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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与“洗脑”:一个民族志个案中的身体与道德
“排毒”与“洗脑”:一个民族志个案中的身体与道德
袁长庚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
作者简介： 袁长庚，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人类学。;
基金：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中国人类学博士论文田野奖助金”的支持;
人类学对身体的关注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对笛卡儿机械二元论的反思。统合了感知、情绪、记忆的肉身不但是象征秩序构建的载体，本身也处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中。其企图可被视为对古典人类学结构性、普遍性认识框架以及20世纪70年代所兴起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的批评和补充。1980年代，以索尔达斯（Thomas J.Csordas）为代表的一些受到现象学人类学（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影响的研究者提出并拓展了“具身（embodiment）”概念，并将其视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Csordas 1990）。简言之，“具身”范式不仅强调身心统一，而且强调感知作为一种经验质料对文化生产尤其是意义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身体不仅是福柯主义视角中被“历史-权力”所刻写的对象，它还具有一种外向的主动性，使意义建构的过程得以被触发。“具身”视角在其后的医学、心理甚至政治人类学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人类学身体研究几乎可以等同为“具身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mbodiment）”。1
正因如此，在当代医学-身体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中，即使“具身”概念并非其关注核心或主要解释框架，它也已经近乎某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基础。“具身”所关联的丰富的理论资源，使其具有连接两个看似遥远的领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微观且多样的身体感知的哲学化解释；另一方面是宏观的社会权力变迁背景。我们或可说，“具身”范式拓展并丰富了民族志研究的视野，使人类学的解释力有了更多可能的面向。
本文所记述的案例源于笔者从2014年春至2015年夏在华北某城的奥蕾2直销团队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作为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奥蕾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上的跃进式发展，与其基层团队的深耕关联密切。为了销售产品、壮大团队，直销人员邀请消费者和潜在发展对象参与形式各异的种种活动，将产品体验与话语劝说相结合。下文所述“肝胆排毒班”即为其中之一种活动。
本文尝试展开的分析有三个层次：第一，展示和解释“肝胆排毒”活动中的话语建构，结合人类学物质性（materiality）研究的若干启示去探讨“毒”和身体想象之间的关联；第二，探讨该活动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主张如何触发一种朝向未来的自我重建；第三，以这个发生于中国语境中的案例为基础，重新思考“具身”概念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部分。
本文将首先交代田野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进而详述“肝胆排毒”活动的具体细节。接下来的两部分着重分析“排毒”的身体、道德含义以及“肝胆排毒”活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event）如何激发当事人重新审视自我生命史，并对其做出回应。
一、兜售梦想：Z城的奥蕾人
Z城3地处华北平原南部，近代以来一直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1949年以后，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Z城建立起门类繁多的轻、重工业体系。与东北等重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相类似，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源逐渐枯竭以及国企改制的风潮冲击，下岗、失业现象席卷全城。从传统单位制当中流散出来的人们不得不自谋生路，主要从事服务业和个体工商业。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津，境内又有一些旅游资源，所以Z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基本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社会变迁是理解当地文化、观念最为重要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直销，顾名思义就是不经过零售店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在1998年之前，中国人更加熟悉的是“传销”一词。对于许多老百姓而言，后一个名字象征着曾经从南之北横扫全国的财富梦想以及随之牵连出的种种疯狂举动。