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与在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经验

王力平 刘荣

原文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摘 要】中国经验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是在面对现代性全球范围的狂飙突进和中国社会本土转型的冲突对话中形成的，“中国经验”还没有完全成型或正在成型中，是不断丰富发展中的经验。中国经验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赋予了当代意义，更是为解释现实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做出了注解，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断出场。

【关键词】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出场 在场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自觉与批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12ZHFD12）。

【作者简介】王力平（1979—），男，甘肃定西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刘荣（1974—），男，甘肃甘谷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一、不断丰富的“中国经验”

近些年,“中国模式”、“中国经验”①被社会各界津津乐道，考察其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等特点，在雷默看来，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但是，中国的学者对此却相对谨慎，如郑永年所讲，“北京共识”这个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被媒体炒得很火，现在还有人把它抬得很高，实际上这个概念对于学术界和政策圈意义不大。^【1】因此他们选择使用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

“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本意并不在于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社会的发展概念分庭抗礼，但在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甚至争议，也产生了“中国经验”等替代性概念。李克钦、史伟提出，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中国模式”还远未定型，中国将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隐性危机，因此现在讲“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2】周晓虹认为，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不刻意寻求这一概念在内涵和特征上的差异性，我们觉得可以在相近的意义上混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等相似概念。^【3】郑杭生则指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中国经验”是指已经条理化和上升为理论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法或中国社会转型途径和方法的总结。研究“中国经验”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优良传统，不研究“中国经验”也就称不上是中国的社会学家。^【4】

“中国经验”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5】简要地说，就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在郑杭生看来，“中国经验”可以从本质内容、实际轨迹、推进形式、实现途径、前景瞻望等五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分析。“中国经验”的实质内容：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中国经验”的实际轨迹：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国经验”的推进形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探索，“中国经验”的实现途径：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齐头并进，“中国经验”的前景展望：人类困境与特殊挑战双重应对。^【6】李培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概括中国经验的主要特征有：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渐进式改革成为我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积极的民主化探索，快速增长中的非平衡发展，注重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注重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努力克服环境、资源与快速发展的矛盾。^【7】

社会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有着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它并不是空洞的概括或词语，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这里借鉴郑杭生先生的概括，“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8】

二、出场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由工业革命或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动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面对当时的社会，马克思用辩证的批判方式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分析与理论概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发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以辩证分析的批判原则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实践主体，将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主张不仅要批判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发端之初就具有不同于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和追求，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和传统，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出场学”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出场学”专指一种视域，即从出场问题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和空间的在场可能性。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出场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出场学视域绝不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简单反映和概括，而是对其现实和未来在场可能性的谋划和探索。^【9】笔者在这里从出场学的视域来关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为了立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境遇，将其置于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进程中，实现从“当年马克思社会学思想”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关注和理解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迈进这一生动现实，把握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经验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观点，促进以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内在地贯穿着一种出场学视域。它将人们对“原版”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思想形态的追问转换成一个“出场学问题”：任何马克思思想形态都不是现成在场、永恒不变的。它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0】作为一种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始于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其观点清楚明确，方法独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起来认识的实践观点，并且从实践出发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社会结构运动的变迁做出了理论概括，进而形成了包含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社会形态历史变迁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多方面理论内容的理论构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辩证的、批判的方法原则，力图揭示社会生活虚幻假象，引导人类追求真实，实现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建构性，它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几代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艰苦思考凝结而成的，只有结合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演化中，才能对它的本质特点做出深入而具体的理解。^【11】

