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

樊  鹏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政治学既是一门人文学科，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或多或少都不能摆脱价值判断的影响，主流的政治学理论一定服务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实证研究，虽然方法号称“实证”，但其实无法摆脱本国政治的影响，强国的政治学一定是为本国政治制度辩护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构建一定有适应本国政治发展或对外输出政治需求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某种程度上展现这种自觉，这一迹象的出现，当然不能忽略国内外政治发展宏观背景的变化。

2013年中国政治学面临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变化，国际层面有二：第一，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成功控制形势，经济发展平稳，社会保持稳定，显著成就得到国际层面广泛承认；第二，中国崛起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随着中国央企的海外业务扩展，国际舆论“中国威胁论”上升，这部分源自于对中国政治体制缺乏认知。国内层面有二：第一，2012年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国实现了中央新老两届领导集体之间稳定的、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同时为下一个10年甚至更长期的发展定下了可预期的战略规划；第二，中国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络基本形成，中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远景目标。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两个影响：首先是国际话语权的微妙变化，西方民主制度一元论及其优越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被重估；其次，越来越多的共识认识到中国政府是今天全球范围并不多见的有效政府，它拥有强力的宏观规划、决策和国家执行能力，但是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机制和国建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更多的共识认识到中国正在追求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但是采取何种稳妥的方式推进其实现，尚需探索。

 反映到政治学领域，总体来讲，2013年的中国政治学面对的是一个十八大后的“开局”之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立”明显多于“破”，“向里看”（国内政治经验研究）的研究明显比“向外看”（国外理论和制度研究）更富有成果。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自信正在增加，对中国经验和实践的自觉认知和理论挖掘、阐释的欲望正在持续上升。

 

一、政治发展的路线设计研究呈现式微趋势，有关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明显升温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学界都保持着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采取何种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关注度极高的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新的理念层出不穷，先后形成了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宪政中心论、协商民主论等典型路径。学术趋势检索显示，从90年代开始，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都有一个高峰期（它们分别是1998年、2003年、2008年）。但是有意思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2013年全年，政治学界并没有迎来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高峰期，相反，检索显示2013年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明显降温。如果结合国内国际背景来思考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路线设计开始回缩有其必然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界对政治体制的消极反馈正在减弱。实际上，从google趋势检索来看“政治体制”或“政治改革”，可以发现关于这些宏观政治问题的社会热度近10年来呈现逐步降温的趋势。

在政治发展路线设计思维降温的同时，另外一个趋势却十分明显，近年来政治学界开始将更多的关注点和精力放在了中国自身制度建设、国家能力等反映体制有效性问题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援引亨廷顿的话“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但是中国政治学界真正开始广泛地关注中国政府自身有效性这一问题，是近几年的趋势。

政府有效性的一项重要基础是国家能力或国家基础能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界就有了国家能力的论述，以胡鞍钢、王绍光教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为代表，推动了中国分税制改革，迅速改变了当时不平衡几近扭曲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然而，此后数年内有关国家能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财税汲取能力和预算管理能力，世纪之交发展到国家的再分配能力。但是总体上，与政治体制方面的相关议题相比，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方面的研究相对处于弱势。2013年是《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北京大学专门组织会议邀请政治学界同仁加以纪念，当人们重新回味这部具有典型“经世致用”色彩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代表作时，还会发现有关国家能力问题研究的总体格局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10年来，政治学界对国家体制的关注度正在逐渐从一般宪法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向侧重基本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转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关于体制和制度有效性和国家能力问题的实证研究正在逐渐升温。如果说原有的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新左派和国家学派的理论关注点， 那么目前关于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则更多地带有政治科学的性质，关注群体更普遍。近年来，政治学界关于国家能力和体制有效性的研究已经大大拓展，根据学术趋势检索，自2005年以来，有关国家能力的学术成果收录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实际上，变化主要不在数量方面，如果分析这些研究题目，可以发现当前人们对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已经大大拓宽，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化发展，国家的社会监管能力和相关制度建设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认识到，中国要为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其必要前提在于需要国家具备一套优良的管制体制和充足的治理资源和能力，这与同期经济学界主张政府退缩、建立更彻底的市场机制的话语形成二重奏。

