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展示与观众效应

——对江西省Q镇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现象的研究

游伟荪

原文载于：《青年探索》2014年第4期

摘要：通过对江西省Q镇在外务工青年春节驾车回乡现象的意义、动机及其观众效应的研究，笔者发现：部分外出务工青年逐渐融入城市，驾车回乡只是他们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的延伸，并不具有主观的他人指涉性。但是在农村的环境下，“车”作为一种财富和城市生活的象征，借助农村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空间格局，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暴力。春节驾车回乡这种流动场域中的消费现象揭示了城乡的发展差距及农村在外务工青年不断从农村分化出来这一历史性的过程。

关键词：驾车回乡；身份展示；观众效应；流动场域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视角

江西省Q镇是中国江西省西北部的一个乡镇，距离县城76公里，是该县最为偏远的乡镇之一。该镇人口三万人左右，外出务工人口约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劳务经济是本地的主要经济支柱。驾车回乡这种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便有发生，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本地外出务工者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回乡工具，这和我们印象中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袋在火车站摩肩接踵的“农民工”形象有很大的出入。笔者试图从消费社会学出发，把这种现象当成一种具有意义指涉性的社会行动，且着力探讨：江西省Q镇在外务工青年春节驾车回乡有何具体意义和动机？它又会引发怎样的观众效应？

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行动，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并非仅仅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时它也是消费者的“意义”建构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凡勃仑于1899年提出了“炫耀性

消费”这个概念，它是指为了通过在歧视性的对比中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从事的一种炫耀性或者夸示性的消费活动[1]。但是，坎贝尔认为凡勃伦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他为此在文章中做了专门的讨论：首先，坎贝尔认为凡勃仑没有界定是从主观角度还是功能角度出发阐释“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其次，从更细节来讲，炫耀性消费到底是出于主观意图（conscious intention）, 还是出于无意识动机（unconscious motive或者instinct）抑或是有意识意图（conscious motive）？而后果又如何判定？炫耀性消费的指涉对象指哪些？坎贝尔认为凡勃仑的书中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说明[2]。这使得“炫耀性消费”难以发展成为一个可操作性的学术概念，也难以借助它清晰地诠释生活中的消费现象。而布迪厄以“习性”这个概念来理解法国战后不同阶层的消费现象。在他看来，不同的阶层之所以展现不同的消费品味，这是由经济资本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资本共同决定的[3]。因此，消费是一种无需理性算计而与客观结构相适应的行为，不同阶层的消费行为遵循一种合法性的逻辑[4]。在布迪厄看来，消费虽然成为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但人们对各自所属阶层的消费方式有着基本的认同，某个阶层的消费行为难以引发其他阶层的观众效应。布迪厄的理论难以解释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对同一消费品竞相追逐这种现象。同时，两位社会学者发展的理论深刻地烙上了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的特点，它们分别适用的时空场景有限。我国社会学家王宁以凡勃仑和布迪厄的理论为两大思想源头，吸收后来学者的研究，根据消费者的行为逻辑，把炫耀性消费分成两类：竞争型范式和规范型范式。他认为消费者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消费逻辑，是因为消费者处在不同的制度场域环境下[4]。在这里，王宁教授看到了场域环境的复杂性，强调消费行为与场域环境的耦合性。但是，这种“场域”在时空上仍然是相对稳定的，期间的社会关系也已经规范化。而在一个流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商品的消费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跨越不同的空间，并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中。在外务工青年春节驾车回乡这种消费现象无疑是演绎场域变换的一个极好的版本：驾车回乡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跨越并嵌入于不同关系场域的物理空间中，那其中的消费逻辑如何？又会引发怎样的效应？结合上面学者的理论，笔者提出“流动场域”这一概念，指代消费发生背景的流动性和变换性特征。为此，笔者将试图从身份展示与观众效应两方面来探讨驾车回乡这种发生在流动场域中的消费现象。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包括访谈法和观察法。笔者在Q镇全镇范围内正式访谈了10位驾车回乡者，样本数量以理论饱和为限，且对一些涉及到汽车的有关场合做了参与式观察。本次研究的被访者年龄介于25～40岁[5]，涵盖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且主要在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南部沿海地区务工，这同本地所有外出务工者的地域分布特点相符合。他们的职业具体包括企业主、企业管理人员、小作坊主、个体户、包工头、淘宝店主等，年收入在十多万到上百万元不等，能够达到甚至高出工作城市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他们驾驶的汽车在10万元到60万元不等，包括较为高档的奥迪A6、宝马，也有中档的尼桑、大众、福特，还有较为低档的众泰、吉利等。访谈内容均编码，编码中，第一个数字代表被访者的顺序号，第二个字母代表被访者姓氏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第三个数字代表被访者的年龄。