从“传销”到“直销”，其核心的内含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后者无疑更加规范、可控。从1998年到2005年，经过近十年的调整、适应，随着《直销管理条例》的出台，中国直销从野蛮生长逐渐走向规模化扩张，并且逐渐向更为基层和边缘的地区渗透（袁长庚，2017）。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奥蕾为代表的各种直销品牌就曾经一些出门在外的本地人的引介而进入Z城。但是，奥蕾在Z城真正的春天，迟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到来。2000年，从贸易公司下岗在家赋闲的周海涛正式成为奥蕾“卓越”系统4在Z城的一位销售代表，此后十多年，他一手将自己的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疲软转型艰难的Z城并不具备发展奥蕾的优越条件，也正因如此，周海涛所缔造的Z城奥蕾团队成为北方直销界小有名气的一张名片。2014年，笔者经人介绍所加入其中进行研究的团队就是周海涛的下属市场。
所谓“奥蕾人”，是指与奥蕾（中国）公司签订正式合同，成为其注册销售代表或经销商的营销人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奥蕾公司和销售代表之间只有法规制度框架之下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奥蕾虽然认可介绍人及其发展下线的隶属关系，也按照这个关系衡量业绩、实施奖励，但它并不会支持某个人所建立的某个体系。至少从表面看，奥蕾公司与其各个销售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此外，奥蕾公司并不介入基层销售团队的日常活动。换言之，销售团队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主性。只要他们的活动在奥蕾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甚至是一些略有越界之嫌的灰色地带，公司就不会干预。如果观察奥蕾公司所组织的官方活动不难发现，其基调是规范、专业、积极向上的，但真正在社区内独立运作的“奥蕾”则是不断被销售人员发明、改写的文化现象。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后一种奥蕾。它扎根于地方文化土壤之中，有极强的生存和扩张能力。无论是其实践模式还是话语塑造当中都充满文化翻译、改写和拼贴，它是“全球-中国-地方”多重张力所互相激荡的产物。
外界对直销行业的误解是他们所思所想无非是诱导消费者购买更多产品，吸引他们加入自己成为下属劳动力。就奥蕾在中国所施行的制度而言，想成功一是要多卖产品、赢取一定比例的奖金；二是要建立、经营自己的“团队”。而且，销售人员通过直接销售产品固然可以获取一定数额的奖金，但他所能够达到的层级是有限的。5只有发展下属团队并且让每个团队都实现独立运营，才能真正在奥蕾的成功阶梯上攀向高处。
这种结构性的因素决定了一个奥蕾销售代表若想“事业有成”就必须说服其他人加入自己名下。这种加入不是为了凑人头，而是为了让他们“取得成功”。用奥蕾人自己的话说，只有不断地“复制”上线的成功，整个团队才会进步。对奥蕾制度稍有深入了解的销售人员都知道：“卖货”不是这门生意的核心，“做人”才值得追求的目标。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下属成员，最为牢靠的吸引他们的办法就是让其接受奥蕾产品背后的一整套人生价值设定，所以奥蕾人更愿意兜售“梦想”“观念”，产品反在其次。
一个“奥蕾人”的日常行为大约可分为两类：一是“市场”，二是“学习”。前者简言之就是推销产品、招募下属营销人员，后者包括参加所属各级团队的大大小小的培训。若以日常投入的时间成本衡量，这二者比重相当，有时后者还会超过前者。按照民间奥蕾团队的衡量标准，一个优秀的营销人员首先是一个积极、持久的学习者，哪怕他暂时没有取得什么市场业绩，只要能坚持参加各种学习活动，也依然会得到周边伙伴的尊重。相反，一个埋头于产品销售，甚少出现在“课堂”上的奥蕾人，即使其奖金回报丰厚，业绩突出，也终究被视作一个精神上怠惰、品质上可疑的问题分子。奥蕾人相信，一个真正能在此事业中取得成功的人，必须要经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对奥蕾从业者而言，业绩成功之下真正所追求的目标是塑造新的自我，扩展团队的要诀在于能否让他人塑造新的自我。这种“重新做人”的诉求及其实践是奥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真正值得关注之处。
本文的记述和分析围绕笔者在奥蕾研究期间所参与的一种特殊的营销活动——“肝胆排毒班”。它兼具“市场”和“学习”的双重内容，既具有奥蕾系列活动的一些共性，又是一个非典型例外。它是奥蕾团队自我展现、自我叙述的一次充满戏剧性的展演，激进地显示出奥蕾话语塑造的逻辑。在接下来三个小节当中，笔者将详述活动的细节，并在田野研究和理论对话这两个层次上尝试对经验材料加以分析。
二、“排毒”与“洗脑”
本节将着重介绍田野调查期间所遭遇的一个特殊活动——“肝胆排毒班”。言其特殊，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它并非是营销人员所熟知的“常规项目”，而是从外地传入Z城并在短期之内引发热潮的新形式；其次，与一般的产品展示、推介活动不同，“肝胆排毒班”甚为密集地展示了“身体”在短期之内所产生的变化，而这种眼见为实的变化使“观念普及”“自我改变”等话语操演有了更为牢固的经验基础。因为“排毒班”手段激进，效果耸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越过《直销管理条例》和奥蕾公司规章制度的界限，所以在我离开Z城之后不久，这种活动便被强制叫停。可以说，即使在奥蕾文化景观内部，“肝胆排毒班”也是极为特殊的例外，我在下文将会论述，对“肝胆排毒班”的充分阐释，对理解奥蕾现象而言至关重要。
（一）“肝胆排毒班”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在Z城奥蕾二十多年的发展史上，以“排毒”为旗号而开展的活动早有先例。但是这些活动完全是草根销售人员的“自主创新”，从未得到过奥蕾公司官方的认可或支持。这类活动当中往往充斥着各种各样拼贴改写、真伪难辨的“科学道理”，其操作过程也有夸大效果之嫌，极易招致非议。鉴于此，奥蕾公司在其内部纪律中规定不许销售人员私自组织类似活动。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从未被根除，笔者所记录的“肝胆排毒班”，正是这一“传统”的又一次显现。
