跨学科的“施肥”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产生了关于语境概念的队列。紧接着的一个实践运用在现象的许多表面下描绘出“语境的生活”，并且指出这种生活在不同的学科中是如何构成不同形式的连接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后，我将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的语境问题加以阐述——其中将会看到相类似的形式浮现水面。

对于语境问题，在哲学观点上的研究很明显大多数是在处理两项工作：沙夫斯泰因（Ben－Ami　Scharfstein）的《语境的困境》（Scharfstein，1989），葛尔·欧米斯顿（Gayle　Ormiston）和阿兰·斯瑞夫（Alan　Schrife）的论文集《改造解释性的语境》（Gayle　Ormiston　and　Alan　Schrife，1990）。前者强调了在研究中放置语境概念的内在矛盾问题；后者描绘了在许多解释哲学家的研究中处理语境时发生的转变。

沙夫斯泰因说到，“语境问题对于哲学家或者任何人来说是那么的难以解决1989，p．4）。在他看来，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肩头放置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知识负担，它变得那么沉重以致于对其意思的理解进行了更大的破坏。”（Scharf　stein，1989， p．xi）。他强调联系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相对论之间的联系，指出“依靠语境就是一种限制性的相对论，但从哲学说，语境是难以受限的。”（Scharfstein，1989，p．59）但是，具体语境论或者相对论只是哲学分析策略的一种形式。就这一点，沙夫斯泰因指出作为一种形式的哲学化，具体语境论作为一种形式的相对论从未远离普遍论——另一种形式。有人正在提出语境的地方，可以看到另些人正在提出普遍性，基本性，和总体适用性的正规原理，以及类似的东西。他说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是“平等重要的和相互依存的”，因为在说到意思是“绝对的”时候，“绝对”的概念要依赖相对概念的概念性对比；同样，相对的概念依靠“绝对的”概念获以其意义。（Scharfstein，1989，p．131）。举个例子，一个构成了在道德上对好与环的普遍标准的绝对主义的意思依赖于与某种形式的道德相对论的联系。相对论指出这个标准会因为地点不同而改变。它们互相依赖对方。相关地，当道德的绝对性“thoushalt　not　kill”⑤出现时，那么在其后不远就会是那些声称对减轻刑法情况的考虑，或者是对语境的参考，比如战争，自卫等等可以改变绝对性的影响物。

对沙夫斯泰因来说，语境的困境在于一贯的具体语境论导致了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哲学立场，这是不能够立脚的。他说：“试图去达到对语境的理解导致了完全的环境联系主义，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其他事物的语境。这样的环境联系主义相当于完全的相对主义。（Scharfstein，1989，pp．xii－xiii）。这就是他谈到的自从成为一项研究后就在限制语境时出现的困难。这同文学批评家库勒（Culler）　的观点相似，他把这叫做“语境无边性”（Culler，1983）。对沙夫斯泰因来讲，如果有完全的相对性，那每样事物都是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对比可能就不存在了；而从Culler　来讲，语境的无边性涉及到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限制语境的困难性，因此意义变得难以捉摸。

沙夫斯泰因指出的语境的困境也可以被理解成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联系相对主义和“绝对相同性和客观性”两者间进退维谷的处境。在这门学科的中心存在的知识困境包含了一个人类学家传统上所称的在两个相对的分析可能中，对其中一个存在优先性的问题。即，首先应该分析人类的本质性统一（人类的精神统一），或者是广阔心胸的体现，再或者是制造意义或者理性推算）；第二，应该用它们自己的术语去研究每种文化和每个社会的独特性———产生了一种相对主义。相互需要和相对主义与普遍性的含义创造了一个理论辨证，它是学科讨论的动力源泉。当沙夫斯泰因指出和语境相联系的困境时，他却没有说明绝对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事实上，他说既然对于判定，并无客观的来源能够引入从而给予一种解释予以优先的位置，他个人找到了在具体情景化追求中更大的意义———冒险和令人振奋（Scharfstein，1989，p．192）。这就让人想到了哈伯特（Hobart）曾说过的格言：人类学是我们逃脱我们自身纯粹沉闷思想的一个机会（Hobart，1982，p．58）。需要强调的是，从我们自身的哲学语境来看，联系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在一个互为牵连的辨证中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即，它们是否和其他的哲学传统相牵连

