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理论旨趣与研究取向

赵万里 范宏雅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摘要】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谈话分析旨在发现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的话语规则、程序和常规，从而揭示话语秩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建关系。本文通过对谈话分析的理论旨趣和研究取向的解读，阐释谈话分析的思想基础、理论成就和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评析其贡献、不足和未来走向。本文认为，谈话分析尽管具有语言学的表象，但其核心兴趣仍然是发展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理论。

【关键词】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互动谈话

　　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源于社会学对社会成员日常实践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认知科学、语言学和社会科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话分析的创始人物萨克斯(Harvey Sacks)、谢格洛夫(Emanuel Schegloff)和杰弗逊(Gail Jefferson)等人，将常人方法论的理论贯彻到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力图揭示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序列、方法和基本结构，及其与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建关系，从而说明日常实践的目的性和可理解性。1970年代中期以后，谈话分析试图将对话语结构的研究“语言学化”(linguistify)，以实现其早期创始人建立一门“自然主义的观察科学”的抱负。这种走向一方面使它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纲领，在社会学、心理学、临床医学、语言学、传播学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另一方则引发来自常人方法论内部的一些批评，视之为背离该学派反实证主义立场的“右倾”转向①。本文试图澄清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理论渊源，分析谈话分析的理论进路和经验研究，从而理解谈话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多学科特质的研究进路的社会学意义。

　　一、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理论渊源

　　谈话分析研究始于美国社会学家萨克斯1963年至1964年在洛杉矶自杀科学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期间，对大量打给自杀预防中心的电话记录的分析和思考。他在1964年秋季的一次演讲中指出，谈话行为与谈话形式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互动谈话具有高度秩序化的特点，其产出遵循一定的方法。因而研究“常人话语方法”，即人们在特定时刻用特定方式所说的话和所不说的话，可以发现日常谈话的规则和程序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②。这次演讲表明，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具有相同的理论旨趣。

　　萨克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是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因此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戈夫曼思想的影子。在其谈话分析讲座的第一卷中，萨克斯引用戈夫曼的观点讨论人们如何“控制印象”，并且与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所提到的一样讨论了人们，比如一些精神病患者，用于隐藏被诬蔑身份的一些“掩饰手段”(covers)③。与戈夫曼一样，萨克斯的志趣不在于建立不依赖于语料的宏大理论，反对采用实验室研究或访谈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些是脱离日常语境的抽象叙事。相反，他们都致力于发现日常互动模式的微观特征，在活生生的人际交往中展现社会秩序和逻辑。

　　然而，戈夫曼对于萨克斯博士论文的最终成果却非常反感，以至于他最终退出了萨克斯论文的评审委员会。戈夫曼后来解释说，他的研究目的始终是记录仪式秩序从而揭示日常生活的秩序性行为，因而当涉及到语言时，必须严格地区分话语的“系统”特征和“仪式”特征。系统特征涉及到能够保证基本可知性(intelligibility)的特征，如有秩序的话轮转换，而仪式特征涉及到一些诸如保护“面子”，尽量避免冒犯别人的方法、礼貌以及其他互动谈话的“程序”等方面的特征。对戈夫曼而言，这是互动秩序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模式④。而对萨克斯而言，互动谈话的系统和仪式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在他的“人人都得撒谎”一文中⑤，萨克斯举例说，对于“你好吗？(How are you)”这样一个询问比较礼貌的回答是“很好”，这里既涉及到系统要求又涉及到仪式要求。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设定了特殊的序列轨迹。我们并不期待某人会把“你好吗？”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对之健康状况的询问，甚至会把相应的回答当作一种粗鲁、不礼貌和不可理喻的行为。并非中立的回答如“很好”或者“很不好”又会建立新的序列轨迹，这时提问人有义务邀请对方展开原因陈述。因此，萨克斯的研究起点是互动谈话的序列特征，而戈夫曼首要关注的是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导致了两人对于仪式秩序(ritual order)的不同理论观点。

