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皆中流”历史背后的日本社会阶层流动

李国庆

来源： 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阶层出现均等化趋势。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在国际上树立了日本“富裕社会”的形象，也保持了日本自民党政权的长期稳定，验证了“产业化缩小阶层差异”的命题。70年代初，日本甚至创造了“一亿人口皆中流”神话。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虽然日本与中国都属于东亚国家，但两国的社会结构有显著差异。日本是一个具有高度共同体性质的国家，特有的村落文化形成了重视对内道德和连带意识的精神结构，国民内部的认同感强，社会的内部治理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阶层结构的高度均等化。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时期，曾创造一个风靡世界的概念—“一亿（人口）皆中流”。1970年日本首相府实施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全国1亿总人口中，超过90%的日本人对阶层地位的自我评价是包括“中上”、“中中”、“中下”在内的“中流”，表明社会满意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中流意识保持长期稳定，这一现象也被称作“国民皆中流”。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均GDP于1966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两年后，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为世界第20位。1971年突破2000美元，1973年达到2964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至2000美元再增至3000美元，所用时间分别只有6年和3年，明治维新以来赶超欧美国家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均等化发展，首要标志是经济收入差距缩小。

在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等日本式经营制度促使日本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就业率；税收政策有效地发挥了缩小阶层差异的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弱势群体获得了社会再生的制度援助；构成战后初期最大社会差别的农户与城市工薪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在1973年发生逆转，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的均等化发展成为自民党长期稳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高速增长时期均等化的阶层结构

社会阶层指的是在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中所形成的处于相同地位的群体。社会学划分社会阶层主要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资源理论，将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等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对三项指标分别测量并加以排列。与以经济资本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阶级地位不同，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是多元的，并具有“社会地位不一致性”特征，即一些人的职业声望高，但收入并不高；一些人的收入高，但是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并不高，很难将多元的社会地位变量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会资源集中体现在职业上，因为从事相同职业的人拥有相似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已发展成为社会分工体系高度健全的职业社会，职业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自1955年以来，日本社会学会每十年实施一次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简称SSM调查。①由于1955年恰好是日本结束战后复兴转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起始年，因此这项长期追踪调查完整地记录了日本阶层结构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经济增长期和经济增长后期的变化过程。调查将职业分为8大类：即专业技术人员、经营者和管理者、大企业白领、中小企业白领、大企业蓝领、中小企业蓝领、自营业者、农业。

各阶层的收入状况。收入水平不仅表示经济资源，同样代表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反映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因为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而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倾向。日本1955、196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显示，管理者阶层的平均收入在三个时点上都是最高的，小企业蓝领、农业的收入较低。但是另一方面，管理者阶层同时也是收入增长幅度最小的：1965年为1955年的2.4倍，1975年为1955年的7.2倍，而同期非技术职业的增长率分别为3.7倍和12倍，农业的增长率为3.1倍和13.8倍，技术工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3倍和10.8倍，收入较低阶层的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

1955年数据超出平均收入水平的阶层有四个，即自营业白领、大企业白领、专业技术职业和大企业蓝领。随着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均等化趋势，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这一趋势在195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高速增长后期极为明显。统计数据表明，1955年自营业白领为整体水平中值的1.66倍，专业技术职业为1.59倍，1975年分别缩小为1.27倍和1.18倍。1975年之后，收入差异均等化趋势出现停滞，特别是自营业白领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在扩大。1995年，农业仍然维持着与1955年相同的水平，大企业蓝领收入水平略有降低，与中小企业白领和��营业白领非常接近。大企业白领的收入水平在1975年以后持续上升，与其他阶层的差距甚至有所扩大。1955年以后近20年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这一收入差距缩小显示了“分配的民主化”趋势。

