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改造

帕特里克•蒂尼等 著 吴万伟 译

人们在评论大学里自然科学的状况时常常哀叹美国缺乏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和中国、印度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相比的话。不管这种担忧的合理性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们往往很少关注自然科学对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改造。本期有五位非科学家作者发表了他们对当今大学现状的看法。帕特里克•蒂尼认为科学和全球竞争已经使得人文科学空心化。伊万•肯尼里把当今大学的矛盾与美国和现代性的独特关系联系起来。彼得•奥古斯汀•劳勒探讨了大学校园内外的自由和尊严之间的紧张关系。施洛•布鲁克斯带领我们回顾了尼采对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同性格特征的描述。里塔•克甘曾驳斥了最近一些回忆常青藤教育的精英教育批判文章。

科学与人文艺术的衰落

现代大学的丢人现状归咎于人文科学的堕落，而人文科学的边缘化又进一步打击了学生学习文科的兴趣。要恢复文科的应有地位，就需要弄清楚文科衰落的根源。其实文科的危机早在近代社会初期人们用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的“新科学”取代人文艺术的“旧科学”时就开始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为人们提供了崇尚理性和标准化方法的理论基础。

人文教育的知识概念时建立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人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做人，怎样最好地使用我们的自由。但全球性竞争的要求迫使大学用强调科学培训和技术革新的科学教育取代已经不再具有权威地位的人文教育。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中欢呼巨型大学时代的到来。杜威倡导的用“在做中学”替代“死啃书本”的思想成为大学重组的原则，革新和进步成为强调的焦点，图书馆的核心地位被实验室取而代之，核心课程变成了学生的选修课。

文科内部的怀疑成为自暴自弃倾向的肥沃土壤。对科学和理性充满敌意的后现代主义在海德格尔理论和自由意志指导下迅猛发展。后现代主义试图揭露任何形式的权力和控制，追求彻底的自由。文科教授通过亲手摧毁自己研究的东西来证明自身价值。因为无法说服别人承认其功用和意义，加上预算缩减，文科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学冠冕堂皇的门面。

教育不再是培养自我克制能力的过程而是赢得解放的过程。而如果不能控制欲望，我们最终将成为欲望的奴隶。根据经典的或基督教的自由认识，教育要建立在自我管理的需要上。自由教育的复兴不是摆脱祖先和自然的束缚，而是认识到文化和自然对我们的限制，文化传���是教育的最根本任务。

帕特里克•蒂尼，乔治敦大学管理学副教授，美国民主的根源托克维尔论坛创办人。

技术专家控制的美国大学

由于大学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今大学对现代性的原则、问题、和矛盾做出的引人注目的修正说明了现代性整体的失败。现代大学一方面要推动个人的理性自律，另一方面要培养公民所需的美德。在拒绝哲学权威和需要道德权威之间的妥协恰恰反映了现代性集合思想美德和道德美德于一身的乐观主义。美国的缔造者都主张创办国立大学，讲授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科学，既培养理性自律又培养和对国家的道德忠诚。

大学成为美国传统的保护者和破坏者，通过这个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最好和最坏的地方。与坚持严格区分公民教育和哲学教育的柏拉图不同，美国缔造者认为哲学教育的完善是公民教育的保证。美国是现实国家和民主理想的完美结合。

洛克倾向于强调儿童的发展而不是大学的教育。家庭教育的核心地位是确立自由的优先权。在洛克看来，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企业家和科学家，不过他清楚意识到理性自律的障碍。但现在美国大学的目标是理性自律，把理性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我们充满自信地认为，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能幸福地完成自我改造的教育过程。

在杰斐逊看来，教育的矛盾性目标是培养既忠诚于国家又保护自己天赋人权的理性公民，既爱自己的祖国又对国家可能对自由的侵犯非常敏感。天赋人权是个人所有，但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获得。杰斐逊认为大学是传播启蒙解放的渠道，也是拥抱个人政治依附性的手段，既解放我们又束缚我们。现代大学追求道德集体主义和个人理性解放就是杰斐逊对人性的矛盾描述的结果。