　　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萨克斯，但萨克斯显然希望从更多的细节上研究社会秩序的地方性建构。而实现这一点，更多的灵感来源于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论。本质上脱胎于舒茨(Alfred Schutz)社会现象学的常人方法论，致力于恢复日常世界和常识知识的地位，主张日常秩序和逻辑应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而不是资源。按照社会现象学的建构主义立场，现实的建构程序就是使社会现实成为可说明的，或形成社会现实感的过程。因此，常人方法论的目标就是去发现事情的事实性何以构成(What constitutes things their thingness)，研究普通人赋予其世界以意义的方法。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加芬克尔等人对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不言而喻和毋庸置疑的“自然态度”进行反思性说明，从而揭示了行动者日常交谈中未曾言说的潜在社会现实。常人方法论提供了一种透视社会秩序的新视角，用一种当地的、权宜的和多元的社会实践(社会秩序就是在其中被巧妙建构的)取代了经典社会学所提供的超验系统和结构限制。通过将理论关注焦点从社会体系转向“反身的”富有技巧的行动者个体，常人方法论“发现”了日常行动中的那些从前被视而不见的规则、过程和方法的秩序，使社会理论家注意到了他们曾经忽视了的微观层面。

　　萨克斯创立谈话分析之初的许多理论架构都是受到常人方法论的启示，早期的谈话分析研究与常人方法论一脉相承，甚至是亦步亦趋的⑥。加芬克尔也一直密切关注萨克斯对自然语言使用的研究，十分重视语言研究对于常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指出语言是行动者之间传递意义和交换行为的中介，而语言使用中的索引性原则使行为者有效使用语词的意义结构，将语境中的诸多因素当成默认的“事实”，实现话语交谈的方便性和功效性。两人曾在1970年合作撰写了“实践行动的形式结构”一文，具体阐释了由谈话人、谈话时间和地点、谈话场合或其“语境”所确定的话语(utterances)，即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的重要性，认为“对于每一个社会实在的说明都依赖于索引性表达的使用”⑦。而任何索引性表达的含义及其理解并非由抽象定义所限定，而是取决于它所依存的话语环境。索引性表达将行动者的语言、共同理解和相关信念模式化，并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固定化从而使互动话语中的缩短形式、“未言明的合同条款”(unstated terms of contracts)合理化。因此，与传统语言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把索引性表达当作一种需要“修补”(repair)或者“疗救”(remedy)的“累赘”不同，常人方法论和谈话分析都把“索引性表达的合理性”作为有序的社会建构的特征。

　　常人方法论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索引性表达”的普遍存在，但索引性表达作为日常表达的特征，它的语境依赖性使其成为一条永远不可能追溯到“索引链”尽头的“无底之船”(a boat without a bottom)。为此，谈话分析提出了序列组织(sequential organization)的原理，以系统理解“索引性表达”的本质特征。萨克斯发现，序列特征(sequential features)广泛存在于社会成员产出、理解和应用各种索引性表达的过程中，最为典型的是“连接”(tying)和“定位”(positioning)现象。萨克斯认为，以“连接”和“定位”为代表的序列组织原理普遍隐含于互动交往者运用话语的索引性特征、地方性地理解这一特征并相互传递这一理解的过程之中。谈话分析对于序列现象的研究——从简单的相邻对到谈话的整体结构组织，揭示了“索引性表达”地方性的建构及其与更大范围社会秩序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对于“索引性表达”这一自然语言特征的共同兴趣激发了谈话分析更加明确的经验研究纲领的出现，而这一纲领的可操作性又使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比之早期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拓展潜力。

　　实际上，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是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兴起的反实证主义思潮和“语言学转向”的产物，深受现象学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建构主义认识论反对割裂主体和客体，视之为相互依存、相互依附的共生系统。按照建构主义认识论，任何知识和社会行为都是社会实践过程的产物，都是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的。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语言交流实现了文化的约定俗成，传递了意义和知识，因而充当了媒介作用。互动话语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互动话语所涉及的对象和事件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无一例外地经过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表现方式以及审美方式的过滤。其结果是，一方面话语被社会权力所控制和左右，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和关系也会不断被互动话语所重新建构。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语言转向不仅使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从人工语言到自然语言的转向促成了日常语言哲学的产生。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语言游戏思想和牛津学派的语言行为观的影响，当代语言研究兴趣从语言内部转移到语言外部，直接促成了语用学、话语分析等研究分支的兴起⑧。而谈话分析的基本理论构想和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从日常语言哲学研究中孕育而生的。从最初对于互动谈话以及谈话者运用谈话策略达到交谈目的研究兴趣，到对于谈话作为一种行为的程式性秩序的发现，再到特殊“情境”中谈话结构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都可以看到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子。

　　萨克斯本人深受把话语当作行动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然而，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真实话语，而是杜撰的语料，并且对这些人为语料进行直观臆想。比如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塞尔(John Searl)曾经试图对“允诺”(promising)这一言语行为的规则和适切条件进行界定，而他采用的就是一种脱离语境(decontextualized)的方法，生造了涉及讲话人、听话人和讲话人话语的典型言语情境。因此，塞尔所总结的规则是基于话语直觉而不是对于经验话语语料的观察。对此，萨克斯提出了异议：