对杜勒来说，语境的困境在谈到意义的不确定性时就出现了。语境的解释性概念，即一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直是解释工作的中心。帕默（Palmer）给语境下了定义：“通过把一个单独的词语在整个句子中考虑，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相应地，一个句子的整体意思依赖其中每一个词语的意思”（Palmer，1969， p．87）。接着，他扩展了它的范围，说道：“一个个体的概念来自于它生活在的语境或见识，而见识是由那些它赋予意义的一个个元素构成的。”（Palmer，1969，p．87）。解释学术界指出了所有的“人类的理解”的流动性和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上面篇幅中的论述就强调了这个主题———在语境之下的解释要求对相关语境预先进行翻译，反过来，形成了随后的翻译。在对语境翻译的程序中存在一个固有的流动性。举个例子，在艺术的历史上，一幅画可能在一方面被看成是风格，方法和实践技术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却是和同一时期的艺术家的比较和对比。在第一种情况中，相关的语境被历史性地和历时性地加以定义，后者则是同步性定义。预先解释哪种语境是研究的焦点，预先决定了关于画的哪些信息是相关的。在分析前对语境的选择指定了语境和其联系的方式。另一个例子来源于社会人类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语义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转变。根据这种方法，人类的产生是“意义的制造者”而不是价值的最大体现者。在分析中产生的联系表明，人类的确是意义制造者。研究再次对预先翻译的相关语境进行了分析：对预先翻译的语境的程度决定了分析的成功性。

欧米斯顿和斯瑞夫（1990）通过对许多的解释进行评析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讨论。语境不再是简单阐明文本和口头语言的简单事物了。他们提到了解释性语境的“传统”概念，现在它已经被后现代意识的语境所取代。传统的语境在追求“原始的意思”的诠释过程中产生；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方式去体现“问题成为问题”的意义（Ormiston　and　Schrift，1990，p．33），而后现代意义在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说辩道，文本并不说明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而仅仅谈到文本本身。在解释性的语境中发生的转变导致了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中一系列结果的出现。在下面的篇幅中可以找到。

语言学对于语境的依赖反映了它在哲学中的用处，所谓的，它建立起了反对把语言视为一种正式体系或是视语言发展了意义的无语境化语法和结构的理论观点的运动。具体语境化的语言学可以和理论语言学作比较。后者的高度抽象和理想化的观点把它与其在实际使用中的环境分离了开来。在这个对比下，戴尔·赫米斯（Dell　Hymes）的著作（e．g．Hymes，1977）对杭士基（Chomskyan）语言学进行了挑战：后者试图给语言定义一个机械的范围，就像一个从语言使用的语境中被隔离开来研究的抽象认识体系。语境同时要承受多样化翻译的负担：语境可以是包含了一个语言单位的言辞中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语言单位可以影响到言辞的意义和其语法结构。语境也能够拥有更广泛的情景：或者是说话者或者是伴随性活动和社会情景。从这点来看，在人们的眼中语言是要同时参考其他的社会活动加以看待的一种社会活动。

从说话者情景的这个方面，或者从周围的社会情形的方面，语境在语言学中覆盖广阔的社会现象，同时包含了以表演者为导向的特点。杜兰蒂（Duranti）和古德温（Goodwin）（1992）写出了语言学家在语境的语言性作用上的许多观点。他们强调了语境的四大参数：（1）环境——一个相遇发生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结构；（2）行为环境——使用身体或行为去构建对话；（3）把语言作为语境——谈话自身引发语境的方式同时为其他对话提供了语境；（4）情景以外的语境或相关语境知识和结构。（Duranti　and　Goodwin， 1992， p．6－8）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参数反映了在人类学中能够观察到的内容。一些评论人员也希望能把历史性语境作为一个主要的考虑事项加入进来。

