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以小股东运动为例

周建军

原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

【内容提要】正如自由放任非自然形成，韩国财阀的形成也是一个政治的产物。除了政府的金融和产业等政策支持，不少韩国财阀直接源自韩国国有企业和公共资产的贱价私有化。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也成为了当下韩国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力量之源。为了拯救处于困境中的韩国财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公司治理的方式，股东积极主义被引介到韩国。过去十多年里，韩国小股东运动在抵制财阀力量扩张、改善公司治理、促进经济民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股东运动及财阀改革是理解当下韩国资本主义的极好注脚。

【关键词】资本主义　财阀改革　小股东运动　公司治理　经济民主 

一、引言：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经宣称历史将在资本主义终结。他声称：自由民主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因而导致“历史的终结”。此外，“经济学的自由法则——自由市场——自二战之后，已经扩散并且成功造就了在发达工业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空前的物质繁荣”。不管福山的论调是否正确，“历史终结论”的呼声，作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作为一个完美的模式，被世界各国大量地复制和传播。即使那些在过去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经济体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影响，其中包括像韩国这样在过去被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模式的东亚国家。

伴随着“历史终结论”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广泛传播，相应的批评和提醒之声也一直不断。《头碰头》的作者梭罗（Lester Thurow）甚至在1992年就预言并警告“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将有陷入金融动荡或垄断的趋势。如果政府不拯救，美国运作的金融资本主义将会崩溃”。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除去经常抨击资本主义的左翼学者——如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不少主流学者——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会可能暴动和崩溃。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更是戏称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柏林墙”的倒塌。学者的言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声音。在美国，根据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次调查，只有53％的美国成年人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20％的美国成年人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27％的美国成年人不确定哪种制度更好。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37％偏爱资本主义，33％偏爱社会主义，30％不确定。在欧洲，自金融危机以来，游行示威一直不断。在最近反对G-20峰会的游行中，游行示威者大声地宣称“资本主义不行了”。

明显的，在经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在美国，为了从危机中拯救资本主义，政府甚至开始国有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然而，在过去，美国政府通常对其他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说三道四，并极力促进其他国家的私有化。在韩国，为了拯救被财阀控制的资本主义，自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政府和社会就已经开始了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宏观到微观层面，通过在国民经济所占据的巨大份额和众多企业中高比例的交叉持股等，韩国的财阀们牢牢地控制着韩国经济的命脉，并影响着韩国的社会和政治。而与之相对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机制也还不够强大到去颠覆既得利益集团。在韩国，小股东运动可以被作为一个好的例子去窥探韩国财阀改革和拯救财阀资本主义的努力。

不得不强调，韩国小股东运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财阀改革的复杂背景之下。历史上，作为一个政治运作的产物，韩国财阀的形成是高度政治化的。如今，韩国的财阀改革也仍旧是高度政治化的。那些支持改革财阀和反对改革财阀的力量，在韩国社会内部激烈地争论并争斗着。这篇论文将尝试对当下韩国资本主义的困境和拯救韩国资本主义的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讨论。这篇论文的内容整体安排如下。本节是论文的引言介绍部分。在第二节中，韩国财阀资本主义的相应背景将被介绍。这些内容将包括韩国财阀资本主义的当下影响、财阀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因。在第三节中，作为对财阀资本主义的回应，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将被介绍和讨论。这些内容包括小股东运动的兴起、具体的事例和方法、小股东运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第四节中，沿着小股东运动局限性的讨论，其他经济改革的可能选项将被讨论，特别是多样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等。

二、韩国资本主义：财阀的控制

发展经济学曾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作过严格的区分。诚然，不能否认经济增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未必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总是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也意味着社会分化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稳定的关系，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研究指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经常涉及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将引起不同产业重要性的巨大变化、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产品的地缘配置，并导致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地点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巨大变革……此外，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明显的，不管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力量。”韩国的案例或许可以增进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不稳定或分化关系的理解。

