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世界之中的知识生产

——共同体意识与海外民族志

高丙中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中国海外研究”（下）专题。

编者按

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我们多年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国海外研究”的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矫正我们对世界的片面认识。同时，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所在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的本届论坛，将聚焦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论坛涉及的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的“天下观”和“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发达国家的海外研究经验、当代中国的世界观等。

首先，谈谈“海外民族志”的概念与话题。我想说，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方式一直是对文字感兴趣，即使学者人在国外了，也只是在国外收集现成的文字，不会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这是一种很“中国特色”的国际现象。这是我们知识生产的大问题之所在，尤其是在人类学这个框架里面。因为人类学原本就是一国的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研究，但是在中国恰恰只是做国内的调查研究。这样的学术状况当然有它形成的原因，今天我们把它作为问题看待的话，就是要找一些新的视角，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并对新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

今天中国要发展，在空间上就是一个走进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观念和知识生产上就是一个把国际社会纳入我们的思想、纳入我们的知识生产体系的问题。这里在行动层面会涉及国际的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在学术层面涉及的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共同为人与物进入国际社会创造知识条件。

海外民族志作为一个话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回应时代需要的产物。民族志是人类学所发展的方法和知识载体，民族志本来就是关于海外的，但是在中国，其主流或者说范式就是做国内的。在这样的一个范式下，要遵照通行的人类学的常规做法，我们就需要加强“海外”的内涵。

我想说的民族志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在中国，人类学这个学科比较小，而且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它的发展好像不那么重要，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如果说要在整体上发展得更好的话，大家要把人类学看作一个一般的方法。因为获取经验材料有两个学科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是社会学，它是依靠统计分析；一个就是人类学，它是通过深入观察，以民族志来呈现经验材料。社会学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而人类学发展严重滞后。我们受过专业规范训练的学者，去获得世界的或者说中国当下的经验或直观感受，在中国学界是极其不发达的。这种不发达，既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表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制约条件。就是说，在当下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的学科议题，而且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议题。作为经验研究的一种规范、一种方法、一种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在知识生产这么一个框架里面来谈社会科学，来说中国的海外民族志，我想把中国作为生产空间，把中国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看待。把中国作为一个物的生产和知识的生产，这两者之间既有对应的关系，也呈现一种脱离的关系。我当然是从类型学上来说的，并不是说在经验上全**子的。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场地，不仅产出物品，也产出知识。原来的物品生产是自给自足，我们自己生产，然后在国内流通。作为物品的生产，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工厂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世界工厂是指中国作为一个生产车间。但我们说的世界工厂，应该是利用世界资源，在世界范围设立生产点（车间）。显然，生产已经脱离了中国这个空间。但是作为知识生产，提供第一手材料的经验研究在调查的对象上还限于国土之内，还未能像物品生产那样跑到国外办厂生产。

以上是对我们做海外民族志的出发点作一个交代。

到海外去，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范畴，现在应该是一个时代的需求。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我们原来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所说的世界我们都没有去过，只是想象的世界。现在我们的人、物品已经到了世界各地，但我们的专业队伍中，与经验研究紧密相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专业却没有能够及时地走到整个世界当中去。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学发展上，经验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1918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到民间去”的运动。这就是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参与观察，看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收集第一手材料，然后再谈论这个社会该怎么办。近些年，“到海外去”的观念涌现了，虽然还没有成为运动。国内好多大学，好多学者，想到海外去做研究。这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把我们参与观察的方法也推进到海外。那么，做海外民族志就是这么一种阶段性的表述。

到海外去，对于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他们已经在海外多年了。例如，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关注，一直在做研究。通过人类学这种规范去到别人的社会，对别人的社会有一个长期深入的观察，基于这种参与观察来理解当地社会，还没有在中国学界成为实际操作的路子。就是说，我们还缺乏这种“进入海外社会之中”的经验研究。在这种路子的研究中，观察的不仅是精英，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观察他们怎么承载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价值。

如果把整个中国学界作为共同体的话，概括起来，知识是一个共同体的伴生物。因为你的所想是共同体里产生的，就是提问题，它也是在共同体里生产出来的问题。我们写出来，只说明我们是特定的生产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个人活动，它是有共同体属性的，尽管它是一种个人创造。个人立场在种族、性别等方面有自己的认同，个人研究可以做相当多样的选择，但不管怎么多样，都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在共同体的概念里面，反过来，我们把一个共同体作为表述主体来看待。现在我们来看海外的研究，我们个人在场，是通过学界的在场，通过中国人的在场，来承载和表达的学术。个人的在场，是共同体在场的一种方式。

西方人类学反思西方学科的发展，例如人类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们已经进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非西方学术的后来者才有一个参与的好机会。

在场者编织故事，不在场者就只能听故事，或者虚构故事。当然，我们经验研究是不能虚构故事的。叙事体现的是主体的观念，例如它的情感表达方向，例如认同。这些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有自己的叙事，或者说，它有这个叙事能力和没有这个叙事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民族志里面是讲感受的，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他们的人类学家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家族、民间信仰感兴趣，他们在表述中国的时候，认为这是中国特点。这些以密集观察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中国的观念，与我们中国人自我建立的观念有非常大的差别。你是只能成为故事中的人呢？还是你也能够把你的观感表达出来，并同时建立起你对整个世界的表述？在这个格局里，你不能让自己的叙事有一个位置，你这个共同体就处于一个弱势的或者扭曲的位置。

这个世界格局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主导的过程所造就的，西方建立起来的一套关于价值优劣、时间先后的模具，型塑了不同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世界关系的结构。现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发展起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会。这也是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愿意看到的，因为边缘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的自我反思也是一个补充。确确实实，后来者的加入，对原来关于价值优劣、时间先后的结构是一种冲击。这些在原来的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共同体感到不平等、不满意，那你就表述你对国际社会的认知，为国际结构的重构创造知识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具有多重意义。一个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基本只是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感兴趣，例如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服务，提供关于民族政策、国际关系等等的知识，就是定位于为中国服务的。“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则需要首先重视整个世界学术的共同规范，体现人类的普遍价值关怀。中国学人从事社会科学，确实有这两个维度，我们一直重视“为中国的”层面，现在要重视“在中国的”层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中国人做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体现中国立场，但是再怎么“中国”，也还得充分认识到毕竟是“社会科学”，要保证学术的普遍规范得到遵守。中国的知识共同体，必须既是中国的，又是知识界的。它毕竟不是一个政策研究室，还是有一些规范和普世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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