杜兰蒂和古德温他们自己说到了语境翻译者的观点的问题，它把社会性的人放到了中心位置。这不仅反映了把语言作为语境的观点，同时，更广泛地把互动也作为了语境。他们的主题是“在互动本身中，人类动态地重新形成了对他们的行为提供编制语境的能力。（Duranti　and　Goodwin，1992，p．5）。语境是社会行为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社会行为的成果；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原理，也是最终成果。语境的概念和设定也是表演者策略的一部分，在其中，个体参与者能够积极地试图形成语境，这样他们自己的兴趣得以延伸。（Duranti　and　Goodwin，1992，p．6）。因此，语境被认为“是一个互动性形成的实践模式”，人们互动的焦点让他们想到了文化人类学中语境的一种最原始的模型———面对面式交流。这是一种运动的并受时间限制的语境。（Duranti　and　Goodwin1992，p．22）

杜兰蒂和古德温讲到在研究中他们忽略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翻译理论，第二个是对文学和书面文本的疑问。正如他们提到的那样，翻译性语境观点的突出特点尤其在涉及到文学和书面时就消失了。这是两个重要的过程，他们说道：“通过这两个过程，语言产生的语境被系统性地擦除了”（Duranti　and　Goodwin，1992，p．32　fn 81）事实上，如果我们准备去追求这些兴趣，正是要求助于文学理论。

结构主义者和索绪尔语言学家（Saussurean　linguist）对什么能够被称为“内在的封闭式系统”的语境进行了举例。索绪尔理论认为意义不仅和表示者与信号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相连，而且和信息的价值或者和它同它的其他可替代信息的关系相关（Harvey．1982）。结构主义者的发展建立在索绪尔理论基础之上，它试图去摒弃表示者与符号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求意义而非讨论符号的封闭式体系。哈伯特说了一个大体上同皮尔斯的理论（Semiotics）相似的观点，就是“意义不再被定义为外部‘真实或者是外部语境”（Harvey11982，p．48），而是转移到了内部语境的问题上。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样，文学理论的分支和批评论假设了一种内在语境的特殊形式。朱利娅·克里斯多娃（J　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观点（intertextuality）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涉及到文本的意思是如何依赖于其他文本的铺垫性知识，而非依赖于这个文本对外部现实的关联或表达。Culler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批评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是理论性谈话的一个纯粹来源，促使了语境概念的发展。这是通过对表达的过程，意义的结果和意义的作用的调查得出的。在对于“文本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转变涉及到了是否可以在语境上下个限制的问题。

在说到以语境问题为中心的评论时，德里达（Derrida）对语言行为理论的支持者进行了驳斥。（Derrica， 1977）。他对把说话者的意图再采用以作为一种限制阻止在语境论和语境的具体语境化等情况下无限回归的方法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这就是库勒所谓的“语境无边论”。德里达关注于这种“在说话者的意识下，某种表示性意图的表达”的再引用是如何发生的。他说道：“这就是我的入手点，在语境之外任何意义都无法获得，但是语境是不允许饱和的。”（引用于Culler，1983，p．123）库勒总结道，“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　完全的语境是不可掌握的。”意义就是语境的边界，但是语境是无边的。（Culler1983，p．123）。他说，语境无边性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语境的内容没有边界，它是不可饱和的，总是向更远的描述延伸；其次，任何语境概念自身可以利用一个新的语境被左右联系，而这个过程是无限回归的。对说话者意图的再采用不是一个解决办法，而是自从语境无边论成为研究对象时起，就制造了在语境无边界问题上的一个迷惑。

对德里达来说，如果扎根在发生现场的最初唯一意义不是一个解构性选择的话，那么对意义的自由发挥的肯定就是一个解构性选择。解构性方法和两个孪生理论相一致，即意义的联系性测定和语境的无限扩展性。（Culler1983，p．123）。如果语境无限制，能够被翻译成的意思就无限制，那么翻译就变成了一个“游戏”。解构是文本反驳自身的一个转向，它是为调查一个特殊的观点通过文本中的联系是如何产生的。从库勒来说，“il　npy　rien　de　hors　texte”⑥⑦。在这里，结构主义的内在语境缩小成细微的单一，在其外部不能提供任何参考。哈伯特通过对库勒的“在这个忧郁的世界上，我们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玄学的囚牢中四处挣扎欲以摆脱。”一话的引人注目的描述获得了其意义。（Hobart，1985，p．44）这些观点在对社会文化人类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开始的“文学转折”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线索。如果在翻译或阐述人类学文本时，没有外部的世界供我们可靠地利用，那么解构的内在联系就只给我们留下了文本了。这样的处境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利用性甚至是可能性赋予了巨大的暗示。

