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

戴维·L·桑顿（David L. Szanton）[1]

袁剑[2] 译

原文载于：《文明研究》第1辑。

在后面的文章中，阿兰·坦斯曼（Alan Tansman）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转译的形式；“通过一种多学科透镜来力图了解、分析和解释外国文化的一种事业”。“去了解、分析和解释”另一种文化——不管这是一位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还是一位安哥拉人想要了解印度——都是一种转译活动。它主要力图将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假设、意义、结构和机制以晓畅明白的方式传达给局外人。但是，它也创造出了反思性的契机，来拓展，甚至是反过来挑战局外人对其自身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多学科透镜”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没有哪个单一学科能够具备对另一个社会或文化加以全方面理解的能力。

对任何文本的好的转译——不管是一首诗、一段话、一个社会事件还是一种文化——在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对文本的结构、意义与机制加以深入的理解。文本必须放置在其自身的语言与历史当中，在其先前的文本与当前语境中加以理解，以避免简单地将个人自己的意义或预期强加到上面。完美的转译不大可能办到，在转译过程中总是会遗漏一些东西；大致的或者部分的转译才是我们真正可以期待的。不可否认，从非常遥远的语言和文化那里转译过来的东西会形成某些类似的观念与形象，也会支持某些类似的观念或主张。但是，它们也很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仅仅去发现或者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我们自身、结构或者机制施加影响，并进而将其解读为一种对我们自身经验所表达出的那些东西的罗夏墨迹（Rorschach inkblot），只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已经错失了我们本可从中学到的那些东西。在对其他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或者表述上的这些失误通常都是各式各样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产物。对于被认为强有力的、如今似乎具有支配性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美国而言，这种情况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危险。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经常宣称从西欧或美国经验中获得的观念、理论、模式和分析方式是具有普适性的，或者将其强加到世界其他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容易理解；对其他文化和社会中多样性的和可替代知识的认真追寻受到深度挑战、消解和威胁。但这样做也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世界和他者的理解与阐释，并最终理解和阐释我们自身社会和我们自己。

本书认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基本作用体现——并将继续是——在核心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在政策制定者以及广大公众层面，对看待世界中的美国和欧洲中心观加以拓展。在美国大学当中，区域研究试图去记录那些形塑了欧美之外的社会与国家的独特社会与文化价值、表现、结构以及内在动力的存在、内部逻辑以及理论内涵。其广义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成新知识以及具有其内在和实用价值的新的知识类型，其二，同时也更具反思性的，对总在很大程度上借鉴美国和欧洲经验的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范式与普适化趋势加以历史化和情境化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将其去自然化（de-naturalize）。一旦成功的话，区域研究科研与教学揭示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特殊和偶发历史、结构、权力形成以及有选择性的、通常是理想化的对于“西方”的叙述基础之上的时髦分析的局限性。更令人深感鼓舞的是，区域研究能够提供有助于学科重建的材料与理念，因此这类研究在社会和文化分析中成为更具包容性的、更为有效的工具。

区域研究的共同体并不会总像这样成功；有很多失败的情况，其他的方面也大致相同。作为一种知识活动，区域研究是多相的，它本身也必须被历史化、情境化，并不断地加以重构，以跟不断变化的世界机制相适应。然而，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去区位化”（deparochialization）从一开始就成为关注的中心问题。[3]此外，考虑到1989年之后的西方凯旋论，并交织着当前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议题，区域研究得到了重塑与重振，以实现它将我们转译到一个不断多元化的世界之中的最初目标，而这，就成为一项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的知识与政治事业。

在美国大学当中，区域研究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关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苏联的区域研究科研与教学活动一再挑战着欧美中心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体制与知识霸权。通过形成新数据、问题，以及对社会形态、政治动态以及文化建构的洞察（例如安德森（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鲁道夫夫妇（The Rudolphs）的“传统的现代性”、格尔茨（Geertz）的“剧场国家”、奥·唐纳尔（O’Donnell）的“官僚专制主义”、斯科特（Scott）的“弱者的武器”、特纳（Turner）的“阈限空间”），区域研究学者常常对那些既有的智慧和理论加以拆解，用更为情境化的、更敏锐的构想取而代之。通过创设新的跨学科项目，并与扎根在不同国家和知识文化中的海外同行更紧密合作，区域研究学者推动着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那些尚未厘清的假设与轻易的阐释形成新的看法，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些加以重置。

