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社会学

【作者简介】郝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内容提要】本评论所关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文章试图通过对社会流动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种量化方法与其所依据的社会理论背景，以及理论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来揭示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文章首先探讨社会流动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背景，特别强调阶级和阶层两种不同理论视角，在社会流动涵义理解上的差异性。接下来以产生的时间顺序依次介绍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各种量化方法，其中量化方法之间、量化方法与社会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的重点。最后以研究方法与社会现实背景变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作为结尾。
【 正 文 】
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研究属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以及计算机应用的日益普及，许多新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被引入社会流动研究中。这一方面使得社会流动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中量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分析方法复杂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流动研究中各种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与其所依据的社会理论，以及理论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本文试图对社会流动研究中不同研究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理论、方法论，所采用的量化技术，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作简要分析，以展示社会流动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
一、社会理论与方法论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重要学术范畴，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提出的。在索罗金看来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事物、价值，即由人类活动创造、改观的全部事物，从某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的全部流动（今田高峻，1991,pp36,(Sorokin,1927)）。不难看出，在索罗金的定义中社会流动主体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但通过对西方社会流动研究中流动主体的具体识别与理解，发现在西方社会流动研究中，流动主体通常指的是社会成员。不过由于社会理论背景上的不同，各种社会流动研究对社会成员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大体可以区分为阶级和阶层两种研究传统。具体说来，在阶层背景下社会成员是个体化的，可以依据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特征加以识别；但在阶级理论背景下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识别是依据其群体属性特征。从研究传统的理论渊源看，阶级的观点可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阶层分析框架则源自索罗金的多元分层理论。
马克思阶级理论是以19世纪欧洲社会不平等状况为参照系形成的。那时的欧洲正从封建社会向产业化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状况受封建社会身份制(estate)等级秩序的影响仍然很大，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形成的阶级是一种实在的、一元论概念。在马克思阶级概念中，以下几点对社会流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阶级概念是具有人口学意义的。阶级首先是在人口学层次上形成的，因为必须在一定人口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形成共同的社会文化认同和集体行动。其次，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当处于相似社会地位的个人在行动中，意识到共同的命运时，潜在的共同利益才真正转变成现实的利益，“自在阶级”也才真正转变成“自为阶级”。第三，不同阶级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依附关系，而不是一种等级关系。
而索罗金阶层概念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恰好与阶级理论相反。阶层理论描绘的是没有经历过封建制的北美社会，虽然在这里社会不平等仍然存在，但由于在不断的流动中各个阶级的成员被不断地改变和替换，个人和群体的地位状态不断变动，很难将其相对持久地固定在某种地位状态中，因此并不存在十分稳定的阶级结构，也不太容易看到实在的阶级。针对这种社会状况，索罗金采用了多元论的视角，从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职业这三个维度来区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状况，把阶层地位看成是三个维度上差异的复合，于是形成一种分析的、多元论的阶层概念。这种阶层表现为一种等级结构框架，个人由于各自社会属性的差异，被分配到等级框架的不同位置上。这里个人彼此间是独立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共同的意识和行动。