2014年11月的一天，笔者所在Z城团队的分支领导人韩娟忽然打电话，兴奋地告知“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将会向团队骨干传达，邀请笔者旁听。等笔者赶到城中心商业街那间狭小的“养生工作室”6的时候，韩娟兴奋地说，这一次团队领导从深圳“取到了真经”，足可以让整个市场“上一个台阶”。
韩娟口中的“真经”就是“肝胆排毒班”。据她本人介绍，这项活动始于今年国庆节之后，由中国大陆的奥蕾系统从台湾引进。引进人结合中国大陆市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一系列优化，并且在广东沿海一带市场率先进行尝试，反响颇佳。“五一”期间，系统内部高级领导人在上海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下属分支市场推广。要求各团队骨干力量率先学习掌握，然后逐层向下传递，务必确保在年底做到乡镇一级的市场都能独立操作。
所谓“肝胆排毒”，是指在短时间内断食，并辅之以专门调配的辅助饮品和高强度运动，从而“刺激肝、胆高速运转”，把其中沉积多年的“结石”排出体外。对国内外各种减肥技术稍有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一表述和多年来流行的各种“轻断食”减肥法大同小异，可谓是一种新型“辟谷”。
一次“排毒班”的准备周期大约从三五天至一周不等，团队愈是“成熟”，这一周期愈短。通常是由几个领导人确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让下属各营销人员分头召集参与者。在笔者密集参与“肝胆排毒班”的那段时间里，各团队从领导人到新加入的销售人员都需要分批次亲自参与。每次活动的参与者控制在20人以内，由各自的介绍人负责收取费用，准备所需的相应产品（主要是营养补充剂）。每次活动都需要十名左右的“志愿者”，分别负责现场讲授、健身带动、饮料制作、物资搬运以及现场音响投影设备的控制。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笔者先后观摩、参与了十余次“肝胆排毒”活动，每次操作流程大同小异。为了更形象的显示其活动细节，笔者将自己参与的一次“肝胆排毒班”活动的日程安排及每一环节的内容附表如下：
“肝胆排毒”活动全程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宜。比如提醒参与者大量饮水，并且用热水袋捂住肝部，活动期间要注意避免受风寒。由于对参与者的身体情况不熟悉，主办方强调每个人自己把握程度，如果出现身体不适需要立即停下。
奥蕾人“肝胆排毒”的操作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时间短，每次活动从早晨八点开始，至傍晚五点左右结束，参与人回家之后继续按照要求禁食一晚，第二天早饭便可恢复正常；7其次，除了服用奥蕾生产的系列营养补充剂之外，活动现场要求主办者提供奥蕾净水器过滤后的饮用水，并且必须准备奥蕾空气净化器持续清洁空气，可谓营造一个全方位被奥蕾产品所包围的微观世界；最后，活动间歇期还要听相关销售人员讲解“健康常识”“美好人生”等知识，但是团队领导们明确要求授课内容尽量“中性化”，不要过分渲染奥蕾产品的益处。
“肝胆排毒班”之所以被奥蕾人看重，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与一般的产品体验活动不同，“肝胆排毒班”在短短一天之内密集地展示了多种奥蕾产品。即使参与者没有产生后续消费，仅仅是这一天的产品花销和门票收入便足以让组织者实现小额盈利。8时间短，意味着更容易招徕参与者，成本也相对低廉，而且还能相对自然地展示、推销自家的多款产品。这一点对刚起步或身处乡镇、农村等边缘地带的小团队而言极为重要。其次，“排毒班”在一个封闭环境中通过大量运动、大量饮水、以特定方式食用营养素等行为来创造一种特异的身体感受。与生硬的价值观输出不同，它更容易使参与者产生共鸣，不但能够刺激消费，甚至可以“激活”那些多年来停滞不前，态度不甚活跃的团队成员。后面这一点功效甚至比吸引顾客、销售产品更为诱人，也正因此，基层的奥蕾团队非常热衷举办“肝胆排毒”活动，希望能够以此来打开市场局面。
毫无疑问，“肝胆排毒”活动密集而大量的运动，频繁饮水，以及结尾时所食用的猕猴桃汁、煎鸡蛋，凡此种种都给参与者带来特异的身体感受。由于活动举办的时候已是秋冬季节，即使室内多台空气净化器同时运转，也常有憋闷之感。很多平时缺乏锻炼或比较敏感的参与者会出现诸如眩晕、呕吐之类较强的身体反应。对此，组织者的解释是，“肝胆排毒”是将多年沉积污秽向外发散的过程，如果身体底子较弱，那么难免会有强烈的不适感。
其实，真正使“肝胆排毒”具有非凡吸引力的原因还是排出体外的“结石”。与以往其他排毒养生类的体验活动不同，“结石”令“排毒班”的成果可见，因而更具有说服力。整个操作过程看似严格遵循“科学原理”，但又因主办者的小心谨慎而带有一丝神秘色彩。“结石”让“肝胆排毒”更具戏剧性，也使其更加激进地指向奥蕾身体-道德想象的核心。
（二）寻找“结石”
第一次旁观“肝胆排毒班”，笔者就在团队下发的课件里看到了十几张往届参与者分享的“结石”照片。这些微小如细沙、颜色各异的固体颗粒让活动参与者惊讶唏嘘不已。如前所述，“结石”是“肝胆排毒”真正的高潮，但获取这些颗粒的过程即使是仅仅付诸于书面文字，也有可能令观者感到不适。事实上，这些颗粒是从前一天参与活动的人翌日清晨的第一次排便中“淘洗”出来的。
“肝胆排毒”活动的最后一环，即是组织者指导参与者如何淘洗粪便。简言之，就是事先准备好一个网眼极细的洗菜筐，将粪便排泄到其中，然后用水龙头反复冲洗，最后便可得到一些固体“结石”颗粒。许多参与者对这一环节极为排斥，但也不乏热心人亲自尝试，而尝试者往往都能够有所收获。人们会依照前一天的约定，将“结石”放在一张平整的白色纸巾上，旁边放一枚一角硬币（以此来对比显示“结石”分量的多少），拍一张照片分享到微信群中。可以说，直到这一刻，“肝胆排毒”活动才真正结束。
就职于Z城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胡燕曾经也是一名奥蕾直销人员。在与我讨论上述“结石”问题的时候，他强调那更有可能是因为前一天进食极少，又喝下大量的橄榄油的缘故，胃肠道内部一些食物残渣凝结而成的固体，绝非奥蕾人所谓“结石前驱物”。但活动的组织者却有另外一套解释：当人进入阶段性禁食状态的时候，肝、胆却仍然做好迎接食物的准备，好比是机器的空转状态。这期间大量运动、大量饮水，同时又有维生素C、钙和橄榄油的猛烈刺激，使得上述器官在短时间内“爆发极大的能量”，从而“将多年以来沉淀的结石毒素排出体外”。