在对学科发起挑战的时候，常常会涉及尖锐的知识、体制和政治斗争。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这种挑战的成功，区域研究和某些学科之间在知识问题、经济资源以及学术项目的结构方面存在着紧张局面。对于以国际化导向的大学为基础的教学科研活动的内容与组织的争论此起彼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看不出一丝解决的迹象。

更为复杂的是，各个区域研究领域之间，其内部并不整齐划一，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确实，如果加以近距离观察的话，它们在其政治、机制与知识史以及跟学科的关系方面都具有惊人的独特性。本书就力图表明各个研究领域的不同轨迹、议题、长处与弱点所在，以便提供一种关于其知识基础的具体意识，一种定义其贡献、局限以及与核心学科（它们自身也随时间而变化）关系的框架，以及一种思考——甚至试图塑造——在何地进行地区研究的新基础。

正如下面九篇文章所要指出的，“区域研究”最好被理解为是一种拥有共同承诺的学术领域与活动群集的涵盖性术语：（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对当地历史、观点、材料以及阐释的密切关注；（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以及（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大多数地区研究学者将他们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活动集中到一个或数个相关国家上面，但通常都会选取美国和西欧之外的世界各大区域（如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作为着力点。以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区域研究领域的学者，通常至少会对这些国家进行含蓄的比较，并经常熟知其中两国或多国的语言文字。[4]正如这些文章所要表明的，地区研究领域尤其是非洲、东欧、苏联以及东南亚区域研究的边界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非常务实的，而且也很有争议。传统的边界经常受到知识界的质疑，但它们无疑也是有局限性的。

对诸学科形成的挑战总是存在着争议，作为一种冷战遗存、政治污点、非理论化的新奇事物，或者与霸权和同时存在的全球化和跨国力量日渐不相干的东西，近期的区域研究本身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本书将通过展示过去数十年时间中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差异以及富有创造性的知识与机制轨迹，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一些最重要的争辩，来对这些质疑加以回应和否定。接下来的九篇文章——分别是非洲、中国、东欧、日本、拉丁美洲、中东、南亚、东南亚以及苏联研究领域[5]——在分析路径与风格方面各不相同。作者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点和自身专门地区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知识加以选取，并按照他们自己的研究专长自由发挥。作为这一合作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全都试图描述各自领域内的关键问题、贡献以及争议之处，以及这些区域研究与核心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协调与互动。他们还叙述了这些领域与私人基金会、美国政府部门、国家与国际政治、世代变迁、新的国内选民以及海外研究同行和研究机构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学科和知识视角的广泛性，他们文章中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经由比较性的综合阅读，这些文章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异质性、多轨道、紧张感、问题以及创造性的合情合理的看法。

这一导论对这些文章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和结论加以归纳总结。首先会对美国大学中的政治、知识和制度根源进行简要论述。随后将会对区域研究的相关质疑及其对学科、大学以及知识生产结构的挑战与贡献加以论述。在最后，会对作为一种参与到美国与海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众多领域的区域研究的未来发展态势提出了若干建议。

区域研究的惊人发展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段时间里，美国高校中国际化导向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很少超出欧洲历史与文学、古典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范畴。直到1940年，美国大学中只有不超过60名研究当代非西方世界的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其中的大多数所研究的是古代问题。[6]如今，成千上万的高校教师从事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前苏联历史、文学、当代事务以及国际关系的定期教学。以“今日南非”为题的大学新生研讨班、关于中东或拉丁美洲的本科生讲座课，关于“印尼加麦兰”或“十九世纪的印第安小说”的研究生专业研讨班，如今已经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标准课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专业学院的专题课程如今都使用世界各地的事例、读物、观点以及案例材料。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现在每年接收超过二十万外国留学生，以及上万名来自海外的访问学者。[7]大批来自新近移民家庭的学生如今在美国高校学习，而数以万计的美国学生每年会出国学习或进行研究。国际工作坊和会议、出版项目与期刊比比皆是，随着新电子媒体的出现而变得愈加便捷。区域研究和国际化课程、研究以及协作如今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些学校甚至还推出了促进“国际化”的方案或计划。

