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应以理论创新为旨趣

　　近日，“第六届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会议议题为“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及其应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等十位学者围绕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定性研究方法在经验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渠敬东等进行了相应的评议。

　　个案研究结论须外推

　　周雪光介绍了自身从事个案研究的两个初衷，即记录一个时代；找到好的感觉，在此基础上提出好的理论。在发言中他强调，好的研究应对个案有系统的把握，个案研究也要有充足的理论准备，研究者要有开阔的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在理论与资料的互动中提炼自己的框架。同时，他还形象地运用了“手电筒”的比喻，指出个案研究应努力突破手电筒光线照射的范围，从而看到更大的场景。渠敬东在评议中指出，定性研究是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变迁实质的方法。谈到如何将个案研究中的局部把握提升到整体意义时，他认为个案本身的逻辑意义及解释链条可能也是整体的一部分。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从形式逻辑而非内容的角度来论述个案研究。他认为个案研究必须外推，但不能过度外推；结论越抽象，外推范围就越大，但过度抽象导致解释力的稀释；个案研究的外推范围是某个相同类别的个体，而非异质化总体；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还受到研究目的和个案特征的影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在评议中认为，个案研究应关注用现有理论解释不通的现象，同时质疑了王宁所讲的抽象性程度高会稀释解释力的问题，认为除了抽象普遍性，还存在实质普遍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认为，当前定性研究呈“潜伏”的状态，这与定性研究自身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不够有关；走出个案是人文社会科学个案研究的共同追求。他归纳了个案研究的四种范式：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他认为，扩展个案方法是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这跳出了个案研究的狭小天地，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实现了理论上的追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冯仕政在评议中指出，卢晖临所划分的个案研究范式中，后三种都是基于某种理论关切去研究个案，反过来又通过个案来验证理论的唯理论传统，因此从方法论上看，个案研究范式只包括经验论传统和唯理论传统。扩展个案方法虽然有扩大理论视野的好处，但是在可操作性上存在问题，可能导致个案研究操作上的优势丧失。

　　定性研究方法呈多样化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黄荣贵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在抗争研究中的应用，指出定性比较分析的三个阶段。首先，深入了解相关案例，通过初步的案例比较，提炼、系统化研究者对案例的了解，建构真值表，直观地呈现出“有限多样性”。其次，使用QCA（定性比较分析）技术简化真值表，分析结果发生/不发生的充分条件。最后，借助QCA的初步结论，重新检阅案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在评议中指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丰富了抗争研究中的数据利用类型，在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浓厚的实证主义气息，秉承了理论检验的逻辑，有利于提升抗争研究数据的使用效果。在抗争研究时数据采集会存在一定的困难，研究者难以接近现场，可以采用后编码回溯的方法来重新组织和再组织。问题是，既然定性比较分析表现出这种定量特征，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定性的方法，又该如何处理缺失值和文化相对性问题，这些值得进一步探讨。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拓红介绍了主体框架法在结核病控制研究中的应用。主体框架分析法主要是指用主题、概念和不断出现的范畴组织资料，为资料分类。主题框架法五个常用步骤分别为：深度阅读和资料整理、建立主题词表、编码、做表、归纳和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在评议中指出，主体框架法适用于探索性的研究，但很难产生一个解释性的模型。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流行疾病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潘绥铭介绍了社区入住式方法的应用研究。他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思路，提出把个人复归到社会中去，考察由各种个人所组成的社区。他认为，在进入时应该与该社区建构起足以开展调查的人际关系，在观察时要有定时定点的检测与统计。社区入住式方法提倡观察、访谈、群体调查或者总体调查，收集历史和目前的各种既有资料，体验和理解该社区的背景与环境，感悟与总结该社区的整体文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段成荣在评议中指出，在与研究对象接触的过程中，研究对象反过来希望能影响研究者，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博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以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为例，提出人口学研究中可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设计，结合的方式可以是二者双轨并行、先后交替或相互融合。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仍有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定性资料的收集及定性资料的分析方面挖掘不够，尚未有效利用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定性和定量信息在研究论文中的结合仍显生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在评议中指出，社会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因此使用定性方法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个案的性质是什么，要先分类，并判断它有多大的代表性。对于定量研究来说，要做到心中有“定性”。定性方法对定量研究是有贡献的，因为它能够更好地解读数字背后的故事。

　　关注个案与理论模型的对话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在发言中介绍了关于新课程改革中教师如何有效地实施新课程的研究，并通过这个课题反思方法论问题。她提出应捕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状态”，寻找一种对理论和实践同时都有影响的话语方式；还提出了能够集合要素能量、促进事物质变的“眼”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折晓叶在评议中指出，陈向明提出的中间环节的研究框架对社会学研究非常重要；研究者一定要“开眼”，要注意到研究对象的神态和身体反应，培养心智和悟性，从而能够在手电筒外看到黑暗中的东西。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江华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他在分析工分制对劳动者的激励、工分制下各家户之间博弈的基础上，提出集体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它所形成的激励与相互竞争，使得农民通过不断追加劳动以获取更多工分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行为。他认为，工分制能相当有效地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由于各家户之间博弈的存在，工分制不能有效增加集体行动的收益，甚至导致集体收益的整体下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在评议中指出，这一研究是个案与理论模型的对话，这种对话有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和元理论对话，找到一个原来理论的靶子，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另一个是在个案研究中不断提炼和抽象个案研究的解释，然后不断地建构理论模型，再回到经验研究中来完善模型。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王星采用典型个案法、微型调查法、个案扩展法研究了工厂师徒关系。他发现，中国的师徒制在手工业劳动和工业化生产中广泛应用，但后来逐渐被外部技能形成方式所取代，国有企业内残存的师徒制也出现了技能传承危机。王星通过师徒制演进过程的个案事实，挑战了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某种效率（或发展）最优模式”的观念。在国企行为日益理性化的背景下，理论上效率最优的师徒关系合同化改革只能使师徒制最终走向灭亡。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国武在评议中指出，王星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性的个案研究，是对同一个个案历时性的观察，这对以后的个案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路径。

　　总之，有关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在主题，今后还会不断有新理论和新方法补充、参与进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思颖、强子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