　　“研究者不能发明新的谈话序列并且满足于此，你可能会挑出‘一个提问和一个回答’，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延伸下去，那么，对于某人是否会在，比如说，第五句话语中真的说出这句话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对于谈话序列，我们并无强烈的直觉。”⑨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谈话分析将言语行为的理论深入到对于真实互动谈话语料的研究中，以解决言语行为理论长期未能解决的对不同言语行为的分类问题。与塞尔等人简单地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不同，谈话分析基于真实语料的分析对于揭示言语行为这一蕴涵了谈话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背景知识、谈话情境和交谈策略等诸多因素的复杂行为的运行模式。这种基于真实语料和真实语境对互动谈话本质的分析，正是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的核心特质之一。因此同样可以说，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观点为谈话分析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而谈话分析在微观和现实的层面上阐释了日常语言哲学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

　　二、谈话分析的理论旨趣：互动谈话的秩序和结构

　　从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看，谈话分析总体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萨克斯早期作品所代表的通过谈话来分析日常活动的实践理性和社会认知准则的努力，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常人方法论向标准谈话分析的过渡；第二阶段是标准的谈话分析阶段，集中研究谈话的自主规则和结构，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形式化特点，以萨克斯、谢格洛夫、杰弗逊1974年发表的《谈话中一个最简单的话轮转换规则系统》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公共机构交谈的研究⑩。这三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谈话分析发展中的几种主要研究取向。

　　谈话分析把社会组织结构视为互动谈话规则、程序和常规的制度化基础，因此，它致力于发现互动谈话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这些社会组织结构是产生有秩序的可理解的社会互动的基础。从这一理念出发，谈话分析创立了分析实践理性的具体方法，从互动谈话中发现社会行动的组织和秩序，这一组织和秩序是交谈者在情境中创造并不断推进衍生的。谈话分析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发现使交谈者完成这一组织秩序背后的运行机制，其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发现互动组织的内在特征，将其从互动交谈的实例中抽象出来，从而发现蕴涵于互动组织中的自观逻辑。换言之，谈话分析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成员在话轮中是如何相互理解和应答的，核心的焦点是发现行动序列是如何生成的。”(11)

　　萨克斯在谈话分析早期研究中就提出互动话语中秩序无所不在的观点(12)。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加芬克尔有关行动秩序的理论，即人们不是被动的“傀儡”，而是理性的行动者，在行动中做出积极的决定。它的核心思想是互动话语中理性设计的概念，意即互动话语中谈话是有系统组织的、具有深刻的秩序性并且遵循一定的方法。而所谓互动话语的理性组织并不意味着讲话人所说的一切话语对他人而言都是理性或具有逻辑性的，而是指互动话语在结构上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正如他所讲的：“我有很多语料，我试图发现其中是否存在秩序。不是我想努力为其赋予秩序，而是我想发现其中是否存在秩序。”(13)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萨克斯试图发现秩序的分析单位(unit)。“我们想要建构一些单位，从而使我们可以研究实际的话语行动。”(14)这样的一个“单位”必须是分析者所建构的话语成员单位，也就是说，一个“自然”单位。建构这样的一个单位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我们需要谈话中的序列规则，从而使单个话语具有“可处理性”；二是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规则作用下的客体。

　　萨克斯认为，接连出现的话语成分或前后相关的话语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序列组织关系，即所谓的“谈话序列”或“谈话的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 of conversation)。这一序列组织结构包括：(1)一定时间里一个人的讲话；(2)讲话人话轮不断交换；3)两个话语组成一个谈话序列并且相邻的话可能是“成对”行为；(4)在“合适的”地方会要求出现相应的谈话行为；(5)某些谈话行为具有“连锁性”(chained)。这些谈话的序列组织结构特征并不一定出现在所有经验语料中，但是，谈话中这些特征的缺失是可以说明的(accountable)。而且，不论谈话双方的年龄、性别、职业、政治倾向等变量因素是否存在，这些特征都是不变的，正如萨克斯所言：“在一定时间里一个人讲话以及讲话人话轮不断交替并不是男性谈话、女性谈话或男/女性谈话中的独有特征，它们在不同类型的谈话中都存在：辩论中、商业谈判中等等，它们在谈话的不同部分都存在：谈话的开始、中间以及结尾；它们在不同的谈话中都存在。”(15)

