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空间社会学研究进展

吴莹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

20世纪的社会理论通常被认为空间观念奇怪缺失（厄里，2003）。虽然在马克思、齐美尔等人以及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研究中，空间概念都已经有所涉及，但由于历史决定论的盛行，空间观念被相对埋没（苏贾，2004）。在销声匿迹近数十年后，直到1974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出版，空间才重新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何雪松，2006）。随后，大卫·哈维等一批人文地理学者对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学化趋势”的解读（文军，2012），使空间研究的议题更加扩展，出现了区域性、地方感、场域性等新的研究主题。

近10年我国经历的大规模城市化给城市空间带来巨大变迁，政府的城市规划体现了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单元空间的安排，市民也在社区参与、社会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塑造着社区的生态空间和关系空间。空间理论为社会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工具，因此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关注社会学界近年来对空间理论的讨论，以及在此视角下的社区研究，重点评述以下三方面内容：对空间理论的引入和辨析；基层空间重构背景下的社区转型研究；社区空间的实践。 

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空间的概念在早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就受到关注。齐美尔在1903年发表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分析中提出，在货币经济主导的都市空间中，人们都精于计算和权衡，人际关系倾向含蓄、疏远和排斥。稍后，沃思的城市分析强调了城市所特有的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异质性等空间特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分析中，空间的重要性也在同心圆模型、居住区隔离等分析中得以体现。但在这些分析中，空间主要是作为城市生活背景和社会交往的容器而存在的，其主要观点包括：阶级等社会因素决定了人们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互动；空间环境的意义受到特定文化和脉络情景的影响（司敏，2004）。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以列斐伏尔、苏贾、卡斯特、哈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突破将空间视为社会活动的容器或平台的观念，从不同角度扩展了对空间的理解，促成了所谓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也为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包亚明，2004）。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空间研究的重要性，陆续将这些经典理论引入国内。 

首先，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空间思想被重新挖掘和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中就具体考察了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社会空间的权力分配，也关注空间剥夺和空间正义的问题（李春敏，2011）。胡潇（2013）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理论，指出其关于空间与社会互相建构的思想是在空间的社会形塑和社会的空间化厝置中得以展开的，分别演绎了空间的“历史自然”逻辑和“自然历史”逻辑。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也提出空间具有社会性，特定社会的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的（何雪松，2006）。齐美尔的《空间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视野下讨论空间议题的最早文献。他提出空间在社会交往中被赋予意义，具有独占、分隔、固定、距离和运动五个社会属性（潘泽泉，2009）。甚至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也预示了一种新的空间视角：空间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和诱导作用，空间在人之上，为人的行为立法。并且这种视角最终在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得到充分展示（杜丽，2012）。

其次，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城市研究，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成为国内学者的关注重点。汪民安（2006）认为，列斐伏尔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空间的，空间是被生产之物。他的贡献在于将空间和地理分析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扩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生产理论。何雪松（2006）进一步指出，列斐伏尔除了将空间进行实践性、关系性的理解外，还建构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并提出了空间结构的三要素——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在这种空间认识批判和空间本体论建构的基础上，列斐伏尔践行了空间的方法论，提出以“空间的革命”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张子凯，2007）。郑震（2011）更进一步指出，空间实际上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面向，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和异化特征经历了一种空间本体论的转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列斐伏尔在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维度外，加入了空间性这一新的要素，创立了“空间三元辩证法”（赵海月、赫曦滢，20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城市规划的否定过于激进和片面，具有抽象思辨性和乌托邦的特点（吴宁，2008），空间生产的范式也不能取代生产的范式来进行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庄友刚，2012）。

列斐伏尔以后，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王华侨，2014），学者们也开始更多关注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者的空间研究。章仁彪、李春敏（2010）提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是哈维讨论的重点，他分析了空间与资本积累，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提出了“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理论。刘涛（2014）进一步指出，“空间压缩”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下的空间体验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得以实践。

