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现代性变迁的生动体现和理论提炼

——兼论王洪伟钧窑文明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2013 年春节期间，王洪伟的新著《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在交付出版社之前，先把样书寄送我索序。对于王洪伟博士近年来不断的学术成就，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

本来我对陶艺一向并无了解，突然想起去年也是春节过后不久，洪伟来京参加我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期间，带来两件古朴鲜艳的钧瓷大器：底款手签“王洪伟”和“张大强”两个名字。在两件钧器附带的画册上，似乎如是说道：神垕炉钧窑变花釉是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当代中国钧瓷界先锋艺人张大强先生和著名钧瓷学者、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洪伟博士2011年联合研制的钧瓷新釉质，承继晚清民国神垕炉钧古朴典雅和雍正乾隆御窑炉钧清淡素雅的陶瓷美学风格，极具视觉冲击力，在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界独树一帜。这个时候，我才知晓1996 年夏天那个来自中原的青涩少年，在经历过十年新闻历练之后，又转型做起了“著名钧瓷学者”。

其实，洪伟博士精制精选的这两件钧瓷大器，于我有着特别的意义。近年来，我不断重复两条治学原则：之一就是“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 所谓“立地”是要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地“顶天”； 也只有“顶天”，方能更好地“立地”。

之二就是“包容”精神，强调做学问要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学术研究要坚持不“左”不右的学术准则，即既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我形象地为这种学术态度做了这样一种注解：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 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 横批:我还是我。

这两条看似抽象的治学精神，经洪伟博士和陶艺匠师土与火的冶炼，烧制出如此内涵丰富的陶瓷艺术品； 而且，以具象的陶瓷器皿表达艰深的学术理念，颇使我诧异不已。

二

2006年，经历数年波澜壮阔的新闻记者生涯之后，王洪伟博士转型回到社会学学术研究，一度立志于农村艾滋病的政治社会学研究。2008 年，由于各种机缘他转身到家乡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研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干脆全身“撤退”到中原腹地开始了其热衷不已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学术研究：一是如往昔“记者”一样行走在中原历史的田野里； 一是埋身于与其社会学训练迥异的古陶瓷文献堆里爬梳解析。当我觉得王洪伟是否已经脱离社会学转身历史的时候，2010年底，他的两部近百万字的书稿放在了我的案头：一是《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 二是《中国钧瓷艺人录：政治、市场与技艺框架下传统手工艺人命运的社会学叙事》。两书实际上都是两部社会学专著。

《传统文化隐喻：禹州神垕钧瓷文化产业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学研究》是王洪伟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全书以中原古镇禹州神垕钧瓷特色文化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钧瓷文化带动禹州神垕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和结构分析，为构建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新思维。这种理论雄心贯穿于王洪伟博士其后的系列研究中。

《中国钧瓷艺人录：政治、市场与技艺框架下传统手工艺人命运的社会学叙事》以其提炼于中原陶瓷历史文化研究实践的“惊扰－ 窄化”概念框架、苦难社会学及底层研究的相关社会学理论为支撑，以“世家传承”的模式记述了钧窑创烧原产地卢家、刘家、郗家、王家、杨家、任家、孔家、晋家、苗家等神垕钧瓷望族，并整体性地系统叙述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和市场化时期钧瓷艺人命运、工艺成就及艺人群体的现代性转型。作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钧瓷艺人志书，全书通过钧瓷艺人从艺身世的细微之处和家国命运的历史性颠簸，展示了传统手工艺人群体人性深处的苦难与光华，构建起人物志与社会学写作的新学术传统。这种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紧接着的2012年7月，以王洪伟博士担纲主编的“黄河文明研究丛书”第三部专著《另一种钧窑史——钧瓷技艺的手工艺人口述及地方性知识想象》继续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纯粹以钧瓷胎釉原料分布及加工调配、成型造型工艺、窑炉结构演化、烧成制度及原产地古钧窑址考古发现等一线钧窑艺人、地方文博学者类型化的技艺和历史口述为线索，打造极富理论方法创新意涵的“另一种钧窑史”，开创钧窑技艺及历史研究书写的新思维，建构形成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及其历史书写的“口述科技史”新传统，颇具学术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全书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原汁原味的“钧窑科技口述史”，其主要内容包括下述四大方面:(一) 通过以钧窑高仿艺人为主的复制经验口述，还原钧窑创烧以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代钧瓷技艺的阶段性特征，以钧瓷工艺的高仿实践还原钧窑技艺历史变迁的轨迹。(二) 主要通过计划经济时期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钧瓷恢复研制的钧瓷一厂、国营瓷厂、钧瓷二厂三大厂时期的杰出钧瓷艺人及技术管理人员的口述，建构1949年到1990年之间的当代钧窑技艺发展史，其中主要分为泥釉料调制、钧瓷烧成、造型成型工艺、钧瓷窑炉建造等。(三) 主要是对1990年以降在钧窑市场上呈现出技艺典型性或创新性的钧瓷艺人进行尽可能系统、全面汇拢口述，以尽可能地表现当代钧窑技艺创新的真实面貌。(四) 主要访谈曾亲身经历甚至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禹州神垕钧瓷原产地历次考古发掘的地方文史学者或民间钧瓷研究文博学者，以表达这些地方文博知识分子眼中钧窑史想象。