　　谈话分析通过对谈话序列组织结构特征的研究，发现了互动谈话的基本结构，如相邻对(adjacency pair)、话轮转换、可取结构、修正结构等。其中，相邻对是谈话分析的基本单位，指紧挨在一起的两个话轮，出现在前面的谈话部分叫做相邻前对(first pair part, FPP)，出现在后面的谈话部分叫做相邻对后件(second pair part, SPP)。谢格洛夫和萨克斯发现，日常谈话是以一种“成对”的方式进行的，谈话行动都蕴含于这样的相邻对中，从相对“制度化”的“问候”和“告别”等互动谈话，到相对复杂的成对行为如“问—答”、“要求—同意/拒绝”、“邀请—接受/拒绝”等等(16)。相邻对对谈话双方话语行为的限定具有以下两个作用：第一，前件和后件行为是“相对有秩序的”，“出现前件行为，后件行为也应该被实现”，而且后件行为也“被相邻对组织秩序所限定。”(17)第二，如果预设的后件行为没有出现，它将被认为是缺失的，前件将会得到重复，比如向某人打招呼而没有得到回应，发话人会重复自己的问候直到得到对方回应。而后件的缺失使前件的出现具有了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可以用于推测交谈方的动机和行为。例如，发话人的问候没有得到回应，发话人会认为要么是听话人没有听到，要么是故意采取不理会的冷淡态度，甚或是一种粗鲁的拒绝态度。相邻对是一种组织当前话语行为与前后话语行为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话语之间的相邻关系是连接话语最有力的方式”(18)。

　　话轮交替是日常谈话的另一个特征。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会话中一个最简单的话轮转换规则系统”中，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阐述了日常谈话中交谈双方如何实现话轮的转换和交替。他们发现，在固定的谈话时间里总是一个人在讲话，然后实现不同讲话人话轮的交替。尽管有时会出现话轮的重叠，或者讲话人缺失的状况，但这些情况一方面不常见，且会很快恢复到一个讲话人掌握话轮的常态。无论多少人在参与谈话，也无论谈话时长与话题，话轮转换规则系统总是在高速运转。这一话轮转换规则系统的基础是话轮构成单位(turn construction units, TCU)。一个TCU可以由一个词汇、一个短语或是一个句子构成。发话人发出一个话轮时，听话人可以预测讲话人何时结束这一话轮而可能发生讲话人交替，这个地方就叫做话轮转换相关点(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RP)。

　　话轮转换相关点往往出现于一个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预示着交谈者之间可能出现的话轮转换。但话轮转换相关点的出现只能预示着话轮转换的出现并为其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不代表话轮转换一定会出现，或者说只是存在着这样的期待。谈话双方即使没有完全遵循上述话轮转换的规则，但是都在努力适应并维护这些规则。比如谈话中常常存在插话现象，插话人不会随意插话，往往在等待讲话人完成自己主要的话语之后才会插话。而讲话人如果认为对方插话不合适，也会明确向对方指出自己的话语还没有完成或者利用一些言语手段来避免被插话，如使用连接语来加长话轮、减少在TRP的停顿、加快语速等等。

　　从某种角度上讲，互动谈话可以被看作是社会行动者为达到某种社交目的而从事的共同的社会活动，是帮助社会成员达到这些目的的理性建构。下一话轮定位(next－positioning)是谈话人对谈话对象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由此达到主体间性的共建并实现交谈目的。“谈话结构的很多层面都存在一种‘倾向性’本能，这种倾向性对于维护交谈者的关系以及避免交谈冲突是有益的。”(19)这一倾向性结构在谈话分析的可取结构(preference structure)概念中得到体现。在很多相邻对中，后件都是可选择的。可取行动在回答话轮初始是没有迟疑或延宕的，而非可取行动(disprefered)通常伴随着迟疑和延宕。可取回答是社交结盟(affiliative)行为，对维系社会关系起建设性作用，而不可取回答则是非结盟(disaffiliative)行为(20)。这两种结构的作用与谈话人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及背景知识无关，只是受到谈话规则与社交规则的制约。即使在非可取结构的应答中，谈话人仍然清楚谈话规则的存在并在遵守这些规则，所以采用了延宕、预序列等方式礼貌地采用非结盟行为。