（一）经济增长作为不稳定的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其出色的经济表现，韩国总是被当作一个后发展的成功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96年，韩国就由于其出色的经济成就加入了OECD组织。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的确，相比过去的贫穷，韩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化，在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韩国政府已经跟不上与复杂经济活动相应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由于对财阀的经济依赖，国家丧失了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和决定性作用。基于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和企业内部的高额交叉持股，韩国财阀掌控着韩国的经济命脉：前30大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雇员占到了雇员总量的10.7％；前30大财阀企业的制造业销售额占到了销售额总量的45％；前30大财阀企业的制造业增加值比率占到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41％；前30大财阀企业的资产比例占到了总资产比例的50％。特别是，通过家庭成员直接持股或者非家庭成员的间接持股，财阀企业股权的交叉持股比例达到了48％。韩国的财阀头目通过这样复杂的交叉持股，牢牢地控制着其旗下的附属企业。除了制造业，韩国财阀也试图涉足金融业和媒体。韩国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金融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基于这些在金融业的股份，韩国财阀能对银行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贷款方面。而在90年代之前，韩国的金融和保险业，一直禁止财阀企业的进入。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利用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企业内部的高额交叉持股比例、对金融业的影响等，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的命脉。

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一个社会中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变化太快，那必然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的不稳定。在韩国，在经历了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化之后，政治矛盾、社会和经济矛盾被大量积累，诸如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增加的寻租腐败、公开挑战政府权威以及其它导致社会损失的经济犯罪。一个最新的韩国官方背景的研究报告也承认：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融合（social cohesion）。而根据OECD报告，韩国的GINI系数排名仅处于OECD国家的下游水平，同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相差无几。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韩国财阀也卷入为数众多的腐败案件（见表3）。直接的，韩国财阀贿赂政客和政府官员，捐助政治献金，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参与管治政策的制定。间接的，财阀也用其他方式施加他们的政治影响。以前甚至发生过多起财阀公开挑战韩国政府权威的事情。在1988年，大宇财阀的头目公开地挑战政府的权威，并威胁政府对大宇造船厂（以前是一个国有企业）给予额外的资助，否则将会让大宇造船厂破产。在1995年，三星财阀头目李健熙公开迁怒韩国政府官员和时任总统金泳三，辱骂韩国政府是“瘪三”政府。即使财阀被法院判以刑罚，他们也能通过特赦而免于处罚。在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名财阀头目就被韩国政府以经济增长的名义赦免。此外，财阀还积极地参与韩国的各种政治选举。在1992年，现代财阀的头目之一就曾参与韩国的总统竞选。

（二）当下的困境：财阀毁灭资本主义

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默（Paul Romer）曾经证明了所有者可能为获利而破产，并不惜导致社会损失。他们指出“当所有权是集中的且管理者被所有者牢牢控制时，违规策略是较容易实施的。当所有权广泛分散且管理者的利益（他们想保住工作和名声）和所有者的利益（如果管理者假公济私的话，所有者就会捞更多的钱）存在严重冲突时，违规策略也是存在的。”在韩国，财阀企业的交叉持股率接近50％。为了获得利益，财阀——作为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所有权和内部操作，做了大量剥削公司财产、侵犯小股东利益的事情。例如，通过人为地转移定价，财阀头目可以轻易地将利润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他有大量股份的关联公司。甚至，财阀头目也可以通过研究开发、广告开支、各种基金会和其他名义，轻松地转移财产给他们自己。

此外，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策略去社会化其风险。通常，软预算约束问题被作为一个大问题去批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但是，不幸地，由于财阀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财阀“大而不倒”的策略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外部性社会化，正如软预算约束。如表4所示，在金融危机的1997年，前30家韩国财阀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到了521.5％。甚至一些财阀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近4000％。财阀企业高负债率的直接后果就是将风险社会化，进而绑架民众和政府。为了拯救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捐献了大量的财产。

关于财阀在韩国的存在，一位韩国经济学家作了如下表述：“财阀，作为过去韩国发展型政府的最大受益者，变成了政府权力最大的反对者。财阀变得非常强大以致它们可以影响政客和官僚去根据它们的偏好来修改管治。任何能影响财阀现状的改革都被锁定，任何能妨碍财阀利益的规则都被财阀以取消管治和经济自由化的理由来反对。当政府的精英阶层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家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国家就丧失了自主性。有效运作的治理体系的缺失使得财阀完全对它们的行为不负责任。”直接或间接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来自于以财阀为中心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这种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一种不稳定的力量。

