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维持和崩塌：明星人设的三重逻辑

娱乐文化的速食主义使极简化、标签化的明星人设成为多方建构的产物，而内部的张力却使“人设崩塌”事件层出不绝。2019年初，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致使其“学霸”人设崩塌；许志安、张丹峰“出轨门”事件使其“好男人”人设崩塌；赵立新因发表触犯爱国底线的不当言论使其“高知戏骨”人设崩塌；王源公众场合吸烟使其乖巧阳光的大男孩人设大受影响。这些“人设崩塌”事件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认知，需要对其加以深入分析和探讨。

“人设”即人物形象的设定，原指小说、电影、动漫作品中作者在人物家庭、外貌、性格、穿着、造型等方面的设定[1]。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和影视娱乐产业的发展，“人设”开始与造星流程联系在一起，演绎出超出虚构作品之外的“明星人设”。所谓明星人设，主要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象征性符号。这一象征性符号建构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人设是明星和娱乐资本主观包装、刻意营造的结果；是社会大众因明星个人习惯、性格或特别成就而给予的社会标签；也是粉丝将明星在影视作品或舞台中的虚构角色与个人现实生活相结合而形成的情感转移；甚至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多方互动的结果。然而对于明星人设，无论是主观建构的结果还是客观形象的反映，都在本质上赋予了具体的人以抽象的意义，使之具有符合大众审美的符号价值[2]。

中国明星人设始于娱乐文化大众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香港娱乐文化流入内地，“玉女”“天王”等明星标签开始盛行，由此成为明星人设营造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明星人设的营造因社会包容性不强而更多地成为一种迎合大众主流审美的文化意趣。但到21世纪初，特别是2005年《超级女声》粉丝力量兴起后，明星人设的营造开始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挑战主流审美的明星人设开始出现，如“中性风”“女汉子”“软妹子”，由此开始进入“全民人设娱乐化”的新阶段。而后，伴随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以及网络粉丝社群的兴起[3]，特别是2015年以来粉丝文化的发展，使明星与粉丝互构的“老干部”“学霸”“锦鲤”“总攻”“仙女”“注孤生”等更符合粉丝群体想象和社会预期的人设开始出现，由此进入“粉丝人设建构”的新时期。

“粉丝人设建构”不同于“全民人设娱乐化”，因为明星人设建构的主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娱乐资本和传播媒介，而是自下而上的粉丝需求。伴随中国垄断性娱乐体制改革，粉丝不再是等待娱乐体制收编的对象，而成为参与娱乐造星流程的第三种权力。粉丝的喜好成为市场的需求，是娱乐资本制造“明星人设”的重要依据。而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如微博、微信、Facebook、Instagram等自媒体的兴起，为粉丝参与“明星人设”的制造提供了平台和工具。粉丝能够通过网络更为直接、快速、全面地了解明星的作品、生活和喜好，从而大大缩短了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同时，网络也便利了粉丝与粉丝社群的互动，基于网络而形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不仅加强了粉丝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增强了粉丝对于粉丝社群文化的认同[4]，从而能够集体演绎出符合粉丝偏好的明星人设。

在娱乐资本、大众传媒和粉丝的参与下，明星人设开始呈现出丰富性和精细化的特点。人设的形成不再仅关注明星的形象、表演、作品等公共背景性资料，还包括明星的人物性格、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荧幕之下的社会信息。明星人设的类型也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自上而下式的审美偏好，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更加生活化而符合大众的需求。

但是，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明星、娱乐资本、大众和粉丝多方力量共同互动的结果，亦存在“人设崩塌”的风险。所谓“人设崩塌”，即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与大众对明星的形象认知间存在矛盾关系，由此导致明星形象定位失败[5]。在网络时代，作为满足大众期望和情感寄托的明星偶像，其所营造的人设符合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由此成为粉丝，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学习的标榜；而明星人设的崩塌，对粉丝的认知和青少年的行为均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需要学界给予应有的关注。