　　修正(repair)是对互动交谈中阻碍交谈进行的麻烦进行处理的过程。这些麻烦也就是交谈者所认为的在谈话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话语修正主要通过以下四个路径维护交谈的观点共建和主体间性：(1)自我发起——自我修正；(2)自我发现——他人修正；(3)他人发起——自我修正；以及(4)他人发起——他人修正。不同的修正发起和修正完成发生在不同位置。谈话修正的自我发起主要出现在修正源所在的话轮内而且在同一话轮内可以完成修正。也有一些自我发起发生在话轮转换相关处和修正源之后的第二个话轮内，通常在这些范围内也会得到成功修正。而谈话修正的他人发起则通常需要通过几个话轮才能完成，而一般不会出现在修正源所在的话轮内。通常的情况是，修正源所在话轮在进行过程中时，他人发起一般会受到抑制，只有在完成修正源所在话轮之后，他人发起才会出现(21)。

　　除了上述四种微观结构外，谈话分析还发现了互动谈话组织的宏观结构。例如，萨克斯曾经分析打电话救助者的电话谈话录音，判断其电话用语在何种情境下意味着他们已经到了“无人可以求助”的地步。与面对面谈话不同，电话谈话的特点是缺乏视觉信息。这尽管是一个劣势，但其优点是电话谈话录音相比于面对面谈话录音更为真实地再现了原始谈话事件。在面对面谈话中，谈话参与人所获取的视觉信息并不能通过谈话录音同样地传递给分析者，而电话谈话录音给分析者提供了与谈话参与人完全一致的信息数量。因此，在面对电话谈话录音语料时，“你所看到(或听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22)。

　　电话谈话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展开，即电话谈话的开始、结束和话题起始。其中，有关电话谈话开始的研究最多。萨克斯等人发现，与多数日常谈话不同，电话谈话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500个电话交谈语料的分析，谢格洛夫发现，尽管不是没有偏常案例，但电话谈话的第一条规则或者称作“第一话语的分布规则”，显然是“接电话的人首先讲话”(23)。如果一个电话打过来，接电话的人没有应答，无疑会导致很大的困惑，引发各种补救行为。谢格洛夫对电话谈话开始语的序列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它主要由四个序列模式构成，即(1)召唤——应答序列，由电话铃声(召唤)和接电话者所说的第一件事(应答)构成；(2)辨识序列，通过身份辨识谈话双方相互确认身份；(3)打招呼序列；(4)开始询问(“你好吗？”)以及回答。这四个序列的组合构成了电话谈话开始语的典型形式，尽管在具体使用中会存在各种变体(24)。

　　萨克斯关于电话谈话话题的起始的分析表明，接电话之人通常是预期的第一发话人，而打电话之人才是预期的第一话题提供者。毕竟，接电话者通常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而会认为电话打来的目的是要开始一个话题。因此，“第一话题”通常都是由打电话者提出的。萨克斯同时提出，“第一话题”也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在提到坏消息时，主叫方可能会避免“你好吗？”这样的招呼序列，因为其预期回答为“很好”。因此在被叫方说了“你好”之后，他们可能会会立刻开始第一话题，而避免大段的招呼语序列。其次，打电话者很关注第一话题是否被认为是特殊的或是重要的。因此，当提到“随便打的，没什么事儿”时，第一话题会无限延后从而增加了心理期待值。最后，有时当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时，有一条消息构成了“打电话的原因”(reason for a call)。电话谈话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打电话通常都会有一个原因，而且在可能及合适的情境下，这一原因通常都是在开始部分之后很快提出的。也有可能打电话时并不存在明确目的性，人们有时互通电话只是为了聊一聊。但即使没有任何原因的来电，也常常以拥有某一目的性的面貌出现。

　　与电话谈话开始部分的研究相比，有关电话谈话结束部分的研究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电话谈话的结束通常更为复杂。电话谈话的开始有明确的起点及程序特征，而电话谈话结束部分的起始却是很难定义的，涉及范围包括会话的任一阶段直至最普通常见的以“再见”及其变体为代表的简单告别(25)。那么，讲话人如何发现第一次使用“再见”的确切位置呢？原则上讲，既然是讲话人开始了话语，他就有义务去发出结束的邀请。“预结束”邀请的位置通常发生于另一讲话人刚刚完成“好吧”或“那么”的言语行为，并使用了降调的时候。可能的方式包括提及对方利益，如“我不能占用你时间了”，或者提及对方在谈话初始提到过的正在进行的活动，如看电视、吃东西或有客人等等。研究发现，电话谈话结束语的共同特点是通常会由四个序列构成，以下例为典型代表：

　　1A：好吧？

　　2B：好的。

　　3A：那么。(序列一：预结束，提出结束(offer))

　　4B：好的。(序列二：结束成分，接受结束(accepts))

　　5A：再见。(提出结束语)

　　6B：再会。(序列四：互换结束语)