中国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的研究，其在传入中国之初占有着显著的中心地位，而且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变迁理论同实践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不仅仅是思想理论，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观点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转化成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2】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左倾政治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学遭遇近30年的禁闭，不仅拒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也无人问津。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才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文献中。在诸多研究中，郑杭生先生的观点仍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系列起点，依然保持着某种开创意义，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但又是统一的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3】“出”是摆脱遮蔽状态而现身的行动，“场”是人类宏大历史舞台。让何种思想现身历史，成为在场的时代精神，这是出场学问题。历史才是真正的在场，思想绝不可能脱离历史语境、脱离时代实践而孤寂出场，更不可能一经出场就一劳永逸地永恒在场。思想、理论、认识对于实践、历史、现实有本然的依赖性。“场域”是思想背后的历史，是由实践造就的现实结构。它既是一种历史语境、历史路径的构境，更是出场主体对立场的选择。^【14】出场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实践出发，在实践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理论最终又回到实践之中，并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和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学的根本方向，也是提升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途径。^【15】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经验的出场解读

中国经验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而这种整合是在改革开放后，与世界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是在面对现代性全球范围的狂飙突进和中国社会本土转型的冲突对话中形成的，然而这场较量远没有结束，尚在进行中，所以，“中国经验”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或正在成型中，是积累中的经验。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更是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赋予当代意义，更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对现实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做出解释。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语境下的中国经验

从历史语境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始终看作是对当今时代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答，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这一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出场学视域。“在场”追求“同一”，而“出场”呈现“差异”。因为每一次出场，都是内在地遭遇时空变换，从而使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都相应发生变化，产生差异。因而，“在场”与“出场”的循环，又转化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16】不管人们对于“中国经验”或赞成、或反对、或兴奋、或焦虑，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和快速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经验”的客观存在是我们今天无法选择的境地，而“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17】尽管这一阐明我们尚不可能彻底完成。很显然，面对社会加速转型、社会实践结构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单纯用排斥价值理想的客观性原则去描述社会现象，显然无法体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意蕴，也无法完成社会学应当承担的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而这一神圣历史使命的完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势在必然。

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仅需要注重描述经验事实的实证社会学，而且更需要对社会现象开展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消极落后等方面问题开展深入批判，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18】当中国经验继续遭遇全球化新时代时，风险社会与安全困扰、知识经济与消费社会、生态文明与绿色政治、自反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战争、文明冲突与族际政治等等，这一系列与社会发展并存共生的问题摆在面前时，这对于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当然也是一个机遇，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立场，才能对中国经验做出正当解释。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形态中的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了在全球世界的独一无二性，今天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经验都难以完全解释得了中国这一生动且复杂的现实，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种经验区别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也区别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正是基于对这一判断的坚定认同，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本思想形态是历史的出场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内在包涵着“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维度。就本土化而言，由于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和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生长和发展就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性，立足于本土化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解具有再解读和再创造的功能。就全球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语境是资本全球化，它历史地在空间延展中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语境就是对现代性全球化的批判和反思。中国经验是借鉴世界经验和中国本身经验的累积，是一种不断发展和积累中的经验，而且是在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必然要从本国和国际以往的经验中学到足够的教训，这才能有利于这个经验的发展。

“出场”不等于“在场”。“出场”是朝向在场开放与转变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既成的在场状态。作为过程，出场行动不是一种原有在场状态的重复和复制，而是一种重新现身。^【19】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短时间里，解决了数以亿计的人民脱贫问题，大规模提高了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也是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处处盛行的GDP主义，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的大量浪费，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社会的严重分化，腐败的变速升级，**件的层出不穷，甚至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等等。反思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选择的课题，社会改革必然成为主体改革，中国经验的继续前行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说是中国经验最为有力的回应和反思。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路径上的中国经验

对于社会发展前景及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批判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基本路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与当今时代思潮的对话，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经验进行出场解读的有效路径，对于时代尺度的理解和把握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典文本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剖析了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中的经济必然性，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强调经济领域对其他社会领域的绝对支配，阐述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渊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给予了深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本质，指出人的异化既是社会异化的结果，也是使社会异化再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既看到了现代性过程中市场经济及其竞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看到了这一过程造成的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以及两大工业阶级的分化对立，从而阐发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典文本本身为我们把握中国经验提供了如何避免理论和方法的一维性、单向性的研究典范。