 

二、驾车回乡：“城里人”的身份展示

如驾车回乡者自己所言，他们当时购买汽车以及驾车回乡的首要动机是“方便”，而另外那些没有购买汽车的务工者则主要是出于“经济能力不足”以及“很少需要”的考虑。其中，经济水平构成对消费的限制不难理解，但是如何理解“方便”则需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所谓的“方便”是他们在深度嵌入于城市社会结构网络中习得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而能够获取“方便”便是农村外出务工青年在财力和城市生活方式上的综合展示。笔者将着重从“方便”来探讨这些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者的动机和意义。

（一）汽车消费：“乡下人”变“城里人”

本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已经在城市生活或工作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他们把汽车对自己或家庭在城市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需求当作自己购车的首要动机。其中，有访谈者这样提到汽车的日常功能。

有个车就是上班方便咯，像我每天都要去检查工地，公司每年给我补一万块钱的汽油钱，我想那就干脆自己买车好了，有时候带个东西也方便很多。……我的工作也很轻松，工程是承包的，都是自己安排时间，我一般也不想那么累，一个月万把多块钱就行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伙人开车出去玩。（7—C-34，2014年2月7日访谈记录）

像我们在外面做生意的，经常要去见客户，你说你打的的话，一来是耽误时间没效率；二来是你说你打个的去接客户，那客户就会觉得你的公司没有实力，那生意就很难谈成。（2—Y-38，2014年2月5日访谈记录）

上面被访者C和Y都是1994年去东莞打工的，最初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正如C所说：“那个时候上班、吃饭、休息，什么都是在厂里，两个星期放一天假，别说你买不起车，你有辆车也不知道该干嘛。”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形成的宿舍劳动体制以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极力压缩劳动力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者的产出，在生产中严密地控制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并在地域上把农民工的日常生产和消费活动切割。[6]这使得当时他们不仅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汽车，并且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汽车也无法发挥作用。

但是一旦他们走出工厂，身份转变成为管理人员、作坊主，甚至企业主，他们就不仅能够更加自主地驾驭自己时间和空间；同时，节省时间、拓展社会空间关系网则成了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首要需求，休闲也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项必需，汽车就转而成了他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助手。而对于在外务工的青年而言，此时拥有汽车则成为他们实现了经济地位上升、生活方式转型的一个标志。

（二）驾车回乡：城市生活方式的空间延伸

1．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对比

江西省Q镇地理位置较偏，距离县城七十多公里，距离省会城市三百多公里，而距离这些务工者分布较为广泛的广东、浙江、福建则接近1000公里。想跨越这段路程对于这些在外务工者而言绝非易事，所以他们传统的回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乘坐火车，务工者需要乘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省会城市，再乘坐四五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到达县城，最后还要从县城转乘乡镇的客车到达本镇。有时，对于那些远离集镇的务工者，还需要打十多分钟的摩托车才能抵达自家门口。等车、转车、晚点加上种种突发的情况，使这段回乡路往往要耗时两天左右。另一种是从始发地乘坐商务大巴到达县城或者直达本镇，这也是随着本地人口在外地的聚集才新增的一种交通方式，这种方式相对便捷，只需耗时不到一天，但是乘坐大巴缺少灵活性，乘客只能在大巴停留的服务点解决自己的饮食和内急，另外乘坐大巴的危险系数也相对较高。不仅如此，春运期间火车上人满为患、候车室里的挨饿受冻，以及沿途糟糕的卫生状况，都在挑战着一个普通人对周边环境的忍耐极限。对于这些外出务工者而言，从城市到农村的漫长奔波和跨越，拉大了城市和家乡的心理距离，也显出了家乡的蛮荒和落后，“城市”和“乡村”的分化立马显现出来。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所有的被访者都用嫌弃与厌恶的语气谈论回乡路程的艰辛，并把便捷与卫生作为自己驾车回乡考虑的首要因素。

