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再诠释

王力平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2期。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世界历史不同时期随着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大变迁而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两次“大航海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为宏阔的历史语境，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以及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建设性反思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内在地包涵着“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维度。当今世界社会实践形态的结构性巨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断出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旨趣势所必然地呈现为一种不断在场的自觉状态，这种在场状态从立场自觉上升为理论自觉，从方法自觉转向范式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在场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12ZHFD12）；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JZC13154）。

【作者简介】王力平，1979年生，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内蒙古 包头 014010）；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与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追求和发展轨迹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端之初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和传统，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并直接影响到社会学的整体发展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低潮综合症”的围城境况中，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依然是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在社会生活总体性的反思批判研究、理论社会学范式革命的方法论研究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就是笔者尝试运用“出场学”的视域进行的探索性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历史语境

“出场学”视域即从出场问题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代的和空间的在场可能性。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历史中，我们总是处于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伽达默尔言说的处境中，因而我们总想并不懈地努力在阐明这种处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要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处境中，运用出场学的视域对时代巨变中的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做出解答，从历史语境出发阐明时代的处境。历史并不呈现为平滑渐进的过程，她倾向于在合适且适当的时机取得飞跃性的进展，这种飞跃式的进展将人类载入时代腾挪巨变的画卷，人类总是在尽力抓住时代赐赋的飞跃性机遇，进而脱颖而出赢得历史性的优势。任何学术的话语必须兼顾时空的差异性，翻开人类近现代以来的画卷，历史洪流铸就的两次“大航海时代”成为我们今天叙述的最为宏阔的历史语境。

（一）第一次大航海时代的回声

开始于15世纪的第一次大航海时代，将人类的足迹从黄色的陆地转移到了蓝色的海洋，人类面向海洋讨生活，开启了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大幕，而这一次影响了世界几百年历史沧桑的时代大幕拉开后再未曾关上。西方世界血腥的航海在追逐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性的历程。19世纪前的几个世纪，西方出现了孕育西方社会学的六大社会力量，即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以及科学的成长^【1】，在这些力量的汇集下，社会学作为时代剧变的产儿应运而生。19世纪40年代，伴随着工业革命或机器大工业生产而来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直接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马克思指出19世纪的一个伟大社会事实在于：“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辩证的批判方式，将社会范畴作为分析的对象，坚持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立场，直言不讳地将对现存东西的解释和对应当存在东西的判断联系在一起，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大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以辩证分析的批判原则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实践主体，将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主张不仅要批判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腐朽、不平等，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商品化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谴责，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异化劳动对人自身的剥夺、病态的社会关系及结构体系、阶级不平等社会的再生产机制等，明确提出劳动是实践的首要范畴^【3】，无产阶级应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彻底变革资本主义，改变人类劳动的现状，为人类的彻底解放铺平道路，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的自我回归。

（二）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呼唤

已经开始的第二次大航海时代，人类的目标不再是浩瀚的海洋，而是更为辽阔的太空。人类这次的梦想必将冲破地���引力的束缚，以浩瀚太空作为未来家园，这或许也将开启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迈进的历程。来自生物技术和航天领域的信息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人类在旧式现代性进程中对于地球的灾难性攫取，尽管一次又一次在彰显人类至高无上的理性与智慧，但同时，歧义丛生、充满疑虑的现代性问题域也在毫不留情地讽刺着人类肆无忌惮的侥幸。当人类面临新一轮地球资源警报的持续响起、人类生存风险的成倍加码、局部战争威胁的时刻挑战、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较量冲突、国际公平正义秩序实现的遥遥无期、民主法治进程的艰难险阻、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或明或暗的挑战、全球和谐世界征程的漫漫长夜，面向太空的足迹能否摆脱像第一次航海时代的命运，时代的境遇和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第二次大航海时代将原本就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历史和时代赋予人类的理性智慧将再次面临生存与发展最为焦灼的考验。在从旧式现代性迈向新型现代性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资本现代性最为深刻的批判立场及范式将再次彰显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路径

人们总是无法根除必然抽象之理论与必然具体之历史间的张力，所以，“无论多么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都不能保证以一百年后所谓正确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一百年的演进不断产生新的经验现实，这意味着先前的理论抽象必须被修改。”^【4】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总是在世界历史不同时期随着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大变迁而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学视域必然要对现实在场状态进行不断地超越，不断地紧随时代步伐选择出场路径方式和形式样态，不仅要反映和概括此时此地现成在场状态，而且要筹划探索现在以及未来一切在场的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链接当下与未来的重大社会实践舞台上不断批判反思出场路径形态和在场立场范式。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以及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建设性反思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基本路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对现代性的再反思、与当今时代思潮的再对话以及对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再评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有效路径，对于巨变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内在要求。

