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

——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

黎相宜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本文是一篇有关海外华人田野调查的反思性文章。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海外华人研究，接着根据笔者在美国对于华人移民的多点跨国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经历，就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角色、立场、目的以及华人移民调查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文章指出尽管我们承认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而不是作为研究客体的“主人”。

【关键词】海外华人研究　海外田野调查　多点跨国民族志　研究主体性

一、他者视野里的海外华人研究及其反思

　　（一）民族志方法及海外华人研究面向

　　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基于“前工业社会”的调查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后被其他社会科学沿用，使之发展成为既可视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文本，又是一种定性研究或曰质性研究方法（刘朝晖，2009）。高丙中认为，从方法论上说，民族志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民族志时期、科学民族志时期和反思民族志时期（高丙中，2006a）。在古典民族志时期，对于“异文化”的书写多数来自殖民地官员、旅行家、传教士的“私人记录”，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是以“旅游者”或者“异域采风者”的姿态进入的，田野中的“本地人”作为 “猎奇”对象而被前者“凝视”。到20世纪早期，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强调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这种准则之下，民族志的实践者在其田野调查中扮演着一个超脱于田野之外的客观观察者的角色，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单方面被叙述的群体而被搬上民族志的书写文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民族志作为一种“客观的”、“神圣的”研究方法遭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而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描述他如何以一个社会行动者的角色嵌入到田野工作中（保罗·拉比诺，2008）。这种对于研究主体（自我）在田野调查中所扮演角色及遭遇之困境的讨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为风气，相继出版的一系列著作①都在反思研究对象作为主体与行动者而不仅仅作为被凝视对象的可能（参见高丙中，2006b）。

　　受到民族志发展阶段的影响，对于海外华人及其社会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也呈现出两个不同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中国大陆境外的华人作为“他者”出现在西方的学术领域。西方学者将海外华人看作是与当地的多数民族相比在社会和政治上都居于“少数”地位的族裔来研究（克洛迪娜·苏尔梦，1983）。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由于殖民体制的崩溃，人类学家再也不可能像殖民时期那样 “随心所欲”地在殖民地展开田野调查。相反，这些“他者”的进入遭到原来殖民地基础上新兴民族国家的反感甚至反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海外人类学者难以进入中国大陆做实地调查。他们将海外华人社会作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延伸，采用实地调查的民族志方法，以此来了解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在这个时期，学者比较普遍把中国大陆境外的华人作为独立的“异己文化”群体来研究。英国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将海外华人所得出的观点用于解释中国社会本身，尤其是华南中国社会。弗里德曼对于中国汉人宗族的理论成为几十年来汉学人类学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范式。而施坚雅在对于泰国华人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关于华人同化的理论，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影响深远。在这些“他者的眼光”的关注下，海外华人社会作为“边缘中国”（residual China）而受到了西方研究者的凝视与关注。

　　第二个面向则是境内外的华人学者将海外华人及其社会作为与自身有着共同或类似社会文化特征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以1938年社会学家陈达的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②为起点，华人学者的海外华人研究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这部著作系统运用家族访谈与实地考察的比较研究方法，对华侨社区环境与社会变迁以及华侨群体的生计状况、家庭婚姻、日常生活、信仰观念等作了描述，由于此书对南洋华侨生活方式的形成、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变迁、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此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洋华侨社会与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经典之作。此后的研究则以田汝康和李亦园的研究为代表（T’ian，1953；李亦园，1985）。田汝康的《沙捞越华人》是典型的民族志研究，内容涉及当地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李亦园是以《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为切入点而开始其汉文化研究的，换言之，李亦园是在汉学人类学的框架下研究东南亚华人。他采用当时华人研究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架构——“文化调适”来解释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在移居地的文化适应。但是李亦园的麻坡华人研究也呈现出“文化调适”理论的一些明显局限，这些局限主要表现在“���化调适”结果的形态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华人必须不断进行文化调适，但其发展的趋势并非作为中国文化实验室的一种形态，而是华人社会本土化的加深。正如由李亦园、郭振羽主编的《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总序所言：“当时研究的理念，是把海外华人社会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企图借实地调查以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本土以外的环境下如何适应与发展，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实验室——台湾的研究互为比较，以便在某一程度上达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说的控制比较。这一类研究没有把华人社会放在华人所处的现代国家体系与全球化背景中进行思考。”（李亦园、郭振羽，1985）在上述的研究中，研究者既是以“我群”又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田野调查中。田汝康与李亦园的田野工作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海外民族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近家”田野调查的经典案例（参见林恩·休谟，简·穆拉克，2010：17）。 