毫无疑问，走亲访友是春节期间的一项主要内容。但是，在流动不断加速的农村，亲朋好友的分布也不断地扩散。在没有自驾车的情况下，去邻近的乡镇或者县城首选的方式是搭乘乡镇公交，而去周边的村落首选则是搭乘摩托车。正如上所描述的那样，这些交通方式卫生条件差、缺少灵活性、耗时较长，且在春节期间由于监督不力还存在着漫天要价的现象，尤其是走亲访友往往需携带礼品、全家出动，搭乘公交则显得很不方便。而自己驾车则能带上全部家庭成员和装载所有的礼品。另外，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交通道路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如今在Q镇所属乡村中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汽车能够直接抵达家门口。

2．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驾车回乡

从城市到农村，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会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这种差别甚于在城市内部中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对比。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公共交通网络较为发达，它的便捷能够满足人们在市场生活中的工作需求，同时这也是现代生活不断形塑的结果，可以说，在现代城市中，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在保障着人们的城市生活质量，几乎不存在质的区别。但与此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沟通城乡以及农村内部的公共交通网络。在城市里，这些务工者能根据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把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可如果他们需要一波三折才能从城市抵达自己的家乡或是在寒冬腊月中苦等乡村客车的到来，那么他们原本的城市生活规律与节奏便会被打破，城乡的时空运行差异便在这种图景中被勾勒并区隔出来。驾车回乡打破了这种城乡的时空鸿沟，当务工者驾着自己的小车从城市来到农村，在此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汽车这样一个私人的、舒适而卫生的空间内，保持着自己在城市里一贯的光鲜形象，并从容地抵达自己的家门口，途中并不会由于自己从大城市到小县城，或是小县城到乡村而放慢自己的脚步。同样，他们能够完全以自己的需要和节奏安排自己的假期活动，并不需遵从农村缓慢的生活节奏。他们从自家门口直接驶达目的地，也无需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关联。可以说，驾车回乡，如被访者所言，是为了“便利”，但是不仅于此，此时的“驾车回乡”已经突破了物质层面，它已成为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象征，驾车者从中获得了一种城市生活的时空延伸，或换而言之，他们把农村的缓慢的生活节奏纳入到城市生活方式的轨道之中。

如上所述，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的首要动机是为了“方便”。但是从“方便”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上选择向城市主流群体靠拢。在驾车回乡的农村生活体验中，他们确信乡亲们对他们驾车回乡的各种正面评价，但他们并没有把乡村社会视作为消费的竞技场，主观目的上并不指涉他人，也不以给农村其他群体留下关于财富和品味的印象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只是遵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习得的一套行事风格和逻辑，追求快捷、舒适、私密的个人体验，并把缓慢、脏乱、拥挤视作是令他们难以忍受的。他们在驾车回乡中通过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展现不断表明自己“城里人”的身份认同、确认自己“城里人”的地位。

三、驾车回乡：观众效应与符号暴力

在当下的农村社会，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不断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成员内部对彼此不再知根知底，财富也隐匿于公众视线。因此，消费作为一项明显的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它便轻易被人们采纳作为判断个体的社会阶层与地位的一项重要甄别指标。而汽车这样一件体积庞大又常常处于流动之中的贵重物品，其符号力量则显得更为强大，它不断演变成一种符号暴力，不仅成为社会阶层权力与关系的象征，而且也进一步地塑造着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笔者试通过以下几个场景来描述这种身份生产的过程。