各阶层的教育状况。日本在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时期就确立了“教育立国”方针，二战后全国整体教育水平更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为各个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接受技能训练的机会，为进入新产业部门提供了可能。1995年，社会学家原纯辅和盛山和夫从阶层角度对日本的教育普及过程做了研究，他们分析统计了历次SSM调查点时年值25～34岁的男性样本，按照出身阶层分析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的比例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二战后初期，各阶层之间高中升学率有很大差异。以1955年数据为例，农业和小企业蓝领阶层的高中升学率仅为20%和10%，而专业技术职业阶层则高达80%，差距十分显著。而1985年的数据显示，高中升学率随着新制高中体制的建立逐步提高，阶层之间的入学比率差距基本接近消失。198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的是调查对象在1966~1975年间升入高中的情况，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日本的高中升学率已达95%，1998年进一步升至96.8%。社会学者盛山和夫创造了基础财富和高级财富两个概念来说明社会发展与阶层差异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财富的分配将趋于均等化，例如高中升学机会；而高级财富资源是稀缺的，停留在不均等的分配状态，例如大学升学机会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属于高级财富。但是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高级财富将不断向基础财富转化，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分配。

战后日本大学教育资源得以迅速普及。日本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在1997年首次超过40%的高水平，其中男子的大学升学率从1955年的20.9%升至1995年的29.7%，女子从14.9%升至45.4%，大学入学人数总体上升。但是100%的大学升学率依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资源在各阶层中的完全平等分配并非现实，而且差异非常明显。在8个社会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出身的大学升学率始终保持最高水平，1965年以后从50%升至95%的水平。其他阶层出身的大学升学率依次为大企业白领、自营业白领、小企业白领、自营业蓝领和农业就业者阶层。大企业蓝领和小企业蓝领阶层的升学率最低，1995年仅为30%，与最高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相差高达65%。

综上所述，在二次大战战后最初的20年间，日本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布、受教育年数分布和职业声望得分等社会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中间层肥大型”的分布特征，而不是金字塔式的差异化形态。负责1985年日本SSM调查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据此得出“产业化命题”，即经济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学历化和蓝领阶层缩小、白领阶层规模扩大的职业结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带来了收入水平、教育资源和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均等化。

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带来“一亿皆中流”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亿皆中流”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平均分配的社会事实，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是不平均的。从微观上看，日本各个阶层在收入、财产、学历、职业声望上都存在差距，有的收入高，有的则职业声望高，例如，大学教授的职业声望在历次调查中均排列第一，但收入水平远不及大企业的管理者。自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高位，而社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与大学教授之间差距显著。然而，当大家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阶层地位归属时，感觉这些差异可以彼此抵消，各阶层获得的社会资源总量相对均等，日本的“一亿皆中流”社会正是如此由“地位的不一致性”创造出来的。

当前，中国正经历高速产业化发展，但是如何在各阶层间均等地配置资源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针对199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了“总体性资本”的概念，指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现象，他们掌握了总体性资本，即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边界，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集中地掌握在少数阶层手中或在少数阶层之间相互交换。②这实际上说的是官僚或官商问题，官员与商人的结盟使财富的分配从分散向聚敛的趋势转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只有具有政府背景的商人才能够获得企业的所有权及管理大企业的机会，而占绝大多数的个体私营企业及企业主依然保持小企业的地位，成为“长不大的个体户”。中国的总体性资本实质上是“官本位”这一社会特性的表现形式，与日本相比较，它具有两大弊端。第一，由于私营企业主往往是与个别的政府官员建立的特殊的信任关系，依靠个人关系，因此无法从制度上保证经营环境的长久稳定，从而造成私营企业家的政治态度不稳定。在法律制度健全的日本社会，自营业白领阶层一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阶层之一，而推进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正是在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击败了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而将日本由追求民主主义的理想时代引入一个充满梦幻的新时代的自由民主党。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数据显示，二战后日本政党的阶层基础不断缩小，无党派群体逐步扩大，但是政党格局保持了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自营业白领、农民阶层和大企业管理层一直是自由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第二，中国的“总体性资本”是一个与日本的“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截然对立的概念，它使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阶层手中，导致社会阶层的高度封闭。当阶层结构高度封闭，社会成员缺乏上升流动机会时，就会使他们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社会满意度下降，进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发生。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建立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阶层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建立相对平等的阶层结构，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阶层流动研究的终极目的。因此，日本在各社会阶层间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对于今日中国非常值得借鉴。