（一）对经典文本的社会学再解读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第一要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典文本做出新的解读。一方面，马克思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剖析了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中的经济必然性，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强调经济领域对其他社会领域的绝对支配，阐述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渊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给予了深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本质，指出人的异化既是社会异化的结果，也是使社会异化再生产的基础。马克思“将批判的视角直指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秘密深藏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理性逻辑的形而上学秘密深藏于资本逻辑之中。因而，资本现代性的揭秘与批判乃是现代性问题的揭秘与批判的核心所在。”^【5】马克思既看到了现代性过程中市场经济及其竞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看到了这一过程造成的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以及两大工业阶级的分化对立，从而阐发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典文本为我们把握现代性推进中的时代内涵提供了如何避免理论和方法的一维性、单向性的研究典范。走出文本、超越文本，对接现代性狂飙突进的时代境遇的理解和解读，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必然要求。

（二）对现代性的再反思

文明的扩张总是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现代性的扩张是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型，这种扩张酿成了普遍世界范围的制度以及象征体系的发展。现代性文明的扩张同样也破坏了它所融入的社会的象征前提和文明前提，展开了新的选择和可能性。^【6】在这种持续的反应和互动中，现代性、第一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一系列的社会理论彰显着这些社会巨大的差异，现代性“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7】。

“任何想成为某种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或一个国家的官方信条的理论，都应当具有适合于思想单纯的人的简洁性和适合于喜欢探其细微末节的人的耐人寻味性。”^【8】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高度体现了这种品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商品化，资本主义社会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化约为商品，而这种商品已不仅仅是客体对象，而是由主体性与客体对象之间种种被扭曲的关系。在今天这个现代性带来的越加全球商品符号化的“物”时代里，人们正在“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9】，生活在疲劳、焦虑、离奇、混乱、层化、碎片化的消费社会中，缺乏本体性安全的个体生活完全被符码所操控。人类如何在新一轮的现代性征伐中拿起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找回自我并重构崭新的自我，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应然路径。

（三）与当今时代思潮的再对话

技术的成就将整个世界融入到一个“地球村”中，彻底打破传统时空架构对社会实践的束缚，现代性之全球化真正变成了现实。现代性进入全球化阶段，这是变革时代的伟大命题，命题的背后掩藏着汹涌澎湃的各种思潮，对话成为可能而且唯一的时代选择。尤其是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被湮没在信息海洋背后的各种时代思潮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新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新国家干预主义、民粹主义、公平正义论等间接地催生了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思想，不同思潮间的相互摩擦和碰撞反作用于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伴随着时代思潮顺势而来的是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现有的社会生产体系、社会结构和关系体系也随之发生调整，现代性之全球化正在重塑个体间、社会间、国家间、个体与社会间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社会思潮外，在学术思想界的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为阐发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见解开辟道路，愈益鲜明地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

（四）对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再评判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是主观和客观、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实践具备了人性和物性的双重品质。从实践出发，在实践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最终又回到实践之中使自己的理论概括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征。^【11】对重大社会实践问题及人类发展前景的建设性反思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基本路径。

当前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困境是困扰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国理论家和思想家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与此相对应一枝独秀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社会实践。就像贝克所说，传统的西方社会学理论 “无论是结构主义者、互动论者、系统论者或是批判学派，都不足以解释现在的世界局势”。^【12】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独特的价值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以及实践取向，恰恰成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最好注解，我们需要立足当今最为深刻的社会实践，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深层意蕴，纠正理论错解和偏见，批判反思时代重大社会实践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出场与在场的理解和解读，是当前理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内在地包涵着“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维度。从本土化的维度来看，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成长和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解必然要求立足于本土化语境进行再解读和再创造。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语境，它在历史空间的延展中产生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对现代性全球化的批判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双重语境。现代性之全球化本身内含的深刻辩证意义，使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一体化与个性化、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体系与民族社会交汇碰撞，构成了一个多种文明相互作用、各个民族参与共享的过程，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提供了新的视角、概念、想象以及新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

（一）本土化的沉淀与对话

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各个代表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以不同方式关注并处理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两维关系，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断出场和持续在场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例，最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就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理论、社会发展变迁理论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不仅仅是思想理论，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观点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转化成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3】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苏联斯大林时期左倾政治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学遭遇了持续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光坚决排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且也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直至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才在恢复重建中找到一点重生的土壤。可以这么说，中国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沉淀在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及文献中。在诸多研究中，郑杭生先生的观点仍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系列起点，依然保持着某种开创意义，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呈现出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4】

（二）全球化的批判与反思

全球化概念的生成过程波澜不惊，从布迪厄作为军事领域的“全球”到麦克卢汉言说的“地球村”，到布热津斯基国际政治学上的“全球化社会”，再到德鲁克消费文化意义上的“全球购买中心”，全球化话语已经成为时代和历史恒久的话语，这种话语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商业表达的自由”，消费文化（包括对学术和思想的消费）成为当今时代和社会的主导文化宰割着本土的民族文化。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继续遭遇全球化新时代时，风险社会与安全困扰、现代性意识与后现代思潮、绿色生态与政治文明、消费狂潮与知识资本、经济繁荣与道德贫困、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战争、文明冲突与族际政治等等，这一系列与人类社会发展并存共生的问题摆在面前时，这对于在资本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当然也是一个机遇，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立场上的批判与反思，才能对新型全球化做出正当解释。