从2013年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来看，产生了一批以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十分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财税体制、再分配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又包括食品监管、药品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等社会监管体制，同时还有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反映时下政治改革热点议程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理论方面，继2011年刘亚平《走向监管国家——以食品安全为例》以及刘鹏《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优秀实证案例研究之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学者欧树军的著作《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探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这项研究用精细的理论思维和厚实的实证素材证明了“认证”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不仅在理论上对国家基本制度研究做出了重要补充，而且关照今天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还是加强监管型国家建设，无疑都需要国家的认证能力做基础。广泛参照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模式，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树立了很好的坐标。

在国家基本制度和国家能力实证研究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关理论概括和总结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治学文摘》在2013年年初转载了曹海军的《国家学派评析：基于国家自主与国家能力纬度的分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同期转载了曹海军、韩冬雪的《“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一文，这些文章敏锐地注意到当前中国��境下国家能力议题的扩展，并尝试通过中西比较在国家理论坐标中为中国国家能力研究找到合理位置。而陈那波、黄冬娅刊载于《北京社会科学》的《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一文则探讨了社会结构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关系，提出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这客观上是对当前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问题成为研究重点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反思西方民主，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和研究热点

    虽然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国家能力议题构成了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条主线，但是政治学界仍然有一股强力的声音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国家能力，而是国家的政治参与和吸纳机制的建设不足。2013年8月，“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有学者就提出，强大的国家权力建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分享，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规范。如何发展民主、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政治学界的视野。

然而，问题在于，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在中国政治学界，即使最亲近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学者，都不能无视这一现实。金融危机爆发至2013年已超过4年，国际范围内政治议程转变趋势明显，由西方世界垄断的民主一元论话语权遭遇挑战，全球范围内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思蔚然成风，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希望借危机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展开了有关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多样性的讨论。在中国国内，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自信”的口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消化现实经验，客观看待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探索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构成了2013年中国政治学发展另一条主线。

2013年年初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治学文摘》连续转载了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三位西方学者的文章，分别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以及《民主当前的危机》，旨在引介西方理论界视角解析当前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遭遇的困境。年度中旬，中国社科院在山东举办了“世界背景下的民主议程转向与中国学界的责任——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学术研讨会，就国际民主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年度类似主题的研讨和理论文章层出不穷。

在加强对西方民主发展经验进行反思、破除西方民主迷信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学者也开始了一系列“立论”的努力，旨在探讨可行的民主实现形式。王绍光教授发表在《开放时代》的理论文章《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立足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辨析了选举和抽选的优势与劣势，从国际范围内介绍了通过抽选方式实现民主权利的经典案例和可行性。同期《开放时代》还刊登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克斯•扎卡拉斯（Alex Zakaras）的理论文章《抽签与民主代表：一个温和建议》，借助西方学者的经验分析佐证了这一观察。作为可替代的民主形式，其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例如何显明提出了《治理民主——一种可能的复合民主范式》，何包钢、王慧讨论了《罗伯特•E.古丁的“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等。但是作为本年度与民主话题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在十八大改革议程中间接或直接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

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到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目标在理论界被结合现实经验表述为“参与式民主”。在今天，参与式民主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和制度需求。2013年，中国政治学界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相关研究，主流的讨论已经不再满足于介绍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或相关的理论辨析，而是立足国情，旨在探索契合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的参与式民主。政治学界的主流思想认为，探索一种以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民主，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路径，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有学者提出，中国所要探索的“参与式民主”，是一种“横向民主”而不是以西方代议制为代表的“纵向民主”，横向参与的主体是平等、独立、自由的个体，而参与的范围比纵向民主更广泛，参与渠道更直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参与式民主一大部分涉及民生议题，因此又称之为“民生参与式民主”。综合全年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有关参与式民主实验和制度探索的实证研究保持了绝对上升势头，问题集中在如何通过有效的形式扩大参与式民主的范围，热点则集中在与民生相关的预算参与和决策参与，《政治学研究》学术期刊2013年全年刊载了数篇关于如何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文章，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如果说“参与式民主”是学术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行模式的一种表述，那么发展“协商民主”则是执政党正式提出的民主改革路径和重点。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快探索发展协商民主，已然成为2013年学术界和党政领域的基本共识。