　　（二）我的田野工作

　　我的研究是在承接上述民族志方法与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着重对不同类型的华人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由于移民的流动性与跨界性，我采用的是多点跨国民族志的方法。在对“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讨论中，马库斯分析了多点田野工作在超越“全球”与“地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建设性（Marcus， 1998［1995］）。多点民族志往往依赖于对与某一专题或事件较为紧密相关的多个观察点的经验进行分析，而不局限于具体的社区，是让调查和分析跟着研究所要聚焦的人、物、话语、象征、生活史、纠纷、故事的线索或寓意走，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将研究对象的特征衬托性地描述出来，并加以理论概括（Marcus， 1995：111-112）。因此，我的研究区域是沿着移民群体的祖籍地——侨乡，根据华人移民的流向，延展至海外的移居地，对聚居海外的华人移民及相关人群进行深入的生活史调查、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从2010年2月到2011年8月，我陆续在移民的祖籍地“侨乡”完成了我在国内的田野调查。根据移民的流向，我的另一部分田野点定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即所谓的“海外民族志”。近年来国内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海外民族志”（高丙中等，2010；高丙中，2010［2009，2006a，2006b］）。“海外民族志”是指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本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高丙中，2009）。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界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到海外进行田野工作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反思（龚浩群，2004；康敏，2009［2010］；刘朝晖，2009；吴晓黎，2009；谢立中，2010；张金岭，2011［2010］；周歆红，2008）。

　　2011年8月，受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中山大学2010年笹川优秀青年奖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并通过美国社会学年会及北美华人社会学家年会发来的会议邀请函获得签证的方式，我到美国进行海外田野调查。我的“田野”并不是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华人移民而处于流动中。虽然我以市中心的族裔聚居区（ethnic enclave）——唐人街为研究据点，但在实践中，我的田野工作成为不以空间为局限的正式访谈、参与观察、随意闲谈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混合。这个田野存在于我所能想到的任一地方，它要求我在能够找到移民的地方，寻求他们如何通过跨国空间和网络，与祖籍地发生某种关联。尽管确信这种多点跨国民族志为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田野策略，但是我的田野调查仍然显得广泛却单薄。我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三个研究地点的研究对象都彼此相对独立，这意味着在每个地点，我需要通过常常是很有压力的漫长过程来建立新的研究网络，并且还增加了住宿、交通等生活后勤方面的麻烦。而且由于我在海外的田野时间是被限制的，因而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我在异域的调适以及多点田野的工作着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各种焦虑与压力之下，我常常对自己作为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身份产生怀疑，并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发生角色扮演的错位。这其中有部分是海外田野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一些是由于身份、时间、经历等个人因素所造成的。下面我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反思自身的海外田野工作模式以及“我”作为研究者在其中所面临的角色定位、研究立场以及目的等问题，以此来讨论田野调查者尤其是海外田野调查者在其田野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二、“我是谁”：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角色定位

　　在进入海外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的“我”就不可避免地与自己原有的生活世界“脱嵌”，被迫放弃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而采用其他社会角色，“再嵌入”到海外田野的生活世界中，因而产生了“我是谁”的困惑。

　　关于田野调查者的角色定位，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讨论。有些学者指出，民族志学者必须能够同时运用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眼光观察，好的田野调查要求我们在亲熟与距离之间保持某种有意识的平衡。因此，田野调查者实际上是有意将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尴尬的社会空间中，而其中的一些空间相较于另外一些更加难以居留（参见林恩·休谟、简·穆拉克，2010：1）。任何的田野调查总是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无论是作为调查者的“我”还是研究对象都无法逃脱这个“社会之网”。 