　　第一结束序列在结束祈使语境中出现，提出(offer)预结束成分并使其合法化，并为序列二提供了相邻对前件。序列二作为此相邻对后件，对“预结束”中的“提出”(offer)前件会发出或“接受”(accept)或提出新话题的相邻对后件。从而构成与最终结束语的相关性。在序列三和序列四中谈话双方交换结束标记语，完成最终电话谈话结束行为。谈话双方不断被结束序列谈话规则所牵引，直到完成谈话结束的最后一个序列。

　　三、谈话分析的研究进路：语料转写与语料分析

　　谈话分析旨在通过分析人类的言语行为而“深入”理解社会生活。它拒斥用自上而下的诸如“文化”或“社会结构”的概念来左右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相反，我们应该着眼于分析社会成员日常实践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而发现其社会互动交往的模式。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常规的社会学概念或/和常识性知识，如“文化”“权势”或“性别”等来处理语料并开展研究，而应该遵循归纳法的研究路径。

　　谈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对自然发生的语料进行录音(或录像)，然后进行仔细转写，以发现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萨克斯把这一方法称作对语料的“无明确动机的考量”(unmotivated examination)。与其它质性研究方法一样，总体而言，谈话分析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设计”，这一点与量化分析不同。但是谈话分析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即收集和录制语料；部分或全部地转写录音；分析选定片段；做出研究报告(26)。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四个步骤并非线性排列，而是“螺旋式”交织在一起的。转写与分析的过程可能会为语料收集提供新的思路，而语料库的扩大又促进了新的研究发现。

　　谈话分析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语料进行的，而收集和录制什么样的语料成为谈话分析学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萨克斯等人拒绝使用任何假想的、臆断的、人工的语料，认为这些语料虽然具有意义，但却掩盖了分析者和互动交谈者辨识意义的能力和过程(27)。他也不认为任何访谈纪录会有助于谈话分析的研究，因为访谈语料的获得是对被采访者的利用。在访谈过程中，分析者始终在向研究对象提问，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研究社会成员所使用的分类方法，而不是通过分析研究对象正在进行的互动活动来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分类方法(28)。

　　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一样，萨克斯始终倡导用观察法来获取第一手语料。“我想鼓励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世界上那些有趣的事物，那些到目前为止仍然未知的事物，是可以通过观察而感知的。”(29)我们的目的就是从对语料的观察中建立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事物的“理论型”(theorizing)，通过揭示他们确实是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目前尚不能想象与发现的事物。但与人类学家依赖田野调查记录不同，萨克斯偏爱通过录音记录下来的语料。他认为，我们无法信赖我们对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的记忆。虽然依靠记忆，我们通常能够总结出不同人群所说的话语，但是记住谈话中诸如停留、重叠、呼吸等细节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它语料相比，录音语料不仅不受任何人主观想象力的影响，能够提供无限的经验研究细节，它们还具有较高的公开度、可以被反复播放等优点。研究者可以深入审视录音谈话的任一谈话序列，而并不需要拘泥于其他研究者所选的片段，并由此实现对于互动谈话更好的理解和把握(30)。早期的谈话分析主要依靠录音来收集原始语料，1960年代之后又增加了录像语料。因为互动交谈中可能会涉及到非言语交谈或伴随着非言语交谈的活动，仅仅依靠录音资料，分析者是不足以了解互动交谈的全貌的。录像素材在某种程度上为分析互动谈话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语境信息，尤其是当谈话涉及较少的参与者而背景较为复杂时，如会议谈话。视觉行为和人类交谈语境的物理特征所具备的语境意义，与互动交谈的组织结构是存在相关性的。互动交谈本身也存在手势和其它形式的身体动作。因此，当代谈话分析更多倾向于以录音为主、录像为辅的手段来收集和录制语料。

　　语料转写是谈话分析的第二个重要步骤。谈话分析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通过对原始录音进行反复倾听，注意到某些现象或发生特定事件的方式，并集中分析这些事件的社会互动组织结构(31)。有的语料转写只关注谈话内容，其最终成果以书面语的形式体现出来，甚至对很多口语表达的内容进行了删改。还有的语料转写更关注互动交际的方式，包括话轮准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停顿的时长，可听到的非词汇声音(如呼吸声和笑声)，以及个别单词和音节的重音、延长音和删减音等等。“谈话分析学者并没有宣称其转写系统抓住了录音谈话中的任何一个细节特征，或者说语料转写应该(或能够)被看作是所分析语料的文字再现或是经过充分观察的代替物。与其它转写系统一致，谈话分析的转写系统是选择性的……，而且这一系统尤其关注如何获取谈话的序列特征。”(32)围绕这一中心目标，杰弗逊在1960年代创立了谈话分析的转写系统，这一转写系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1)原始录音的时间、日期和地点；(2)参与人员的身份识别；(3)互动交谈的话语特征；(4)话轮的动态特征，如话轮转换和话语重叠、话语间隔和停顿、以及其它声音。