四、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语境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鼻祖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开拓在社会人类学中的语境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他的两部出版物中——《原始语言中的意义之问题1932年》（1938）和《珊瑚花园和它们的魔术1935年》。他不但就这个问题形成的脉络为几代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对早些年代提出了许多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推测性历史的进化论人类学家进行了挑战。在这个思想下，在人类学领域中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相关研究被认为是把事物和事实看成是“语境之外”的一种形式———在全人类相关的普遍性理论构建过程中，他的研究利用了经分离和提取的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事例。

马林诺夫斯基第一部以语境为主题的出版物出现在由两个哲学家就意义的意义而写的书卷中，他们是欧可定（Ogden）和里查德斯（Richards）。作者们驳斥了文献的原因性理论的观点，反对把意义认为是思想和事物之间的直接性知识的结果。他们说辩道，意义是和语境相连的。马林诺夫斯基杜撰了“情景语境”这个词语，它和欧可定和里查德斯的“符号情景”概念相同，或者是指最初的，即时性直接体验（Malinowski， 1938，p．53），以用来阐述在实际条件下，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而非“思想的附属签”被加以运用和解释。他反对把一个词语包含一种意义作为词语的一个基本特点的观点。他说：“词语的意思必须且总是聚集而成的，它不是从对这个词语的消极的思考中得出，而是来自于在对考虑到所给的文化的条件下对它的作用的分析得出的。（Malinowski，1938，p．309）只有把一个词语放入所给的文化中，这样它的意义才能准确地给予指定。

他说文化的概念应该扩展，应包含到研究的词语被运用时的即时性和直接性情形。在他后来的发表中他极大地丰富了对本土术语和意义的翻译过程中具体语境化得以进行的步骤。这个过程以“词语的语境”为开始，这是一个涉及到语言特征，语言词汇，同时也是言辞的结构等等的语言学的语境。“情景语境”现在被重新说成是“文化语境”，以便在考虑到这个文化语境和依靠某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时翻译行为得以进行。（Malinowski，1935，pp．17－18）。他继续道：“扩展语境的概念是非常有益的，这样它不仅能够包括口头语言，还能包括面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在场的所有人群，以及这些人参与语言交流的环境。后来他把这些特点归纳成“文化现实的语境”，就此他认为“词语和这些自然环境，活动和兴趣，审美价值互相关联”（Malinowski，1935，p．22）。应该记住的是，这个评论是他在思考如何翻译基里维纳人（Kiriwinian）那些也许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例如是“花园”或者“饥荒”等等的联系网中的具体词语后，受激发形成的。由于那些以各种方式把概念具体化，并把它禁锢成“文本”的翻译者，“语境的概念”经历了扭曲和曲折，这和马林诺夫斯基最初就这个术语的用法语境是赤裸裸地相对的。正如先前对“语境”一词的词源学的讨论中说明的那样，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语境”一词的用法同术语“语境”早期的用法相似，把它认为是集合在一起以帮助对一段语言的理解。把文化作为基本的翻译语境的观点导致的解释性扭曲，离马林诺夫斯基的意思越来越远，更多地朝它后来的定义方向发展，即把文化作为产生文化意义的一个条件。我下面就这方面论述。

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Firth）在语境上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Hervey，1999）。另一个继承了这个条理分明的语言应用检验方法的是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对于语言性的人类文化学研究。在其中海默斯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的概念。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在把民族语言及其运用以及它的翻译问题作为认真进行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家之一，但是海默斯最早在对语言事项的翻译中把对非语言学的结构加以参考的语言学家之一。现在，民族志项目被看成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也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和研究相关。（看Duranti　＆　Goodwin，1992）。在之后，文化的概念变成了社会人类学中一个明确的特征，它开始描述什么是本地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并与全球的，普遍的和共同的相比较。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群岛社会（Trobriand　Islands）作为一系列的当地社会关系，这就是特罗布里恩人的组织和社会活动被翻译时应该的语境。在一大堆人类学词汇中，“语境”一词变成了��以表示各种各样令人迷惑的特征，领域和环境的词了。语境可以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礼仪的，宗教的，经济的或者是生态的，它们可以是互动的，系统的或者历史的。这个术语好象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因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方向上延伸。

