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团队乃至学派的极度缺乏，标示了国内学术生态的不健康或者无序性。但华中研究农村的团队确实令人振奋。他们已经运作了多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提出了一些好的概念和判断。实际上整个团队都是很年轻的，这尤可令人期待。笔者在今年的社会学年会上即兴地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种团队的运作方式：集体学术和公共学术，全球话语与本土话语，议论文与论文。关于集体学术可能相对于公共学术而发展的提法得到了一些共鸣，所以有必要说的深入明白一些。

所谓公共学术，就是通过大家公认的方法，形成或者借用至少在国内具有主体际性的概念，进而形成判断和理论，并用它们描述和分析经验，形成文本，发表在公开刊物上，建立一种以非人格化交流为主的学术交流机制。这种公共文本，可以被同行通畅地了解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知识的修正和发展，从而推动了学术的持续积累和进步，所以说是具有主体际性的。这样的公共学术说到底是一种推动学术积累和进步的机制，主体际性是它的前提。这个主体际性有个范围问题，两人之间，团体内部，一国之内，甚至全世界的同行，都有可能，我们总是追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际性。

所谓集体学术其实就是学派或者紧密型团队的学术组织形式。它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首先，它可以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公共学术理想的集体学术理想，其次，它是推动良性学术生态的重要组织基础。

一

集体学术代表了直接而有效地推进学术本土化的理想追求。

让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话语具有更大范围的主体际性是很困难的。特别对于中国的农村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农村生活本身具有高度的整体性，这很不适合进行西医式的研究方式：杀死-切片-化验。而且当前中国转型甚遽，农村转型尤其迅速，想要把握这种变化，以及某些稳定的方面是十分困难的。西方来的全球话语放在中国，或者中国人每年创造的那些本土话语，都很难具有充分的主体际性。结果就出现了第一个两难选择：主体际性范围的广度与把握中国问题特质的深度。那些可以深度把握中国社会特质的很多话语很不容易与西方主流话语之间建立良好的相容性。这时就需要团队来孕育和包容这些鲜活的意念，使它逐步得到相关概念的支撑，变得越来越强壮和明晰，并得到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可。而那些可以具有更大范围的主体际性，甚至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之间进行良好对接的话语，对于国人智识的启示往往只在有无之间。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具有国际范围主体际性的话语，可能完全是从海外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的。它的首要目的是推进全人类知识的进步，而不是本国人最感兴趣问题的解释以及本国人最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的问题意识，对于国人来看，有些难免是属于“为什么不给他们吃肉”之类的。结果，我们为了与国际学术对接，很可能把对中国特质的漠视常规化了。这样的倾向如果只是个人偏好，那当无可厚非，如果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倾向，就必须得到严肃地反思和批判。

华中科技的团队为了实践学术本土化的理想，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了自己鲜明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经验。由于前述的原因，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着第二个两难：在鲜活经验与既有文献之间取舍的两难。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中国本土经验之丰富完全超出了个人的社会学想象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超出了所有学者的社会学想象力。在社会学重建近30年来，我们非但不能在认知上把握“中国”，反而不得不承认，构建作为认知具体的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可能是做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历史太短，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她还极不巩固。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很可能走入汉人社会学的泥沼而不自知，更是说我们有可能陷入区域社会学和家乡社会学的孔见之中而无法放宽视界。如果中国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或许不必如此焦虑，但我们偏偏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其实还不能对如下基本问题给出一个最初的回答：当前可以认识的中国到底有多大？这就导致了一个经典的方法论困境：局部的经验如何推论整体？如果说这只是一个“难题”，或许今天还有解题的希望，但这其实就是一个“困境”，它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解释力的羸弱。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人留给我们立足的肩膀虽然多，但相对于一个如此超大的中国，这些肩膀比之东非草原上的树还要稀疏。所以，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研究最初期的任务：广泛地收集资料，进行对比和分类。这就如同生物学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初步的物种调查。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大范围的迅速的彻底的社会转型，我们把持既有文献傲视鲜活经验的书生意气还能有多少底气？

经验如海，理论如舟，大陆不知在那里。即便有这样的大陆，也是异国他乡。进退之间颇费思量，华中科技的学者说，那我们就变成蛙人吧！跳到海里自由潜泳。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甚至也由于担心沉迷于死文献会有损对生活的直观，在面临鲜活经验与既有文献之间的两难时，华中科技的学者有意识地选择了更注重前者。强调为了推进对中国农村的本土理解，一定要直面经验，从经验中直接提出本土化的解释。为此，他们不惜放弃对西方甚至他人最新文献的全面研读，这种做法算得上是慷慨激昂的无奈之举。

华中学者的集体学术有着追求学术本土化和自主化的强烈愿望。但我们不能说当前的所谓公共学术理想就没有追求学术本土化特别是自主性的愿望。恰恰相反，在数年前的学术规范化大讨论中，很多人是把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看作学术自主的必由之路。笔者对此很赞同。因为本土的学术自主其实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相对于国家干预的学术自主，否则，学术话语将可能被意识形态话语淹没。其二是相对于西方话语的学术自主，否则本土话语将被西方话语所淹没。一种理想的学术自主，应该是朝着这两个方向进行开掘的。不可否认，以权势压人应当被深恶痛绝，但同时，也必须防备挟洋自重成为一种习惯，必须防备灵魂软弱成为一种品位。笔者相信，只要是真诚的学者，都不可能反对学术自主的立场，只不过在取向上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在层次上有理论与经验之分，在分工上有基础和应用之分罢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会看到公共学术与集体学术之间有可能存在良好的共生关系。

从与国际接轨的路线追求学术自主，或者从本土特质的角度追求学术自主，是当今学界的两种方法论上的理想主义者，前者可以称为公共学术理想主义者，后者称为集体学术理想主义者。另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太注重组织形式，而是更关注问题本身。但所有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存在都是少数，除此而外的所谓学者实在太多了。这些人的主要目的肯定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更可能是自身名利的提升。导致中国学术生态不能升级的主因是名利之徒太多，而不是任何一种理想主义者太多。各类理想主义者应该杯葛的对象是各类名利之徒，而不是彼此。

二

集体学术是推进学术公共化的重要组织基础。

学术的自主化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作为一种结果或者前提，必须同时改进学术生态，这种改进过程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推进学术的公共化。要推进学术的公共化不仅意味着必须张扬公共学术的理想，还必须大力发展集体学术。这时集体学术可以是作为一种学术生态系统的微观组织出现的，它可以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组织基础，与任何价值倾向都不矛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集体学术完全可以是实现这种境界的一种利器，而非背离这个方向的左道旁门。

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中，必须存在着适当数量的学派和紧密型团队，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急速转型中的超大型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曾多次预言了这里将是产生重大创见的希望之地，那么，这里本应该是个思想风流、百花齐放的大场面，怎能缺少了团队和学派在其中纵横驰骋，呼风唤雨？如果学界帅才只做个人英雄，年轻后学必成乌合之众，那就凭空给了权力与虚荣任意流行的空间和市场。团队和学派必然是志同道合的组织，缺少这样的组织，有复杂的原因。从人对团队的倾向来看，大概可以把学者分为几种理想类型。第一种人属鲲鹏，素喜独来独往，不爱牵牵挂挂。第二种人属山鸡或者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