阶层的均等化奠定了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处于第一在野党地位的的社会基础。1955年以后日本自民党的支持率从1955年以后逐渐上升，特别是1965～1985年间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被称为“55体制”，到1993年社会党细川组阁为止一直持续38年之久。其主要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党制定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一系列计划，将日本由追求民主主义理想的时代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的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时期，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提高。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大企业管理层、自营业白领阶层、农民阶层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阶层，也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革新的社会党的支持者是大企业蓝领阶层，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起步的“后工业化”浪潮中，所占社会比重迅速降低，导致政党支持率下降，除1994～1996年间与社民党短暂的政权交替之外，政权永久性地掌握在自由民主党手中。

日本的社会流动机制

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结构性职业流动。社会阶层研究在社会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社会结构可以被解释为“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正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构成。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不断变化，社会流动研究通过社会成员所属社会地位的变动，把握社会分层的动态趋势。社会流动有两大类分析指标：一是结构流动率，又称强制流动率。结构流动起因于产业结构变动所引发的阶层分布差异，这种流动不是按照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志有选择地进行的，而是一种被动选择、由经济社会宏观变迁决定的阶层流动。二是循环流动率，也称为纯流动率。循环流动与结构变化无关，是人们通过自致性努力，通过提高学历、改变职业和从业地位而实现的阶层流动。③

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变化的反映，分析阶层特征与流动特性需要关注一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在二战后产业化发展最为迅猛的20年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55年，是以农业为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55～1975年，是工业化从起步到基本终结阶段；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在时间上相互交叉，起始于1970年，其标志是1975年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达到就业人员总数的51.8%。与产业化的三个阶段相对应，职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本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急剧减少；第二产业的发展首先带来蓝领阶层的规模扩大，1973年石油危机后逐步趋于减少。第二产业的衰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白领阶层的规模扩大，1970年之后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增长最为显著的阶层。

由表1可以看出，日本职业结构最为显著的变动是农业就业人员比例急剧下降。1955年这一比例高达约40%，到1965年大幅度减至18.0%，1975年减至约14%，1985年减至约7%，30年间共减少33%。除农业外，其他职业阶层都处于扩大趋势。大量流出的农民为其他阶层的扩大提供了人员，农民阶层的剧烈变动对其他阶层的变动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属于城市旧中间阶层的城市自营业者阶层基本没有减少，在1955～1973年的产业化时期比例有所下降，但1975年以后的后产业化时期又重拾上升态势，基本保持稳定。自营业者在日本是一个承担重要角色的阶层，其进入门槛较高，由受雇者向这一自雇阶层转化已变得十分困难。白领阶层无论是大企业白领还是中小企业白领，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有所增长。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企业合理化过程中大企业白领减少。中小企业白领的比例经过4个调查时点从4.4%升至9.1%，保持持续增加态势。蓝领阶层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1973年之前的高速产业化时期都处于增长势头。石油危机以后，大企业蓝领阶层逐渐减少，而中小企业蓝领则一直持续增长。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持续增加，从由1955年的6.8%升至11.5%。专业技术人员在以设备投资为主导的第一次高速增长时期（1955～1964）基本没有增加，但在1975年以后增长幅度较大，由1975年的7.3%升至1985年的10.2%。

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纯流动取代强制流动。影响阶层流动的因素除了结构性、强制性因素之外，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个人的社会流动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代际流动，通过比较父亲与子女的社会地位变动，把握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化；二是代内流动，指的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流动，以职业种类、从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为指标，通过追踪和比较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上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把握个人一生的流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父亲的职业、父亲的教育程度、本人的教育程度、居住地以及就业单位规模等因素。

