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融合到产城融合:“媒体城”的发展策略及创新实践

作为经济转型与城市优化的特殊衔接,不同“媒体城”在不同城市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差异:MENA地区媒体城体现了创意集群在要素构成、要素关联方面与传统集群的差异;曼彻斯特媒体城则正在经历从要素构成更新、要素关联改变向社会关系调整的纵深探索;相对而言,上岩媒体城则基本完成了上述发展进程,初步实现了产业融合向产城融合的转型。未来,唯有确立要素集聚、产业建构的功能属性,同时回归社会建构、城市发展的目标属性,“媒体城”才能真正形成垂直分享的弹性生产网络,以此充分发挥文化在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可替代的中介、转化作用。

媒体城; 创意集群; 城市更新; 产城融合; 媒介经济;

作者简介： 杨扬(1987-),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传播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创意城市、文化产业、城市社会学。;

基金：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社会’有机更新视角下的北京老城棚户区改造研究”(18SRC02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计算社会科学背景下数据驱动传媒业的创新与实践”(2018M641312);

文化产业集群在产业经济转型、公共空间营建以及城市气象更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垂直分享的生产单元网络,能够灵活应对产业发展中的高度不稳定性和普遍存在的风险,带来特定的传统、情感和规范印记,为地方营建独特的艺术气氛和经济价值;同时在生产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结合下,文化集群能够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创意场”,激发个体的创意创作活动,丰富市民文化消费活动的内容和层次;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推动下,城市能够再换新颜,为居民及其下一代创造出新的生活样态,让城市居民拥有更美好的心境。

当下,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意识到媒介经济和传媒产业中蕴藏着巨大的商业附加值,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以挖掘本国的经济潜力,而“媒体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集群,无疑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作为一种媒介经济综合体,“媒体城”既是一个产业集群概念,也是一个城市空间概念。学者本·戈德史密斯(Ben Goldsmith)和汤姆·欧瑞根(Tom O’Regan)将“媒体城”定义为“租户围绕‘媒体服务’而进行群聚(的现象),参与成员包括以媒体生产为重点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公司、电影和广播等公司以及相关的培训设施。”[1]。学者奥利·莫得(Oli Mould)认为“媒体城”在地理级别和运营方式上存有不同的层次,或者小规模地分布在地方城市群中,或者散布于国际化的文化大都市,但从整体上来看,“媒体城”是全球媒体城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相关城市在国际媒体行业的运营能力,因此莫得将“媒体城”定义为实体的(physical)、元规划的(meta-planned)、有特定的目标(purpose-built)的媒体和创意产业知识中心[2]。

基于上述界定,结合现实背景,媒体城是如下两条实践线索共同作用的产物:第一,媒体城的出现内在于文化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第二,媒体城的出现内在于现代城市功能结构的变迁。首先,当今文化产业正在全球各个城市形成多核心发展的经济样态,无论是洛杉矶的电影产业、纽约的时尚设计产业还是伦敦广告产业、台北音乐产业等,都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城市区域开始成为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网络节点。因此,尽管互联网的发明及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结日趋重要,但文化产业的“逆向聚合”倾向却日益凸显,由此促使特定产业集群与特定城市区域日益在地对接,而媒体城无疑是实现这一对接的可选纽带。其次,自第三次科技革命肇始以来,城市承载的传统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正在经受高频信息传播与高效信息交互所带来的“时空塌缩”的深刻影响,这导致城市可能在最大程度地淡化生产关系的历时性沉淀与共时性架构,它只有不断重组空间结构、不断创新空间内涵、不断融入全球范围的信息、人才、资本的剧烈流动,才有可能在新的维度上实现城市之为城市的意义,而媒体城无疑是满足上述需求的重要功能载体。

具体而言,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媒体城”有中东和北非地区(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以下简称MENA)的阿拉伯媒体城、韩国的上岩数码媒体城(The Sangam Digital Media City),以及英国的曼彻斯特媒体城(Media City UK)。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媒介经济综合体虽呈现出相对一致的结构形态,但却具有差异化的生成路径与空间定位,由此组成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媒体城建设图景。