本书甫一出街即备受学术界尤其是古陶瓷文化界好评。许昌学院副院长郑直教授在本书的出版推荐函中如是评价：首先，本书开创钧瓷技艺乃至历史研究的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通过诸类型当代一线钧瓷艺人的口述，细致入微地剖解钧瓷科技、艺术及其历史渊源的诸环节实质，开创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新传统，以获致极大的学术原创性和实践指导性，有助于完成钧窑科技史的系统性、整体性、贯穿性的研究。其次，本书开创了传统手工技艺和地方民间技艺及其历史书写的口述传统，从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层面开创了口述科技史的新视野，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和书写开辟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写作的新传统。其三，本书为第一部关于中国钧窑科技的系统的专业的学术研究专著，为钧窑科技的科学史或科技史开山之作； 而且基于其一线钧窑匠师和艺人的经验口述，极具实践指导价值，不仅将大大带动当代钧窑文化艺术的跨越性提升，甚至也将引致当代中国艺术陶瓷行业呈现一种独特的“钧窑现象”。

钧瓷学者、《许昌日报》总编辑李争鸣先生在其长篇书评中认为本书的“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把基层一线艺人作为关注的焦点，寻求钧窑理论研究的新突破。这在钧窑研究史上尚属首次，其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二是在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过程中，挖掘出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俯下身子、躬耕不辍的精神，是严谨治学的重要保障。三是将各种观点作为原生态表述的同时，仍然保持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自觉。也只有这样，我们的钧瓷研究才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构建的钧瓷理论才能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钧瓷产业的发展。①

这些评价正是对王洪伟博士对我提出的“顶天立地”、“不左不右”两条治学准则的实践精神的高度肯定，作为其硕博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

近两年，从王洪伟博士的研究课题、学术成果等方面所见，以及在与王洪伟博士的学术交流中，我一个直观的感觉是：王洪伟博士立足于钧窑历史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型的研究逐渐偏向“历史”深处，似乎对于“当下”关注度趋降。

在其系列课题和论文中，王洪伟博士以中原传统陶瓷文化的历史演化为主线，从“微观”的唐三彩、磁州窑、钧瓷、汝瓷、官瓷、定瓷等中原名窑技艺在“失传－高仿”的历史循环反复之间接转传承过程中所呈现出“连续－破裂”的历史线索，站在“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立场，着意以“连续性－破裂性”、“大传统－ 小传统”、“传统－ 现代”或“现代性”等几对学术概念的历史田野实证研究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中原名窑演化变迁及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和当下的贯通性研究，最大限度地发现、提炼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类型的华夏文明或中国文明连续性生成、延续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机制，由以探究华夏文明纵向延续传承的“连续性”和“破裂性”问题； 同时贯通历史和当下，以陶瓷文明近世以降所经受的“破裂性”西化遭遇所带来的当下困境为契机，为以传统陶瓷文化资源为代表的当代华夏文明的现代性转型提供理论资源和学理支持，探究华夏文明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路径。在这里，从其学术研究的落脚点上，王洪伟又回到了传统历史社会学主题，即刻意推动社会学“中国经验”研究的“历史转向”，为建构独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并兼具世界眼光的中国历史社会学理论方法体系奠定一定的研究基础。