　　语料分析是谈话分析的核心任务，致力于发现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性的互动交际模式和技术。围绕这一核心任务，语料分析逐渐形成所谓“谈话分析模态”(conversations analysis mentality)(33)。与社会科学的其它质性方法一致，“谈话分析模态”并不是指用统一的公式去对待语料从而生成某种固定模式的研究发现，而是指谈话分析的语料分析可以诉诸任一形式的解释技巧或途径，来理解和发现语料中所呈现的话语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用静态的和规定性的思维模式去看待语料，而是用开放的、审视的心态去发现语料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围绕这一核心思想，谈话分析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下四个阶段的语料分析模式：

　　第一阶段：确定研究内容和兴趣点——通常是一个谈话单位或是一个序列类型；

　　第二阶段：基于收集语料分析单个例子，描述其具体特征、运行模式以及行动方式；

　　第三阶段：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并完善上述描述；

　　第四阶段：从对单个例子的描述扩展到更大范围谈话单位的描述。

　　在录制语料和转写语料的步骤完成后，谈话分析开始研究互动谈话语料背后的运行模式和逻辑，而第一步就是要从语料中发现可能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对于选择什么样的题目进行研究，谈话分析的语料分析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最好的方法”。研究对象可以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往研究文献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是需要验证的某一个理论型，还可以来自于实践研究需要或是常识性假说。但是与其它质性方法不同的是，谈话分析要求研究者在语料分析过程中不能存有任何预设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尽量避免已有理论概念对现有语料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尽量做到对所收集的语料“无动机地审视”(unmotived examination)。

　　面对浩如烟海的语料，分析者采取的方法通常是从单个例子(特别是话语重复现象和偏常个案)入手，初步研究其中所存在的话语规律，并在其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范围并检验这一规律的普适性。在任意性地或有目的的选择了转写个案之后，对其进行的语料分析可以围绕以下四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关联的话语组织结构展开：话轮转换结构、话语序列结构、话语修正结构和话轮建构/设计结构(34)。在语料中寻找话语实践特征，并依照这四个话语组织结构的展开方式寻找其中所蕴含的行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记录并最终对其规则和运行方式进行一般陈述，形成结论。

　　概而言之，语料分析首先要考察特定人群的某一单独案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初步的概念、陈述或假说。分析者进而审视另一个案例，检验其是否适用于之前的概念、陈述或假说，如适用，则选择另一案例。如不适用，选择有二：其一是修正已有的概念、陈述或假说以使其适用于两个案例，其二是修订特定人群的定义从而使这一案例被排除在重新定义的人群范围之外。然后再选择其它案例并重复同样的过程。依此模式，研究者最终可以得出适用于如我们所知所有已定义人群范围内的案例的概念、陈述或假说。

　　四、结语

　　在当代社会学中，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研究纲领。一方面，尽管早期的谈话分析论文都发表在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刊物上，从而使人们产生了谈话分析关注“语言使用”和“口语交谈”的印象，但正如萨克斯和谢格洛夫一再澄清的，其研究兴趣并非语言本身。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常人方法论的谈话分析又被认为是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研��目的相悖的。谈话分析关注普通社会成员的世俗活动，而主流社会学认为世俗活动的研究与社会理论无关，却与社会心理学相关。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社会学理论包括以结构功能论为代表的宏观社会学和以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宏观社会学关注的研究主题有制度、组织、社会变迁等等，而微观社会学则关注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符号、意义和家庭等。谈话分析的研究主题是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因此，很多的主流社会学家认为它的研究主题过于狭窄和琐碎，甚至不能被归为任何一类社会学研究中。

　　的确，谈话分析不能被列为宏观社会学的一部分，它同样也不属于单纯的微观社会学。谈话分析的主题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抽象的“系统”(system)之外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而是一些“地方性”(local)的实践。因而，谈话分析对谈话这一局部主题的关注也就是对地方性社会实践的关注，后者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既产生宏观结构又产生微观结构，同时又能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

