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致力于回顾人类学界社区研究方法论反思的历程。反思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社区研究的有效性和社区研究的代表性。而这些反思或基于现实的变化，或基于学科内部对已有理论的证伪。

关键词：社区研究    功能主义分析方法    民族志

一．问题的起源

社区研究方法，最早由社会人类学家发明。英国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发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堪称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早期人类学者为了研究他们所谓的“野蛮社会”，选择当地的一个小型社区作为工作地，采取参与观察的方法，深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般需要一年以上）。然后重回“文明社会”，用自己的语言将当地的文化予以描述，书写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以创作“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为己任，以有别于早期多属野史、游记类的民族志。（这里用的“民族志”一词，泛指有关一个民族生活的记载，而非已成为人类学专门概念的“民族志”）这种“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在当时，是与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相结合的，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的主流。

这种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有如下特点：

一是文化整体观。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所言：

“社会人类学时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感以及宗教——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而且，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

二是对文化功能的重视。而这种“功能”，便是文化对人们需要的满足。

三是这种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具有静态的特征。由上面第二点可知，文化建立在个人养生送死生命历程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方法以个人的一生为限。

这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当时以地处西方文明边缘、相对封闭的小型社区为对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种社区与外界相对隔绝，不会有较大的社会变迁，内部发展具有循环型，社会形成一自给自足运转协调的有机系统。分析这类社会，功能主义还是胜任愉快的。

但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西方国家便开始了海外殖民。直至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五大洲的其他国家，不是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便是沦为被保护国。西方人自诩文化先进，他们在对别国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也在进行文化征服，这种征服，对于发展较迟、或是不完善的文化而言，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例如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民族所经历的）。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学家刚刚踏上异族的土地，已经有殖民地官员在那里征税和维持和平了，但人类学者跟当地人一样生活，尽量忽视这些侵入的影响。随着西方殖民统治的继续，当地的文化势必遭受冲击，社会变迁加剧，传统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平衡”，也有可能本是人类学家建构出来的）。这种现实生活的变化，直接对功能主义方法构成了挑战，也使人们对以这种方法为指导的社区研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反映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内部，便是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几位重新思考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他们是埃文斯－普里查德、格拉克曼和林奇（Ｅvans Prichard，Max Gluckman & Edmund Leach）他们以充分的民族志材料，驳斥了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基本预设：（1）社会并不是全是稳定、协调的，有的以战乱和冲突为特点；（2）不能仅从个人需要的满足的角度来解释文化，还要考虑到社会，有些个人需要是由社会建构的。（3）社会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中，个人的行动会起很大的作用。因此，传统的以功能分析方法进行社区研究的人类学田野实践，其有效性已受到质疑，以上是社区研究方法反思的第一个内容（对能否代表真实的质疑）。

社区研究方法反思的第二个面向，是对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代表复杂的文明社会的质疑。这与人类学的第二次学术转向密不可分。由书斋转到田野，可谓人类学的第一次转向，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为代表；由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则是人类学第二次转向，代表作是《江村经济》。这第二次转向，源自西方学界对理解非西方人生活需求与社会组织方式的热潮。以中国为代表的远东，自然就成为人类学家“心向往之”的田野工作地。当然，西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也会对汉学人类学研究提供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满怀热情地预言了人类学新时代的到来：

“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但是，热情的希望终归要回到现实。在学界对《江村经济》的一片褒奖之声中，李奇对人类学这一次转向的可行性发出了疑问：（1）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

李奇对这两个问题均持否定态度。问题一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故存而不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

对于问题二，费孝通认为，微观研究能否反映整体的现实，需诉诸现实的检验。李奇认为“这种研究（指微型社区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只要有利于人类学学科自身发展就行。费孝通虽认同江村并不是中国农村典型的说法，但又坦言，自己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

二人分歧，源自治学理念的不同。李奇为研究型取向，对他来说，微型社区能否代表社区全体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微型社区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述对人类学整体理论和话语的意义。费孝通为实用性取向，理论是为了服务于现实需要，对他来说，学习人类学就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以后人类学家有关社区研究代表性的思索，始终未脱这两种治学理路的窠臼。

二．问题的解决途径探索

费孝通是为回应李奇对社区研究代表性的疑问,提出“逐步接近”法，即“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接一个地描述出来”，逐步接近中国农村全貌。《云南三村》以及建国以后费老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模式比较，就是这种方法的落实。笔者本人认为，费孝通在建国后的第二次学术历程中，总结出的“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及基于苏南模式提出的“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积极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基本是对已有经验的总结，并没有理论或材料上的突破。而“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终未经受住现实的考验。这说明逐步接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在费孝通学术生涯因政治运动而中断，与海外人类学界失去联系这段时间（从1952年社会学取消到1979年恢复），西方学者也未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代表人物为弗里德曼（Ｍaurice Freeman）。

与李奇不同，弗里德曼认为社区研究应该追求代表性。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共时型剖析是不适当的，人类学家要认识复杂的文明社会，首先应该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学习研究大型社会结构和文明史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

后来，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费老对“逐步接近”的研究法进行了反思，提出的解决方法和弗里德曼如出一辙。明显受到后者的影响。

王铭铭的中国宗族研究，明显是把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用于中国研究。他一面从吉登斯的社会变迁理论中汲取有关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进程的理论，另一面从中国宗族史中汲取营养，试图将空间跨度和历史深度引入中国宗族研究。笔者因未读过王铭铭原著《社区的历程：西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加之对宗族问题素无关注，对他的研究成果不敢妄加评论。

上述诸位学者致力探讨的是社区研究方法的代表性，即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代表复杂的文明社会。但人类学社区研究的有效性问题，即社区研究是否反映事实的问题，也在学者的讨论之列。这类问题的提出始于对传统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因此探索的焦点便集中于新理论的发明和其他学科已有理论的引进。这也充分反映了人类学家与时俱进，不断反思已有理论之不足的严肃治学态度。然而六十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异彩纷呈、名家辈出、各领风骚，笔者缺乏扎实的理论准备，不敢贸然动笔。以后另辟专文探讨。

参考文献：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