从社会角色理论来理解明星人设，可将明星人设视为社会角色的一种类型。所谓社会角色即与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6]。社会角色理论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本质上就是角色学习和承担的过程，即学会理解他人对于角色的期待，并按照这种期待从事角色行为的能力。明星人设本质上是明星对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扮演，背后预设着某种符合大众期待的道德伦理立场，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模式。明星人设的扮演是对这一社会角色的道德示范。例如，明星“好爸爸”“国民媳妇”等人设，其实是对“爸爸”和“媳妇”等社会角色的扮演，起到角色的道德示范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向社会传递符合角色伦理规范要求的义务和责任。

人的社会化过程使个人承担不止一种社会角色，而是一组角色集，从而使多种社会角色集于一人身上。个人社会角色的扮演将依据不同场所而进行调整。由此，戈夫曼提出了戏剧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全体社会成员是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演员，他们在社会互动中表演自己，从而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7]。社会角色的习得就是在期待角色的指导下，领悟角色的内容，从而实践角色。但是，一个人自身的素质、能力、水平和他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从而拉大角色距离，引发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包括两种类型：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是不同角色承担者之间的冲突，由于角色利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不同的角色扮演者按自身认定的角色规范行事。角色内冲突则是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个人自身内部的冲突，由于一个人承担多种社会角色，角色间目标的对立或规范不相容，会导致角色间的冲突。明星人设的崩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角色的冲突，由于明星没能完成大众对其所承担社会角色的期待或其承担不同角色间的冲突而导致角色扮演失败。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认为，消费社会的来临使物品不再仅仅是消费的对象，还包括物品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结构，是“符号-物”的意义体系。人们对物品的消费转向对符号的消费，物品要成为一种商品，必须先生产出背后的符号价值。“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是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因为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的偶然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它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具有系统性的关系”[8]。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向符号价值转变，人们的符号消费过程实质上成为一个对自身重新编码、意义重新建构的过程[9]，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界定自己。

从符号消费理论来看，明星作为一种商品，人设是其背后的符号价值。人们不仅消费明星的作品，还消费其所代表的符号体系和价值观念。伴随文化工业化的发展，娱乐文化呈现出商品化的属性，因此，明星和资本公司需要建构出与明星特质和市场需求相一致的人设符号以获取市场资源和消费机会。明星人设如同明星一样，成为文化工业化生产的产物，以生产消费符号并缩短与大众的社会距离。

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技术支撑，这些媒介不仅成为符号消费的共谋者，还成为符号消费的生产者。但是，媒介的参与也使人们被符号所包围，失去了对符号进行理性判断和自主选择的能力，由此被符号所支配，导致消费的异化。明星人设的崩塌就是这种符号消费异化的表现。明星作为一种商品与附着在这一商品之上的符号呈现出对立的张力关系，明星、娱乐资本和大众传媒“自上而下”建构的人设符号与粉丝和社会大众“自下而上”的符号消费需求发生了错位。

目前学界关于明星人设社会功能的分析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从明星人设生产的视角着手，强调人设的消费属性[10]，认为明星人设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是娱乐资本获取商业价值的重要手段。明星需要人设给予人性化的设定，以与特定的市场资源建立联系，��而获得商业价值[11]。例如，演员刘涛通过“国民媳妇”“贤妻”的人设，获得多家食品、母婴、家居等品牌的代言，而在《欢乐颂》干练、聪明、霸气的“安迪”精英人设后，刘涛开始代言保时捷汽车、萧邦珠宝、兰蔻化妆品等高端品牌。在这一视角下，明星人设和品牌所传递的价值理念切合度越高，大众对明星和品牌的认知越统一，就越有利于产品品牌的树立，更有利于明星人设经济效益的转化。第二种路径则从明星人设需求的视角着手，强调人设的文化意涵，认为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粉丝及粉丝社群追求文化归属和认同的重要手段[12]。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符号消费方式，其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而是通过差异性的诉求界定自我、建构身份。