与洛克和杰斐逊试图确定宗教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不同，霍布斯明确指出宗教的破坏性作用。现代大学摆脱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它的教育使命完全屈服于启蒙的力量。教会的专制被国家的利维坦所取代，大学成了启蒙科学的工具。霍布斯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对真正的和深刻的自我反思没有多大帮助，自我反思比学习任何语言或者科学都更加困难。

保守派谴责大学管理者和教师阻碍了苏格拉底式探索，压抑和限制了思想交流，另一方面又指责他们在道德问题上过于宽容和放任。阿兰•布鲁姆的《美国思想的封闭》的目的是为大学的苏格拉底本质辩护，抗衡乌七八糟的平等思想的影响。在布鲁姆看来，唯一真正的共同体是哲学家共同体，对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真实的和历史的共同体提出怀疑。人类的最高智慧是对自己无知的认识。大学使命的统一性实际上是现代转型的最初目标，依靠人的统一性，或者忠诚于作为完整的人的尊严。

伊万•肯尼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目前正在撰写美国政治中的技术精英问题的书。

人的尊严和高等教育

我们时代最根本的事实是原则性个人主义（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对所有生活领域的蚕食。一切道德和社会确定性都成了问题，一切人类情感都变成自愿性的，促成人的社会性的一切机构如家庭、教会、社区和国家都遭到削弱和连续地破坏。在此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被剥夺了成为道德人所需要的目的意识。从前教授把塑造学生灵魂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如今在遭遇到不需要他们指导人生方向的学生时只满足于不造成危害而已。大学似乎继承了宗教探索人的身份和目的的使命，但经典著作教育也仅仅是提出问题，并不给出真正的答案。

像多数美国人一样，教授们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把个人的道德倾向强加于人。在自由和多样性的幌子下，大学很少给予学生有关自我身份和人生选择的指导。实际上学生被告知选择的自由是无限的和不真实的。自我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幻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我们需要把那些让我们感到自由、舒适和安全的东西称为真理。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就是告诉每个人他在这个敌意的环境中是多么孤独。我们的大学并不真的否认个人自由的现实，但是用技术社会的术语“生产性”和“自主性”来理解自由和尊严。在霍布斯看来，我们的自由和尊严体现在生产性上。自然对我们冷酷无情，但我们可以运用自由来改变自然环境让我们的生存更安全一些。康德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的尊严就是我们的自律、道德自由和告诉自己自由行动的能力。康德认为摆脱本能和自私利益的方式就是理性和道德地行动。但今天的自由鼓吹者满足于自由人选择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尊严的。

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冲突表现了美国自由观念的局限性。一方面是代表生产性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是代表自我实现的流浪艺术家。只有科学和技术课程被认为是真正的知识，是“事实”，而人文科学传授的不过是“价值观”而已。60年代的激进分子把资产阶级美德也抛弃了。他们的思想革命开始于反对技术专家的事实陈述观点，开头不是“我认为”而是“研究显示”。所以到了1960年代末，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显示”文章被咄咄逼人的主观性研究所取代，如黑人研究和女性研究等。这些研究强化了霍布斯的资产阶级教训：我的尊严来自我的权力。但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挑战科技的进步，反而被掏空了真正的内容，失去了与自然科学争夺生产性的能力，失去了吸引学生的能力。

从前的波希米亚人真正反文化，把自己看作反对资产阶级生产性的艺术家、诗人或者宗教人士，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但今天的“后现代”文科教授甚至没有完整的艺术生活观。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自由教育实践者和辩护者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指出没有责任的特权是不能持久的。他接受大学管理者的“企业运作模式”，高等教育无需浪费时间和金钱教授学生如何享受其他文化风味。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文科教授因为了解能战胜生产性的人类尊严和意义的真正标准，应该从大学里消失。

