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故事：能全面而客观吗？

叶敬忠

文章来源：社会学之思

这里陈述的是我在社会研究经历中的个人思考，涉及社会研究的功用、表达、立场，以及社会研究之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联系。

一、思想与行动：社会研究的功用

　　从事社会研究经常被问及：研究有什么用处，即社会研究能为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什么具体的贡献，能对学生的就业或创业起到什么作用？

　　若理解“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哲学性质的”判断，此问题已不言自明。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将思辨性的“大学”沦为职业性的“学院”，将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沦为解决问题的“技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研究才会提出如此具体的工具性期望。

　　这在中国尤为突出，列举三例。

　　其一，中国学生填报大学志愿时，家长询问最多的是“好不好就业”的问题；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的斯科特教授曾告诉我，耶鲁大学80%以上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是入学时未曾想象到的，他认为人们应该有丰富的想象力去开创新的事业。

　　其二，中国的大学生仍然在讨论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培养怀疑和批判性精神；而英国伦敦大学的伯恩斯坦教授曾告诉我，英国学生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质疑似乎是天生的，没有人会对此提出疑问。

　　其三，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等专业的大学生，甚至博士研究生，不少还在挖空心思地规划毕业后的商战人生；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麦克迈克尔教授曾告诉我，美国学生选择这些专业主要是源于自己的兴趣，若想毕业后挣大钱的话，肯定要去商学院、法学院或医学院等。

　　对思辨性的大学知识分子所开展的关切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般性社会研究来说，我不想回避对上面那些“用处”问题的直接回答，那就是，“没什么具体用处！”

　　这一笼统性的回答一定会招致无尽的批评和批判，但想强调的是，不要以形而下的“器”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的社会研究，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致力于对形而上的“道”的孜孜探究和对思想的曼曼求索。

　　大学教师“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大学教育的旨趣主要不在于如何适应社会的“器”，更在于如何改造社会和重塑社会的“道”。若能如此理解，那么社会研究对社会、对人类就“至关重要、必不可少”了。

　　社会研究必然涉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类意义和社会价值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文化和思想根基。试想，若没有了这些，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将如何成为可能？

　　但人们总是希望看到一些行动。那么，思想和行动有什么关系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思想和行动具有不同的逻辑。钱理群先生指出，像鲁迅这样的怀疑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能有治国安邦的良策，他们常说“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怎样”，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他们自然有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思想难道只有直接变成实践，才有价值吗？”他说，“思想是超前的，而实践是现实的；思想是彻底的，而实践是讲妥协的；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他认为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

　　第二，志在解释社会的思想家和志在改造社会的理想家虽然是不同的角色，但是理想家需要思想，思想家也可以成为理想家。对此，潘光旦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严格的社会思想志在解释。……社会思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前的“曾经是”和目前的“是”中间，又有些什么渊源？对于将来可能是什么，社会思想家或许愿意鉴往知来地作一番推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至于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如何而可以尽善尽美，他是搁过不问的，若问，他是暂时放弃了社会思想家的地位而采用了理想家的身份，才问的。……社会理想的用意是在改造社会。……理想家多少得利用一些思想，而思想家也随时可以踱出而成理想家。

　　第三，思想可以改变行动，从而改变世界。社会进步虽然看似都是行动的结果，而事实上，一切行动均是思想的结果。换言之，社会进步的根本在于人的“心”，而不在于做的“事”。若不能改变思想和认识，专家们提出再多的建议也多枉费心血。若改变了思想和认识，“怎么办”的行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四，思想即生活。对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性讨论和思考的确有时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或问题解决方案，此时，便有人会发问，“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好论争的？”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说，许许多多哲学家千百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吗？我们是谁？但是，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讨论还在重复着，谁也无法回避，这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答案中；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故事，人们并不知道故事将怎么发展下去，但却知道，这是关于你我所有人的故事。