对于长期依靠石油行业发展的MENA诸国而言,“媒体城”及其所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当地经济转型的一脉重要力量。当下,中东地区长期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大的弊端,一些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国家都开始积极改革,除了通过“石油美元”来开运河、建机场、筑港口,积极发展旅游、金融、物流等产业之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约旦等国还在不断引入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向由服务业驱动的第三产业转型,而这也正是“阿拉伯企业家主义”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体现。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约旦是该地区第一个提出创建“媒体自由区”的国家[3],该项目于1978年就开始启动,1982年以公私合营的模式投入使用。这个经济综合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免征企业税收、个人税收以及关税,因此这里有较低的经营成本和相对容易操作的应用程序;同时它在内容制作、节目播放、远程播放、信号传输等方面都颇具规模,阿拉伯广播电视台是这里的主要租户,其提供的采集服务器和归档系统能够服务于60个频道端。随后,埃及媒体制作城的工程建设于1992年启动,建成后的园区不仅是绝佳的电影电视剧拍摄点,还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其分布的建筑样态包括法老城市、伊斯兰村、儿童村、水下拍摄区、海豚区,等等,具有一定的休闲度假功能。

相较于约旦与埃及的媒体城,作为后起之秀的迪拜媒体城在中东地区显得更加耀眼,它位于迪拜中央商务区以南约20km的白色沙丘中,项目于2001年1月正式开始营建,在巨额资本的推动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飞速完工。当前的迪拜媒体城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媒体社群,拥有2万左右的媒体人在此工作,入驻单位囊括了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BC、中东广播中心、索尼、OMD、ITP、李奥·贝纳(Leo Burnett)等两千家国际及地方媒体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迪拜媒体城也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它为自由职业者和公司提供了独特的设施,促进人才、创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此不断融合并开花结果。

超越产业维度,“媒体城”也代表了伊斯兰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诉愿。“从媒体城的外形来看”,大部分的建筑形态都是时尚和摩登的——闪亮的玻璃外墙、大色调的窗户、时尚的装饰品,等等,均体现出了与世界前沿相一致的审美脉动。通过这种新潮的、普世的设计风格,“媒体城”彰显出了伊斯兰国家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成为重要媒体活动参与者的诉求,体现出了他们渴望打破西方社会对阿拉伯世界所持有的落后保守的偏见,试图不断用自身创造出的影像作品向世界发声,更好地展现本国的传统和文化、更快地融入到全球化潮流之中。史蒂芬·奎因(Stephen Quinn)等学者在《三个媒体城的故事》一文中评述道: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和导向跨越式的经济发展之外,这些城市也闪烁着“现代性”的符号光芒——为阿拉伯世界中散居着的媒体人铺平了返回家园的道路[4]。受MENA媒体城建设的启发,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苏丹等中东其他国家也都在此之后陆续上马了各国的媒体城项目[5]。

综上所述,MENA媒体城的兴盛标志着现代性在MENA落地生根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一可能性的面貌依然是外在的,那么MENA媒体城还内在地揭示了产业集群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就此而言,它将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集群的新型聚合样态,对MENA地区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纵深拓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集群”(Cluster),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波特(Michael E. Porter)将其定义为“在特定领域中具有相关性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学层面上的集中”[6]。在知识与信息主导生产要素的当下,唯有围绕人才、资本、科技等创新要素,通过集中化的专业劳动力市场、知识溢出效应、持续信任关系实现社会资本、服务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才能最终从传统集群的空间集中转向创意集群的功能拓展。

“媒体城”作为全球媒体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极大地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及提升。具体来看,创意集群所创造的经济学价值有:集中化的专业劳动力市场、知识溢出效应、持续信任关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服务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7]。MENA地区的“媒体城”看重的就是创意集群可以为城市经济创造出的“点石成金”的魔术效益,为此它被视为是MENA各国“后石油经济”(post-oil economy)发展战略的明星项目,也是这些国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塑造国家形象重要抓手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媒体城”不仅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更均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力图通过媒体、商业、技术和金融等所产生的协同作用推动当地经济在新千年里能够继续前进。

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多项后遗症,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等充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政府不得不将扭转城市发展方向提上议程。文化创意产业是曼彻斯特在转轨时期谋求发展的核心力量,不仅推动了原有轻工棉纺业体系的革新,更提升了城市的硬设施和软环境,为后期服务业转型打下基础。自英国政府于1984年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后,曼彻斯特看到了创意产业所蕴藏的巨大的发展潜能,在政府的推动下,“曼彻斯特科技城市计划”等一系列规划开始陆续出炉,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曼彻斯特以创意经济为立足点完成产城一体化建设,以便打造出一系列多业态融合的复合型社区。