应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各个代表人物，都在以不同方式，这样或那样地处理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二维的关系，从而给我们以理论和方法的启示。^【20】现代性进入全球化阶段，技术的成就将整个世界融入了一个“地球村”中，彻底打破了传统时空架构对社会实践的束缚，现代性之全球化真正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现有的社会生产体系、社会结构和关系体系也随之发生调整，现代性之全球化正在重塑个体间、社会间、国家间、个体与社会间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现代性之全球化本身内含的深刻辩证意义，使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一体化与个性化、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体系与民族社会交汇碰撞，构成了一个多种文明相互作用、各个民族参与共享的过程，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提供了新的视角、概念、想象以及新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经验的在场解释

对于中国经验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在场”立场，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主体与客体的立场、理论与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展开。

（一）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在场理解和把握

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在场”立场，既要从宏观层面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和远景，运用比较的眼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中国经验和外国经验相比较，看清中国经验的实践价值和意义特质。也要从微观层面看到具体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之所在，既要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看中国经验的架构，也要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把握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可以说，中国经验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21】

中国经验既可以理解为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所确立的一种新战略模式，^【22】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快速发展、深刻变迁的历史时期，毋庸置疑，取得了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显著的成就，这是需要我们必须正视的。但是，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矛盾以及社会问题也以十分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利益格局调整以及制度失灵、分配不公、贪污腐化等方面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原则，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以及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做出准确的回答并解决快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丰富并发展中国经验。

（二）在主体与客体立场上的在场判断和解释

历史是实践过程的持续，而实践过程则是历史的现实展开，无论是历史还是实践，都是人类的主体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学视域对社会生活开展的总体性研究以及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思考，分别从主客体的立场出发来判断和解释中国经验，对于认识和思考处于复杂变迁、深刻转型以及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当代中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经验，更要关注中国体验，中国经验关涉的领域是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而中国体验考量的领域则是微观的精神或社会心态嬗变。^【23】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一个新命题^【24】，也是当前发展所遭遇的迫切而又艰巨的历史性难题，更是中国经验发展取向的深刻意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即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变迁的一个侧面，而变迁的另一个侧面则是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即“中国体验”。作为急速社会变迁的一种精神感悟，中国体验具有鲜明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作为对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的精神感受，中国体验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价值：它既能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未来的精神嬗变提供借鉴与参照，也能够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图式，形成某些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律则。^【25】

（三）在理论与方法选择上的在场批判与反思

理论的自觉、思想的解放不仅包括对一系列僵化教条结论和观点的破除，而且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视域的转换。“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经验的思考和研究，需要理论上的支撑和导引，这里自然需要我们面对一个理论选择和方法选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2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中国经验有着根本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旨趣是不断在场的，永远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科学主义社会学和人本主义社会学在两极对立中展开的两个方面都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胸怀，严格相互排斥的两极对立由此被熔化在相互转化的交融关系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形式中，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可选择性既是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启示：不懂得学习和利用是缺乏基本的智慧，而只见手段忘记目标则是完全失去了头脑。^【27】在几个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目前已经超越了由最初的简单对抗和冲突，在恪守各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正在迈向彼此借鉴、吸取、融通的互构时代。正是在这一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强调既定目标是不变的，推进手段是可以选择的，这就为中国经验的最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

五、结语

新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全球政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也变得日益重要，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这些都是“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演化，始终以广阔开放的胸怀，立足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反思，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不断出场。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变化而转变自己的理论形态，源源不断地获得发展创新的社会动力与思想源泉，并对时代的巨变做出积极应对和思考，在不断展现新场景的当代学术思潮和社会发展潮头永葆活力和崭新姿态。

注释：

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称谓有很多争议，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还包括“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案例”、“中华体系”等等，本文中均指同一概念，不做详细区分，在社会学意义上采用“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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