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研究法何以可能？

朱迪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2年第4期

摘自《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原题：《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

众所周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但鲜有对这一方法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行性进行深层的探究。基于目前学界消费研究的普遍共识，消费模式的变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转变以及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重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在此意义上，以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为例展开的讨论，旨在揭示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中蕴含的消费倾向和动机，阐述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论、具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进而说明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和深化研究结论，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背景挖掘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混合研究方法的认识论

文章首先要澄清的即是长久以来学界对混合研究方法的争论。作者认为，将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结合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本身是多面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因此，学术界需要那些能够融合各种形式的材料和证据并整合当前多种研究视角的研究方法。正如传统学派所秉承的观点所表明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互不相容，因此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使得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常常受到挑战。那么，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别就决定了二者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吗？如布莱曼(Bryman，2001)所强调，就认识论和本体论来讲，研究方法比研究者通常认为的更具有“流动性”。博格曼甚至做出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建议在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中“混合”不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而不是“混合”边界模糊的定量和定性方法，这赋予了研究者们一种全新的视角。其一是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区分“数据收集方法”（如无结构式口述访谈、建立在封闭式问题上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方法”（如定性的内容分析、福柯式的话语分析、定量的内容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其二是，研究者可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理论和目标选择不同的搭配来理解他们的数据。总体而言，完全打通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区隔虽不免有些极端，但布莱曼和博格曼的研究的确提供了混合研究设计极大的可能性，即根据研究目的、数据类型甚至研究者的资质选择合适的策略来系统地连结数据及相应的数据分析方法。

二、混合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

对于有关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研究，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的研究均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竞技场”(Jackson，2004)。本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Watson，1997； Miller, 1998)。这里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本着这样的一种思路，论文的定量数据来自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为揭示消费模式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作者于2008年又对北京的中产阶级做了30个访谈，形成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而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进一步探索相关结论。其中，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征及其如何与社会经济指标相联系。同时，为了更精准的获得主观的解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息，借助伍德沃德(Woodward，2003)所倡导的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策略、叙述和解释，沿着这种研究路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这里应用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式和消费，围绕消费的三个领域，即日常消费、品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和物质文化。与定量分析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致，访谈对象的选择也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公务员，同时考虑了职位的级别和雇主的规模。样本选择覆盖尽可能广泛的人口特征，旨在避免样本局限在某个特殊人群而导致结论的偏差，并非追求概率抽样的普遍性或代表性，正因为如此，对定性分析的结论使用的是理论推广而非经验推广。

研究发现，中产阶级消费倾向总结为“对个体乐趣和舒适的追求”，它引出一套新的可以被辩护的行为——一个人在决定如何生活时被允许考虑自己的乐趣和舒适。因此，在以北京为例的中产阶级中，“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比“他人导向型”消费倾向更显著。同时，分析显示，中产阶级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而且他们对乐趣和舒适的追求交织着很多“取舍”，例如为履行家庭责任的妥协及为保持量入为出的理性和克制。我们看到，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的消费模式必须结合其对社会实践的参与和具体的社会文本才能得到理解。这挑战了对中国“新富”群体的刻板印象，对其消费倾向或趋于炫耀或趋于节俭的单向度的认识需要调整。由此也可以总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消费者并非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或跨国公司及其产品的“被动消费者”；相反，他们表现出显著的消费者主权和自主性——强调乐趣建构的自主性、有意识的取舍并抵制权威，包括市场、媒体和政治权威。因此，不能简单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归结为“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当代新出现的消费倾向融合了那些更为传统的理解体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特的、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消费伦理——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也区别于先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动机和倾向。

三、混合研究方法的价值反思

混合研究方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丰富、深化研究结论？带着关于消费研究的实践，文章再次回到关于混合研究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上。我们看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迥异：首先，呈现内容的不同：定量分析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分化，以及年龄、收入和职业阶层对消费模式的区分。定性分析证实了这些发现，并带来了更多生动的故事和更多维度的理解，包括日常生活、品味和物质文化。其次，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解释范围的差异：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节俭和适度，定性分析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适度”的倾向与传统的节俭伦理在性质和程度上有何不同。再次，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深度的区别：定量分析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城镇居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定性分析结合社会文本和主观解释深入讨论了这种倾向，从而获得了“乐趣”和“舒适”的具体内容、类型以及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消费者为自己的品味和行为进行辩护的依据，从中建构出了都市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倾向以及这种消费倾向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研究结论。

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研究仍未能充分展示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精彩之处，这一未竟的事业有待吸纳更新的全国调查数据和更多的田野调查。但至少我们寻找到了一种可能性，即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能够提高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深入性。同时，研究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策略，也即根据研究目的、数据来源以及所掌握的技术来选择具体研究策略，并且要明白这种研究策略背后的方法论含义及其优势和局限性，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有效的研究结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