2010年9月，王洪伟博士进入河南大学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文化地理学研究，在其正在进行的博士后研究计划中，他不断从“微观”的“钧窑文明”或“中原陶瓷文明”的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前沿理论，探索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流传的历史脉路和传播逻辑，探究华夏文明的“连续性”生成的纵向逻辑机制等国内外前沿学术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王洪伟博士“走进历史田野”，结合田野调查访谈、历史考古文献、自然资源环境、科学试验资料及生产性、象征性文化景观等，贯通微观实证研究与宏观抽象研究、文化研究与空间研究、历史研究与结构研究的罅隙，开创走向历史田野的、文理兼通的华夏文明研究的新视野，为“连续性”生成的华夏文明当代科学转型提供强大的理论资源和学理支持。从沉潜坚定、勤奋执着的王洪伟博士身上，我们也看到的年轻一代学者所具有的那种兼具中国气派和世界眼光的“顶天立地”学术精神。

四

实际上，作为社会学学术训练出身的王洪伟博士的“历史”研究也并非其学术初衷。他常说，本来研究历史是为了看清当下，为了为当下寻找到其发展的历史动力资源。可是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却不幸地发现诸多甚至故意为之的“伪历史”，在以古玩主导的古陶瓷领域尤为过甚。《另一种钧窑史》以及王洪伟博士即将完成的《钧窑通史》、酝酿写作的《洛阳三彩学》、《中原陶瓷学》是其纵深历史研究的无奈之举。

当我正在揣测王洪伟可能需要长时间沉浸在其这些庞大的历史学术规划的时候，这两年，王洪伟关于中原陶瓷文化艺术的研究正逐渐悄然从历史、工艺科技和产业结构发展的向度转向对陶瓷美学甚至现代陶艺的跨学科研究。2012 年9月2日至10月20日，为了隆重庆祝他所在的河南大学百年华诞和有力推动中原陶瓷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建设，推动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的跨学科研究，王洪伟博士在组织举办“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挂牌仪式暨中原陶瓷学理论建设研讨会”的同时，还首次策展举办了“止于至善——中原陶瓷艺术( 孔相卿、郭爱和) 双人展”。2012年12月19 －23日，为推动中原陶瓷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建设及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的跨学科研究，王洪伟博士和李建设教授联合策展了由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河南省美术家协会艺术设计委员会、河南大学宋代艺术研究所与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展”。他和李建设教授的新著《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就是在整理是次陶艺展相关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新成果。

《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除了“导论”之外，主要包括五大章内容：第一章从陶艺生命史的角度纵贯性地探究了张大强先生从事陶艺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渊源，尤其提炼总结了其独特的陶艺技法和陶艺思想理念； 第二章则细致地梳理和分析了张大强先生独擅的“卷泥片雕塑”技艺，同时附录了作者与作为陶艺家的张大强先生关于卷泥片技法和艺术理念的对话录，以更深层次地理解张大强先生的卷泥片雕塑艺术； 第三章理论性地梳理和分析了张大强先生现代陶艺创作的形式美学意涵，尤其是其独特的手拉坯技艺和哲学理念对于现代陶艺创作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章通过对神垕炉钧工艺的历史演化线索的爬梳，详细讲述了张大强先生近年来研制的神垕炉钧窑变花釉的工艺特点和艺术表现力； 第五章则是通过对《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展》中张大强先生现代陶艺作品的直观展示，探究张大强先生现代陶艺创作的主题和风格及其学术意义。

从这本书稿里我知道，王洪伟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建设教授力推的现代陶艺家张大强先生，同样生长于王洪伟的家乡——钧瓷原产地河南禹州神垕镇，其颇具独特性的陶瓷技艺一方面主要源自这个传统瓷区千百年来前辈匠师的传承，一方面又吮吸具有现代艺术特质的现代陶艺思想和技法理念，而且陶艺成就斐然。我进而知晓，作为发自民间的本土陶艺家，在陶艺创作上，张大强先生以具有现代陶艺技法的娴熟卷泥片技艺，以具有浓郁本地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元素注入到其颇具现代视觉冲击力的陶艺作品中，表达其生活化的思想理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和现实生活表现力，以全新的成型技法重新诠释并拓展了传统钧瓷艺术表达形式。尤其是近年来，张大强先生成功研制出神垕炉钧( 蓝、绿、红) 窑变花釉，承继晚清民国神垕炉钧古朴典雅和雍正御窑炉钧清淡素雅的艺术风格，极具艺术感染力，在当代陶艺界独树一帜。同时，他将其娴熟的现代陶艺技法和理念，充分地糅合进传统器皿创作中，在传统器型中表达现代艺术理念，在现代陶艺形式中填充古典美学精华，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对传统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张大强先生的现代陶艺创作既是一种反拨，又是一种升华，因而，具有了“现代性”。