综合来看，无论是强调人设的消费属性，还是强调人设的文化功能，明星人设的崩塌都会对明星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影响资本的循环和再生产，也会深深影响粉丝和社会大众的角色认知和文化认同。本文拟从人设生产、人设维持和人设崩塌三个方面分析作为社会产物的明星人设所存在的内部张力和外部矛盾，从而揭示明星人设崩塌的潜在逻辑。

人设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内隐某种固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明星人设一经设定，经明星演绎和大众传播媒介渲染，即固着在明星的行为模式中，被粉丝和社会大众所感知、认同。但是，明星人设是一种功利性社会角色，不同于表现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表现性社会角色，其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随着市场环境和资源变化而变动的可能，也存在明星不能胜任或不适应所建构角色的可能。例如，一直营造“博士学霸”人设的演员翟天临，因为不知“知网”为何而导致“博士学霸”人设崩塌。人设的相对稳定性与明星所需人设的变动性矛盾，造就了明星人设崩塌的可能。

同时，个人社会角色的扮演是基于对其所承担社会角色的认知，而由于主客观因素，人们对角色期望、角色认知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明星角色扮演和社会角色认知之间的张力，从而导致明星人设的崩塌。明星人设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背后具有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要求。然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不同社会地位等因素，会导致人们对某一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预期和认知，从而导致不同的角色扮演行为。这种因角色预期和认知偏差而导致的人设崩塌，会使明星在角色扮演中出现失调现象，无法成功扮演既定人设而不得不退出。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习惯于接受快速、快消的信息，进行快速的信息输入和内容输出。“人设”就是一种被刻意编写的利于有效沟通的砝码，它将个人身上的信息浓缩成一个简短的标签，用于快速传播，以形成一种能够被快速记忆的符码[13]。随着娱乐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推崇明星社会角色专门化、明星形象类型化的明星人设已成为“明星制造”的重要环节。明星要迅速获得社会大众关注、大众媒介报道、娱乐资本投资，就需要用“人设”来凸显个人特征进行自我标榜。

因此开发出辨识度高、关注度高、受欢迎的“人设”，就成为娱乐工业产业合理化和系统标准化的运行逻辑。明星若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辨识度的标签，就能获得相应的市场资源和社会关注，像“硬汉”吴京、“鬼马精灵”周冬雨、“雨神”萧敬腾等。但当明星被人设化，意味着明星只是一个碎片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整体性的人格诉求和完整的角色形象。这种标签化的角色很多时候与明星真实的自我不全面、不客观、不真实，短时间可能会获利，但从长久来看，存在潜伏危机。

在福柯的规训理论中，规训是一种内化的不自由险境，真实之处，方有自由。明星人设作为明星行为的一套“面具”和“枷锁”，限制了其对真实自我的展现，从而绑架了真实的自我。人设的崩塌，其实就是真实自我和这套“面具”及“枷锁”对立的结果。

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其认为，人们为了在社会舞台中进行表演，区分出了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一种有意识的表演，即观众能够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而表演者也知道被观众所观看，呈现的一般是能够被社会接受和认同的形象；而后台则是相对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或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场合，因此后台是不让观众观看且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14]。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戈夫曼在前台和后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人们不能将前台的行为用于后台，也不能将后台的行为在前台表演，否则即会引发角色混乱。

明星人设其实是一种明星在前台的形象，人设的维持需要明星分清前台与后台并维持在前台的角色形象。但是伴随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特别是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等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大众逐渐获得挑起后台幕布的“竿子”，能够偷窥明星在后台的行为和形象。由此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从前台延伸至后台，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被打破。前台和后台界限的模糊一方面导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导致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自我焦虑，由此造成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

而互联网的发展在模糊前台和后台界限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前台的空间，使后台的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影响明星在前台的表演。互联网使社会大众获得了解明星的机会，使其可以进行更为直接的沟通，从而大大缩短了和明星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大众，特别是粉丝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挖掘、跟踪明星在后台的偏好、行为和观念，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使后台在空间上不断蔓延，缩小了前台的表演空间。例如一直扮演“老干部”的靳东，一直在前台表演的是稳重谦逊、博学有才、睿智多金的精英人设。而社会大众却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观察到其在后台的知识局限和刻意表演，从而引发对其前台表演和形象的质疑，从而导致其人设崩塌。