　　谈话分析的目标是对人类行为提出一种非还原论的稳定的、社会的、科学的说明。“社会行为是可以观察的；你在自己周围到处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并且你可以将之记录下来……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看到它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观察性研究，以及一种自然研究。”(35)换言之，萨克斯认为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自然主义的观察科学，而这一科学可以“缜密地、经验地并且正式地处理社会行动的细节问题。”加芬克尔的学生林奇(Michael Lynch)称萨克斯的这种学科抱负是建立一门“分子社会学”(36)。在他看来，谈话分析所借用的是起源于加芬克尔的现象学阶段的所谓“原型常人方法论”(proto－ethnomethodology)，这种常人方法论杂糅了“科学主义”和“认知主义”，看上去很像而且也常被当成是常人方法论。这种“原型常人方法论”认为，对于社会秩序的真实性质，常人方法论比起经典社会学来能给出一种更加清晰的表述。而加芬克尔等人后来发展了的常人方法论的新版本(即后分析的“工作研究”)，则是一种避免“社会学化”或科学化的更接近所研究的常人行动的研究实践，更能体现由加芬克尔和萨克斯共同倡导的“无差异”(indifference)立场。

　　谈话分析关注谈话的“形式”(form)而非“内容”(content)。它不是简单地描述人们谈话的主题，而是“从中抽取出人们在完成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对正式的程序。”(37)这使得谈话分析饱受缺乏“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或者是“人文主义”视角的诟病。“人类互动谈话中有着普遍、有力、复杂和抽象的结构和过程，而他们又不同于我们所普遍认知的社会秩序或是我们所崇敬的文化世界。这可能使谈话分析看上去对人类学所关心的中心话题而言是冷血的、非人性的和无足轻重的。很少的谈话分析研究成果可以把互动谈话的技术结构与富于经验的人类现实世界联系起来。”(38)批评者认为谈话分析过度关注“谈话技术”，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对谈话序列组织结构进行分析的枯燥形式。毕竟，人们在谈话过程中不仅仅是在进行话轮转换，而是在实践生活、完成角色任务并且展示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谈话分析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应该像有学者倡导的那样将民族志和谈话分析结合起来，开展所谓的“文化语境下的谈话分析研究”(culturally contexted CA)。

注释：

①Pollner, M..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56): pp. 370-380.

②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p. 3-11

③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580, p. 592.

　　④Goffman, E.. Forms of talk Oxford: Blackwell: 1981: pp. 48-50.

⑤Sacks, H. "Everyone has to lie". In: Sanches, M. & Blount, B. (eds)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us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pp. 57-80.

⑥转引自Silverman, D.. Harvey Sacks: Social Science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Oxford: Policy Press: 1998: p. 36.

⑦Heritage, J..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p. 203-205.

　　⑧参见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⑨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5.

　　⑩李猛，“常人方法学四十年：1954－1994”，《国外社会学》，1997年2～4期。

(11)Hutchby, I., R. Wooffitt, Conversation analysis: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14.

(12)Hutchby, I., R Wooffitt. Conversation analysis: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13)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622

(14)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95.

(15)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34.

　　(16)Schegloff, E. A., H. Sacks. \'Opening up closings\', Semiotica, 1973(8): pp. 295-296.

(17)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191.

(18)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555.

(19)Heritage, J.. \'A change-of-state token and aspects of its sequential placement\'. 

In: J. M. Atkinson,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65.

(20)Heritage, J.. \'A change-of-state token and aspects of its sequential placement\'. 

In: Atkinson, J. M.,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69.

(21)Schegloff, E. A., G. Jefferson, & H. Sacks. The preference for self-correc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1977(53): p. 373.

(22)Luke, K, K,, Theodossia-Soula Pavlidou, eds.. Telephone Call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pp. 5-6.

(23)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542.

(24)Hopper, 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Hopper, 

1992: p. 56.

　　(25)Schegloff, E. A., H. Sacks. \'Opening up closings\', Semiotica, 1973(8): p. 291.

(26)Have, Paul ten,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 48.

(27)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419.

(28)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l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27.

(29)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420.

(30)Heritage, J., J. M. Atkinson. \'Introduction\', In: J. M. Atkinson,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15.

(31)Heath, C., P. Luff. \'Explicating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N. Gilbert (ed). 

Researching social life. London: Sage, 1993: p. 309.

(32)Heritage, J., J. M. Atkinson. \'Introduction\', In: J. M. Atkinson,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15.

(33)参见Schenkein, J.. Studies in the organis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 56.

(34)Have, Paul ten,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p. 111-123.

(35)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28

(36)转引自迈克尔·林奇：《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邢冬梅译，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37)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introductions 

by Emanuel A. Scheglof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p. 152.

(38)Moerman, M., Talking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p.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