在上述规划框架下,2004年底BBC宣布将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码头(Salford Quays)列入选项。这个地区拥有悠久的航运历史,1894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20世纪时曾经是英国最繁忙的船坞运输系统。1985年索尔福德码头开发计划正式确立,这里开始成为了英国第一个、甚至也是最大的城市再生项目。2006年7月,索尔福德码头又被正式选为英国媒体城项目的所在地,其目标是将索尔福德打造成为世界最大的媒体品牌之一,目前这里入驻的媒体品牌有英国广播公司、英国独立电视台、数字媒体服务提供商dock10、广播电视行业服务商SIS,除此之外还包括索尔福德大学在此设立的学术机构,为学生和从业者提供新闻、动画和电视纪录片等相关媒介课程,在历时十多年的开发之后,该地区已经开始成长为欧洲重要的数字和创意产业中心[8]。购物娱乐活动也是曼彻斯特媒体城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劳里奥特莱特、Vue电影院、维珍健身房等品牌相继入驻,索尔福德码头开始成为当地最富有聚集力和吸纳力的新商圈之一。

综合来看,曼彻斯特媒体城对于工业城市��转型来说具有典范意义。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城市或早或晚都会收到一份“转型”通知单,环境污染、经济萧条、人口外移、城市衰退成了这类城市宿命般的“弊病”,美国的底特律、英国利物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德国鲁尔工业区、中国的东北地区等无一逃脱,昨日的他们被工业革命赐予了无比辉煌的荣耀,今天却在新技术产业的高歌猛进中趋向衰落,沦为遭人遗弃的“铁锈地带”。荣光已逝,繁华不在,所有的重工业城市都在积极勾勒后工业发展的蓝图,然而除了引入先进技术重新武装传统制造业之外,或许发展创意经济也是一种可供探索的新方向。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衰败区重塑项目,曼彻斯特媒体城不仅需要在产业层面获取新的经济驱动,还需要在城市更新的脉络下考虑这一新驱动能否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生态。例如,未来如何将文化企业的盈利诉求和所在地区的人才结构相匹配?如何将BBC的发展与索尔福德的现实情况相结合?都需要双方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和融合,而这些也是媒体城项目将普遍面临的挑战。

这一挑战背后的关切在于:任何媒体城的建设,因其综合性、根植性的形态特征,都是一个从文化问题出发,最终必然会向城市生态回归的过程。相比于“创意经济”这一相对单向度的产业建设问题,城市更新更是一个综合性、立体化的社会建设问题。这就导致了当我们面向城市更新时所要考虑的问题要比创意经济所要考虑的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如果创意经济仅仅考虑产业转型的共性特征,而忽视这些共性特征与当地社会生态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那么创意经济将使自身发展既隔绝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也隔绝于当地文脉传承、文态延续与文化认同,最终无法使产业的生产活力真正地转化为城市更新的内生活力。

在此关切下,相比于传统城市更新的“脱域”路径,媒体城能够形成根植性更强的“生产—生活—生态”综合体,在不断吸引优秀媒体创意人才、持续产制优秀影视作品、创意作品的同时,还能够充分提升地方就业机会、提升地方的品牌声誉,建构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电影院、音乐厅、餐厅、会议中心、百货区、主题公园等,最终集聚为城市的休闲憩息中心和娱乐消费中心,甚至进一步助推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开发与拓展。而这些要求都将是曼彻斯特媒体城除却发展创意经济之外,意义更加深远的公共担当与社会职责。

韩国媒体城位于首尔市麻浦区上岩洞,占地约56万m2,这里汇聚着大量娱乐、信息、设计等制作公司,是一座巨大的数字媒介经济综合体;同时它还拥有一系列与媒体技术相关的博物馆和体验馆,是城市中重要的休闲空间,能够满足公众们对高科技产业和未来世界的好奇。上岩媒体城本身由一座工业废料堆积的垃圾填埋区改造完成,2000年左右,时任首尔市长的高坤(Goh Kun)宣布上岩千禧城计划将落后的上岩洞地区改造成为融合自然风光和媒体行业的未来城区,而“媒体城”是上岩千禧城项目的一部分,是当代韩流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在这里,政府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高科技展示馆和电影馆以向各国游客介绍韩国独特的内容产品、展示大韩民国国民卓越的创作能力。