当然，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差异不一定都会导致明星人设的崩塌，有时候，后台的行为可以帮助建立前台的人设。例如，演员景甜虽参与多部大制作影视作品，但仍不为观众所熟知，却因为直播洗脸而爆红，树立起“貌美肤白”的人设。演员袁姗姗曾因剧中角色而被要求“滚出娱乐圈”，却因运动健身而成为“马甲线女孩”，完成形象逆转。

媒介即讯息，在泛娱乐化的新媒介时代，传媒成为大众文化控制的重要工具，掌握着对符号进行编码的权力[15]。明星人设，如同信息流通一样，也经过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取决于明星和娱乐资本的运作，也有赖于传媒这一信息传播的技术工具。

首先，传媒将明星和娱乐资本生产的人设重新编码以有利于人设的快速传播。因为明星人设需要被符号化，“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16]。因此，传媒通过编码建构了明星人设，这种建构不是来自对明星的全面认知，而是完全由明星人设这一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和想象来进行建构。这种建构使明星人设虽然有利于媒介快速传播，却失去了对明星这一个体更为人格化和多元化的解读。

其次，传媒也将社会受众接受和生产的人设重新解码。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被压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受众并不是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对编码进行积极的解码。“流通和接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收本身也是电视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16]。因此，虽然明星人设是明星和娱乐资本通过传媒进行的编码，但是社会大众也能对这一编码进行积极的解读，通常，作为一种反抗，这种解读往往与编码遵循着不同的逻辑。

在对人设的编码和解码间，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明星人设的理解依赖于明星、娱乐资本、传媒、传媒之下的受众之间建立的对称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在对明星人设这一符码转换和脱离话语形式这一环节中被“扭曲”和“误解”，造成人设崩塌。

粉丝是明星的仰慕者或追随者，往往与明星之间存在一种崇拜、迷恋和模仿的关系。伴随中国垄断性娱乐体制改革和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粉丝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明星相关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而成为参与明星生产、传播和营销的策划者，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重要力量。

首先，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保护者。明星人设是明星的一种社会标签，代表着明星的特点或性格。一方面，明星人设有利于明星拉近与粉丝或社会大众的距离，迎合社会大众的社会期望。例如“吃货”人设不仅可以塑造明星可爱的一面，也加强了明星平易近人的社会印象。另一方面，明星人设能够提升明星的知名度，并将这种知名度与市场资源和品牌建立联系。因此，明星人设作为一种商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商业价值。而粉丝，作为与明星具有拟态亲密关系的群体[18]，参与明星的生产制造流程，是明星人设维持的保护者，并通过对明星人设的保护为明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渠道和发展机会。

其次，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正如詹金斯所言，粉丝是主动的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是从借来的材料信息中建构自身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19]。作为一个文化上边缘、社会上弱势的个体[20]，粉丝往往从完整的作品中进行积极的攫取，以形成属于他们的参与性文化。因此，虽然明星、娱乐资本和传媒建构了明星人设，粉丝也在积极保护明星人设的完整性以帮助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粉丝作为积极的盗猎者，往往比普通受众更关注也更有机会获得与明星相关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存在与明星既有人设相左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粉丝即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渴望明星摆脱人设的“枷锁”，做一个快乐的自我。