罗格．基辛（Roger　Keesing）是最早表述了语境概念不安分性的人之一，尤其表述在他1972年就亲属关系的发表刊物上。他就“语境定义的正式理论”和“创造语境的语法”的必要性进行了思考。（Keesing， 1972，p．28）他意识到了“语境的实证性”（Fabian，1999）。他说，语境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而不是那里”（ibid）。它们不是那些预先给定或想当然被理解成在研究之前就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不言而喻的方面。它们是研究和翻译本身的一部分，霍利（Holy）后来再次强调了要求人类学应该在这方面予以关注（Holy， 1989）。⑧

C．吉尔兹（C．Geertz）在人类学中发展了一个“解释性”方法。他尤其主要利用了文学的和文本的模式。吉尔兹理论Geertzian）的发展暴露了人类学在把握这个依靠文本解释而形成的概念的弱点，这个理论对于文本的日益增长的关注荒谬地使语境不可检验⑨。社会生活用文本得以定义，这样只能被看过的人类学家所阅读。然而，在这个释意方法中关于文本确切地是什么依旧存在歧义。如果社会生活是文本，什么是语境呢？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中，语境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它任何一“块”具体的社会活动被放置。语境由剩余的“当地性”的拼板玩具块构成，依靠它们那个特殊的一块找到了它的位置和意义。相反，在谈到到底是哪一个研究者翻译的意思具有优先权时，吉尔兹主义者的传统中随处提到的“文本”并没有明显的伴随性语境。吉尔兹用文本术语描述了文化人类学翻译的种种过程：（a）人种史研究者所做的是生产文本，把过去的事情加以考虑，写下社会性的论述（Geertz，1973，p．19）；（b）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文本的总和，人类学家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努力去阅读它们，（Geertz，1973，p．452）这个文本总和大概由单独的个体的社会活动和行为的个体性“文本”构成。（c）文化不仅仅是文本总和而且本质上是完整的文献，一种脚本（“文化，这种被上演的文献”，Geertz，1973，p．10）；（d）文化也代表了一种语境，它构成了参与者把自身和其生活经历相联系的语境。（“文化……是人类给他们的经历定型的意义性结构”；（Geertz，1973，p．312）。最后一个定义把文化的概念具体化为某个事物的状况，接着用解释性的语境把它加以定义，而不是指所有的巴厘岛人的社会行为，意义和经验的状态。借用哈伯特的话语来说，吉尔兹不仅被认为是为“文本之树而丢掉了构成树的木材”（Hobart，1985，p．46），而且他忽视了不同类型的文本间的关系，它们互相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们又是如何同语境相连。如果文化的概念像一个具体的事物一样，代表许多最高级的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语境观念，那么两位大师的观点的确定性都已被动摇。在吉尔兹笔下，巴厘岛人所说所做并不仅仅是巴厘岛人的文化方面，而只有在和更加具体化的巴厘岛人的文化观点相连接时才能得到其意义，这就是指当地所有活动的主要语境。巴厘岛人的斗鸡和公鸡拥有意义是因为在那种文化之中有具体的象征符号在“更深的地方表演”。