场景一：小李今年20岁，在武汉上大学。他的父亲在广州的服装厂打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家庭全年收入七八万左右，刚够维持家用。今年年底全家去几十公里之外的新奉镇乡下的奶奶家过

年，奶奶家离镇上还有十多公里的距离，他们启程的时候小李爸爸已经通知了小李的堂哥待他们到达镇上后开车来接他们。小李的堂哥几年前去浙江温州打工，如今他已拥有了自己的加工厂。他在2013年购买了一辆价值二十多万的现代牌运动越野车。堂哥很乐意地答应了小李父亲的要求。

他们下了公车到了镇上，小李的堂哥已经到了十多分钟，他的妻子抱着小儿子坐在车上打游戏机，这台游戏机安装在驾驶座位的背部。车子空间很大，车子很新，坐在里边非常舒适，刚才在公车上已经疲惫不堪的一家三口立刻变得精神起来。上车前，为了避免他们把车弄脏，小李堂哥嘱咐他们在马路边把鞋底的泥擦掉，还给了他们每人一个装呕吐物的黑色的塑料袋。小李后来回忆说：“一路上，我们一家三口一边打量着这辆车，一边问我哥车子的情况，我看我爸的表情真的好复杂，他应该是‘羡慕嫉妒恨’吧，可能是觉得我们家和堂哥家的差距又拉大了。”（12-L-20，2014年1月27日访谈记录）

“体验”是现在市场营销中常用的手段，店家通过给顾客试用其产品，让其获得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感受，最终顾客会在新旧对比之下甘愿掏出钱包。这个过程常常是在销售者的引导下通过顾客不断地去构思和想象来完成的。小李一家也在堂哥的车上体验了一番“坐小车”。鞋底满是泥巴的乡下人需要整理干净才能踏入舒适、清洁而温暖的小车，车内是堂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形象，连迎面驶来的班车都要放慢速度以防刮到了这台新车。这种全方位的体验让他们心生了对“有车”的向往，拥有“汽车”作为一个社会分类的标准以这种体验的方式渐渐进入他们的认同框架中，“有车”的“堂哥”和“没车”的“我们”被划分成两个高低有别的群体。在此过程中，他们基于亲缘纽带的社会关系渐渐有了一种微妙的改变。小李爸爸眼中的“和堂哥家的差距”其实暗含着一种个体认同上对身份认同的高低界定。

场景二：阿星今年29岁，他在家经营小本生意，年收入6万元左右，要养活一家五口，同Q镇的其他人一样，阿星家的房子沿公路而建，每到过年时便有许多车辆从他家门口疾驰而过，其中有不少车主还是阿星的熟人。阿星说：“每天门口这么多车来来往往，还经常会有朋友把车停在我家大堂，好像觉得现在人都挺有钱的，比起来觉得自己混得很差。”（13-S-29，2014年1月28日访谈记录）

场景三：年饭过后，阿九家的表叔坐在门口晒太阳和阿九聊天。阿九家的邻居林叔家门口依序停放着三个儿子的三辆小车。表叔望着车子，略有吃惊地问道：“这全是他们家的吗？”。阿九答道：“是的，他们家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混得不错，都在外面做生意的。”表叔接着说:“那是啊，三辆车，好不容易，我们是没那个本事。” （2014年2月4日的田野笔记）

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地理空间有着和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在城市内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高度隔离，外人难以窥探个人的私人空间。但是在农村，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离并不明显。比如在Q镇，人们把房屋盖在马路两旁，一楼的大堂常年是敞开的，人们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大堂内或者门前屋后，或是人们驾着车子在堂前来来往往，无论是堂前的汽车还是马路上的汽车，仿佛都是对外公开展览一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旁观，并造成了一种“汽车很多”的景象。另外，虽然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人们的利益关联逐渐减弱，但是人们建立在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上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割断，有关过去熟人社会的乡土记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在情感上依然属于关联群体。这种社会结构和地理空间的特点使得汽车的符号意义不