五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经典主题。历史地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根据之一； 在现代和当代，其仍然是没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依照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学实证和理论研究，我论证了一种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新认识，即“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具体而言，所谓“现代的成长”，是指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 所谓“传统的被发明”，是指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传统、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表明，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① 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 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在这里，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② 这样一来，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细而言之：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新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五，那种死去的过去，它曾经是传统，但现在它已不是什么传统。因为它既没有现在，更没有将来。第六，那种不为人知的过去，例如还没有发掘的地下文物，只是潜在的传统，只有发掘出来，经过鉴定、考证，赋予了现代的意义，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传统。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这就是说，传统构成了现代社会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③

中国社会学理论理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语境之中，对中国现代性独特逻辑的探寻是贯穿在我和我的学术团体多年来建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实践，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西方理论，并在不断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新议题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学术团体才逐渐构建起其相对系统且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④

王洪伟博士是我们这个学术团体的重要一员，多年来他沉浸于中原故土，立足于传统陶瓷技艺，以独特的理论视角侧重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的社会学研究，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些带有浓郁历史社会学意味的学术成就。①

王洪伟博士和李建设教授的《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会学研究》直面“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这样的历史社会学主题，挖掘像张大强先生这样的地方或本土陶艺家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传统性”和“现代性”，进而探究传统中国陶瓷艺术中所蕴含的“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着实难能可贵。

我赞赏本书作者这种对现代陶艺创作中“传统”元素强调的学术关注。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以上不间断的文明史，是世界上拥有“传统”( 现实的传统和潜在的传统) 最多的载体。这些“传统”是当代中国可资开发的资源，十分宝贵的财富，因而不能片面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认为它们是“历史的包袱”。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些传统已经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变迁。处于急遽转型时代的当代中国学者应该从这种转型实践中找寻这种传统的现代变迁的规律性变化。②

近年来，我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阐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③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的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学界的学术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不过，中国社会学在如何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如何提升自身的地位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挑战。当前，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致力于创建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案例和验证。⑤ “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⑥ “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⑦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及其实现途径，就是我一向所概括和主张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鲜明特色。① “立足现实”就是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 “开发传统”就是要注意挖掘和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 “借鉴国外”就是中国社会学界要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国外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都会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中国社会学界要长期坚持这一做法。②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理论自觉”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论视角，有助于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自信心和创造性。这一概念与命题一提出，就得到中国社会学界强烈认同与共鸣，而且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王洪伟博士曾说，面向悠久的华夏历史文明实际及其当下延续，近年来他将在侧重中原甚或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历史及现代性转型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文化自觉”和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高度，推动中国社会学面对当下发展、转型实际的“中国经验”研究发生“历史转向”，通过历史和当下的贯通性研究，一方面探索华夏文明或中国文明历史演变过程“传统”的作用机制和运行逻辑，尤其是现代性转型境遇中的文化传统遭遇和对策； 另一方面，着意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和探索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展开符合历史真实的社会学的“中国经验”研究，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搭建起一座跨越疆界的桥梁，真正建构起世界眼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兼具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体系和解释模式，参与世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前沿对话。以本土陶艺家张大强先生的陶艺生命史为线索的钧窑现代陶艺研究只是这种宏大理论研究的一个微观向度和视角。

我期望本书作者能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以中原陶瓷为研究对象方法，深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可能性规律和路径提供学理和智力支持。

是为序。

编者按：本文作者借为王洪伟新作《扎根的现代性：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撰序之际，通过对近年来王洪伟钧窑文明研究历程的系统回顾和学理分析，一方面高度评价了王洪伟立足于独特传统钧瓷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由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的学术雄心和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强调提出历史文化研究或中国社会学研究首先要坚持“顶天立地”的精神：既要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又要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还要有“包容”精神，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作者强调在理论研究上要强化“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正确处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的不可分割性关联，发掘现代社会开拓和成长的传统因素和传统资源，一者立足探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可能性、规律和路径；��者由此努力建构起世界眼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兼具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体系和解释模式，参与世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前沿对话。这对于像钧窑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是郑杭生教授为王洪伟新作《扎根的现代性: 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撰写的序言，考虑到文中郑杭生教授主要分析和评论王洪伟钧窑文明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编辑对本文题目做了现修订，并附加了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