表2 ：流动指标的变化：1955~1995年

资料来源：1955~1995年日本SSM调查资料。资料出处：原纯辅·盛山和夫，《社会阶层—富裕社会中的不平等》，第99页。

表2是日本在1955～1995年间每隔10年的时点上社会流动率的变化趋势。首先看包括强制流动率与纯流动率在内的总流动率，1955～1965年间的总流动率增长最为急剧，增加值高达0.161，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动带来的人员强制性社会流动。1965年以后，日本社会的阶层总流动率仍然在继续上升，但是上升力度远低于上个10年，每10年分别仅增长0.031，0.025和0.021，递减趋势显著。其次看纯流动率，除1985年指标之外，一直保持增长。而1975年以后强制流动率出现下降趋势。强制流动率的急剧下降现象表明，在1975年以后的社会流动中，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的社会流动的推力减弱，各职业阶层自身的作用力成为主导因素。日本的产业化虽晚于欧美国家，但是后发优势使其发展速度超过欧美国家。以工业化为主的产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企业组织的高度膨胀、从农业流出的就业人员进入其他行业，表明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机会增加。

社会流动理论把父亲的教育和职业作为影响子女的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负责1985年阶层调查的社会学者富永健一强调了产业化对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阶层差异的缩小作用。而负责1995年阶层调查的社会学家盛山和夫在对以前的SSM调查资料进行重新梳理时则发现了新的解读方法。他从另一角度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教育机会的增加，8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水平出现了总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另一面，社会资源的分配并非均等，各阶层间的升学率差异几乎没有缩小。

从日本的教育资源分配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差异看出，尽管随着教育整体水平的上升，日本教育资源的分配出现了均等化趋势，而且年龄层越低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差异越小。但是家庭背景尤其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的教育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日本社会学者解释说，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培养子女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且对子女的未来志向、知识能力和受教育的主观愿望发生作用，最终导致教育水平的阶层差异，它意味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总量增加并不能消除各个阶层之间的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现象。

1955～1985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和后增长期，日本的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是阶层流动的主要因素。1990年后，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进入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发展停滞时期。因此1995年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发现了与先行研究完全不同的社会事实，即各阶层间的职业声望、教育水平和资产差异并没有被产业化所消除，而是依然存在。阶层差异化的趋势最初出现在80年代，主要表现是分配的均等化趋势出现停滞，各阶层的就业结构趋于固定，职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使工资收入不再成为划分经济阶层的主要变量，而家庭资产差距对于阶层分化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在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时期，日元大幅度升值带来的巨大财富被投资到股票、证券和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土地价格的差异迅速扩大，资产已取代工资收入成为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消费方式的主要因素。④

佐藤俊树在《不平等社会日本》一书中也证明，“知识精英”再生产倾向在团块年代（1936～1955年间出生）人群中日趋显著。他的研究发现，“从本人40岁时的职业看，1926～1945年间的出生的一代中，企业和政府机构中的作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白领雇佣上层代际之间的继承性大幅度降低，但是1936～1955年间出生的一代中，出现了逆转上升的趋势”。雇佣白领上层的代际继承性的上升是由企业或政府内部的选拔机制形成的，选拔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中流社会的分化。⑤

2000年以后，日本学者之所以热衷于议论中流阶层的解体，除了日本人危机意识非常强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中流阶层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80年村上泰亮提出“新中间大众政治时代”概念，“中流”被定义为“生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政治意识趋于保守，成为社会稳定阶层的标志。但是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入长期不景气时期，登记失业率超过4%，失业人数达到战后最高水平。这一变化在工薪阶层和自营业主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而使维持日本社会高度稳定的阶层基础出现动摇。社会中间层是与中小企业蓝领阶层相区别、拥有充足的资产、收入和独立阶层归属意识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因此，它一旦解体就将意味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生活基础的不稳，这正是引起日本国民高度关注的原因所在。

