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随和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能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文章通过分析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背后所暗含的中国人的典型文化心态，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是一种可称为“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并强调了中国文化习性的揭示可能为开辟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关键词】风 人际本位 中国文化习性 中国社会科学

引言：时代状况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在20世纪中国人所做的所有引进“西学”的工作中，“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一点，与人文科学相比显得尤其明显。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像伦理学、哲学等一类西方人文科学学科，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像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古代也曾存在过。这不是说古人没有研究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是说，这种研究在古代学术中没有成为一门或几门独立的学科；毋宁说，在中国古代学问中，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几乎都被当成了伦理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面前的“苍白无力”，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解释。其中一个重要解释是，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们在中国还太年轻。对于中国人，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消化它，而只能说引进了一系列新的标签而已。这种解释当然很有道理。但是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因为社会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在对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文化传统以及国情的因素影响甚大，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像套用数字公式那样照搬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或解释。许多人都已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目前采用的研究方式完全是西方式的，在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时未必总是适用。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是习惯于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或解释中国的问题。这与中国人文科学诸学科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都在强调中国哲学等与西方的不同，尽管“中国特色”在某些人心中已经变成了满足其民族自尊心的主要途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汉学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承认存在着一种“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等及其对于现代世界的特别意义。本文试图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难道真的可以避免讨论“中国特色”的问题吗？或者，中国社会科学的确立，难道只是意味着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直接引进到中国来研究中国问题吗？为了开展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理论预设、概念系统或方法论？这正是本文的一个要点。本文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今天的中国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呢？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即鉴于目前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或方法，我们不妨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曾经在理解或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某种学说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这种学说虽然算不上“社会科学”，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一种“经验的总结”，但是它确曾在理解或解释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过强大的作用，并且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来。我们试图通过对这种学说的个案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对于今天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这门学问就是“儒学”（儒家学说）。尽管儒学的历史作用20世纪以来饱受人们批判，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儒家学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在用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包括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几乎所有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在解释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不管儒家的解决方式该如何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曾经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它曾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系统，非常有效地整合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占世界领先地位；它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学说体系，它使得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多次免遭分裂和毁灭的命运，对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和保存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虽然没有形成一门“科学”，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是不是会有借鉴之用呢？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儒学的研究，为建立一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寻找起点。我们的研究在思想上有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一、一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说”的东西，不应当是西方迄今所建立起来的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应用。相反，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理论预设和方法系统。这种理论和方法要在对中国社会各种复杂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它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延伸”，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可能包含着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

二、“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可能与中国文化的习性有关。我们的假定是，中国社会的整合规律可能以在某种经过几千年漫长发展积淀起来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基础，这种长久形成的（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习性，导致了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不有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都应关注中国文化的习性，特别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与中国社会自我整合规律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正因为它们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不是以中国文化的习性为基础建立的；

三、儒学虽然本身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有过特殊作用的学问，它的理论观点可能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有巨大启发意义。因此，我们把儒家当作一个案例，试图通过对儒家提出来的若干与社会科学问题相关的范畴的研究，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某种“秘密”，从而找到解读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钥匙”，以此来寻找“科学地”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自我整合和发展规律的合适的出发点，对于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某种有借鉴意义的思路。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选取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为突破口，在广泛搜集儒家学说中一系列与“风”这一概念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分析这些政治观点背后的文化心理基础，藉此以揭示中国文化的习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社会自我整合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在下文中提出的所有概念，都是“试探性”的，它们可能在某些“社会问题域”内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并不是说可以解释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

“风”在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地位

 “风”是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让我们先来看下面这段话：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说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领导者好不好。孔子用“风”与“草”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上对下的影响力。孔子暗示了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所导致的“社会风气”之上，而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又是由“官场风气”所决定的，官场风气的形成则取决于官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总之，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局面，要从改变“风”做起。

“风”在儒家政治学说的特殊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I.“风”与“民”

儒家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局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是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古人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所以把它称为“民风”。因此，“观民风”是治政的开始，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学会“观风”、“辨风”、“省风”：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礼记·王制》）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周易·观·象》）

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左传·昭公廿一年》

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大戴礼记·小辨》）

II.     “风”与“政”

儒家认为，“改变民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改变民风”的工作可以称为“治风”；为了改变“民风”，需要“树新风”，这也被称为“树之风声”：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尚书·大禹谟》）

天下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