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社会流动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阶级理论中社会流动是指处在不同结构位置的特定社会群体之间人口交换的过程与结果；而按阶层理论的内在逻辑性社会流动则表现为个人在等级秩序中地位的变化。其实在早期社会学家的论述中，阶级间成员交换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其中意大利学者莫斯卡(G.Mosca)和帕雷托(V.Pareto)关于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的论述，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社会流动两种不同的理论理解反映出方法论上整体论和个体论的差异性。阶级理论是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这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具有首要意义，某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流动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各个阶级之间通过成员交换，对阶级关系、阶级结构的影响。与此相反，阶层理论则是从个体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在这里具有实质意义是个人，而阶层不过是个人的简单聚合，阶层间的流动也只是彼此相似的个人的社会运动轨迹。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两种理论视角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流动的看法，除方法论上的差异外，还反映出对社会不平等的本质理解上的差异。与某些社会哲学家的观点相类似，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认为，社会平等可以区分为形式上（法律的）的平等和内容的（结果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并不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层理论正是社会学家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对新古典主义做出的肯定，认为社会流动中个人在机会上的均等就是一种形式上平等的表现。与此相反，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出来的阶级理论，本质上对社会不平等持一种冲突论的观点，认为平等在形式与内容上是不可分离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必然表现为形式上的不平等，并不存在有什么机会均等的个人流动。
以上从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理论背景上，对社会流动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传统进行了分析。应当指出，以上只是对社会流动研究内在的理论发展脉络的一种逻辑分析，并不代表所有具体的社会流动研究都能简单的被非此即彼地划归到某一种研究传统中。因为在社会流动的实际研究中，有时是无法严格按照某一理论传统展开研究的，这一方面与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研究方法发展的限制。接下来将在社会流动研究方法论和社会理论背景下，按产生的时间顺序介绍一下社会流研究中量化技术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量化技术
如前所述，阶级和阶层的观点对于社会流动的理解是不同的，但两种理论观点都必须解决流动与分层结构的关系问题。按阶层理论的理论设定，阶层结构是与流动的个人相互分离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实这种在个体方法论背景下先于个人存在的“结构”并没有实质意义，它只是个人属性状态的一种标识而已。可是阶级结构却不是这样，因为它的确是由一些彼此相似并在主观上认同的个体形成的社会事实，是区别于个人表象的一种集体表象。于是结构与流动是否能够分离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能够分离，即认为一定的阶级结构是产生流动的前提条件，可以通过经验测量弄清楚在一定结构状态下的流动状况，这种结构决定论代表了西方社会流动经验性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流动并不简单地是结构的产物，它对结构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构与流动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二者是不能截然分离的。正是由于阶层的观点和阶级理论中结构决定论的观点，都主张以经验性测量得到的结构为前提来研究流动，就使得这些理论背景下的社会流动研究发展出了一系列统计量化技术。
（一）职业声望的测定与流动表分析
在一个预设的结构框架中定量地研究社会流动，首先就必须从经验上对社会结构进行认定。在社会流动研究中，无论是阶级结构还是阶层结构都以职业结构为依据来认定的。由于从阶层理论的多元论视角出发，是无法直接观察到阶层结构的，因此研究者通常都从职业声望调查入手来测定阶层地位。早期比较著名的职业声望测量包括沃纳(W.L.Warner)的地位特征指数(ISC)；诺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的(NORC)职业声望量表。各种职业声望测量都是先从多个维度，对从事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状况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调查，并对不同的状况赋予不同的分值，然后再将不同维度的得分进行线性组合，得出对某一种职业声望的综合评分。从社会测量的角度看，对职业声望的评分实际上运用的是量表和线性回归方法，这使得职业地位从属性变量转换成为具有一组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分值的数量变量。应该说这种阶层测量是符合多元分层的理论要求的。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阶层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实际分析流动时，却并没有依据职业声望量表得分来认定职业地位，反而是重新对职业进行分类。这样由于大多数研究在分类时并没有使用统一的分类标准，因此就使得不同研究间的比较难以进行。而且由于阶级结构的认定通常也是从一定的理论分析出发，对已有的职业类别进行重新分类，就使得阶层与阶级分析框架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通过对早期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流动研究，如格拉斯(D.V.Glass)等人全国规模的社会流动调查；李普塞特(S. M.Lipset)和泽特伯格(H.Zetterberg)关于工业化与流动率的研究；米勒(S.M.Miller)关于流动的跨国比较研究等的考察，发现理论前提与实际分析之间的脱节，与这些研究采用的分析方法有很大关系。
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流动表(mobilitytable)分析来研究流动问题，由于流动表分析是统计上处理属性变量的交互分析方法，因此它并不适合处理在多元分层框架下，已经转换成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职业声望问题。这样即使已获得了职业声望得分，也必须合并成少数几个职业类别，才能进行简单的流动表分析。
不仅如此，通过流动表分析计算出的流动率和流动指数，在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开放性进行说明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简单的流动表分析是依据归纳逻辑，直接通过对样本经验数据6的分析，获得数据间的结构关系的，因此在进行统计推论时无法消除样本误差。其次，由于无法将描述开放性的纯粹流动率与边缘分布（职业结构）相分离，因此也就无法进行跨时代或跨国别的比较分析。第三，由于流动率只与职业结构、流动频数有关，反映出的只是不同职业地位间的一种表面流动，因此无法反映出不同职业地位间由于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具体的流动形式。
（二）路径分析与地位获得