　　（一）“无身份”的困境

　　在进入海外田野之前，我已经对研究对象的祖籍地——侨乡进行了几个月的田野调查。特别是我的研究对象涉及福州的非法移民，我对于这群“没有身份的人”是有一定了解的。只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到美国后，也会成为“没有身份的人”。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有非法移民才是没有身份的人，赴美后才发现我的研究对象与我的定义不同，只要是没有绿卡或者没有入籍的人，就会被定义为没有身份的人。我很快接受了自己是没有身份的人的“事实”。以下是我当时的一段田野笔记：

　　记得我到的第一天，就被拥有绿卡的中国籍房东告知：即使你有绿卡，如果你被车撞死了，美国警察也是不会理你的，他们只对美国公民负责。对于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没有必要去寻求其本来的事实，而是作为sojourner（暂居者）心态的一种真实反映。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只要指示灯开始闪烁，哪怕还有时间可以过���我一定再等下一次，我心里想，我不能死在这里，这里的警察是不管我的。

　　上星期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脸上带有刀疤、一边眼睛已经瞎了的黑人。大概是他觉得所有人都在歧视他吧。他下车之后，我出于关心望了他一眼，只见他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着我以及车上的乘客，并举起一个打枪的手势。我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快，生怕他真的拔枪出来，盼望着车赶紧开走。还是冒出那一个想法：要是我死了，是不是没人管的？后来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如果人都死了，警察管不管，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人对于死的恐惧大概不是在死亡本身，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而是反映出对目前生存状态的感受。（田野笔记，2011年8月20日）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格尔茨，1999） 在进入田野的“意义之网”时，研究者往往面临着“无身份”的状态。因为他不属于他所处的田野世界，他的角色是流动而不固定的。而当他试图去理解或者亲身实践田野中的“意义之网”时，总是会出现某种偏差。

　　（二）“弱者”的姿态

　　作为一个在异域的调查者，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衣食住行等问题，调查才能够随之顺利展开。虽然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利用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但作为这个网络之外的人，“我”是很难完全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网络的。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附近的公寓安顿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房东告知我这房子不能继续租了（原来我跟他租了三个半月），必须在一星期之内找到其他住所。我当时立即就想到了两位给予过我帮助的唐人街老华侨。在之前的调查中，唐人街晚上有一些重要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参加但是又考虑到很晚回到住处（唐人街离我住处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而不安全时，我会在这两位老华侨家借宿。而且我也觉得如果能够住在她们家，会便于调查的开展。但是当我打电话跟他们表达自己的请求时，她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当我心有不甘提出可以交租时，她们也没有同意。这件事情让我困惑了许久，为什么当初热情的老人家一俟我提出长住的请求时，她们都选择了回避。

　　当时我准备到旧金山做调查，由于房子不能继续租，一时又找不到住处，所以急需找人帮助看管行李。这时我想起我的一个关键报道人。他祖籍开平，七十多岁，移民前在广州的学校当老师，平常对我也十分热情，主动提供过很多信息和资料。当我拿起电话向他表明情况时，他表示很为难，要与太太商量。最后他反馈给我的信息是：“我们还不熟悉，我们不能帮你看管行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担待不起。”

　　在遇到这一连串的拒绝后，我顿时觉得既无助也气恼，因为我一度感觉与他们已经很熟悉了，结果却意外地遭到拒绝——尽管他们都是待人和善的老人。之后我就此事进行了反省：可能在一个较为封闭、淳朴的中国少数民族村落里，帮忙看管一件行李，住在家里都不能算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在美国的唐人街——这样一个被全球化席卷的现代化族裔聚居区内，我向我的研究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属于“越界行为”，给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造成了困扰。这次经历让我与几位老人多少有了些隔阂，也使得后面的调查受了一些影响。