三、财阀改革在韩国：以小股东运动为例

很多公开的记录都表明，在韩国产业化的早期阶段，财阀是不可能挑战政府权力的。在很大程度上，财阀依赖各种来自政府的支持。此外，韩国政府控制了大多数重要的经济活动，诸如关键产业、金融机构甚至价格。不用说，在这种经济管治架构之下，加之财阀在工业化早期的有限力量，财阀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去挑战政府。然而，不同于中国台湾省的发展模式，韩国没有太多的国有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韩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过度集中于财阀。韩国财阀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增长很快。但这个增长是一个欠平衡的增长，以牺牲韩国劳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财阀却受益于政府众多的金融、产业、贸易和劳工政策等。甚至一些财阀直接源于韩国国有企业和其它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据相关研究，在1945～1960年，大约占韩国经济30％的公共资产，以资产的账面价值出售给私人。这些资产包括工厂、生产设备和存货。诸如韩华、斗山、三星、SK和现代接收了这些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它们未来增长的基石。例如，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曾经的Korean Airlines造就了几个财阀。波兰尼（Karl Polanyi）研究指出自由放任绝非自然形成，就连自由放任本身也是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在韩国这个曾经的发展型政府国家，财阀也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没有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财阀不可能变得如此强大。

（一）财阀改革在韩国

物极必反。在韩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量关于财阀改革的建议。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财阀政策”以改革财阀，诸如削减财阀的负债比、公平贸易管治、企业的会计总则、金融市场的规范以及财阀的内部治理。具体而言，公平贸易管治包括对不公平“内部”交易的惩罚、对关联企业投资总额的管治、对附属企业之间负债担保的取缔。会计标准管治包括合并会计报表的引入、建立选举委员会对财阀的关联公司和附属企业的外部董事的责任。金融市场规范包括银行贷款的管治等。根据这个管治，200％的资产负债比成为了提供贷款的事实限制，由关联公司提供担保（来向银行申请）的新贷款被禁止，公司借贷风险的持续评估制度被要求建立，对外国股东的管治被要求废止并允许恶意收购。根据这个内部治理规定，1/4的董事会成员应该是外部董事，大股东的责任、小股东和制度投资者的权利都要求被加强。新治理政策放松了对小股东发起派生诉讼的条件、调查账目以及股东罢免董事和会计师的要求。此外，新政策引入了一个小股东任命董事的累积投票权。

无疑，这些治理措施对公司治理的改进以及对财阀力量的管制和约束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不尽完美，甚至还有漏洞和缺陷。尤其是考虑到韩国长久以来的亲财阀政策，这些治理措施不会自动的约束和管制财阀的力量。韩国的财阀改革和公司治理，不是一个对公司或企业内部的简单事情，而是一个对全社会的事情。关于韩国财阀改革的困难，一个反财阀的韩国律师曾这样指出：面对韩国财阀的强大影响力，除了股东积极主义，政治家和银行都不能迫使财阀发生必然的变革。伴随着上述政策的出台，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一种公司治理的工具，股东积极主义也被引入到韩国。通常，股东积极主义意味着股东积极分子利用其在公司的资产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压力。然而，改革财阀的挑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作为社会运动的股东积极主义在韩国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项。有必要指出：关于社会运动和NGO的作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以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S. M. Lipset）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相对地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多元组织，发挥着对民主而言非常必要的功能。而经历过民主化后的韩国学界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的韩国学者指出民主化时期的韩国，政府的权威因公民社会中的新兴社会团体而受到约束，更有学者则指出市民团体仍旧未能克服来自旧政权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霸权，有很强烈的反劳工倾向。明显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多元组织，并不必然构成有效的民主。从历史的角度看，众多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多元组织是先于今天的民主而出现的。然而，这样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多元组织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吗？一定程度上，这仍旧是一个需要个案分析和审慎回应的问题。