无须专业分析也可看出上述解释当中存在的诸多牵强之处。其实，若以严格的医学目光审视，整个“排毒”活动几乎是各种不牢靠知识的拼贴杂糅。“排毒”所依赖的奥蕾产品、维生素补充剂全然是西方医学的产物，目标所指的肝、胆也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器官而非中医所谓脏腑。但活动严格按照所谓“人体排毒时间表”，强调用拍打的方法疏通经络，又使其同时披上了“中医养生”的外衣。这种在外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且所循理论令人生疑的活动甚至令奥蕾公司官方都十分排斥。“肝胆排毒”仅仅流行了数月时间，其后便销声匿迹，与这种形式上的混杂有极大关联。
但是，或许正如陈嘉映所言，“求真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行”（陈嘉映，2015:22）。而且中国的急速变迁当中包含着观念意识更新的滞后，“健康”“养生”之类的观念被重视并付诸实践无非是近几年的事情。在笔者参与的活动中，即使那些反应相对消极，对奥蕾本身心存抵触的人，也很少会从知识的角度加以反驳。他们的沉默反映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共识：我们过去20年的生活，以及生活所存在的环境，都充满各种各样侵蚀人体的“毒素”。他们或许并不信任“肝胆排毒”的功效，但却对“结石”在体内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深信不疑。
魏小英曾经是Z城第二棉纺厂的女工，她作为团队内亟待被“激活”的成员参加了韩娟团队所举办的第三期“肝胆排毒”活动。在亲手从自己的粪便中发现白色颗粒之后，她深有感慨地说：
今天早晨我看见这个结石之后，心里很难受。大家看这个颜色，很明显是体内有寒气。我就想起以前我在厂子里的时候，仗着自己年轻，不爱惜身体。我们车间温度很高，夏天的时候能达到40度以上，开着风扇都没用。那时候领导从肉联厂买了很多大冰块，放在机器旁边降温。你猜我能干什么事儿？我就脱了鞋光着脚踩在上面，就是为了图凉快。后来做生意，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一口热饭吃，来例假也得往外跑。夏天为了谈生意，冷饮、扎啤使劲儿往肚子里灌。现在我真后悔，这么亏待自己。大家不要觉得恶心，真正恶心的是我们以后病倒在床上连拉尿都得别人伺候。不为别人，哪怕为了自己，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追求健康。”
魏小英对“寒气”的判断并非附会。在“肝胆排毒”的配套课件当中，对“结石”的颜色给出过相当全面的解释。简言之，不同颜色的“结石”象征着不同毒素。例如，发白是体寒，浅黄是脾胃失调，深黄是肝胆毒素，咖啡色和黑色是长期服用药物所致。这套看似粗陋的解释体系实际上涵盖了种类广泛的生命史经验。对于经历了大规模下岗、艰难地自谋生路等种种考验的Z城居民而言，他们很容易将“结石”所显现的症候与自己的记忆相关联。在地方语境之中，“结石”是一种具有道德意味的生命史索引。
从粪便中淘洗出来的“结石”在其物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从一种黏稠的污秽被洗刷为可以被凝视的、充满指示意味的“杂质”。形态转换后的“结石”成为特纳所描绘的具有多义性解释力的符号，它连接着两端，一边是具体的物理属性，另一边是社会、道德意义上的事实（Turner,1969:48）。“结石”的浮现和清洗由此成为一个“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的过程，不但身体由此成为一个可以被凝视和反思的对象，连观念、意识甚至更为综合性的“自我”也成为一个可以被改造的客体。
（三）“洗脑课”
2014年11月25日的“肝胆排毒班”结束后，团队领导人王军又借分享心得的环节追加了一个小的培训课。他说：“听了各位的感受，感觉很激动。大家看到了自己体内多年以来累积的毒素，也清除了这些毒素。很多朋友说，一天的活动下来，运动、游戏、健康饮食，体验了好的产品，学会了很多知识，整个人的状态感觉很轻松。我突然想到，社会上总是说我们‘洗脑’，看来没说错。因为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习惯，身体会有毒素，那么思想和头脑就没有毒素吗？我看也有！有毒还不清洗？那些人说对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洗脑’的效果。”
以笔者在奥蕾团队中调查的经验而言，“洗脑”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私下交流时，如果提及此说，只能用于指控外界对公司和品牌的曲解，或者证明“社会上不了解的人”见识之短浅、用心之险恶。虽然在少数一些场合，宣讲者也会以“我们就是在洗脑”作为反讽，但其潜台词仍然是与外界批评截然对立。类似这次正面阐述“洗脑”的意义，并不多见。
事实上，正是在风靡一时的“排毒班”上，笔者听到很多奥蕾人开始谈论“洗脑”问题。这里的“洗脑”并非公众话语中所描述的思想控制，而强调其字面意义上的“清洗大脑”。换言之，它不是当事人被动的受控，而是主动寻求意识和观念上的更新突破。“洗”代表着除旧布新，是以新的思想状态去追求未来的美好生活。与敌对者的“洗脑”指控的重合之处在于，它同样强调依靠某些外来资源对人们既有的观念进行改变。
“排毒”和“洗脑”之间这种看似偶然的连接无意间暴露出奥蕾基层营销活动的一个核心原则，即以切实的身体感去召唤道德想象和自我期待。产品使用所产生的身体感知成为销售人员宣扬其价值观念的基础。经过了一整天高强度的运动和产品体验，目睹了以往成员“排毒”的成果，并且在第二天亲自发现“结石”，这些具身感受和视觉冲击连带着活动封闭场域内所凝结的特殊经验，无疑使奥蕾的提示和建议内化为参与者自身的思考。以身体及其排泄物为中介，物质意义上的“净化”和头脑方面的“洗涤”得以贯通，污名反倒成为自身合法性的有力证据。
将物质生活的改善与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美好人生”相关联，这恰恰是奥蕾“造梦”式营销的核心策略。王军的“洗脑”论述实则一语道破直销业话语建构的本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满足于直销员们在茶余饭后、节假闲暇兼职“卖卖货”，或者仅仅为了获取销售提成而把直销当作一门普通的“生意”。直销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对销售人员观念意识的改造，旨在通过一系列二元对立价值观9的重塑来明确一种朝向未来的理想人格和生活模式。