克里弗德（Clifford）强调了文化的概念和它所处的时间相关的观点。最近他谈到在观点上的一个转变：从一个固定的，静止的，混沌的一体化文化概念转向把旅行作为焦点，看成是人类经历的场地。（Clifford，1997）。现代社会以人们的运动，观念和事物在先前受阻止的文化边界中来回穿梭互为交流为特点。他说：“陈旧的语境的概念，正如一个社会活动发生的固定框架，现在通过人们在不同的“互相交叉的语境”中的运动而变得延伸和散播了（Clifford，1997，p．81）⑩。他还认为保持一些关系的必要，这些关系保存了观点的不同和相对性的功能（引用于Fardon．1990，p．11）。确切地说，正是这些功能使挑战宇宙论，形式主义等等成为语境的任务。虽然全球化的进程也许会导致文化的同质性，但是大多数的人大体上依旧生活在相对小的固定的社会世界中，从那里他们得到了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然而　对于现代主义社会人类学语境的确定性的危机已经导致了一个“后现代”时期的出现。就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在语境中玩蓄意游戏的态度（Strathern，1987，p．265）。在关于社会行为的相关背景是什么这个更加无限制的意义时，“部落”民族（如果他们还是这个称呼）那些固定的，稳定的文化语境却步了。这个游戏导致了“我们和他们”这个一贯的区别，以及在翻译的客体和翻译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靠性（注11）。翻译外界行为的人类学观察学者在观察和翻译时也被外界的其他人观察和翻译着。另外，从这点看，文化人类学应该变成一个对话，在其中没有任何一方在任何一个位置或语境下的观察是优先于他人的。用德里（解构主义思想）的意思讲，读者在文本中阅读意思时应该允许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挥。人类学家不再拥有为他人定义语境和意义的特权了。这应该成为双方对话中的一部分。此外，保罗·斯特拉瑟恩（Paul　St　rathern［美］）建议，在读者，作者和主体事物之间应该思考建立一个新的关系（Strathern，1987， p．265），以便邀请读者进入到文本和“外部的世界”中进行互动。在语境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看起来是从一个“外部”语境到“内部”语境的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在这个内部语境中，在文本中读者被邀请互动的地方，他只是和文本互动，而不是把它在外部世界中的意思相提并论。哈维（Harvey）（1999）在对1992年的世界博览会中的研究中指出了相似的问题。世博的参观者在个体性的民族展示中找到了意义。参观者不是在把民族性展示放到声称它们代表的国家体中，而是把它们同参观者在过去已经参观过的其他展示和主题公园的娱乐活动相联系。

然而，从给予事物规则方面来说，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对于语境的传统用法的批判，正如他们批判的那样，同样地离不开具体语境论。但是，语境产生的本质却是非常不同。在人类学中，对民族志的新批判出现了一个和相对性语境的重新定义相关联的思维变迁（paradigm　shift）。可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个变迁中产生的新知识被缩减成是自觉了。（Strathern，1987，p．268）。哈伯特说到了同样一件事，他谴责那些在人类学研究的再具体语境论中借用大量本质主义而形成的批判，尤其谴责把“民族志学者的创作本身的本质”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没有问题的评论。（Hobart，1990，p．311）

唐细革（Taussig）在下面的一段文章中预示了传统的语境的坍塌，甚至是淡化。

我想，每个人都能像人类学家那样，做平常的事并“研究”它们（库纳小塑像），事物首先是和语境层叠在一起的，然后被剥离出来，但是这样看上去像是一种借口，失去了意义——即，使事物的重要属性同时被牵扯进对对象的研究之中和它改变现实的能力之中，并且因此受到危害。（Taussig， 1993，pp．252－253）

自身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提供了框架，　其是为进一步的自觉提供了方法。

陶西格再一次更加详细地进行了论述：

老旧的人类学急于从“一个本地人的观察角度”纠缠住这个非洲（Igbo伊博人代表白人）白人，　解释他，把他非洲化（和白种人化相反），而我几乎不知道它在礼仪，信仰和社会实践的语境。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就是这个形象和它的简单概念（概念来自于1967年Cole　的一本出版物上），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裂断性的研究对象。

唐细革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自觉和本土人的观察视角相比都一样有问题———一个称在其研究中他自己是个裂断性的研究对象。对于后者，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出，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有趣和有魅力的事情。和唐细革看法相似的一个观点是马库斯（Marcus）和库西曼（Cushman）的论述，通过作者（民族志学者）把自己换位于一个叙述主体加以自我反思，读者将可以更加好地鉴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通过从“传统的我们—他们的说教形式”转换到“我们—他们的对比形式”也能够促进这个鉴定过程。（Marcus和Cushman， 1982）。其次，马库斯和菲歇（Fischer）解释说“人类学并非是对于外界的一个无知觉性的收集，而是利用文化的丰富性去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Marcus　＆Fischer，1986，pp．ix－x）。