在韩国，相对地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多元组织大量存在着。在众多韩国NGO中，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简称PSPD）显得很特别。在一系列的韩国公民运动中，PSPD发挥着重要的领导者作用。在韩国的小股东运动中，PSPD的作用、尤其是PSPD参与经济委员会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及的。因为PSPD参与经济委员会一度是韩国小股东运动的领头羊。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PSPD发动了诸如最低国家社会福利保障运动、2000年大选公民运动、小股东运动等。如此同时，PSPD与韩国的草根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强调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卷入政治斗争，运用法律手段去主张、保护和提升人民权利以促进改革，并尽量通过个人会费和捐赠来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性。现在，PSPD有超过15000名左右的个人会员，其成员来自白领、教授和律师等社会各个阶层。除了50名需要全职付薪的职员，300名志愿者、200名顾问在7个运作实体之下工作。这其中，除了左翼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数众多的经济学、金融学教授、律师与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和社会精英也积极、志愿地参与其中。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韩国的小股东们在PSPD等的带领之下高举股东积极主义的旗帜，积极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去声张自己的权利、抵制财阀对小股东的控制和掠夺，给正在进行的韩国财阀改革和公司治理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PSPD曾发动过一个全国范围的财阀改革运动，号召每个韩国人买10股五大财阀的股票。大约3000多名认同财阀改革目标的韩国公民直接参与了这一全国范围的运动。小股东运动也因此成为为了韩国最有代表性的财阀改革运动。

（二）小股东运动为例

大体而言，PSPD的维权措施包括参加公司决策、对公司运营的监控以及对错误和非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等。

自从1997年第一次参加韩国第一银行的股东大会以来，PSPD已经积极参加了很多韩国财阀企业（三星、SK、现代和LG等）的股东大会。在1997年韩国第一银行的股东大会上，作为61名小股东的代表，PSPD指控韩国第一银行的原管理层并要求原行长和董事赔偿400亿韩元，以追究他们的责任。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通过对韩国第一银行的原行长和董事的贿赂，韩宝（Hanbo）财阀就从韩国第一银行贷款5万亿韩元（这笔贷款的规模比韩宝财阀的自有资产还大15倍）。由于罪恶的目的和韩宝财阀的非法行为，这笔贷款导致韩国第一银行遭受了巨额损失。韩宝财阀也于2007年最终倒闭。法院判定对韩国第一银行的原董事们处以400亿韩元的惩罚。在1998年、1999年和2001年，PSPD代表小股东们三度参加了三星电子的股东大会、对三星电子管理层的质询长达13小时。PSPD质询三星电子各笔资金的内部交易、审计师的可疑任命、非法支持《中央日报》等等。而在PSPD介入之前，小股东很少去参加类似这样的股东大会。其次，股东提案也是小股东们表达自己声音的重要方式。在三星电子和SK通讯的股东大会上，PSPD代表小股东们首次使用了提案的方式。在1998年3月和1999年3月，PSPD代表小股东们提案建议三星电子能够修改其公司章程以保护小股东们的利益。在1998年3月，PSPD同样代表小股东们要求SK通讯修改公司章程并选举两名公司外部董事。虽然这样的建议没有在三星电子得到足够的支持，但是SK通讯几乎接受了PSPD代表小股东们提出的大多数建议。

即使股东将公司的决策权授予董事会之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各种监控与阻扰的法律措施仍然是可行的。对PSPD而言，这些监控与阻止措施主要涉及对公司账册与记录等经营活动的调查、停止非法活动的命令与阻止管理层非法活动的强制措施等。1998年，PSPD曾经代表小股东们要求三星电子提供其公司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提出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出于对三星电子和三星汽车这两个公司内部交易的考虑。但是，最初三星电子拒绝了这个基本要求。法院的判决随之而来。法院命令三星电子提供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并支付300万韩元的罚款。最终，三星电子决定不去拓展它的汽车业务。根据韩国法律，如果管理层拒绝对公司账册与记录等经营活动的调查，股东有权力让法院来调查，并视情况任命相应的检察官。股东也可以要求管理层停止介入某些非法或者损害股东利益的不合理行为。例如，1999年，现代重工就部分地同意了PSPD代表小股东们所提出的要求，取消了支持现代汽车合并其他两家企业的计划。