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2013年政治学领域对协商民主范畴的讨论大大拓宽。协商民主远不止于全国政协，而是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重要的层次和不同领域广泛存在。王浦劬教授将协商治理视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并且总结了协商治理在今天中国运行的四个层面，即政党之间的协商，人民政协层面的协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商以及自治性协商。其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党政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过程之间的协商，是各项民生参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自治性协商主要是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搭建平台，促进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也有学者基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实际存在的“党际协商论”“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三种概括，提出了富有中国式话语特点的“党群协商”作为协商民主内核的观点。党群协商的方式既包括群众就公共事务通过社团同执政党的协商，也包括群众直接与执政党的协商。这些总结和概括既来源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又对下一步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可见，中国要建立的协商民主政治，是覆盖政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广泛的民主治理体系。

 

    三、强调制度自信，对中国党政高层体制、过程和机制的经验研究成为新亮点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在于“发展基层民主”。在这一背景下，十七大以后的政治学大致形成了“向下看”的研究方向，基层民主实践及理论研究成为这个阶段的重点，这期间也产生了一大批基层民主建设和协商的研究成果。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提法，首次将政治建设摆放在突出位置。十八大报告同时提出全党要坚持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实际上，三个自信的表述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尤其是“制度自信”，表达的是对中国现行政治体系和制度的信心，这里所说的制度，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基层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于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在推动中国快速发展、解决中国自身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绩效。纵观当今世界，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效能，一个高效能的政治体制不仅需要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更重要的拥有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能力以及有效决策能力，引导社会预期，保障民生权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中国完全可以进入表现优异的前列。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大批重量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仅使中国平稳度过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在这期间还快速完成了基本社会保障网建设，许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主要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做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除了对内政策外，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并购、稀土出口政策的调整、对非援助与合作等多方面的重量级对外有效决策，也都使西方社会感到震惊。在这一背景下，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过程和机制是怎样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界在继续保持基层民主经验研究的同时，一大批学者将视角转移，与基层民主研究“向下看”不同，新的研究亮点更加注重“向上看”——2013年十八大“开局”之年所产出的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决定中国宏观的高层党政体制方面，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显示的、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注重从体制运作的角度认识和解释现实政治，这成为2013年政治学研究的新亮点，也为中国高层提出的“制度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注解。

2013年，胡鞍钢教授和王绍光教授带领几位青年学者研究出版的“中国制度书系”是这一亮点研究的代表。这套丛书全部采用经验实证研究，对中国党政高层政治体制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主题既有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机制的研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又有中央政府重大社会政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的研究（以新医改的政策制定为例），也有中国党政最高层次的决策机制的研究（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度为分析对象）。

在胡鞍钢教授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代表党和国家的不同领导机构，形成了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的“集体领导制”，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的分析，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体现为五大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这是迄今为止首部对中国最高层次的中央决策机制所做的系统研究。胡鞍钢教授有意识地将“集体领导制”与其他西方政治体制做比较研究，认为中国集体领导制具有更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王绍光和樊鹏的《中国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以新医改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的出台为案例，通过收集大量一手资料以及围绕政策参与圈的深度访谈，对今天中国重大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面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就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人们了解中国重大决策的过程提供一个清晰的画面。在这部书之前，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中央政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过描述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是20余年前美国学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等人提出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理论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中国的决策权被党政体系内部纵向和横向不同的决策体系和平台高度分割，围绕一项重大决策中央很难进行系统的协调，为了达成共识，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这些海外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九龙治水”为例，不少学者和媒体往往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中央体制的“政出多门”以及“协调难”“碎片化”等问题，这些局部性的问题很容易掩盖中国制度的综合优势。这部书对今天中央决策机制的新特征和新变化给予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中国体制内的部门设置并没有妨碍重大决策共识的形成，这是由于中央体制内存在多层次的协商和协调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中央决策过程变成了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多轮互动过程，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政府决策高效能表现的制度基础。