很大程度上，在德里达理论中有关意义的自由发挥的概念和语境的无边性的促进下，人类学中在文献方面的转折产生了一种德里达理论自身不愿意认同的研究事物———它围绕着一系列的语境化运动，运动产生了一个成为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个体。（回忆德里达对于语言行为理论的批判，即最终依赖于讲话者的意图去现实限制语境无边性的概念）。要说明的一件事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自己”应该和其他被描述成对象的事物一样成为研究对象（Crick，1992），这是另一个把人类学定义成是自我成长的原因。

五、结论

如果接下来的部分能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帮助我们获得一些有关语境的知识，那么现在很明显，在语境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涵。那就是，建立在不同结构和形式的知识基础上，有关语境概念的不同的建构。20世纪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是知识的语境化（Strathern，1995，p．3），以及通过这个语境化过程，语境使自身成为知识的对象的方式。（St　rathern，1995，p．160；1987，p．276）。在说到完整的本地文化时，民族性的知识可以习惯地被具体语境化；同时，人类学知识是同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语境和受马林诺夫斯基启发形成的“在原始中发现文明”的观点相斗争的。（Strathern，1995，p．256）　保罗·斯特拉瑟恩指出，当人们改变语境时，他们就在为自己创造知识。因此，语境和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上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在语义方面的一个转折是对人类学家的解释，制造意义的过程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三者之间的比较性思考的关键反省阶段。（参看，例如，Parkin，1982）。另一个更伟大的反省是就我们的翻译准则是如何构建的，以及我们是如何拥有描述和控制语境的能力的。（Parkin，1982， pp．x．vi－x．vii）。研究重点是检验知识形式的问题，并且把我们的研究引向于探讨作为研究者我们自身的具体语境化行为同当地的翻译者制造的行为之间的差别。霍利（Holy）和史都克里克（Stuchlik）　（Holy　＆　Stuchlik，1981，1983）说道在民族知识体系和人类学分析性知识中他们各自对待语境问题的相关论述的问题。因此语境的问题变得更多了：作为一个翻译性的学科，人类学是如何构成它自身的分析语境，形成它的解释和翻译的呢？通过何种方式，我们研究的那些民族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制造出语境，并使之成为在社会生活和事项中被赋予意义的当地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些疑问就转移到了对两种领域中的翻译和语境化之间的相称性问题上。哈伯特说，在人类学翻译中产生的“知识的双重性评价”———认为民族性知识和人类学知识是有差别的，在用人类学知识解释时，应该对民族性知识进行阐述。

对语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对为知识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的知识规则的正确分析。人类学的思维变迁包含知识规则的变迁和对相对语境的相应的概念的变迁。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包含了知识的双重评判标准———这是一种把人类学知识和当地的土著民族的知识结构相联系的方法。这种双重评判标准应该保持平衡，即人类学的解释不能扭曲当地性的民族解释，反之亦然。

因此，问题就是关于能力二字———在说到“其他种类”的知识和具体语境化行为时，能够代表“这种”形式的知识和一系列的具体语境化行为的能力。能力的问题同时也是在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中构成对语境的定义过程的基础。依照其他可能产生的或制造的定义或运动作为参照，用某种特殊的方式去定义语境或者在某个方向上去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语境化运动的能力，却可能被构造成一个政治行为。在阿富汗被抓捕现在还关在美国在古巴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基地的人们，在战争的语境下可以被定义为“囚犯”吗？　在战犯法律的语境下可以被定义为“犯人”吗？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人是否可以被称为“恐怖分子”或是“自由之斗士”包含了对相关语境的定义的微细却又重要的转变。制造具体语境化就是用库勒的词汇就是“构建”。这种意义的构建强调了一种划界的行为———在一系列的限制中，尽可能去排除包含在其中的那些联系或断离的事物。包含和排除的过程就是一个能力的过程。它是在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论性看法和实践意向的驱使下产生的联系的意义，它定义了这些框架应该放置何处。此外，加深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组织语境方式的理解也许反过来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学术以外的其他人的翻译行为和具体语境化活动。