人类社会已迈过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式全球化，彻底拥抱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的新型全球化，建基于以信息与通信技术、电子、空间技术等新科技为轴心的产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后工业文明”，主导了“一体化”和“多元化”的两极紧张，后现代的思维方式转向以多元文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面对全球社会的加速转型、社会实践形态的结构性剧变，当人类再次面对斑驳复杂的社会事实时，如果社会学再一味单纯地囿于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价值怪圈，那将永远无法完成推进人类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而这一神圣使命的完成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在场自觉

在中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需要扎扎实实地背靠过去，认认真真地面对当下的发展问题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旨趣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更是一种不断在场的自觉状态，这种在场状态从立场自觉上升到理论自觉，从方法自觉转向范式自觉。

（一）立场自觉到理论自觉的提升

出场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实践出发，在实践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理论最终又回到实践之中，并使自己的理论体系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性特征。坚持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并不断提升社会学学术话语权，需要坚持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历史做出的选择。历史是实践过程的持续，而实践过程则是历史的现实展开，无论是历史还是实践，都是人类的主体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学视域对社会生活开展的总体性研究以及批判性���建设性的思考，分别从主客体的立场出发来判断和解释中国事实及中国经验，具有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并突显出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不管是认识和思考处于复杂变迁中的当代转型中国，还是当下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影响向全球的蔓延，或者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将为我们探索危机的本质、内在逻辑以及问题的根源，提供最为现实而有力的革命批判立场。

郑杭生先生在谈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时这样讲到，“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15】在这里笔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立场自觉到理论自觉的提升是对社会学实践性认识的正确态度，同时也是社会学理论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这种自觉内在地包括着理论学习、理论反思、理论选择以及不同层次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践，将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始终不渝的理论追求，生命不息，实践不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始终催促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重构以及新构。

（二）方法自觉到范式自觉的转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走出二元对立的窠臼，辩证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将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建基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强调主观与客观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社会学传统对立的同时，又尽可能充分地吸取了两大传统的合理之处。将科学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融合且贯通于认识、改造和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做到方法上的自觉。思想的解放、理论的自觉就是要破除一系列僵化的教条结论和观点，“与时俱进”地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视域乃至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经验的思考和研究，需要理论上的支撑和导引，自然需要面对一个理论选择和方法选择的问题，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16】可以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来把握时代的命题和解决社会的问题，这是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方法自觉。

范式是一种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是一种观点见解和理论思考的根基与灵魂，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必将带动整个社会学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出场学”是一种专门化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随着现代性全球化进程的新旧更迭，“当年马克思社会学思想”就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主义社会学”，实现了理论、方法、思想与时代的同步，真正达到范式自觉的境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科学主义社会学和人本主义社会学的两极对立中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胸怀，在对立统一的逻辑延展中实现了相互排斥到相互统一的交融转化。从实践出发,在社会生活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微观与宏观、普遍与特殊的双向运动中把握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和辩证统一，既研究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定性，认识思考探索社会结构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又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能动性，理解把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想价值和意义追求，既坚持发现和揭示社会历史运动变化规律所依靠的科学精神，又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立足社会实践，从实践出发最终又复归到实践，正是在纵横捭阖、奔流不息的社会实践性巨变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了方法自觉到范式自觉的转向。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范式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学是适应社会历史实践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学新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维护建设型形态的时代化呈现。^【17】当今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入就是一项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社会工程，社会工程学面向伟大的社会生活实践，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机遇，承继马克思主义精髓，延续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优良传统，以实现社会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致力于社会规划设计和社会变革，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新形态。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过一个多半世纪的历史演化，始终以广阔开放的胸怀，立足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反思，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不断出场。历史的洪流、时代的巨变、社会的沧桑变迁不断创生并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与时俱进、顺势而为，紧随社会历史和实践任务变化的时代步伐，调整变换学术视野和理论形态，源源不断地激发活力、聚合动力、创新思想，并对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巨变做出积极思考和应对，以崭新的姿态挺立当代学术思潮和社会发展潮头。

参考文献:

【1】 Ritzer, G., Sociological Theory ( Fourth Edition) .New York：The McGraw - Hill Companies, Inc., pp. 6-9. 1996，4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页。

【3】【英】布莱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界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79页。

【5】宋伟：《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其当代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5期。

【6】【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8】【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9】【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仝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1】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12】张小溪：《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时刻”——访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

【13】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14】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

【15】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16】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页。

【17】李永胜：《社会工程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