　　当田野点与自己原本所处的社会同质或类似时，这种“弱者心态”往往并不会出现。但是当田野点是一个完全脱离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之外的“世界”时，由于语言、衣食住行、社会支持网匮乏以及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等问题，原本应该是研究者的角色就会在某种情境中沦为一种需要被帮助的“弱者”的角色。在田野调查中，“示弱”是获得研究对象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但沉沦于弱者的角色扮演会让研究者模糊他者与自身的主客角色和地位，忽视了生活于“田野”的人其实没有义务与责任来负责我的衣食住行与人身安全。在他们面前，“我”如何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学会如何在不同情境中自由地穿梭，这是一个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且当“我”在作为一个弱者进入异域时，为了唤起“本地人”的信任与帮助，我往往会被迫或无意中为了换取帮助而去做不属于自己角色分内的工作。这种角色外的扮演往往会带来研究者角色定位的混乱，并影响往后的田野调查。除了扮演弱者之外，海外田野调查者有时还不得不面临“共谋”的陷阱，这也是造成研究者角色错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共谋”的陷阱

　　“共谋”，在多点民族志框架中作为“亲密关系”的替代者，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象征，它标志着民族志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力图追求的知识类型的变化。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到了自己在巴厘岛做田野调查时的一个特殊经历：他有一次跟居民一起赌博，却遭遇抓赌，然后大家一块儿狼狈逃避。这段“共谋”经历反而使得原先一筹莫展的田野调查豁然开朗，获得本地人的认同。他后来也反思“共谋”作为田野调查的重要策略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格尔茨，1999）。

　　福州的非法移民是我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们大多分布在美国的东海岸，尤其以纽约为最。纽约唐人街上的东百老汇大街（East Broadway）堪称是福州非法移民的“娘家”。非法移民所面临的处境，加上我不会讲福州话，不易于取得“本地人”的信任，我在进入这个群体之初着实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我曾在这个群体的祖籍地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但由于时间不太长，所以积累的人脉资源并不是很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田野调查进度。

　　一开始，我通过一位在福州就认识的侨领的引荐，采访了一位福建社团的主席。那位被访者以为我是记者，因而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访谈。整个访谈的过程都比较顺利，但是当我提出请他再介绍另外一些访谈对象时，则遭到了这位“守门人”（gate keeper）的拒绝：“有什么你问我就好了，其他人都不懂的，你不用采访其他人了。”虽然我一再解释自己的田野工作，但是他始终不愿意介绍其他的受访者。于是我的田野调查由于找不到研究对象而立马陷入了困境。那段时间，我都因为怕将田野时间浪费在无所事事上而感到焦虑。

　　而在与那位侨领周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社团的另一位成员郑先生。他不仅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访谈，还提及了他们家乡发生的一起事件：大致的起因是他们家乡由于建大学城而需要征用村里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坟墓林立的墓地，因而遭到了本村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反对。该村的海外移民纷纷向大使馆、统战部、侨务部门反映情况。刚开始我兴致勃勃地倾听这个故事，因为这也是我的研究重点——华人移民跨国实践很重要的一部分。直到郑先生主动向我提供很多他们集体上访的材料时，我都没有察觉我正在步入一个研究者所常面临的“陷阱”。

　　在这个过程中，郑先生也主动介绍了其他一些福州移民给我。在几次友好的接触之后，郑先生以及他们村的另外几个人向我提出，能否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帮他们撰写上访信。郑先生说：“我们的文化程度不高，电脑也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将我们村的这件事情散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们想请你帮忙。”从我本意上来说，我并不愿意以直接参与的方式介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如此高风险的集体维权活动。但是郑先生是我当时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关键报道人之一，而且我在田野的处境如此边缘，我无法预测拒绝所可能带来的与“田野关系”断裂的风险。基于这些考虑，我当时没有拒绝郑先生提出的要求。