在笔者离开Z城后不久，一些受访人便反馈说公司出面与一些团队头目沟通，要求尽快停止“肝胆排毒”的实践和宣传。对于经历过历次整顿、规范的奥蕾公司而言，“肝胆排毒班”无论是其理论依据还是现实操作都有诸多越界之处。但是，这昙花一现的风潮与其说是超出了奥蕾人所能接受的“正常”范围，不如说它实在是“太奥蕾”了。讽刺的是，正是它的这种典型性导致了其夭折的命运。它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凸显了往日奥蕾基层运作中被小心翼翼包裹在各种活动和宣传话语中的逻辑。沉淀着秽物的身体象征着过往残缺的生活，而理想的主体状态正是主动承担起告别此种生活的道德责任，并勇敢地付诸于实践。有“毒”的肉体是一个提示和警醒，它的暴露使得参与者罕见地获得一种“观看”自我的可能，而凡此种种的目的，无非是打开重新想象未来的可能。
三、“毒”的意义：召唤道德之身的异物
奥蕾人当中流传着一句口号，叫“没有人会拒绝跟你谈健康”。它的意思是告诫那些市场开拓尚不成熟的营销人员要善于将人员招募、制度介绍、消费劝导之类的内容，糅合进以“健康”为旗号的交流和活动。进入中国20多年，“奥蕾”在中国基层社会既收获了庞大的销售-消费人群，也激发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敌对态度。事实上，在Z城这样奥蕾发展的样板城市，周遭的敌对、嘲讽情绪也较其他地区更为显著。以相对中性而又带有积极意义的“健康”作为突破口，与外界进行交流，这已经是奥蕾群体中广泛认可的经验之一。
“肝胆排毒班”似乎是对上述经验的再一次验证。在其火爆的两个月当中，不断有来自下属次级市场的销售人员向团队领导汇报说这个活动如何带动了当月的销售业绩，如何让一些长期摇摆的消极合作者重新恢复了对“产品和事业”的信心。如以往许多产品体验、展示一样，“排毒班”不但能够让参与其中的普通消费者受到触动，也能让身处团队中的后进成员再次确信产品的神奇以及事业机遇的不凡。粪便中淘洗出的“结石”虽然多少有些恶心，但却如一个强有力的扭结，再次拴紧了奥蕾内外诸多要素相互之间的关联。
“洁净-污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早已为人类学家所关注。在其经典著作《洁净与危险》中，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提出的结构-秩序视角，奠定了这方面研究的基石（Douglas,1970）。在对《旧约》中食物禁忌的分析中，道格拉斯认为不洁的认定是对难以分类物的处理策略，是对结构所难以处理问题的再结构化（re-structuring）。道格拉斯的洞见在于，她明确了污秽观是一种文化秩序的表征，被排除在洁净体系之外的事项可以昭示结构的裂隙。污秽的确立毋宁说是秩序自我维系的必要参照。
道格拉斯的分析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研究中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道格拉斯的分析有几个重要的缺陷：第一，她没有意识到物质性（materiality）本身乃是符号秩序得以建立的框架和基础，换言之，人们并不能天马行空恣意妄为地在某物之上添加象征意义（参见Boivin,2008）；第二，道格拉斯的分析当中缺乏历史-实践的关照，历时性的象征秩序演变在她那里被简化为一套扁平化的符码，符号之间的关联性和生产性（productivity）消失了；10第三，物质世界并非一个绝对外在的、等待被人去分类的对象，物与人之间有复杂的纠缠关系，人的存在和意义有时候恰恰需要物系统的确认和提示。11因此，当下人类学在处理污秽问题时的几个基本共识包括：污秽事项的赋值包含物质性基础，判定污秽的标准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历时性展开的过程，人与“秽物”系统相互纠缠彼此塑造。
回到对“排毒班”个案的具体讨论，在这一体验过程中尽力寻找“结石”的努力也可被视作对“必要的秽物”的确认。
在“排毒班”的实践当中，高负荷的体育锻炼固然让参与者有一种具身式的体验，但真正让参与者“看见”自己身体的诱因却是内在于身体之中的异物、杂质：它通过淘洗粪便而显现出来，是身体在穿越社会变迁之中所沉积的“毒”。它既是生理性的，又是文化性的；既是一种必须被排出的异质，又显现着个体生命历程；作为污秽和有毒的物质它应该被尽快清除，但它又被不断地带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出现让亲身体验者感觉“身体确实轻松了很多”，同时又百感交集地慨叹此前的生活“太不注意健康”“太亏待自己的身体”。在笔者一年多的研究经历当中，从未有其他的物质能像这些蕴含着“毒素”的“结石”一样充分而直接地论证了奥蕾希望人们所获得的身体-道德体验：我们的身体、意识和生活本身都累积了太多的污秽，但污秽可以激励我们“重新做人”“好好过日子”。
由是观之，从粪便秽物当中显现出来的“结石”不但使身体显现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而且还是身体的维护成为一种道德责任。换言之，如果我们说“肝胆排毒班”是一种典型的具身体验，那么此处之“身”是一种道德之身。它既标示出一种被社会变迁以及自我“观念落后”所污染的肉身，又打开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实践空间。
事实上，这种将“毒-身体-自我”相关联的理解，恰是近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当中所揭示的一种本体论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拉图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追求净化（purification）的过程，12但是如同“我们从未现代”一样，杂质和污染从来也未曾从人类的处境中消失（Shotwell,2016）。“毒”是“现代生活的一类境况，一种伦理誓约的实质”（Langwick,2018:420）。这里的意思是说，“毒”的浮现往往昭示着境况的不堪，这种不堪的境况又需要行动者投身其中做出改变。对行动者而言，这恰恰是以道德性“发愿”作为引导进入新的生活实践的契机。例如，被“毒”所损害的身体可能缘于外力侵害，也有可能为自我观念意识的缺憾造就。但重要之处在于，为“毒”所损之肉身反而在“毒”被物质化、可视之后获取了某种道德力量，成为人们形塑新的自我意识甚至群体边界的基础（Fortun,2001;Petryna,2002;Roberts,2017）。