随着空间研究的积累，开始有更多的研究对空间概念的思想谱系进行梳理（冯雷，2008；文军、黄锐，2012），分析和勾勒空间概念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境遇改变（郑震，2010），提出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是如何沿着吉登斯、布迪厄的现代性架构和后现代理论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两条路径展开的（何雪松，2006）。空间概念的引入，被认为可以克服社会学研究从哲学思辨向实证研究转向的困难，将微观与宏观、能动与结构进行融合，实现空间、时间、社会三元研究视角的有益尝试（许伟、罗玮，2014）。

同时，空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也开始得到更多讨��。刘能（2014）发现，费孝通先生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定性空间社会学”，但这种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式微了。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转型，我们需要空间情境性的方法论，他因此提出了四种重返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策略。也有学者提到，其实我国当代学者的不少研究已经自觉使用空间的理念，例如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提出，我们社会阶层、权力关系是嵌入社会空间中的（王彪，2011）。

二、空间重构背景下的社区塑造

近10年我国的高速城市化，一方面将大量城郊土地划入城市，吞并村庄，扩大城市空间的范围；另一方面在开展“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项目中，推动已有城市空间的巨大变迁。空间的理论在经过引入、梳理和讨论之后，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域。

（一）单位社区的转型

在单位制时期，我国城市的空间是以单位为基础划分的，具有集中性、封闭性、排他性和自足性等特征。这种以单位集群形成的城市，被认为是枯燥的城市，缺乏城市性的城市（Szelenyi，1996）。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进，住宅小区取代单位大院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作为辅助体制的街居制也被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制取代。那么，原有单位社区将面临什么样的转型呢？

王美琴（2010）通过对一家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考察发现，许多传统单位制社区会逐渐演变为城市居住空间阶层化分异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因此重建与新生是这类城市空间发展和治理的重要任务（王美琴、李学迎，2011）。

周岚（2010）比较了转型前后的单位大院发现，转型前的单位大院是“国家权力下的空间”，政府拥有产权，是国家权威和强制性命令覆盖的空间，是国家实现空间控制的基本单元。而转型之后的单位则是由市场统驭，国家放权，空间使用权被市场化，其空间功能也更加纯粹化。

杜春兰等人（2012）在“邻里理论”的视角下，从规模、边界、空间布局、内部要素、道路系统、社区感等方面对单位大院和居住小区进行了比较，并提出应当借鉴二者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居住空间模式。

（二）城市空间分化

城市空间的阶层分化在城市化进程较早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存在，并成为城市空间结构的普遍特征（邢晓明、陈晓棠，2011；龚维斌，201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城市开始形成不同阶层居住空间的分化现象，表现为富裕阶层居住区的连绵，城乡接合部的贫困聚集等特点。不同层次的社区除了地理空间上的分隔，居民的社会交往也存在分化，容易造成底层社区的社会排斥和自我隔离（李远行、陈俊峰，2007），底层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低（谭日辉，2013）。也有学者指出，居住空间的贫富分化只是社区阶层化的条件之一，从阶层意识、社区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城市社会阶层的社区封闭性还未完全形成，政府应当注意以恰当的政策及时调控，防止上层因亚文化排斥的外流和下层社区条件的恶化（徐晓军、沈新坤，2008）。但是随着住房增值的展示作用，形成对住房的空间膜拜，居住空间阶层分化可能会更加明显（闵学勤，2012）。

在对空间分化进行概念描述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采用定量数据进行更为全面的城市空间分化特征描述。例如，李志刚（2008）运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对广州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异程度进行计算，提出空间分异度最高的社会群体是外来人口，而住房分布上分异度最高的是购买房改房和自建房群体。当前我国的城市住房建设模式具有同质聚居的特点，不利于居住多样性和混居格局的形成。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我们”与“他们”的隔离不仅存在于社区之间，甚至出现在社区内部，职业、教育水平等都不是主要因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才是根本原因（赖金良，2010）。