如前所述，人设是明星的一种标签，影响着明星的商业资源和发展机会，进而关系到其职业发展历程。人设运作良好，可以使明星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影视作品、广告代言，也可分享粉丝经济的发展红利；若人设运作失败，则会使明星失去观众信任，并进而导致媒介曝光，丧失职业发展资源和机会。例如，一直以“文雅好男人”和“雅痞大叔”人设示人的演员吴秀波，曾获得包括汽车、手机、家居、服饰等30多家广告商的青睐，并以国内“顶级电视剧咖”而备受宠爱。基于此，吴秀波创办了6家控股企业和10家关联公司，名利双收。但2018年人设崩塌后，先是吴秀波经纪公司—光线传媒一天损失2亿多，而后其主演的《情圣2》被撤档，参演的北京卫视2019年春节晚会和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全部镜头被强行删除，而后，多家广告商与吴秀波解除了合作关系，职业发展陷入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的出现被认为是个体化社会中青年以兴趣部落和集体情感为纽带，应对传统共同体消解重建情感共同体的努力[1]。因此，明星成为这一情感共同体的核心，被粉丝寄予美好生活的想象和特殊情感的寄托。通过粉丝及粉丝社群一系列的打榜、投票、应援和渲染，明星被粉丝“赋魅”，其符号化的人设即具有了符合粉丝期待和大众认同的形象，粉丝对这一形象产生情感投射，以获取情感寄托和认同归属。

然而，被粉丝建构的明星人设需要与明星本人的真实性格、地位、偏好相一致，基于粉丝集体想象的明星人设因与明星社会距离较大而容易导致所建构人设的崩塌。而这一人设的崩塌，对粉丝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明星人设的崩塌会导致粉丝对明星人设背后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的质疑。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背后是一套关于这一人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它们通过明星的行为而被社会大众，特别是被粉丝认可、践行。然而，明星人设的崩塌会使粉丝自我怀疑和否定，质疑人设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例如，一直以“模范老公”“宠妻模范”示人的演员文章，在人设崩塌之后，引起了粉丝和大众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进而追问“何为模范老公”等议题，甚至有人对“姐弟恋”提出质疑。

其次，明星人设的崩塌会导致粉丝社会认同的危机。粉丝是狂热的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与明星建立起某种拟态亲密化的情感关系，来寻求认同和归属。特别是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粉丝依托互联网所形成的网络粉丝社群，更成为他们集体建构粉丝文化、形成群体归属、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形式。他们通过观看明星的影视作品、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集体参与明星的工作安排，来获得一种社会存在感和满足感。而明星人设的崩塌是对其既往行为和价值的全盘否定，寄托在明星人设之上的文化、群体和认同因失去了明星人设这一附着物而逐渐丧失。如宋仲基和宋慧乔的“双宋cp”从荧屏情侣到现实夫妻，承载了无数观众对爱情的憧憬和幻想，“完美婚姻”的人设也圈粉无数。当“金童玉女”梦幻般的婚姻破碎时，很多粉丝失去情感的寄托，甚至不再相信爱情。同时，当粉丝理性开始回归，情感的失落和群体的落差将会导致社会认同危机。例如，在粉丝群体类型中，有一种专门恶意抹黑明星的粉丝，被称为“黑粉”，他们往往打着“挚爱”的幌子，用显微镜寻找明星的缺点与不足，恶意挑拨明星之间或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看，黑粉即是一种因所期望明星人设与明星具体行为之间差异而形成的一种认同冲突的产物，认同的缺失导致了行为的失范。

一方面，明星人设是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扮演者，角色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是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每个社会个体按照既定社会角色的规范要求行事从而使整部社会机器运转良好；另一方面，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具有模范带头作用，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践行者和守护者。而明星人设的崩塌，将会引发人设背后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等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明星人设的崩塌或因娱乐资本形象定位的失败，或因明星印象管理的失败，但更多的是因挑战社会规范、扰乱社会秩序而形成的崩塌。例如房祖名、柯震东、陈羽凡吸毒事件，黄海波、王全安嫖娼事件，林丹、许志安、李小璐出轨事件，刘晓庆、毛阿敏、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张云雷借汶川地震讲段子、赵立新发表“日本人为什么不烧紫禁城”的不当言论而造成的人设崩塌，均是挑战社会秩序、无视社会规范、触犯大众底线的表现，这种人设崩塌是触犯国家法律、违背社会道德的结果，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集体愤怒，制造社会暴力，扰乱社会秩序。例如，“不知知网为何物”的学霸人设翟天临，因存在学术造假的行为而造成人设崩塌，并进而引发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探讨，甚至质疑教育和学术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本文以明星人设崩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人设生产、人设维持和人设崩塌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明星人设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具体说来，在人设生产阶段，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以追求效益和实际利益为目标的明星产业，存在不能胜任或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角色的可能；同时，明星人设的扮演基于对这一社会角色的认知，包括社会大众的角色期待和明星个人对角色规范和要求的认知，其中的偏差即会导致明星在角色扮演中的人设崩塌。

