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在地化／感觉主义／地方史

(一)从“古史”到“近史”：日趋单调的历史

    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诠释“近代”历史与“古代”历史的区别，关键不仅在于史料发掘的多寡会显现出不同和多元的历史影像，而且在于那些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往往汲汲于探察近代发生“世变”的原因和自身所处时代的关联意义，而越来越不关心那个时代真正的历史本相所呈现的丰富性到底如何。比如，“近现代”作为一种划分时段，与当下的时间距离较近，遗留下来的史料也就更加丰富。然而，由于近代以来对描摹发生历史巨变的西方理论的引进呈“爆炸”状态，研究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家，反而更加受制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或者摘取某类或某段史料急于论证某种理论的正确性。故而近代史料的丰富性似乎并没有因此凸现其解读历史真相的意义，史料的“浩如烟海”本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褒义词曾构成了其区别于古史的优势，至此却反过来变成了近代史研究的沉重负担。

深究其原因，我认为与历史学在近代以来开始把自身定位为以回应时代要求为首要任务的转变历程密不可分。古代中国的历史学显然没有“古代”、“近代”这样的时代区分，其最重要的功用实际上是探究和维系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或者说，是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一种道德统治的基础。古代史学的主题强调对承继于历史之中的政治制度的服从与理解，核心是“资治”，“稳定”是关键词。即使有对时势变化的解释，也旨在说明如何透过变化回复到一种古老而理想的政治秩序之中，它对资料的运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近代史学之所以与之区别开来，是因为“世变”成了核心议题，探讨的主题和古代史的功能恰恰相反，“世变”议题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原来的古老体制不起作用或者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古代史学所依附的对象——皇权已经变成了昨日云烟。这给近代史的解释带来了一些机会，表面上使它变得更加开放，至少对史料的认识和运用是如此。例如，原来无法纳入视野的一些属于“社会”或“文化”范畴中的问题，似乎也变成了历史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史料的搜集面也因此有所扩大。尽管史学的“资治”功用在当代被继承下来，但“资治”的内涵往往最终还得服从“世变”解释的目的。所以，梁启超才宣称古史仅仅能起到政治合法性的润饰作用，却不能解释王权崩溃后的历史变化。

王权体制的崩溃使得古史论证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没有意义，近代政权虽然也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但评价尺度已大不一样，近代政权“合法性”的主题是论证中国历史能否符合当代“世变”的游戏规则，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否符合一种普遍的演进潮流。这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古训内容已完全不同。“通古今之变”的原则是向后看，讲的是“复三代”的问题，这一原则有一系列的道德资源做支撑，这些“道德”原则分散在史书各处，由于古史没有专门的“文化史”分类，所以，其内含的一些道德诠释就作为一种“文化”的制约力量贯穿其中。

清朝灭亡解放了附着在王权解释系统中的那些属于现代社会科学分类下的“文化”或“社会”的因子，使之游离于“王朝史”(政治史)的框架之外。当代史学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收集起来，重新拼贴出一个符合未来“世变”要求的图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几个关键词是：“国民”、“国家”、“进化”，其核心是说历史是塑造国民的工具。其中提到了一个“民”字，但它和鲜活的具体的“人”早已无关，不过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群体符号而已。历史被浓缩至一种直线的路径里而变得日益单调，因为王权政治的单调被另一种毋庸置疑的线性进化的单调所取代。

如何克服这种单调呢?形形色色的方案被提了出来。有人提出了用“复线”取代“单线”的建议，主张把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分叉的动态过程①。有人则认为，由于我们对近百年以来的历史太熟悉了，所以必须经过“去熟悉化”，努力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通过把历史“过程化”去复原其中的丰富性②。两者的一致之处都是想疏离“近世史”令人难以容忍的单调解释，恢复历史连贯的自然演进感觉。

其实，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暴力对历史形态的裁割问题。陈寅恪先生论史就每每采取隐而不发、极端克制的态度。如谈到谦益降清事，他分析说一方面由其素性怯懦，另一方面又迫于事势所使然。陈寅恪先生点评云：“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③。这是我所见不多的属“议论”的段落。大多数情况下，一涉及所谓政治经济学问题时，陈寅恪多避而不谈。如一处谈及“薤发”的处理时，他亦回避不论：“夫辫发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