门禁小区（gated community）是空间分化背景下的一种典型的隔离社区，这种社区以明确的边界、围墙、安全设备和严格的出入限制为标志，最早出现于美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盛行。我国的门禁小区也伴随着住房商品化出现并日趋普遍。有学者分析了这类社区具有不安全感、公共物品消费不均衡、空间碎片化和社会分化的特点（胡咏嘉、宋伟轩，2011），割裂了城市空间，导致破碎城市（fragmented city），应当以恰当的城市政策重整城市（何艳玲等，2011）。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不单是外部空间的扩张和内部空间的更新，也是空间多样性的创造。转型中的城市打破了“单调均一”的积累方式和均质的景观，开辟了新的积累空间，因此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充满张力（吴缚龙，2006）。

城市化急速扩张可能出现的问题之一，是空间的片段化和功能的碎片化（卡斯特，2006）。并且这种碎片化是多方面的，包括空间结构的破碎化、自然环境破碎化、行政管理破碎化和社会空间的破碎化等（胡咏嘉、宋伟轩，2011）。土地粗放利用下的城市空间蔓延，城乡交接地带各种空间形态、用地行为互相混杂，各种建筑形式汇集造成的景观混乱与断裂，都会造成城市郊区空间的碎片化。而以严格功能分区为基础的空间开发模式，将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楚静等，2011）。即使单纯的居住区，也因建筑形态、文化休闲、运作机制、居住人群等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类型，进而存在社会隔离、排斥和侵入等问题（万勇，2011）。孔翔（2014）认为，新城市主义以全局视角推进城市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策略或许可以在空间尺度上为我国城市发展无序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社区自身来说，以政府力量推动的中心旧区改造工程是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的空间改造。黄勇（2009）通过对上海市上里城的市区动迁案例分析发现，在旧区改造动迁过程中，居民的私人空间、家庭空间、小区空间等微观层面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社区空间的中观层次和区位空间的宏观层次，他们却存在强烈的心理落差。而在城乡接合部的非定居性移民社区，由于身体在场与关系在场、利益在场、参与权在场的分离，难以形成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田毅鹏、齐苗苗，2013）。此外，还会有一些社区在城市开发和更新过程中成为治理制度下低度合法性的灰色地带、“违规”空间。这类空间的形成既有市场的作用，也体现着国家的意图和市民的抵抗（陈映芳，2013）。

三、社区空间的实践

在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三元分析框架中，如果说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对人们已有空间观的厘清，那么空间的实践观无疑具有开创性。正是在人们日常的感知和使用空间的经历中，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能够进行调和（孙小逸，2015），空间的生产也才能够实现。社区空间在城市规划、开发、重建中，已经体现了政府、建筑师的空间观，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空间的使用者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进行建构和生产的。

（一）作为生态环境的社区空间

从作为日常生活发生的生态环境来说，社区空间的物理特征在各种参与主体的行动中被不断塑造和改变。住房改革使得大量商品房住宅出现，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成为基层社区中新型的行动者（张应祥，2011），居住空间从国家紧密控制的单元变成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社区空间更是成为国家、市场、个人互动作用的后果。

在空间表征的生产过程中，来自不同方面的话语、符号和认知对社区空间的形成发挥作用。例如，莫地本来是辽宁抚顺的一个棚户区，在政府主导的改造工程实施后，居住空间质量得到大幅度改善。但是研究者发现这种空间的改善并不会自发引起社会生活的改善，社区变迁的实践需要的是居民自身的回应和建构过程（孟翔飞、苏春艳，2010）。又比如，围绕南新花园解困房社区的空间安排和人口聚集，住建办等政府部门曾试图将社区作为控制对象，博弈关系导致了相互不信任的社区结构。恰恰是社区居民利用社区性的有利因素，才把社区动员发展起来（黄晓星，2011）。在关于社区空间正义的争论中，国家话语难以独占垄断地位，市场和居民的力量会不断介入，最终以“上下分合”的方式重新界定空间的使用价值（黄晓星，2012）。