PSPD也可以他们的诉求转换为更正式的法律行动。1997年3月，三星电子价值600亿韩元的私募可转换债券，被其总裁李建熙之子李在镕购买了450亿韩元，三星公司购买了150亿。私募可转换债券完全不同于公开发行的债券，因为发行公司可以把这个私募可转换债券出售给特定的个人。PSPD认为低价转让的私募可转换债券不仅是李在镕管理控制三星集团的工具，而且侵犯了三星电子的小股东优先购买三星电子股份的权利并因此削弱了小股东们的投票权、等于将股东的财富转移给了李在镕个人。三星则声称私募可转换债券发行给了李在镕，是因为三星需要资本，而且李在镕是当时情况下能找到的人选。PSPD代表小股东们马上实施了针对李在镕和三星公司的法律行动。法院做出了有利于PSPD的判决，宣称可转换债券转让动机的“唯一的原因是控股股东的利益”。尽管如此，这个案件后来有了不少新的变化。PSPD代表小股东们与三星电子展开了长达近十年的拉锯式诉讼。直到2005年10月初，涉及李在镕可兑换债券案件的许泰学（三星旗下爱宝乐园的前总裁）和朴卢彬（爱宝乐园2005年时任总裁）才被法院分别判处3年和2年有期徒刑。更直到2007年5月，韩国首尔地区高等法院才判定三星集团总裁李建熙将爱宝乐园变相赠送儿子李在镕的行为有罪，且1996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三星爱宝乐园董事会的决议为无效。到2008年，迫于各方压力和法院的判决，李建熙辞去了三星集团总裁职务并被处以3500亿韩元的巨额罚金，其子李在镕也被派往三星海外分支机构任职。虽然韩国高等法院在2009年再度推翻了基层法院的判决，针对财阀的法律诉讼仍是非常重要的维权手段。

（三）小股东运动的可能性和局限

根据相关统计，PSPD在过去十多年里的维权记录超过770起。其中包括216起法律诉讼、21起审计要求、394起意见收集、76起立法请求等。这些法律诉讼或刑事处罚涉及了诸如三星、现代、SK和大宇在内的众多韩国财阀。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唯一主人，企业有责任将股东的利益和要求置于首位。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除了股东，政府机构、债权人、贸易伙伴、贸易团体、社区、相关团体、未来的雇员、未来的消费者、公众甚至竞争者的利益也应该被考虑。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利益相关者驱动的管理不仅将改善社会，而且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由于股票的流动性，股东身份问题的相对容易解决，利益相关者团体利用股东身份给那些大公司、大财阀施加影响变得更加容易。PSPD的例子显示，通过利用股东身份给公司施加影响的权力，任何利益相关者团体都可以采取股东积极主义的办法。在韩国第一银行的诉讼案中，PSPD就有效地代表了两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股东和作为纳税人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确，在韩国，股东积极主义正在转变成一种利益相关者施加影响的方式。特别是，自2007年起，一个新的《证券相关集体诉讼法》在韩国开始实施。与以往派生诉讼不同的是，根据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只要小股东“成员是50人以上；且以当时诉讼请求的理由为基准，这些成员保有的有价证券的总金额是被告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总数的一万分之一以上”，小股东就可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对被告公司发起集体诉讼。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所得的赔偿或补偿将不再由公司享有。有韩国学者认为PSPD领衔的小股东运动极大地受益于韩国公司法的改进，因为它使得韩国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也应该看到，法律诉讼和其他法律手段都是非常昂贵和耗时的。例如，仅针对三星电子的法律诉讼就花了十多年时间。没有众多律师、金融学者及其他志愿者的努力，小股东运动在韩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有必要指出，主要由志愿者和NGO组织推动的小股东运动在保护小股东权益、抵制市场势力的扩张和促进韩国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波兰尼曾经富有远见地指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指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保护性反向运动来构成稳定。甚至资本主义企业自身都得被保护，以免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危害。”无疑，韩国参与民主人民大联盟领衔的小股东运动就是波拉尼所称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从这个意义上，韩国小股东运动显得非常积极。

但是，韩国的小股东运动也仍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除了个人小股东，拥有众多财阀股票的机构投资者也参与到韩国的小股东运动当中。甚至，为了寻求利润，一些机构投资者来自外国。自2001年起，作为最大的投资来源，外国投资的市值占到了韩国股票市场的30％以上。无疑，这些机构投资者并非为了财阀改革和公司治理而来韩国，而是为了利润。这些机构投资者将PSPD的活动视为从韩国财阀企业获取利润的机会。因此，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对法律、会计咨询服务、股东利益等的过度依赖和强调，韩国社会对韩国的小股东运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批评。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的关系在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在韩国，外国机构投资者和公司的关系更多建立在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合作上。PSPD成员就指出诸如机构投资者之类的股东利益已经成了小股东运动最大的障碍。他们称，“我们原来想要的是经济民主。然而我们得到的却是股东资本主义。”更有人称由于机构投资者的投机本质，小股东运动开始败落了。