　　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大大增强了我与“本地人”的接触频度和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适时地向他们寻求帮助。比如要求他们带我到福州移民经常出没的赌场以及重要的福州社团参观，因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福州移民，更深入地参与到他们的社团活动中。这让我以一个“外人”迅速地融入到“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然而，这个过程也让我更深地卷入到“本地人”的社会网络中，“我”经常被人期望要去履行一些义务，经常不得不面对研究对象向我提出的某些要求，而很多要求在我看来是勉为其难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成员角色的深入，我甚至感到难以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共谋”往往变成研究者始料不及的田野策略，使研究者角色转变成“共谋者”的角色。这种角色错位让我在整个田野过程中处于一种极为焦虑的状态。当我进一步扩大了我的联系人范围时，我不再愿意接到来自郑先生的电话，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我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任务。尽管如此，我跟郑先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待在纽约的两个月里，他确实也竭尽所能地满足我的一些调研的要求，比如参与一些较为秘密的社团内部会议、领事馆宴请有名望侨领的新年宴会以及春节游行等。一直到我“脱离”田野回国之后，我们还通了一次越洋电话。

　　以上列举的是一些我进入海外田野的例子，有很多是失败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才明白“我”既不是以一个弱者或者需要帮助的人，也不是以一个“共谋者”的角色进入海外田野。当“我”作为一个进入异域的人，碰到一些貌似与自己同质的人（比如那些老华侨）时，我显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管“我”与“他们”是多么地同质，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始终是“相对的他者”。

　　田野场景是一个社会大系统，调查者既要进入当地的角色系统中，又要保持自己固有的角色背景或角色关系，必要时还要对此加以调整或改变。调查者携带着角色丛与本地人互动，这个角色丛就是调查者的“成员角色”。成员角色确定了调查员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决定双方的角色认同（参见何国强，2010：2-3）。作为研究者的“我”与作为田野中的“本地人”都被置入某种主观主义的价值体系之中，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去衡量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扮演令彼此感觉舒服与合适的“成员角色”。但对于进入田野的“他者”来说，与其改变本地人，不如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好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不仅会给田野调查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实际困难，还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我从哪里来”与“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三、“我从哪来”：海外田野调查者的立场

　　在“他者”出现的时候，“我从哪来”这个问题显得尤其关键。一个田野调查者是否有义务向处于田野之中的被研究对象清楚表明自己的来源、观点及立场？关于这一点学界有很多争论。

　　在海外田野中，田野调查者的来源某种程度上就涉及立场的问题。当我进入海外的田野，我就无可避免地被自我与他者定义为“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成为一个标签，其所蕴含的意义则是在与被调查对象的谈话中不断协商而显露的。这种来源的表明，在交往过程中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他们觉得“我”是来自祖国家乡的人，特别是对于五邑籍移民来说，我虽然不是广东人但会说粤语，还能听懂七成的五邑话。而消极的一面就是在涉及政治立场以及一些历史恩怨时，我很难把握究竟应该扮演一个立场中立的倾听者，还是扮演要适当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者？

　　2011年8月至11月以及2012年2月，我都待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进行调查。我在这两个地方的唐人街的主要访谈对象之一是广东籍的老华侨，他们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局动乱之时经由各种方式辗转到达美国定居下来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的记忆仍保留在五六十年前，而他们的政治认同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向。刚开始调查时，我时常提及“解放前”、“解放后”；在与被调查者的交往中，我慢慢摸索出用“解放”这个词有可能不太恰当，容易引起被访者的反感，所以后来我采用“1949年”的中性说法。但即使我在用词与表达上做了一些修饰，但难免还是会受到田野地社会结构的制约。这使得作为研究主体的“我”在置身其中时并不是这么舒服。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重要政治层面上，与华侨华人的主要居住国存在着明显差异（参见李明欢，2012）。以洛杉矶的唐人街为例，新、老移民与新、老社团之间由于一些经济以及政治立场的原因呈现某种分裂的状态，这往往让作为外来者的“我”无所适从。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在海外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总是不愿意听到过多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评价。虽然我很确信我的立场，但是这种立场在表述时总是会遭遇某种人际上的冲突。大多数情形下，为了保证调查能够顺利进行，只要被访者不是“太过分”，我会保留并且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立场及观点，尽量从被调查对象的立场理解他。但是偶尔总会有些失控的地方。比如，有一些老华侨由于受到土改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波及（如在土改时被划成“华侨地主”，或其在家乡的侨眷被批斗），积怨颇深。尽管大多数研究对象没有直接对“我”提出抗议，但他们往往是根据1949年前的，或者是口头传述中的，又或者是自己想象中的“大陆”来谈论一些事情。他们在表述一些他们眼中的“真实的事实”时，我往往会忍不住超越自己作为倾听者的身份，以我的知识来“纠正”他们的某些偏见。