对社区空间的生产，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向空间容器内注入文化内容的过程”。国家必须排除原来地方世界的复杂社会联系，通过分割、排除、占用等空间过程注入现代性内容，以实现空间重组（郑少雄，2013）。但是这种外在力量的空间改造，会对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甚至重塑他们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谭瑾、王晓艳，2012）。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差异化生活空间和国家所塑造的抽象空间之间存在着差异，二者之间的互动是理解都市运动的关键（孙小逸、黄荣贵，2014）。当社区居民围绕居住的利益展开行动甚至抗争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在原本不存在的空间结构中开辟一个抗争的空间，从而使市民关于社区空间的行动超越空间的界限，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空间中，推动公共生活的形成和社会的生产（郭于华、沈原，2012）。

（二）作为关系网络的社区空间

除了物理空间，社区居民在互动交往中形成的公共空间、关系网络更是行动者实践的后果。要使社区中形成运作有效的社会系统，一定密度的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国家行政干预隐性化、物业公司未获得治理权威、业委会自治艰难的情况下，基于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形成的主观系统是社区社会得以可能的关键（闵学勤，2014）。具体而言，在信息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互联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作用和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主题。

袁光峰（2012）通过对番禺反对垃圾焚烧维权的事例分析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为抗争的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平台，对于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资源动员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将互联网中的虚拟社会网络同现实中的社会网络相结合，能更好地理解二者在业主抗争动员中的作用（黄荣贵，2012）。梁莹（2012）通过对南京、上海和杭州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区论坛为居民、社区自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合作治理提供了共享空间。但是社区论坛作为一种社区公共空间，其组织和发起目前尚无法单独依靠居民和社区自组织实现，还需要居民自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一方面体现在集中居住区中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重建过程中。城市化扩张带来了很多地方的撤村并居、集中上楼，回迁农民在新的居住区必然要面对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挑战。叶继红（2012）的研究发现，“集中上楼”会造成新移民社会交往的空间隔离和邻里关系的淡化。因此这类社区的建设需要注重社区活动的开展，以扩大社区的公共空间。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当前农民工的城市不融入，体现在制度上农民与市民身份的排斥、地域空间上城中村的存在，以及认同空间上农民工的自我怀疑等多个方面（吴如彬，2014）。对此有学者提出，在居住区和工作场所这两种城市空间内，与市民的交往和融合都存在局限的情况下，在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中加强接触和交往，或许能够减轻农民工的被隔离问题（江立华、谷玉良，2013）。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空间理论的引入和讨论还是比较丰富的，并且越来越多地将这一理念运用到对社区问题的分析中，丰富了社区研究的面向。根据上述梳理，关于空间社会学，尤其是该视角下的社区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虽然关于空间理论的梳理已经不少，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对列斐伏尔的讨论。除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一整套理论，相关讨论还扩展到其对日常生活批判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对于其他相关学者，如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曼纽尔·卡斯特等的空间观，虽然也有一定讨论，但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不如对列斐伏尔的关注；而对空间理论整体的发展脉络梳理的研究就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这场空间讨论的背景和影响的深度理解。并且，也容易将空间理论局限于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都市和国家的批判，忽略当今空间论的全球化转向，以及该理论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族群等问题上的解释力。

第二，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空间变迁，为空间理论的运用、批判和扩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中国城市从“单位集群”转变为“增长机器”，其变化的深度和速度都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罕见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涌现，无疑有助于既有理论的检验和扩展。我们也确实看到，学界在城市化空间重构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多积累。尤其是单位社区的空间转型和农民的城市融入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从空间视角切入的研究，有望带来新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工具。

第三，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地理空间被极大压缩，时间性被消除，一个全球性的技术空间随之出现。卡斯特也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提出了网络社会中新的空间逻辑。学界现有的关于空间的分析也开始注意到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并集中体现在互联网对于居民社区参与和抗争行动影响的研究中。从社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信息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大大超越社区的边界，消解社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也有助于人们克服都市交往的冷漠与疏离，因共同关注的问题或兴趣而发生互动，有助于社区共同体的想象。因此，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相互交织，将会给社区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w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