由于流动表方法无法处理数量变量，因此有必要使用线性回归方法这种比较成熟的统计分析技术，来处理作为数量变量的职业地位间的流动问题。最早利用职业声望得分，从阶层的角度来探讨个人职业流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和邓肯(O.D.Duncan)，他们提出的统计分析模型一般被称为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模型(Blau & Duncan,1967)。
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上假定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时，要受到在个人生命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通过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断。接下来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然后再将美国1962年实施的“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代入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统计检验。
作为一种成功的研究模式，地位获得模型首先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模型分析遵循的是假设检验逻辑，即尝试着先使用演绎逻辑，提出一种假设性的数据结构，然后再考察这个结构是否符合真实的数据，或者说用真实的数据来检验这个数据结构，这实际上正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遵循的逻辑。在布劳和邓肯之后，利用统计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模式。
其次，地位获得模型可以说是严格按阶层理论的逻辑，来分析产业化社会的流动问题的。一方面，有关个人生命历程中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与阶层理论的个体论预设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邓肯根据诺斯和哈特的职业声望量表得分，以及人口普查资料中与职业对应的平均教育和收入水平构造的回归方程外推得到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也较好地代表了多元分层中由多个维度差异复合而成的阶层地位，而且用路径分析方法来处理这种高低有序连续排列的数值化阶层问题也是适当的。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在社会流动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对它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一类是与研究所依赖的理论预设有关的。这包括批评模型的阶层测定将不平等结构纳入了一个简单的等级秩序之中，而现实中的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时还批评模型缺乏对结构影响因素的考虑，表现出一种个体还原论倾向。客观地讲对于这类批评，地位获得模型由于受到理论前提的限制，本身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虽然一些研究也尝试着利用虚拟变量技术，将结构性约束因素转换成结构变量纳入到地位获得模型中去，但这并没有改变地位获得模型的个体论本质。
另一类则是与研究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技术有关。这包括批评模型采用的路径分析技术假设太多，无法处理复杂因果关系问题；以及模型忽略了地位获得过程对时间的依赖性。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复杂因果关系模型，瑞典阿帕萨拉大学的K.G.Joreskog在 70年代，设计出线性结构方程；这是一种更完备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多元回归、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都只是线性结构方程中的一种特例。而且Joreskog与D.Sorbom还一起为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编写了相应的计算机软件，使得地位获得研究的具体操作比较容易。不过线性结构方程在地位获得研究中只是作为替代路径分析的统计分析技术而出现，它并没有改变地位获得所依据的阶层理论背景。
（三）对数线性分析与阶级流动
由于流动表分析方法在分析职业流动时的不佳表现，豪泽(R.M.Hauser)等人在职业流动研究中引入了对数线性(Log-linear)分析(Hauser,1978)。对数线性分析不象流动表分析那样直接计算流动率，而是与地位获得研究一样，采用建立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的模型分析方法。但与地位获得模型中采用路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它的分析的出发点是检验流动表中初始和目标职业变量相互独立的假设（注：这就是格拉斯等人提出的完全流动(perfect mobility)的概念，指的是阶层完全开放或机会均等的流动状态。），因此可以直接利用职业分类来构成职业变量，而无须象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中那样设置数量化的职业变量，这可以简化职业地位的测定工作。
对数线性分析可以直接处理属性变量的特点，也使得从阶级框架来分析流动现象成为可能。由于阶级通常被理解为本质上是分离的和非等级的，阶级间的交换关系是无法用阶层测量和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处理的。而在对数线性分析中，变量不同取值之间只是种类的差别，不象地位获得模型那样预先设置等级秩序，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水平关系。由此可见，利用对数线性分析，来分析阶级间的交换流动关系是适当的。
分析阶级间交换流动的前提条件是构建阶级框架，阶级框架与阶层等级的不同，它不是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测定的，而是通过对阶级关系的理论分析形成的，这需要用阶级术语对职业范畴化。目前比较重要的阶级框架包括以达伦多夫(R.Dahrendorf)“服务阶级”为核心概念，由戈德索普(J.H.Goldthorpe)等人设计EGP10阶级分类框架(Erikson & Goldthorpe,1987)；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莱特(E.O.Wright)提出的以剥削关系为理论基础的阶级关系(Wright,1989)。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莱特对流动研究并不感兴趣，他是在分层意义上提出阶级关系的。戈德素普等人则对阶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当然，作为一种统计分析技术，对数线性分析不仅可以利用所谓水平模型，通过模拟流动表各单元的不同流动趋势，来分析阶级间的交换流动；而且也可以从社会经济等级关系的角度，通过垂直模型来分析社会垂直因素，以及不同等级社会集团间社会距离对流动过程的影响。两种模型在分析流动问题视角的差异，实际上仍是与建立模型时不同的理论背景有关。
此外，豪泽和费泽曼(D.L.Featherman)等人利用对数线性分析可以充分把握流动表中的边际影响的特点，引入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概念，来取代关于结构流动和纯粹流动（注：结构流动(structural mobility)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效应引起的流动，纯粹流动(puremobility)是由于社会阶层开放性引起的流动。）的区分(Featherman,Jones & Hauser,1975)。其中绝对流动就是流动表中从初始到目标的事实流动，用绝对流动率既可以衡量成为某一阶级成员的机会大小，也可以描述不同阶级吸纳其他阶级成员时的差异性。相对流动则是专门测量边际效果的，既可以用来比较两个集团的后代竞争不同社会位置时的相对优势，也可以对不同国家或时代流动机会不均等的表现形式进行比较。