　　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研究区域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记录。可是，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25年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名为《作为严格词义上的日记》，日记中所表露出的对于研究对象的厌恶与其在民族志中的表述大相径庭，从而引发了民族志方法以及田野调查者的立场问题的讨论。

　　究竟一个田野调查者是否需要隐瞒自己的来源、观点及立场？在欧美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专业学会有一整套明确的伦理规范，从事实地调查的人要通过伦理审查，如美国。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还没有形成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所以对上述问题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当自己的观点、立场与田野的本地人相同或相似时，我们往往会放心而大胆地表达；而在情况相反的时候，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往往又采取犬儒式的回避做法。海外田野调查者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对自身有利的方式向研究对象表述“我从哪里来”，以期顺利地开展资料搜集工作。但是当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的身份、来源以及立场逐渐了解，开始发现许多策略性的表述与实际不一致时，研究者不仅对于原本的立场会产生表述与实质的危机，而且还会迷茫于“我”将往何处去的问题。

四、“我到哪去”：海外田野调查者的目的

　　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其在田野的时间有多久，田野总归是暂时的，不是其生活的常态，也即是说，田野的结束是必然的，研究者最终要回到原本的生活世界中去。一个海外田野调查者不管他如何深入到田野的世界中，如何深入地了解“本地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他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完成学术研究，留在田野成为“本地人”并不是他的目的——起码不是其本初的目的。对于进入田野的“我”来说，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但是，当我身处一个没有相对明显空间界限的田野时，“我要到哪去”则显得模糊不清。

　　在美国的时候，总有一些热心的老华侨问我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刚开始我回答得很干脆：“我是学生，我只是来做研究的，总是要回去的。”等到熟络了，一些老华侨开始热心地建议：“你还是留在这里吧。”让我很是纳闷的是，他们前一句还在说美国诸多不好，后一句则跟着劝说我留下来，有些人觉得哪怕非法滞留也可以。对于美国的不好，他们总是说得很具体，比如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没有人情味、难以发展事业，诸多种种。但对于留下来的原因，他们的言辞竟很模糊。难道他们觉得美国好是毋庸置疑的吗？（田野笔记，2012年2月3日）

　　后来，我发现他们虽然总是说自己是“这里”（美国）的“他者”（other）、“永远的外国人”（forever foreigner），但是始终“他们”与“我”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我”是中国人，而“他们”即便是“中国人”，也是“远距离的中国人”。前者与后者是不能画等号的。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除了部分的福州非法移民外）不是暂居者（sojourner）而是定居者（settler），这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作“自己觉得中国更好”的申明（因为那多数会遭到对方的反驳），而是半开玩笑地说：“是啊，但是美国多难留啊，我怎么可能留下来呢。”这时，研究对象会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并热情地向我介绍关于“留下来”的“地方性知识”：“我跟你说，不难留的，你嫁一个入了籍的华人就可以了，你很快就能够拿到绿卡，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父母都申请过来。”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内在之义，而是给对方回以“我已婚”的信息。但当有一位来自海南的老乡在餐桌上半开玩笑地说：“你结了婚还可以离了再结啊。女人在这里（美国）不就是结婚最有价值吗？我可以介绍给你啊。” 

　　在愕然之余，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海外田野调查者的目的在我的研究对象眼里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的认知系统里，不管我原来是谁，从哪里来，只要我身处美国社会，“我”就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成为他们社会中的一个完全性成员，也即成为一个移民。我原本的研究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开放的，他们也不曾以一个被动的客体角色来呈现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他们会颇有兴致地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将“我”是否应该留美，通过何种渠道留美作为他们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当“我”作为一个被讨论、被研究的对象出现在田野工作中时，“我”原本的研究者目的甚至包括角色及立场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这促使我思考“我”究竟是以一个怎样的主体呈现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