促进日本社会均等化的主要制度因素

二战后有两大历史事件对日本社会相对均等的阶层结构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实施民主制度改革，其次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到来。战后日本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包括解放妇女、发展工会、实行自由教育、废除压迫制度和经济民主化等五项民主改革。经济民主化的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地区实行农地改革，在城市地区解散垄断财团，消除了寄生地主和垄断财阀，绝大部分农民成为自耕农，获得了独立经营的地位，并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成长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日本首先建立了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才使随后到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此外，以下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业政策。战后初期，大量青壮年人口被从贫困农村推向城市，农林渔业就业人口迅速减少。在此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被成功转变为工薪阶层。其中，以技术工人为主体的蓝领阶层的扩大一直持续到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包括专业技术职业、管理职业、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白领阶层则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阶层。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左右，1973年后升至1.3%。这期间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导致产业与企业不断更新换代，这一时期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就业措施多以巩固终身雇用制、保护弱势群体和完善劳动市场为目的。1966年颁布的《雇用对策法》，是日本针对产业整体制定的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就业对策。该政策规定，企业裁员必须事先登记申请，从法律上认可了终身雇用制。同时实行就业指导与职业介绍事业，加强技术训练与测评，为改善雇用状况提供了法律保证。1971年，制定《关于中高年雇用安定的法律》，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连续雇用制度来稳定中高年龄人口的就业。1972年制定《确保雇用领域男女机会与待遇均等的相关法律》，旨在消除妨碍男女均等就业的因素。1974年，日本政府设立“雇用保险制度”。这项由政府掌管的强制性保险制度由“失业保险补贴”和“雇用保险三项事业”（雇用安定事业、能力开发事业、雇用福利事业）构成。失业保险补贴由就业补贴、促进就业补贴、教育训练补贴、连续雇用补贴组成，标志着国家失业保障体系的初步健全。

税收政策。由于税种和税率直接影响税后收入，因此，税收方法本身就有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对家计收入有影响的是所得税与间接税，所得税直接对家计收入征税，影响最大，间接税包括物品税和消费税。日本实行累进税制，对高收入者课高税率，对低收入者课低税率，这一原则在日本被普遍接受。决定所得税再分配效果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征税起点的设定，二是税率累进度的设定。日本税制的特点在于课税起点相当高，而且累进度呈陡势上升，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显著。

社会保障政策。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是在两个阶段实现的：一是筹资阶段。公共年金保险与医疗保险最有效果。二是支付阶段。退休年金、医疗费、生活保护费以及儿童补贴等都有收入再分配效应。1961年，日本就已建立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国民皆保险”和“国民皆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再分配效果最为显著的是低收入者生活保障和残疾者生活保障。日本人均实际社会保障费和社会保障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70年代增加最为显著。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促进城乡与地区差异缩小。以解决人口过疏问题为课题的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高速工业化带来的首先是人口过疏与过密问题，这是收入再分配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城市生活方式吸引农村青年涌向三大城市圈，同时造成人口过疏现象加剧。北海道、冲绳等9个地区的人口在1965~1970年间减少13.6%。1969年“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谋求人与自然界的长期和谐，解决公害环境问题；避免国土利用的地区偏倚，均衡地开发国土，解决人口过疏过密问题。纵贯日本列岛南北2000公里的新干线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旨在联结城市功能集中地区，使开发效果波及到各地，提高国土整体的均衡利用水平。1973年后，国民意识发生重大转变。高速增长丰富了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完全就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淡化，转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安定与充实、生活的安定与安全。1977年制定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社会开发作为重点，由原来的“工业开发优先”转向“重视人的生活”，把“定居构想”确定为新的开发方式。其主要目标是改善地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就业、居住，教育、文化、医疗等条件，为向地方分散人口创造条件，开创“地方时代”。