最后，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机会均等的自由流动，基本上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因为在代际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已获得的各种资源，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而在代内人们也总是利用已有地位的影响，去谋取新的地位。这样不同职业地位间总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相互作用，可流动表方法无法分析这种相互作用的程度。而对数线性分析则可以通过将双变量相关转换成多维模式处理，来解决职业地位间的相互作用问题。
（四）Logit回归与事件史分析
对6数线性分析由于可以直接对属性变量进行模型检验分析，因此对社会流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它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为它无法对流动表中的初始地位和目标地位之间复杂的流动过程给出详细的解释。而从初始地位到目标地位之间的流动的过程，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的。虽然地位获得模型对流动过程进行多变量分析，但由于线性回归分析无法处理属性变量，也就无法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对流动过程进行分析。Logit回归分析方法某种程度上综合了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优点，使得多变量与属性变量分析同时进行。
Logit回归分析作为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属于因变量为离散变量的离散选择模型，它可以处理包括社会流动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虽然，比较常见的Logit回归分析是因变量有两个取值(dichotomous variable)的二项选择模型。但对于流动分析来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因变量有多个取值的多重选择模型。如果认为职业地位只有类别差异，那么可以采用无序多重选择模型；但是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的假设下，应采用有序多重选择模型。
与一般线性回归分析不同，Logit回归分析在分析流动时，是对个人获得某一具体职业地位的概率进行预测，而地位获得概率则被理解为一系列解释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将地位获得所需最低限度作用视为实现地位流动的阈值，那么一旦解释因素的作用达到阈值，则地位流动就发生了。在现实中能被观测到的只是地位的变化，因此解释因素的作用是以潜变量(latent variabl)的形式存在的。由于发生概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可以有多种理论假设。在流动研究中经常假设潜变量的误差函数服从logit分布，这样就可以将概率发生比(odds)的对数表示成解释因素的线性组合（注：也有人称发生比的对数为logit变换，称发生概率与解释因素间的非线性关系为logit函数。）。无序和有序多重选择模型的差别，主要是对发生比的定义方式不同。无序模型中常见的发生比包括基线(baseline)和相邻(adjacent)两种类型：有序模型包括连续比(continuation- ratio)和累计(cumulative)两种。
已有的流动研究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截面数据的分析。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流动，其实是由职业地位随时间的改变构成的，这种职业经历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截面数据构成的纵贯数据(longitudinal data)。虽然在地位获得模型中，职业路径的概念为分析这种纵贯数据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但问题的真正解决却是由事件史分析(eventhistoryanalysis)方法完成的。
事件史分析方法的分析视角与离散选择模型类似，即也是从“发生概率”的角度来分析流动。只是事件史分析中的随机变量不是离散选择模型中某一特征量在空间截面上的随机分布，而是从测量（观察）开始到某事件（某种状态的改变，如地位改变等）发生之间的时间长度或持续期(spell)（注：对纵贯数据的分析在生物医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中，分别被称为“生存分析”和“失败时间分析”。）。事件史分析就是探讨各种解释因素（协变量），是如何对不同持续期的出现概率产生影响的。由于纵贯数据的观测值是由持续的截面数据组成的，那么观测（调查）开始和结束人为地打断事件实际变化的过程会造成信息的损失，有时还会引起系统偏差；同时不同截面上的协变量数据也许会在观测期内发生变化。事件史分析是通过设立“删截”(censoring)和“时变变量”(time-vary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在实际观测中，既可以对持续期6作连续的观测（月、星期、日或小时），也可以进行离散的观测（年或更长），事件史分析的模型也由此分为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根据对随机项的不同理论假设，可以形成不同的模型。离散时间模型中比较常见的是logit模型，即假定在观察持续中，某一案例于某一时点发生某一事件（地位升迁）的概率服从logit分布曲线。离散时间logit模型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利用人年(person-year)数据文件的形式，方便地处理时变变量。在连续时间模型中，通常用风险率(hazard rate)来表示某一事件从观察开始持续至某一时点之前不发生，而发生在该时点的条件概率。对风险率做出不同的理论假设，就可以形成不同的连续时间模型。流动研究中经常用到的连续时间模型为Cox比例风险模型。其他一些常见的连续时间模型包括，风险率为常数的指数模型、风险率单调递增或递减的Weibull模型、风险率先递增后递减的对数正态和对数logit模型。在进行事件史分析时，选哪一种模型最好，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依赖于时间单位、风险率的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上简略地介绍流动研究方法中所涉及到的量化技术，不难看出大部分量化技术的应用都是从阶层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流动的社会意义的。应当指出，这种状况与西方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下面将对西方社会结构变迁对社会流动研究方法发展的影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社会研究与社会