在人设维持阶段，明星人设是其在前台的表演，在传媒无孔不入的网络时代，明星人设的维持需要将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行为统一起来，才能保持人设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前台与后台的距离以及之间界限的模糊，导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冲突，并可能引发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焦虑，从而引发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传媒在明星人设维持阶段不仅承担编码的工作，将明星和娱乐资本演绎的人设进行符号编码以有利于媒介传播，同时也承担着解码的任务，将粉丝和社会大众对明星的期待和理解进行积极的解码。在这种编码和解码之间，明星人设丧失了人格化和多元化，而仅成为一种有利于传播、接受的符码，在转换和脱离话语中被扭曲，造成人设崩塌；粉丝在明星人设维持中也面临保护和抗争的张力，一方面，他们是明星的追随者，希望通过明星人设的维持以发挥其商业价值，获取更多资源和机会。而另一方面，他们是娱乐文化的盗猎者，希望通过明星人设演绎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而对明星相关资料的搜索会增加对明星人设的质疑，从而抗争明星人设给予明星的“枷锁”。

在人设崩塌阶段，明星人设的崩塌不仅使明星面临职业发展的危机，也使粉丝面临社会认同危机，使社会面临社会失序危机。因此，需要明星、粉丝、传媒和政府的集体参与，规范明星人设，促进娱乐产业发展。首先，对明星来讲，人设是人的延伸，需要建基于真实的符码之上，只有通过踏实的工作、精湛的作品才能支撑起完美的人设。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明星，在加强自律的同时要勇于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公众追求积极的社会文化。其次，对粉丝来讲，共同体营造和情感寄托需要建基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上，要清晰认识明星人设的功能和价值，不盲目追随、尊崇和信奉，保持理性、批判地认识人设崩塌的后果。第三，对于传媒来讲，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要合理引导和监控明星的言行，为社会营造健康良好的大众文化环境。传媒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恪守职业准则，对有损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人设崩塌事件进行有序引导，舒解潜在冲突。最后，政府需要加大对明星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增加其犯错成本，以发挥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应有的模范带头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21]王倩楠.情感共同体：明星“人设”现象背后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J].中国青年研究，2018(2):94-101.

[2]张银梅.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明星“人设”-以林丹为例[J].新闻与传播视听，2017(10):143-144.

[3]王艺璇.悖论的合法性：网络粉丝社群对粉丝形象的再现与生产-以鹿晗网络粉丝社群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7(6):67-74.

[4]王艺璇.网络时代粉丝社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鹿晗粉丝群体“鹿饭”为例[J].学术界，2017(3):91-103.

[5]范晓青.“人设崩塌”的传播学解读[J].今媒体，2018(3):49-50.

[6]肖云忠.社会学概论：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73.

[7]刘娟娟.印象管理及其相关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6(2):309-314.

[8] [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223.

[9][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张一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杨爽.微博中明星的“人设”话语生产与主体建构-福柯“规训思想”阐释下的自由假象[J].新闻知识，2018(2):78-81.

[11]何雅昕.传播学视阈下明星“人设”的分析[J].传播与版权，2018(1):10-12.

[12]陈阳.人设传播：网络受众的内容生产模式新探[J].当代传播，2018(3):96-98.

[13]官笑涵.新媒体时代人设的营销传播思维[J].新媒体研究，2017(19):52-53.

[14] [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5-140.

[15]杨维东，王敏.观念生产与媒体扩张-默多克媒介权力的再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8(9):101-115.

[16] [17][英]霍尔.编码，解码[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46,347.

[18]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19][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0][美]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者-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