断弥散开来，并对个体带来心理上的震动，造成一种“别人都有就我没有”的印象，这其中的“别人”指的就是这种建立在传统关系基础之上的关联群体，也就是务工青年驾车回乡的现实观众。结果，在农村社会，似乎没有汽车变得不再具有合法性了。就如上述的三个被访者分别所提到“差距拉大”“自己混得很差”“没有本事”。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实现社会期待，开始对自己没有车的现实感到无所适从，并自觉把自己划归到一个相对更低的阶层中。而在现实中，他们则努力地采取防御型策略[7]，即希望做到和周边人保持同类水平，重获自我在乡村社会里的合法性。但是高昂的汽车价格仍然为一般打工者难以企及。在这里，汽车演变成一种符号暴力，对无车一族施加着各种权力，剥夺着他们的主体性和自我认同。

四、结语与讨论

伴随着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内部不断发生的分化，一部分人逐渐在收入、职业、观念，甚至在制度层面上不断融入城市，而驾车回乡则是他们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种表现，并不具有主观的他人指涉性。但是在农村的环境下，“车”作为一种财富和城市生活的象征，借助农村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空间格局，其符号意义不断地凸显出来。驾车回乡成了人们在农村获取身份地位合法性的手段，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这种地位竞赛中。在此，无论是在外务工的驾车回乡者，还是无车一族，作为现代化符号的汽车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这表明了现代化话语对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中国社会的垄断。

以往研究消费的学者很少关注流动的场域中的消费现象，笔者以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来阐释在外务工青年跨越城乡边界的消费的意义、动机及其后果，是对相关消费理论的拓展。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多重社会转型之中，前现代及现代社会特质同时并存于社会时空中，高度的“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同时构成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而在外务工青年驾车回乡则是演绎这种时空特点的最佳版本。在短时间内，在外务工青年驾车跨越了城乡，社会时空高度浓缩于这种流动过程之中。而从消费研究角度上来讲，这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静态场域的消费研究。传统的静态场域的研究把消费者和观众都视为是一个固定场域中的人，他们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消费逻辑。但是，在这种流动场域中，空间关系发生迅速转换，“想象观众”与“现实观众”之间产生差异，双方在此过程当中的消费互动也更为复杂。笔者在本研究中展示了这一过程。同时，这种复杂性不仅反映了城市社会和乡土社会在社会现代化水平上的鸿沟，也反映了在外务工青年逐渐从农村分化出来这一历史性的过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选择的Q镇所代表的是那些工业水平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它们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劳务经济。在这些乡镇的外出务工群体中，部分人已经逐渐融入城市社会中，他们驾车回乡为乡镇注入了现代化的因素。但是在那些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镇以及内陆部分城市周边较为发达的郊区，汽车已经成为了无论是外出务工者还是本地人都已经普遍使用的交通方式，它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并不会在这种空间背景中凸显出来。

最后，本研究存在这样一些不足：笔者把驾车回乡者划定为“有车”阶层和“无车”阶层，主要是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但缺少对驾车回乡者的进一步分析。事实上，驾车回乡的外出务工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分化，他们回乡驾驶的汽车在品牌、性能上也同样存在差异，这在他们内部也形成了某种地位竞赛。本研究并没有对农村外出务工青年作更为细致的划分和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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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宁．炫耀性消费：竞争策略还是规范遵从[J]．广东社会科学，2011（4）：196-209．

[5]环球网．世卫组织确定新年龄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EB/OL]．[2013-05-13]．http://world.

huanqiu.com/regions/2013-05/3930101.html．

[6]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6（4）： 21-33．

     [7]刘飞．炫耀性消费——凡勃伦与布迪厄之比较[J]．消费经济，2005，21（03）：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