简言之，“排毒班”中的具身体验之所以能够如索尔达斯所期待的成为一种新的意义制造的起点，恰恰是因为异质性“结石”的出现。一方面，沉积的、具象的“毒素”使得净化成为一种必要的道德行动；另一方面，这个内含着“结石”的身体是一种“召唤”，它提醒人们肉身以及建筑于其上的生活都在万物包裹和时空演进的过程中时刻受外部“污染物”的渗透，因而脆弱不堪。
由此出发，笔者对“具身”概念的惯常用法产生了进一步的反思。身体并非一个孤立却具备感知能力的原点，等待着外力的触发。依照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观点，身体不但在本体论意义上处在与万物的纠葛当中，而且也会能动性地向外物发生关联（Hodder,2011）。在笔者所描述的个案当中，“结石”固然是被排出体外的异物，但它也可被视为是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身体的自我显现就发生在它与异物“结石”相脱离的时刻。没有物的嵌入，没有身-物之网的牵连，过程性的具身便难以达成。
其实，在人类学具身研究的早期经典当中，就已经体现出人与物的关联性的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并没有被凸显出来。13例如，在索尔达斯那篇经典论文当中，他所使用的案例是美国本土基督教驱魔治疗仪式。尽管他已经说明，仪式期间有诸多的符号和体验让人们“看见”自己的身体，但他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口头语言、声音、触摸等元素上，反倒对构成仪式本身的空间环境、物品陈列等可能同样重要的元素不置一词。14
总之，具身研究中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谓“与世界关联的场景”，就在于身体的存在系于其所处的万物之网，但是这种关联状态并非时刻显现。“肝胆排毒”活动虽然只持续一天，但它非常强调参与者与日常生活的脱离，要求整个过程必须在受到保护的封闭环境中进行。于是乎，对许多参与者，尤其是那些深受触动的成员而言，“排毒班”构成其短暂挣脱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件”（event）。正是在事件的特殊框架内，身体被召唤、被解释，自我-社会、当下-历史、生计-道德等诸多关联要素同时涌现，刺激出强烈的情绪反应。这将进一步展现具身研究的另一个面向：身体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显现。
四、具身：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与超越日常
若要追溯“事件”这一重要哲学概念的脉络谱系，将会绘制出一张上至柏拉图，下迄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巨大网络。但笔者在此处使用这一概念，首先是想将其与民族志材料相关联。所谓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乃是一种断裂式的特殊状态，它带来了日常生活意义系统的震荡或解体。但是这种断裂却内含着生长性的力量，主体于其中生成，努力地弥合裂隙，创造新的可能。事件的这种否定而又生长的特性，不是人类学通常所谓回归符号秩序，而是对这一秩序加以更新（齐泽克2016；吴冠军2017）。
本文以“事件”来理解“具身”问题受到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的启示。在其以巴迪欧事件哲学解释近代内蒙古社会政治变迁的精彩分析中，她批评人类学家只知解构主体，但却对社会事实中经常可见的主体行动及其影响含糊其词，反倒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冲击的哲学开始试图重新理解主体生成的可能（Humphrey,2008）。15通过对内蒙古17世纪以来两个历史事件的分析，汉弗莱认为所谓主体就是被激发出“敏锐而持续性的自我意识”，并且勇于通过决策将自己投诸于行动，以弥合意义的断裂。事件中跃升出的主体本身能够包容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
“事件”在人类学解释中的应用促使我重新审视“具身”问题。无论是在索尔达斯描绘的驱魔仪式中，还是在Z城奥蕾人的“肝胆排毒班”上，身体之所以能够被激活、唤醒，一方面是上文中所阐述的身-物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活动本身所引发的动荡和断裂。换言之，无论是剧烈的身体感受还是异物浮现对身体的确认，当事人都在对这一被对象化的身体的审视当中察觉出难以用先前语言加以表述的生活的异质性。
更进一步说，“具身”体验的事件性（eventfulness）提示我们，这里浮现出的身体带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不是熟悉的、日常的身体，而是一种陌生的，需要被重新言说和解释的身体；第二，这里的身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观看的对象，它召唤着主体付诸于行动，围绕其重新建立意义系统，这种召唤无疑含有伦理意味。
事实上，如果我们检视人类学具身研究便不难发现，在对具身范式的应用过程中，上述事件性往往被遮蔽甚至消解。“具身”之“身”往往只是一个被经验涂抹的饰面，只不过研究者强调这种经验本身可能是模糊、晦暗、稍纵即逝的。例如，人类学家萨巴·马哈穆德（Saba Mahmood）曾经对埃及开罗穆斯林女性中所谓“回归宗教”的现象进行分析。立足于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性别展演（performance）的强调，马哈穆德认为，批评者们的主体想象往往与能动性（agency）相关联，而能动性的评判标准则往往需要显示出“解放”“抵抗”等明确的反抗权力之倾向。但是她所研究的穆斯林女性虽然回归一套宗教正统的形式，但其背后的意图和理解却显然不是对这套形式的屈从。这些女性特殊的身体实践看似驯顺，但实际上是选择一种更加坚韧的栖居于世间的方式（Mahmood,2008）。