五、讨论：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

　　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里，海外田野调查者要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做出理性的区分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必然会因此而面临伦理的、方法论的乃至理论上的两难与调适。与局内人 / 局外人这一两难密切相关的是田野工作变戏法似地兼顾保持距离和维持亲熟所带来的困难。田野调查者的个人特质，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和作为研究者承担一个新角色所带来的挑战，可能都意味着许多民族志新手会感受到强烈的自我怀疑、混乱和焦虑。为了搜集资料，我们建立或者拓展与“本地人”的关系；为了能够“适应”环境，常常要求我们很大程度上做出个人妥协，却不断发现我们纠结或陷入在复杂的与他人情感的相互依赖、冲突以及两难中。“我”作为他者的一面，在本应是“客观”的研究者角色中发现“主观”的自我存在时，研究者的角色、立场以及目的立即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持续于整个田野过程中（参见林恩·休谟、简·穆拉克，2010：13-15）。

　　田野调查的过程充满了参与者的活力和感情，而这里所说的参与者既包括田野工作者也包括研究对象。田野调查者经常会受到其研究对象的细致审查，就如其研究对象会受到他的细致审查一样。当“我”作为“没有身份（无绿卡）、来自中国大陆、要回国、女性的”这样一个客体出现在研究对象面前时，研究者的主体角色就不再是我想象中那样恒定不变的。如果想要维持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身份，我就会感到自己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之中。因此，有些时候我会像我的研究对象一样孜孜不倦，致力于重新诠释我自己的身份。于是我自己也变成我田野工作的另一个研究对象。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地人”也经常对“我”进行评价和定位，他们对研究者这一“他者”的本地感觉（性别、身份、立场及目的等）常常会影响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类型。马库斯主张，“在其中并且是关于世界体系”的多点民族志要求民族志学者将自身置于体系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或者‘哪儿也不在’”地发言（Marcus，1995：112）。“我”绝不是超脱于“本地人”的“意义之网”的“上帝”，处在田野之中的人们会将“我”作为一个社会人（尽管不一定是他们社会的成员）进行不断地定位，他们甚至会以“主人”的身份热情地邀请“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海外的田野调查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难以做到绝对的分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两个主体，研究的过程是这两个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建构“现实”的过程（参见陈向明，1997）。田野调查是一个交流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从字面上理解，不止一个主体。但其所处的背景既不完全在此，也不完全在彼，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参见保罗·拉比诺，2008）。在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中，田野调查应当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互动和共谋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不是研究者个人单方面对于他者的“凝视”，这种客观、单向度的“凝视”从来不曾也不会真正发生于田野之中。“我”和研究对象通过相互对视自我的位置，确立了接触，这也凸显了我们基本的“他性”。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他们”在定位“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同时，也即是“我”在定位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过程。在这个互相凝视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对象所反映出来的移民心态、价值体系、日常知识以及应对策略等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于他们的理解。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negotiate）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

　　尽管我们承认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不能忘记研究者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而不是作为研究客体的“主人”。既然是“客人”，在我们“做客”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培养与主人家的亲近感，我们才能够获得对当地知识有力而关键的理解。而且因为是客人，虽然我们无需摒弃或忌讳自己的立场与目的，但却需要承认和尊重作为主人的特权，以及寻求一个承认当地主人的优先权甚至是特权的共同基础。研究者作为客人，不需要统一，也不必成为局内人或者“土著化”，但是可以被要求捍卫对他们主人的理解。总之，“客人”身份并不是复制陈旧的二分法，但是也不会解决研究中所有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问题（参见格雷厄姆·哈维，2010：237）。

　　*本文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华人移民的社会地位补偿”（项目批准号：GD10YHQ01）、“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以及中山大学2010年笹川优秀青年奖学基金“博士生重要创新项目研究”的资助。感谢周敏教授、王宁教授、陈杰以及匿名评审人提供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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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杜蒙的《头人与我》（Dumont，1978）、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Crapanzano，1980）和杜外尔的《摩洛哥对话》（Dwyer，1982）。
②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黎相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