正如在探讨理论背景时指出的那样，阶级与阶层理论是在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对于欧洲社会来说，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变化，因此阶级理论一直是早期一些具有欧洲学术背景的学者，在描述和解释分层结构变化时采用得较多的分析框架。而北美由于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因此社会结构状况一直处于分化组合之中，无论是结构还是个人也都是变动不居的，这样用阶层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分层状况也是合适的。
除此之外，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也使得人们将产业化市场经济社会理想化，即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为个人提供平等的市场机会。这样由于没有结构性约束，个人地位上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是由个人特征的不同引起的。于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差异被还原为社会成员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分层结构的变化也就成了描述个人特征的数量指标的变化。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李普塞特等人关于工业化社会中流动率的假设，布劳和邓肯提出的美国社会中个人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式，都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但是在进入70年代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西方社会出现了诸如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悬殊、教育机会不均等社会问题，原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因素逐渐表面化。于是社会流动研究中限制个人流动的结构性约束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阶级分析框架也重新被赋予新的意义。费泽曼等人关于流动体制的假设（FJH假设），戈德索普等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流动体制的检验，就正是对社会状况变化的一种回应。
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研究的每一次的进展，都与社会现实的变化紧密相关，而且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理论认识上的突破，与此同时，也都有新的量化方法被引入。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研究的每一次进展，一方面依赖于理论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的引入。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随着社会流动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要提高问题意识，增强理论自觉；另一方面，还应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社会研究的量化水平。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将延缓社会研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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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阿隆(Raymond Aron)，1988，《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富永健一，1992，《社会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林(Willam H.Greene)，1998，《社会计量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
今田高峻，1991，《社会阶层与政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科瑟(Lewis A.Coser)，1990，《社会学思想名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
库尔兹(K.Kurz)、缪勒(W.Müller)，1992，“工业国家的阶级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6期，页67-76,96。
李春玲，1997，《中国城镇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强，1999，《生命的历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路路，1999，“论社会分层”，《社会学研究》，第1期，页101-109。
刘振亚，1997，《计量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许嘉猷，1986，《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北，三民书局。
薛承泰，1995，“台湾的地位取得研究”，刊于章英华、傅仰止、瞿海源主编，《社会调查与分析》，页357-39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周飞舟，1995，“阶级和阶层理论的发展脉络”，《国外社会学》，第1期，页49-54。
Blau,Peter M., & Otis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JohnWi1ey.
Erikson, Robert, & John H.Goldthorpe, 1987,"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1 F1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54-77.
Featherman, David L., F. Lancaster Jones &Robert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ech vol. 4:329-60.
Ganzeboom, Harry B. G., Donald Treiman and Wout C. Ultee. 1991.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77-302
Hauser, Robert M., 1978, "A Structural Model ofthe Mobility Table." Social Forces 56: 919-53.
Lipset, Seymour M., & Zetterberg, Hans L.,1956, "A Theory of Mobility." Pp3-27, in C1ass:Critica1 Concepts, edited by John Scott. London.
Wright, Erik, 198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the Analysis of Class." Pp3-43, in The Debate on Classes, edited by Erik Wright. London: V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