尽管马哈穆德明确使用了“具身”作为研究的关键词，但是在她的民族志呈现中，身体是一个缓慢的历史沉积，是在生活经验中匀速穿行的实体。它可以产生感知，也可以做出行动，但如我前文所说，这种身体成为一个被生活经验缓慢涂抹的饰面。这种理解并不影响马哈穆德本人的结论，但如果“具身”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仅是对某一状态的描述而已，完全无法成为索尔达斯所期待的范式。
人类学家谢丽尔·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同样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与汉弗莱不同的是，她所研究的个案与历史变迁之类的动荡不可同日而语，是所谓“小事件”（small event）。这里的“小”可以指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家孩子们参加游行方队比赛的录像并七嘴八舌加以品评一番的生活琐事（Mattingly,2018）。但是马丁利却坚持认为，事件本身所内涵的伦理意义，需要被还原于当事人自身的生命历程当中。援引伯恩哈特·瓦尔登菲尔茨（Bernhard Waldenfels）的“异己性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alienness），马丁利认为这些小事件给予当事人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而这种审视使得日常生活从“熟悉”当中浮现出彻底的差异性。这一时刻所产生的经验呼唤并要求当事人做出回应，这一时刻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伦理事件。
在“肝胆排毒班”当中所产生的身体感，以及被“结石”所刺激出的新的身体想象，如果脱离当事人自身的生命历程，很容易被认定是欺骗和谬误。但“肝胆排毒”这一“小事件”，确乎使相当一部分参与者都被迫做出充满伦理色彩的“回应”：或是对自己过往“不注意身体”的生命史加以否定，或是强调未来保护、强化身体如何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义务”。这一事件的特性，使得“洗脑课”的出现顺理成章。作为旁观者的王军和其他一些奥蕾人都捕捉到了这个事件所造就的契机，适时地以“洗脑”强化重塑自我和生活的必要性。“洗脑”之所以无需再加以避讳，就是因为它呼应着参与者们在这一“小事件”当中所感受到的“必须要改变”的迫切。
总之，如果试图去将“具身”问题丰富为一种有足够解释力和独特性的范式，“身体”就不能仅仅是一个被感知所触发、改写的对象。“具身”之“身”是主体在熟悉的日常经验川流中所发现的陌生面向，它使得主体难以再用既定的方式去理解、表述自己的身体。但是这并不像电影《异形》那样在身体之内发现怪物式的绝对入侵，相反，这种异己性的身体仍旧属于主体自己，它召唤着主体以一种伦理的姿态去抚平这认识上的褶皱，寻找新的生活实践。
五、结语
无论从哪种角度观察，命途多舛的“肝胆排毒班”都是本文田野研究中的“意外”。它所引发的轰动和招致的打压都暴露了奥蕾直销所掩藏的深层逻辑。人类学家总是试图潜入生活世界，在经验的“边角料”中寻找理解社会与时代的可能性。“肝胆排毒班”以及与之相关的“洗脑课”就是这类遭遇的典型，它不断地将微观民族志研究的视野带向更为宽广的时代背景，丰富着研究者对问题的理解。
“肝胆排毒班”参与者所获得的身体经验以及由此为基点而衍生出的自我反思，是人类学具身研究的典型例证。本文对“具身”问题的辨析是想重思这一概念在民族志实践中的多层次性。身体固然可以被感知所触发，但它却不是一个被动的、沉睡的原点。相反，身体与万物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身体不但深陷其中，而且它的每一次被激活都可能是日常生活微小断裂的“事件”。日常生活中伦理反思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事件”节点上论证一次次显现出来。
“肝胆排毒班”的戏剧性和“洗脑课”的激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既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奥蕾维持自身运转的秘密，又是许多Z城百姓处理其生命史经验的必要策略。或许在医学专业人员的眼中，所谓“肝胆排毒”无非是充斥着知识拼接的一套伪科学实践，映射着底层民众的盲听盲从。但是，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自我道德话语的叙事构建，以及淘洗粪便之后所浮现出的象征过去苦痛累积沉淀的“结石”，种种要素相聚合，无疑给参与者带来重新表述自我、想象未来的机会。对饱尝经济社会转型苦辣酸甜，但又没有太多表达渠道的当地人而言，这种生命回溯和自我重建自有其难以否定的意义。
也正是在Z城的经历使笔者意识到，当代中国人自我塑造并非笼统地遁入个体主义的封闭内省。相反，重塑自我的欲望也可能向外部的人、物、事攀援，必须经由与自我密切关联的外部世界来加以确认。“肝胆排毒班”以及众多吸引市民趋之若鹜的“财富讲坛”和“健康课程”，恰恰是人们联通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机会。16自我构建需要这类“小事件”，需要不断地产生意义的断裂和重塑。无论是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还是作为感官与伦理综合体的“身体”，都是一项始终处于“生成”（becoming）状态。其不断展开、拓进的过程，就是生活绵延不息的动力之源。
参考文献
陈信行，2016，《看见不洁之物：工业社会中知识权威的文化实作》，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冯珠娣、张其成，2019，《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吴冠军，2017，《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袁长庚，2018，《时代的热症:对传销乱象的延伸思考》，《文化纵横》第2期。
Csordas,Thomas J.1990.“Embodiment as a Paradigm for Anthropology.”Ethos 18(1):5-47.