鄢一龙博士的《目标治理》一书，则通过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定历史与现实决策经验的考察，提出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成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计划，而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体战略规划，作者对中国五年规划制定过程的研究，将中国的五年规划解读为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2013年第6期的《开放时代》刊载了《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过程和机制：中西方学者对话》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同时探讨了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新概念：“规划”，它指代中国发展和决策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机制，其在战略政策的协调（strategic policy coordination）、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以及宏观调控（macroeconomic control）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系列讨论中，西方学者也开始援引中国学者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政策过程，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将规划称为中国决策过程的“核心机制”。他认为，与西方国家以立法为目标的政策过程不同，中国政府是以规划机制为核心的、可预见的政策过程，规划在中国远远超出一个政策文本或一个封闭的政策过程，是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调整政策的循环过程。规划机制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着评估和调整两大机制，决策者能够凭借这两个机制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优先顺序。

以上研究新亮点，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转向，过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主要以一般的静态制度研究和结构分析为主，缺少对制度运作机制动态的、过程化的分析和探究。而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体制、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则打着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即使有些概念和理论来自于对中国政治经验的观察，却由于时间关系无法对今天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做出正确的解释。相比而言，以2013年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是对中国政治体系实际运作制度的动态化、机制化的分析，不是大而化之的宏观论述，而是采取了政治科学的态度，针对具体制度和机制的微观分析。

 

    四、围绕影响重大的概念和理论问题，更加注重对中国经验和实践的解析与阐释

 

无论是国家能力研究、民主政治研究还是党政高层政治过程和机制的研究，这些新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本没有盲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虽然有理论参照和比较，但是整体上是从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出发，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通过中国的新经验来丰富或修正已有的概念和理论，或者借助社会科学式的因果关联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是经验性研究不断积累和升华的过程。例如在西方国家最先出现的“现代监管型国家”概念，在纳入中国社会监管经验和变革的经验之后，这一概念所蕴涵的内容和类型已然得以扩展和丰富，这是中国政治学界灵活运用社会科学方法重视经验分析的产物，也是集体理论自觉的产物。

2013年有关中国政治体系、过程和机制等方面研究成果的丰富，表明中国政治学界拥有了更多的理论自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将研究放置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经验的基础之上。例如“中国制度书系”不仅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而且基于中国经验和实践，进行了概念的抽象和理论化的提升。胡鞍钢教授提出的“集体总统制”的概念，显然具有深刻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的意味，作者本人认为这一体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王绍光教授提出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的概念，同样看重中国政治文化和制度体系中重视共识的传统，中国拥有解决当下现实政治发展问题的丰富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2013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主编的《中国发展道路》出版，这是另外一部“从中国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年度巨献。该书以长视角和“整体史观”考察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武力提出“中国在政治、经济的实践方面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最大的瓶颈是在学术上怎样运用中国范畴、中国话语有效地解读中国实践，让世界听明白”。与此前类似主题的研究相比，武力的著作摆脱了抽象谈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方法，也不同于“中国制度书系”从当下现实经验概括中国制度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从历史角度审视中国发展道路。在武力的历史研究中，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而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摸索出的重要经验，对这一经验的总结，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与重大决策面前是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向并制定适宜的战略。

2013年年末，曾经两次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制度主讲人的党内理论专家房宁出版了《民主的中国经验》，这部书稿既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发展民主经验的产物，同时又结合了作者近年来在东亚地区走访调研进行民主的国别比较研究的一些思考。可贵的是，与过去的民主理论和民主问题研究相比，这部书不是就民主谈民主，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地理、资源分布等结构性分析，提出了中国需要发展的国家权力和民主的诸多“条件”，进而解释了所谓民主的中国经验。

不仅依据中国视角研究中国，中国的政治学者还在越来越多地结合中国经验审视国际上流行的政治概念和理论。例如著名的“公民社会”概念和理论，在20世纪后半期风行世界，在中国这一概念也经历了不断被神话的过程。2013年，有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以“人民社会”的概念替换。这是因为，相比较于西方的公民社会，“人民社会”中的政府与群众是一体化的，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虽然这一观点在理论界引发较大争议，但是从“人民社会”概念提出的初衷来看，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国情，为中国自身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类似的理论和观念碰撞虽然极富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但是从中国政治学在2013年的发展来看，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将会因中国而改变。在未来的政治学发展蓝图中，比较政治学将不再是过去外来概念和理论的简单输入和对中国的牵强解释。相反，中国将作为政治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验基础之一，正如20世纪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经验基础是西欧现代民族国家，21世纪的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基础将是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