在小股东运动之端，PSPD曾经声称将用小股东运动改革财阀。但是，现在，小股东运动正在经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除却昂贵和耗时的法律诉讼、小股东运动的去政治化趋势，诉诸法律手段的小股东运动的效力也在令人生疑。因为政府特赦了很多被法院宣判的财阀头目。仅2008年，包括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和SK集团总裁在内的14名财阀头目就被韩国政府以经济增长的名义赦免。而韩国高等法院更是推翻了基层法院对三星财阀头目历时十年的艰苦诉讼。尽管小股东运动正在变得去政治化，然而现在的财阀改革仍旧是深深的政治化的。这正如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韩国政府对财阀头目的赦免是理解今天去政治化的韩国财阀改革的很好注脚。反对财阀的运动在变得去政治化，而韩国的财阀政策却不是去政治化的。韩国小股东运动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小股东运动可能变为代表资本利益甚至财阀利益的工具，而韩国的小股东运动也只会成为曾经名噪一时的“人民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别案例。

四、小股东运动和财阀改革的政治想象

明显的，韩国的财阀改革很不容易，今天的韩国小股东运动和财阀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需要指出的是，在通往财阀改革的道路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公司治理的多样性不应被忽视。尽管现实的资本主义也是矛盾重重，没有一个简单现成的模式能被复制；但是，基于股东利益和财产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确实被过分强调了。应该认识到，以资本控制为特征的企业所有权形式只是企业生产组织的一种形式。

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股东总是被置于优先的位置，消费者其次，雇员最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前的日本，则完全相反。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给了资本家控制企业的非同一般的权力。然而，拥有企业的资本家，在人数上来看，要比参与企业生产活动的工人总数少得多。历史上，日本的发展主义一度定义私人企业的财产权为“伴随着责任的有限支配权”。这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视私人股东的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服务于国家全体公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德国，除了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在寻找共识和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非市场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德国共同决定机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在2000人以上的德国大公司，雇员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50％，在500人以上的小公司，雇员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了1/3。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对私人机构的国有化和其他治理措施也被广泛使用。除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最近的事例是对世界最大企业之一的通用汽车国有化。关于通用汽车的重组和国有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通用汽车的）国有化将有利于美国工人、美国制造业和美国经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尤西姆（Michael Useem）甚至评论奥巴马政府的国有化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新篇章。

在韩国，各种经济民主化改革方案继续在韩国社会广泛地提及。尽管那些主张维持现状、反对财阀改革的人一再强调财阀是一种经济活动的有效形式，不少韩国学者仍旧主张对财阀国有化以解决财阀力量的强势存在问题。他们指出：由于垄断资本通过政府力量对人民施加了控制，一个人民的政府应该对财阀国有化。何况，在韩国——这个一度被称为发展型政府的国家，财阀的形成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除了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一些财阀直接源自对国有企业和其它公共财产的私有化。根据福布斯韩国（Forbes Korea）2008年的一个调查，不少韩国CEO也承认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而不是“股东资本主义”更有利于韩国。妄图拯救资本主义的好心人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被集中于那些经济上无能的人（比如封建地主或者无效率的庄园主）手中时，只有通过政治变革才能建立新制度。可能今天的财阀与封建地主或庄园主有些区别，但是，韩国似乎没有理由或借口去停止今天的财阀改革。对韩国而言，财阀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而韩国政府对财阀特赦等的一系列措施则一定程度上表明韩国政府仍然将经济因素置于处理财阀问题的优先位置。

然而，在历史上，众多制度崩溃的事例并非出于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例如，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最终导致了美国奴隶制的终结。关于美国奴隶制的兴衰，有很多解释。流行的观念通常认为，作为美国最悠久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之一，美国奴隶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不能盈利和非常落后的。然而，基于对美国奴隶制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 Fogel）指出，既有关于美国奴隶制是无效率、没有利润和前资本主义组织的判定是没有道理的。在纯粹的经济层面，美国奴隶制不是没有效率和无利可图的。“奴隶制的崩溃不是由于经济的虚弱，而是由于政治的抉择。”进一步，福格尔指出“如果奴隶制的反对者等待经济因素起作用，美国可能还仍是一个奴隶社会”。不管财阀体制是否有效率，美国奴隶制崩溃的原因值得当代人深思。出于道德和政治的因素足以使任何有效率或没有效率的制度崩溃或破产，这是福格尔关于“奴隶制有效率”的更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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