Turner,Victor.1974.Dramas,Field and Metapho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冯珠娣（Judith Farquhar）一直强调在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当中本就包含自我机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因此在西方语境中颇有启发意义的“具身”对中国人而言属于多此一举。在其与张其成合著的《万物·生命》中，她将embodiment直接翻译成“身体”（冯珠娣、张其成2019:1）。但笔者认为，传统中文概念体系中的“身”固然有联通内外的意义，但却不强调当代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权力关系这一层次。因此本文仍旧使用“具身”的译法。
2(1)笔者对该公司的名称进行了匿名处理，特此说明。
3(2)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本文人名、地名均依照规范进行处理。
4(1)“系统”这个概念并不被奥蕾公司官方认可，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而是某一个极为成功的销售人员对其下属团队的一个命名。系统内部的销售人员默认彼此属于一个共同的“大家庭”，非常强调彼此协助，团结奉献。系统与系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有些甚至相当紧张。本文所谓“卓越”系统是奥蕾全球范围内市场份额最大的一支。
5(2)以2015财政年度奥蕾的奖金制度为例，当一个人及其下属销售人员做到自然月份内净营业额突破125,000元的时候，称之为“达标月”，而全年有六个月“达标”则本人聘位达到“高级营销主任”。但是，从这里开始，无论团队销售业绩有多高，该销售人员的聘位也不会再发生变化。只有当他的下属有三个分支市场同时做到“高级营销主任”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向上升级。从“高级营销主任”网上，每一个聘位的提升都以下属平行市场中“高级营销主任”的个数为准。当这一数字达到20时，他可以做到奥蕾中国最高一级，民间俗称“皇冠大使”。
6(1)基层奥蕾销售人员在生意扩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都会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也有人称之为“会场”）。这些“工作室”往往以“养生馆”的名义对外营业，奥蕾人及其下属销售人员会邀请消费者来此体验产品或接受刮痧、按摩之类的理疗服务。成熟的“工作室”会定期邀请成功的销售人员给自己的团队授课，或者组织更为复杂、系统的产品展示活动。“工作室”是衡量某一团队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7(1)这样做的考虑与奥蕾销售人员及其消费群体的特殊情况有关。他们除了各自的生计之外，都还肩负着繁重的家务职责，早八点至傍晚五点恰好是孩子已经送去学校，比较清闲的一段时间。
8(2)奥蕾（中国）公司明确禁止直销人员将已经售出的单一产品进一步拆分二次销售。但是在基层实际运作中，很多人都会违反这一规定。例如，将一整瓶维生素B的价格除以内含片数（300），从而可以以片为单位销售产品。这样做的目的有时是为了让新顾客“体验”产品，有时是因为市场特殊情况，消费者没有能力购买全价产品。后面一种情况在乡村社区尤为普遍。“肝胆排毒”活动期间，很多体验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销售人员那里购买产品，这也能带来一些零星的销售业绩。
9(1)基层奥蕾营销团队的道德主张往往都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论证基础之上。例如为什么富裕是一种含有道德色彩的责任，是因为贫穷就意味着无力为家人建设美好生活。这种二元图示的负面一极往往可以被用来解释为何营销人员在加入奥蕾之前生活并不尽如人意。简言之，负面是对过往生活的判定，正面则意味着重新起航后的生活、道德建设。因此，二元式的话语体系对于论证加入奥蕾的必要性、优越性而言至关重要。
10(1)韦伯·基恩（Webb Keane）提醒我们，存在一种“表征经济学”（representational economy），即不同的知识系统相互运作。人对物的象征体系的搭建是一个历史过程累积而成的结果（Keane,2003）。
11(2)对人-物之间关联网络的强调不仅是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推进，它还衍生出对人的存在处境的更为深刻的本体论思考。例如，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中，物同样可以是行动者，物与人的异质性联系同样能促使行动的产生（Latour,2006）。
12(1)陈信行（2016）系统地讨论过这种“净化”的政治如何贯彻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及法律逻辑之中。
13(1)早期具身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尤其是他对于“惯习”（habitus）概念的强调。但正如后来有学者批评的那样，布迪厄本人对其自身理论的现象学源流语焉不详，甚至对现象学本身做出过一些有欠妥当的批评，以至于实践理论的追随者常常忽视这一思想脉络中蕴含的更为深远的解释空间（参见Throop and Murphy 2002）。这一问题或可解释早期具身研究为何忽视“物”的意义。
14(2)人类学家梅拉芙·休赫特（Merav Shohet）在对一个越南老妇葬礼的民族志深描中强调，仪式上陈列出来的书写文本、器物构成了情绪抒发的基础，甚至会决定人们在仪式上感情的基调（Shohet,2018）。对于仪式这样的事件而言，物所构成的景观是其符号秩序和情绪生产所能够付诸实践的重要前提。
15(3)客观地说，汉弗莱的批评失之偏颇，至少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如何重新激活对主体性问题讨论进行过大量讨论。有学者认为这种讨论甚至起到了将主体性概念带回哲学思考视野当中的作用（参见Good,et al.,2007）。
16(1)此类活动不是奥蕾独有，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直销、保险、教育甚至金融、汽车等行业都会使用这种手段。一方面，人群聚集所产生的仪式感将自我和他人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知识和观念的传播其实是为参与者提供重塑自我的“语料”，而这种重塑往往又和“时代潮流”、全球化想象及地方发展史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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