人类学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而且在民族翻译者和民族评论者的知识体系中去研究语境的可能性条件。在人类学的思考下，最好的期望是把这两个系列的条件放到一种谈话式的关系中去考虑。语境被认为是自发性的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性财富。实际上，语境是许多个系列的关系，本质上也不是不言而喻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意识这样一种可能：在构建语境时有两个平行性的过程———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对于我们来讲，和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对于他们来讲。在田野调查中或者在这方面的写作中把这两个平行的过程相连接起来。通过对话式的关系，对其他读者的随后的传播和影响也许会形成知识的更深远的语境。

人类学家不能自欺欺人，去相信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用不依靠语境、框架或参考文献的观点。他们不能逃避语境的限制！但是语境是可以无限地扩展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说到语境，准确地讲，语境是一种连接方式，是一种为了一定的目的，与社会性历史性条件下的某个具体事物相关的一系列连接和断离的连接方式。如果我们作为研究者和社会参与者来给予现象意义和翻译时出现了潜在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应该作为优势者甚至霸权者的姿态去给予意义和翻译，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去审视知识，语境和那个确定了意义同翻译的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主要参看哈伯特（1982，1985，1986a、b，1999），斯特拉瑟恩（1987，1995）以及迪利（1999）的著作。

②事物的“社会生活”的观点和概念来源于阿帕杜瑞（Appadurai，1986），他把这种方式称为的“方法论式拜物论”的一种形式。

③“对事物的严重歪曲”和“自欺”来自于布迪厄（Bourdieu）（尽管后者是从萨达尔（Sartre）那借用来的）以说明符号性的阐述遮盖和歪曲了事物的真实本质（Bourdieu，1977）。这样的文化歪曲是一种自欺的行为。

④所以的这些概念来源于牛津简明英语词典；也可参看哈勃特（1985，1986a）得到类似解释。

⑤你不应该被杀。［古英语］

⑥“il　npy　rien　de　hors　texte”即文本之外无意义

⑦库勒对德里达持有的语境化行为增添了一个批评论观点，他指出优先用历史去挑战哲学，而后再用哲学辩驳历史的荒谬理论。

⑧霍利和斯图克里克在许多著作发表中提出了关于语境问题的观点，尤其在1981和1983年的出版物中。这些问题涉及到研究者的知识和当地人的知识的差异性。通过给“文化模型”定义一个概念，他们试图对本土文化语境的问题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这种“文化模型”是一种宽泛的，常识性的背景知识，在民族内部被主观地分享着，并且常常不仅仅是指当地表演者的意识性解释和反应。

⑨哈伯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对过度使用翻译论主义进行一系列彻底的批判。（主要参看哈伯特1982，1985，1986a，1990，1999）。

⑩在他的观点里，应对构成了那些互相交织的背景的事物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但他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例如，他仅仅是依靠“世界体系”（克里弗德，1997，p．276）或者通过布迪厄有关体质性的概念给出了可以被解释为“分裂的暗示”。（克里弗德，1997，p．44）

注11：正如哈维（1991）描述的那样，这是语境的一种运用方式。那些在他们的民族演出中展示语境意义的展示者们以及观看者们形成体验不仅仅来源于在西班牙的展示中的特点，而是通过对他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类似的展示和休闲活动场所中的体验找到对照和比较。他们的翻译涉及到之前在其他地方类似的体验。这就说明了一系列有关自我参考性表示者的观点，也说明了“内在文本性”的观点或者是德里达表述的那样：“每件事物都是通过参考历史的痕迹和其他事物的足迹开始的。”

作者简介：［英］罗伊·M·迪利（Roy．M．Dilley），圣安德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高级讲师。他的研究兴趣在社会理论方面。近期编辑出版了名为《语境之问题》的书卷（牛津：Berghahn出版社，1999）。这本书卷把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许多学者的供稿加以集中出版。他也就“市场”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论著——《竞争中的市场：意识，言谈和实践的分析》（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2）。在涉及到塞内加尔和西非的民族学问题上也有许多的论文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