日本经验给予中国的借鉴意义

经济增长创造的各种社会资源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应在各阶层中均等分配，应特别为社会下层创造社会流动的机会。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今天，结构性阶层流动应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日本在1950～1980年间的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65%，而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1920年，日本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经过从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中期（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人口城市化高潮和始于1955年的第二次人口城市化高潮，到90年代末期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80%，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下降为20%，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正好颠倒过来。中国目前仍有近5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由于农业产业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必须在加大农业产业化的同时，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是从日本的结构性阶层流动中得出的重要启示。50年代日本的产业化迎来朝鲜战争内需和世界性经济复苏等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因此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日本年轻人口得以被强大的工业化浪潮所吸收，实现了全员就业。日本没有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人口与市民之间没有任何身份差异，在城市社区和企业接受技术培训，逐步实现了职业和从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到70年代高速增长后期，农村地区已无可以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人口，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鼓励城市的企业到农村地区设厂，利用兼业就业形式获得农村劳动力，而兼业化正是农民家庭收入在1971年超过城市工薪家庭收入的最主要原因。在民工荒的背景下，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出现制造业企业向农村劳动力密集地区转移的趋势，这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将发挥积极作用。

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效应至关重要，它将有效调节资源分配结构。日本是个法治国家，所得税制度不仅健全，而且执行得十分严格。所得税对于缩小代际财富集中趋势，消除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代际延续，促进机会均等，实现税收的代际公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中国目前出现的“富二代”问题实际上与中国税收制度失灵有直接关系。在世界上普遍开征遗产税的发达国家中, 日本开征遗产税的历史悠久，分遗产税制设计具有代表性。日本的继承税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 10%一直到最高的 70%。中国需要加紧研究日本税制和征收管理办法，为开征遗产税准备条件，以促进社会的均等发展。

日本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高速经济增长刚刚起步的60年代初期，其社会保障政策是由国家制定并提供财政援助的，1990年以后将地方自治体市町村确定为向居民提供上门的福利服务和提供专门的福利设施服务的主体，从法律上确定了由最基层的地方自治体制定和实施符合当地实情的社会福利计划。中国目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正朝着全民覆盖的方向迈进，但是包括教育、文化、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还是以城市户籍人口为对象。虽然城市政府正逐步开放公共服务资源，但是由于为流动人口设定的门槛很高，大量进入城市常住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在以人为本、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把为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建立稳定的生活基础作为最基本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为全体居住者提供教育文化等面向人格全面发展的公共服务。

高度关注社会开发。努力消除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地区差异，促进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日本在60年代初期制定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就将社会开发取代经济开发作为地域开发的主要内容，提出解决地区差距、向地方分散工业、解决人口过疏过密等社会问题。为了实现开创地方时代的目标，在全部国土范围内均衡配置劳动力和经济资源，提出了建立地方定居圈域，通过建设交通网络实现生活条件的均等化的具体构想，实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发展。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而日本近代史上五次国土开发计划的理念与构想，将为中国的城乡一体规划、城乡一体经济、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

①关于1985年日本产业化高速发展时期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趋向均等化发展的调查资料分析，参见［日］富永健一编：《日本的阶层结构》，197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日］富永健一：《社会学讲义》，1995年，中央公论社；关于日本后高速增长时期阶层结构新动向的分析，参见［日］直井优，盛山和夫编：《现代日本的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的结构与过程》，199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日］原纯辅，盛山和夫：《社会阶层—富裕社会中的不平等》，199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关于日本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特征分析，参见李国庆著：《日本社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9页。

③［日］原纯辅，盛山和夫：《社会阶层—富裕社会中的不平等》，199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第28页。

④参见［日］橘木俊诏：《无缘社会的真相》，2011年，株式会社PHP研究所。

⑤参见［日］佐藤俊树：《不平等社会日本》，2000年，中央公论新社。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