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特·威廉斯与谱系学方法

　　叶磊蕾

文章来源于：《文汇报》2013年12月30日。

　　《真理与真诚》的第一个中译本终于面世了。这本书在当代西方的影响绝不亚于伯纳特·威廉斯的任何已被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品。那种孜孜不倦的坚守和焦灼激荡的奋力在这位老派哲学家最后的作品中呈现为语重心长的辩护——在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在后现代主义的催逼中，为真理的价值而辩护。

　　就像所有近代以来的伟大哲学家一样，这种辩护首先纠缠着“哲学-科学”的分裂。威廉斯通过反思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解释路径——还原论与进化论，致力于探究人文学科重获权威的解释方式。在传统社会，权威来自神（权），所以一切对现实的解释都归源于祂，这是解释说明权威性的基础。但到了现代社会，上帝死了带来的所谓信仰的迷惘，最显著的就体现在理论说明失去了上帝的可靠来源之后，必须要找到自身真实可靠性的基础，这个基础能使它所提供的对现实的解释依然保持着权威。因果性，是很好的替补，至少自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为现实提供出了这样一种以因果性为基础的说明，这种说明的确获得了权威（那些把自然科学的解释当作和神话没有区别的说法，实际上源自于一种毁灭式的嫉妒和毫不理智的偏好）。然而，对于历史现象来说，偶然性总是占据着主要的色彩，因果解释有时就显得牵强附会。但同时，理论的权威性却要求这样一种必然的透明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紧张，给说明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解释总是朝着唯一必然的方向，而历史现实却总是充满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偶然因素，那么还在致力于为现实提供说明的理论还能够给出真理吗？或者说，除了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论类型，人文学科所提供的解释还能否是真实可靠的？其权威性何在？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中的努力正是在回答这样一种对真理的担忧和希望。

　　徐向东先生在《真理与真诚》的译者序言中说到，威廉斯在这本“绝唱”中并没有采取分析哲学的常用风格来撰写，这对一位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他在这本《真理与真诚》中采取了一种谱系学的方法，并对这种方法做了深入的探讨，甚至这种深思熟虑的方法论考察贯穿了他对真理美德的内在价值论证的始末。这种方法系统地肇始于尼采，或更早地暗示于自然状态理论，但在威廉斯那里，它获得了新的哲学意义。也是威廉斯对是否存在客观真理的回答，这个回答不仅是对世界认识的一部分，更关乎着我们对自我、他人和人类生活种种的态度。

　　威廉斯在这里强调了谱系学是一种说明，而且是一种从虚构开始的对生命现象的功能性说明，它是辩护性的。功能性或者辩护性，是对这种说明径路的一个定性，这种定性不是因为定义如此，而是在于不得不如此定义。威廉斯提出，这种不得不然来自于一种张力，即解释和遮蔽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一方面来自于理论的权威所要求的透明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文化现象本身的掩蔽性和偶然性。由于历史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看来充满了偶然性，它有待于被理解，这种理解诉诸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不能伤害到历史的真实，所以它本身必须是真实的解释。只有真实的解释才是可靠的，才能获得信任和权威。那么，判断这一说明的真实与否，成了这种解释是否能够获得信任、获取权威的关键。

　　在谱系学、功能与真实性的关系上，威廉斯不仅提供了解释方法，甚至用他对真理美德的谱系说明实践了这一方法。但作为说明的谱系学依然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威胁，即来自相对主义的威胁。威廉斯认为，谱系学的内在价值取决于我们的真实需要，那么我们的真实需要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各有不同，那么谱系学提供的说明即便是真实的，也不是唯一正确的说明，那么其权威从何得来？甚至谱系学作为一种描述，其本身也不排除不同的说明图景的出现，毕竟说明总是“有我”的，“我”与“我”毕竟各不相同。那么，哪个说明图景更好呢？或者，更进一步问，这些图景可以比较么？因为判断或者比较就涉及到一个普遍的客观基础或者标准，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需要哲学说明呢？

　　就像威廉斯对谱系学的目的的说明中所言的——让这些东西变得可理解——我们生活在历史的变化中，对历史变化中诸人诸事有着困惑，正是这些困惑构成了理解的需要，也正是这些需要使得我们的追问和说明始终是有价值的，而道理如果不应对这样的困惑，那么这些道理就失去了真理的美德。因此，哲学说明始终涉及着的是理解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展现了我们对真理的希望和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谱系学作为一种说明方式就有其内在功能（价值）。当然，谱系学总是有目的，有功能，有立场，也因此不是唯一的，但却并不意味着一种相对主义，或者说没有权威——哪个解释都是好的。权威并不来自于真理的“唯一性”。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提出的“思想市场”就在试图解释“权威（一）”与“多种说明（多）”之间的关系。威廉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叙述者在对哪种读者和批评者说话？他认为，思想市场即通过读者共同体和历史学家的共同体，他们的关系与真诚的态度，比如历史写作这个实践活动本身的要求——说真话，和历史学家本身的身份规定——真理的两个美德，从而将有各自立场不同风格的叙述放到思想市场上，自由对话，从而在不同的解释风格之间形成竞争。不同故事之间的这种交流，真诚地对待历史，对待不同故事之间的冲突，对人们理解自身是有益的。最后并不是哪一种说明成为了权威的说明，而其他都是错误的说明，而是在对话这个实践本身之中，真理自身展现了其自身价值，成为了一个实践活动得以进行下去的基础。真理因此并不是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我们最初得以活动的始源所在。

　　通过对谱系学的系统论述，并且通过对真理美德的谱系研究，威廉斯不仅直接展示了这种说明方式的魅力，同时通过对谱系学的论述对哲学何为的问题提供了自己的洞见。特别是在强调历史性而带来的相对主义问题上，谱系学的“功能”就在于阐明了自然主义立场下的理解可能性，使得在这样一个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为真理保守了一个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