有人可能说焦虑是个人自由最大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无法找到战胜生产性的个人尊严和意义的标准是造成生物技术世界新暴君的罪魁祸首。鼓吹无限制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约翰•洛克说，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财产，为了获得思想的安全感和享受我可以随意开发。正是这种观点成为当今热衷美容手术和神经科学的根源。自主性屈服于被理解为生产性的尊严。我们不仅可以做身体美容，还可以改善认知能力、记忆力、甚至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到比自主性和生产性更真实的个人尊严和意义的标准，生物技术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新生。它将让我们屈服于健康、安全和生产性的单面人标准。

大学仅仅空谈“自由教育”的高调已经不是秘密，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当今缺乏尊严的困惑。在缺乏世俗道德规范和真正道德共识的今天，世俗的大学不大可能承担起自由教育的重担，人类尊严的未来或许更多地依靠教会大学。

彼得•��古斯汀•劳勒，《新亚特兰蒂斯》编辑，贝里学院（Berry College）管理学教授。

科学家的灵魂

人文科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见证了“自然科学化”的加速过程。尼采在《善恶之外》明确指出了使用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学者和企图全面描述人类生活条件的哲学家的区别。科学家讲究客观和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哲学家讲究主观和思辨，具有自己的道德倾向。

尼采写到“科学之塔的高度和宽度越来越大，哲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可能变得厌倦，或者让自己满足于做一个专家，所以不再能达到洞察全局的高度。”当哲学家专心研究别人没有多少兴趣的艰深问题时可能面临失掉谈论人生意义的能力的风险。

活着就意味着在每个时刻都表达某种兴趣的自我，像科学家那样认为我们摆脱自己就能更准确地认识世界是愚蠢的。科学方法要求我们忽略个人观点，而学习哲学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观点上，迫使我们在竞争性的选择面前为我们的观点辩护。所以，学习哲学鼓励非客观的“不科学的”思维方式以矫正科学教育产生的去人性化的影响。

与科学家去除自我相反，哲学家往往过多地投身到自己的思想中以至于不能认识到他们的哲学“不过是作者个人的忏悔和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回忆录而已”。用哲学的眼光考察人生要求人们认真考虑他的每个行动背后的原则和理由。学习经典不是因为好奇或者推动文化多样性，而是因为它迫使我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去采纳更好的观点，成为更好的人。

科学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狭隘，而哲学令我们的视野开阔。科学要求专业性，哲学则鼓励综合性。对人的充分性和完整性的认识恰恰是科学家完全忽略的东西。

施洛•布鲁克斯，波士顿学院政治理论和美国政治研究生。

常青藤联盟批判

过去几年出版了很多回忆录指责精英教育，说这些教育让人赢得了地位，却毁掉了灵魂。自由派讨厌常青藤联盟培养了资产阶级精英，保守派则讨厌它主导性的左翼思想。这些痛苦的回忆录表达了对精英教育的仇恨。他们的目标似乎在于拥有阿兰•布鲁姆的权威和历史视野，但结果却很少超越霍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式的怨愤（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译注）。如果真要揭露精英教育的堕落，他们就必须忽略自己，客观地看待这些学校，或者帮我们发现理想的学生---真诚、诚实、勤奋、思想独立，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成长之路。

只要常青藤联盟的毕业证书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阶梯，就会有学生或者家长尽一切努力要得到它。哲学家和诗人也可能是野心勃勃的人，其强烈的程度甚至让普通的投资银行家震惊和害怕，这些银行家的最大野心不过是颠覆衍生交易的传统智慧，哲学家则是要颠覆整个国家。

哈佛学生苏珊尼•帕米（Suzanne Pomey）贪污公款的丑闻事件暴露了成年人监管的缺失。过去两代人放弃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成年人丧失了可靠性，放弃了权威，听任下一代从头开始探索。这种抛弃责任的后果之一是不断奖励“才能”的精英教育的兴起，培养出那些不清楚自身目的的精英。这才是精英教育批判的核心。

里塔•克甘曾，哈佛大学毕业生。

文章来源于美国著名科技杂志《新亚特兰蒂斯》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