作为一个融合了现代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综合体,上岩媒体城配备了世界顶级的媒体设施,容纳一大批领航级的数字内容制作公司和研究院所,学术、产业、研究等在这里不断融合,推动着首尔不断成为亚洲区域首屈一指的知识中心,甚至成为全球数字媒体行业的重要核心之一。作为媒介经济综合体,上岩媒体城容纳了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是数字技术的成长摇篮,能够不断培育相关行业,完善商业支持服务,加强现有企业的革新能力;对于繁荣的都市而言,上岩媒体城容纳了公园、咖啡馆、有活力的街道、舒适的住房设施等,是一个能够提供丰富文化体验的生活社区;这里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宽带光纤通信网络,提供无线和卫星电信服务,供游客可以免费上网,让数字信息服务遍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数字媒体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数码内容开始渗透至公共日常生活,韩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媒介经济在未来将拥有无限可能的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它看到了媒体行业的整体进步不能仅仅依赖于生产端和服务端,更在于消费端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为此它们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平台,不遗余力地向韩国国民及世界游客普及新科技,一方面帮助大众了解韩国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增强本国国民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在世界游客群中不断提升韩国的国家形象,其也可以视为是面向全球媒介消费群体做出一种潜在的营销,以传递知识来激发探索兴趣,以刺激兴趣来拉动消费需求。走进上岩媒体城,在DMC宣传馆里,公众能够看到即时技术对生活空间的影响与渗透,亲眼观赏Info-Booth、IP-Intellight、E-board等先进设施;在数码阁里可以看到大量与IT相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和探究IT技术原理,感受数码画布、数码旋律、数字生物感应系统等新事物为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在韩国电影博物馆,民众们可以体验韩国电影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增强对韩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基于数字媒介经济综合体的建设,上岩媒体城逐渐成为首尔城市生活重要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指的是当代城市生活中的“非正式的公众聚集地”(informal public gathering places),是一个城市最能体现活力及多样性的地方,其核心价值是强调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文化包容性、信息密集性与空间弹性[9],民众们在这里得以开阔视野、放松身心、愉悦性情。

对很多市民来讲,今天的城市越来越体现出了文明社会中内置的冷漠与疏离等缺点,因此未来的城市发展除了强调体制安排、空间规模、经济发展和优化住宅外,还需要通过增加公共休闲空间以加强社会凝聚力、改善地区的氛围、增加城市吸引力,而上岩媒体城无疑是城市中一处可供“呼吸”的文化自然空间。此外,当下城市化进程的“狂飙突进”往往会遗落城市精神的创建,为此需要通过增强城市生活交往的文化调性来强化城市主体的身份认同[10]。而作为先进的数字技术与自然环境共存的经济综合体,上岩媒体城不仅推动了韩国媒体公司的聚合与发展,促进了韩国文化内容制品日趋丰富与完善,更为市民及游客亲近自然、亲近城市、体验新潮、感受前沿提供了新的平台。

虽然MENA、英国以及韩国三个地区的媒体城都根植于不同的建设背景,因此衍生出不同的发展脉络,但是从这三条脉络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于媒体城建设所普遍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 产业要素更新阶段。在此阶段,媒体城通过人才与科技的聚集,努力提升信息、知识、创意参与生产的能力与范围,以此突破传统发展格局;第二,要素关联改造阶段。在此阶段,媒体城通过打造灵活、多样、高效的互动平台、交流空间、对接机制,实现新要素的全节点共振,进而激发产业链的纵向整合以及产业链之间的横向融合;第三,社会关系调整阶段,在上述新的要素构成与关联的基础上,媒体城将引导全民共创、共治、共享,最终构建在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生态。目前,MENA地区媒体城尚处于从产业要素更新阶段进入要素关联改造阶段,曼彻斯特媒体城则处于从要素关联改造阶段转向社会关系调整阶段,而相对而言,上岩媒体城总体上完成了由要素关联改造转向社会关系调整的纵深迈进。

因此,上述三个地区、国家的媒体城建设的核心线索,归根结底就是从产业融合走向产城融合。如果说产业融合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激活生产要素的创新集聚、横向流动,那么产城融合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引导这种横向流动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垂直共生。媒体城的建设经验表明,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虚拟疆域依然无法替代实体社会的存在,城市乃是从市民到文化工作者获取与实践美学创意的核心载体。换言之,文化创意与产业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栖居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因此,唯有确立要素集聚、产业建构的功能属性,同时回归社会建构、城市发展的目标属性,“媒体城”才能真正形成垂直分享的生产单元网络,灵活应对产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和普遍风险,由此真正发挥文化产业在经济转型与城市优化之间衔接、中介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