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学研究，为统计调查注入新活力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强

原文载于：《中国信息报》，2017年5月22日

记者:作为本届国家统计专家咨委会委员中唯一一名社会学专家,您如何看待统计和社会学的关系?

李强:30多年前,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从学习国外开始的。恢复重建之初的社会学学科与其他一些学科一样都是“舶来品”,是“拿来主义”,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诸如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分层、社会网络,这些概念,当年听起来都很新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但这些“舶来品”要以我国社会生活为基础,提炼出解读与指导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统计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统计指标反映民生,而社会学可以说是与民生领域最贴近的科学了。统计获得的数据只是反映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有些东西可以用数据衡量,但数据不能解释一切。得到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后,理论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中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表面看来某些指标下降,但蕴含在里面的潜力极大,这就需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去解读,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了解经济走向。

记者:社会学研究中的调查方法与统计调查方法有什么联系?

李强: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统计调查研究方法关系密不可分。在我国,社会学是个宏大的学科,学科综合性强是中国社会学的优势。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等众多学科。目前我们高校的社会学学科设置中都会涉及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还有统计软件的基本操作、实习课程。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必须完成实地调研。社会学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实地调研(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仅仅凭借书本的文献分析,很难拿到社会学学位。中国社会学迄今为止还是强调综合性,这些分支学科都还在社会学的大旗下。

举个例子,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调查方法中都有问卷调查,这种方式是欧美产生的,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调查过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问卷调查与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对于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回答基本上都有一种潜在的责任契约:我得为我说的话负责,调查员的期望也是一样,希望从被调查对象中获取真实的信息。尽管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匿名的方式,但被调查人可能还是存在各种顾虑。针对不同场景,你得到的问卷答案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外的研究方法传到中国以后,还需要做本土化的修正。

记者:社会学课题中的研究创新,为统计调查方式方法注入了哪些新的活力?

李强:统计注重调查研究,而在我国被称作“文科”的所有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社会调查研究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大大促进了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我国社会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巨大,疆域辽阔,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差异较大,社会各个群体构成极其复杂。这给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了巨大难题。同时,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农民工长距离迁徙。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调查研究的抽样框架也大体稳定;而在我国这样人口超常流动的情况下,每一次制定抽样框架都是难题。所以,中国社会学界探索了多种调查方法,探索怎样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有代表性的样本。

近来,网络大数据成为新事物。社会学家正在思考如何改革费时费力的传统调查方法,如何从记录人们行为轨迹的大数据中探索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创新社会分析方法,也是社会学面临的新课题。我相信,社会学家在这些课题中的研究和创新,能为统计调查方式方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是由国家统计局和清华大学合作共建的,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中心发展的情况?

李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的校级研究中心,由国家统计局和清华大学合作共建。中心宗旨是建设国内高端、国际一流的经济社会数据开发和研究团队,建立高水平的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高端经济社会决策智囊库,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优质的数据服务。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利用国家统计局及相关机构的数据,进行政策研究;通过与大数据企业合作,挖掘和分析大数据,为政府统计提供新的数据来源,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等。

国家统计局与清华大学合作建设数据研究中心,是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清华大学多年来与国家统计局联系密切,国家统计局对清华大学教学、科研,特别是数据利用和分析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是双方合作、各自发挥优势的产物,数据研究中心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清华相关学科的建设和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

记者:作为国家统计咨询专家,您将如何推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统计中的应用?

李强:在统计分析中,常常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人们的教育程度、人们的出行距离与人们家庭孩子的数量,表面上看是三个相互独立的统计指标,但是,通过统计研究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就可以发现和理解这样的规律,即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出行和流动的地理距离就会越远,他或她家庭的孩子的数量就会越少。这里面有着社会行为规律的基本原理。又如,我本人多年来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我提出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转型为“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在逐年扩大,并由此推算,中国还需要多长时间,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这样的研究,无疑对于探索我国社会现代化演变的进程是很重要的。我想,今后在这方面我还会做更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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