二、故事与叙事：社会研究的呈现

　　社会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主要以文字和语言，即“作”和“述”的方式，进行陈述与表达，如常见的书籍与文章，讲课与讲演。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知识分子或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特定逻辑表述自己的思想与观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叙事，而叙事的结果就是故事。

　　故事的效果则要看作者或讲演者是如何叙事的，即如何讲故事的，按照什么样的逻辑、依据什么样的材料进行推论，以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和形式进行呈现。若叙事的结果使得听故事者被说服或打动了，那么故事就是成功的。

　　对于讲故事，齐格蒙特·鲍曼是这样阐释的：

　　故事正如探照灯和聚光灯；它们只照亮舞台的一部分而将剩下的部分留在黑暗中。……故事的任务就是挑选，故事的本质是通过排除来纳入，通过投下阴影来突出照亮某些部分。若因为故事突出某一部分而忽略另外的部分而对其诟病，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和不公正。没有选择就没有故事。

　　每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是为了照亮某一点或某一部分，对社会研究来说，这就是要表达的思想或观点。在社会研究中，不同专业，不同学者，就是要照亮社会世界的不同部分，即讲述不同的故事，读者或听众既可以��取所需，也可以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理解。

　　若要求一个学者把事物的全景和所有维度全部呈现出来，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且，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对事物的解释都可能截然不同。

　　例如，对于农村研究无法回避的城镇化中的农村问题来说，经济学家可能会倡导某些类型的农村应该消灭掉，而人类学家或许会很反感这“消灭”二字，因为村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要素，它还承载着文化、记忆和生活方式等。再如，关于农业生产模式，即使在社会学内部，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农业是农业转型的必然趋势，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一个没有小农农业的世界未必美好！”

　　因此，一个有深刻思考和独立思想的学者无法同时论证一个事物的所有方面和所有观点，无法同时讲述不同的故事，若非得如此，则一定会因为贪求“全面”而落得个没有思想、没有观点、没有立场的结局。

　　有的故事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有的相应地处于边缘位置。无论主流还是边缘，对于每个学科、每个学者来说，重要的是能把自己的大小故事讲好，把自己的那一小部分照得透亮，而不能对于要照哪里迷迷糊糊，照出来的部分模模糊糊。

　　无论是研究还是讲演，均是某一种叙事、某一种思考，而非全面性、永恒性的客观真理。对于读者或听众来说，你可以听不同的故事，但要形成自己的思想，追寻自己认为的真理。2002年，钱理群先生在他北京大学的最后一门课——《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程》上谈道，“无论是我的著作，还是我的讲课，无非表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末，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一个钱理群，他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如此而已。但是，即使你不做思想者，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请理解别人的思考”。

　　与主流故事相比，本书讲述的均是非主流的、边缘的故事。主流的故事常常宣称自己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真理性，而我要言明的是，这些边缘的故事是不“全面”的，是个人化的思考，更不奢望被视为真理。

　　由于人们过于习惯了那些被社会聚光灯照得闪亮的主流故事，这些边缘故事必然显得带有强烈的批判性，甚至会被认为偏激。但正如葛剑雄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本来就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存在，本来就是要照亮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的。

　　况且，主流的就一定是真理吗？在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进行讨论和思考时，经常有人会说：“大家都这么做”、“现实就这样”，或者说：“事情从来如此”。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以“狂人”之口向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

　　在发展主义控制下的经济社会里，人们将物质财富的积累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和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但只要稍稍追溯历史，追问人类生活的本质，就会发现，事情未必从来如此。很多研究表明，物质财富的积累并非人类社会的价值和人类行动的动机，人类生活质量和人民幸福感并不取决于财富。

　　当然，既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地论述，这些边缘故事必然会存在某种局限与缺憾，也一定会引起争论或反对，但学术本来就应该是自由思想的竞技场，追求的应该是求异存同，学术争议实为极好的现象。正如鲁迅所言，“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既然如此，社会研究中就不存在所谓的“阴谋论”说法，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在进行自己的叙事，讲述自己的故事。根据话语分析和社会表征的观点，故事是叙事的结果，现实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正如唐娜·哈拉维所言，一切叙事逻辑或话语体制都是为了争夺更为真实、更为现时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世界将会被不断再造。

因此，经过话语的解构，建构出的另一种现实，并非就是“阴谋”。埃斯科瓦尔对二战后西方的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后指出，世界发展援助和现代化战略是西方世界为了实现对第三世界霸权的刻意而为；斯科特的研究指出，在多数农业现代化国家项目的背后都暗含了未公开的逻辑，那就是要巩固中央的权力，并削弱农民和他们与国家机关相对的社区自主性。难道这些著名研究成果都是“阴谋”？与此相比，那些经过语言包装的社会历史未必就不是一种“阴谋”。

三、百姓的视角：社会研究的立场

　　社会研究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立场问题，即在利益多元而冲突的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知识分子应该站在谁一边？

　　我认为，至少对于公立大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你别无选择。公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不能忘了大学的公共性。大学之所以可以运行，教师可以开展教学与研究，学生可以学习与交流，靠的是公共财政，是普通老百姓和人民大众的税收和奉献，包括农民的贡献，你能不站在他们一边吗？

　　再者，对于公共政策，如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的讨论与制定，应该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应该从千百万人民大众的角度来设计和评价社会政策，而决不能为了取悦某些权力部门或利益集团，这是社会政策研究和制定中的底线。

　　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雷人之语，如“为了经济的发展，八亿农民需要付出代价”“牺牲上亿农民工的利益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只管经济增长，不管谁受益谁受损”等，得出这些结论的专家，不仅非常无情无义，而且彻底忘掉了社会和发展政策的公共性。

四、学问即做人：研究者的价值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无论是研究论著，还是课堂讲演，反映的是研究者对现实和生活的感悟、思考和理解，折射的是研究者关于社会和人类的思想、理想和价值。知识分子崇尚知行合一，因此做学问就是做人。

　　首先，社会研究者应该尊重人。研究者尤其要尊重研究的对象，应该始终将人置于社会研究的讨论、关切和关怀的中心。即便是自然科学，爱因斯坦也指出，“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但现实中，很多研究者患上了价值冷漠症，其研究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只见经济增长给少部分人带来的财富和权力，而不见多数百姓经受的挫折和不安。这样的研究注定不可能得到公众和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其次，社会研究者应该尊重自然。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研究者决不能再以对自然界和生物体的征服者姿态自居，不能继续怀揣贵族主义的优越感，要将“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决心转变为“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诚心。

　　第三，社会研究者应该尊重多元。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互补且不失自我，“同”则指一致但没有自我。一个健康而和谐的社会需要多元思想、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互动，具有多元张力、互为制衡的社会将更为稳定。否则，只有五味之一的饭食必定味同嚼蜡，“停杯投箸不能食”；只有五音之一的乐曲也将声如猿啼，“呕哑嘲哳难为听”。人类“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且“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我为国家的兴盛而骄傲和自豪，在国际交往中也每每因为国家的强盛而吸引更多的注意。但越是盛时，越应清���，因为祸福相依、盈虚能易。若要盈福恒久，则须居安思危，正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生产生活、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公平公正等问题。

　　《发展的故事》一书讨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15个主题，即商品、留守、学校、土地、农业、粮食、食品、科学、技术、自然、灾害、慈善、援助、项目、发展研究。每一个故事的叙事均包括：现实问题的呈现、社会文化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结构主义反思、哲学和伦理学思考。这些故事会告诉你发展之幻象是如何形成、如何破灭的，这将改变你对发展的看法，重新思考社会的价值和人类的意义。

　　本文选自叶敬忠教授新著《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该书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等。译校著作《遭遇发展》《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新小农阶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