一般来说，在美国大学中，区域研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加以制度化；（1）区域研究系科，以及（2）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或者项目。区域研究系科——如芝加哥大学的南亚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语言与文学——通常都会授予结合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有时候甚至特定区域政治方面课程的本科学位。尽管这些系科是多学科的，但它们通常都倾向于人文学科。在研究生阶段，区域研究系科往往集中到文学和历史方面。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区域研究刚刚开始在美国大学扎根的时候，这些系科在培养区域研究专家方面可谓至关重要。然而，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门从事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他们在那些核心社会科学和人文系科（如人类学、艺术史、地理学、历史学、语言与文学、音乐、社会学、政治学等）中接受训练，学成之后又在这些机构任教。[8]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区域研究教员都至少有两个身份，比如说，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是一位社会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拉美研究专家。从体制上看，这就意味着区域研究系科常常会萎缩，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并陷入重重困境当中。这些系科继续培养少量硕士和博士，大学中所能提供的相应就业岗位却要少很多，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国际化学位最契合的。结果就是，曾经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区域研究发展中希望所在和占据关键角色的一些区域研究系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维系它们在各自大学中的学生和地位而苦苦挣扎。

相比之下，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项目在制度上要成功得多。美国大学如今拥有数百家研究各大区域和所有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单位。这些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会开设一些课程，但通常并不授予学位。然而，它们通过组织或赞助多学科系列讲座、工作坊、会议、研究以及课程发展计划、语言进修以及专题课程、出版和图书整理项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宣传活动，吸纳了来自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专业学院的研究生与教员。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不管对那些关注某一世界特定地区的新手而言，还是对那些早已是这些特��地区的成名学者而言，这些机构常常成为充满活力的知识与方案的中心所在。

尽管在美国高校中区域与其他国际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对于在课程中是否需要有足够的国际和外语内容，内容正确与否以及如何将之与本科专业或高级学位项目关联起来，相关的争论还在继续。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学生个体在离散人口当中的角色和兴趣问题、在对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下关注中的适度关系问题，以及在传统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之外的外语的教学问题。同样的争论，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资助机构中，都是教员和研究生所研究的最具价值的主题、理论、知识视角和方法。

即便仍然存在争论，但美国区域研究和教学的超常发展和全球覆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巴黎和伦敦从世界其他地方聚集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一些欧洲大学拥有或者曾经拥有类似的研究中心或项目，但它们大多集中在自己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同样，日本和澳大利亚大学也有一些活跃的研究和培训中心，它们关注的是东亚和东南亚的近邻，但它们对更遥远地区（如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研究的支持力度相对要小。在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少数一些大学有超越它们自身所在区域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项目或研究中心，对美国或北美的研究也是如此。只有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建立了众多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以同时处理世界许多地区的相关问题。通过重叠与竞争，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提供了全球视野。

美国高等教育的这种戏剧性国际化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提升或驱使着它？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对美国大学的整体形象和活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如上文的论述和下面的文章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大学中只有少数一些零散的教师在从事非西方世界的教学与和研究工作。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少数一些拉美和苏联研究者开始鼓励在他们所关注的地区进行更具协作性的研究。在战争期间，少数一部分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的美国专家——大多数在常春藤高校——成为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的信息分析员，并协助培训海外司令部和战后占领军的军官。在战后，一些人开始在一些新的美国政府安全和情报部门任职。大多数人则重返大学任教。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西欧是美国之外唯一熟悉的区域。[9]大部分美国人在中学阶段曾学习过欧洲的一些内容，有些人还曾到那里旅行过，一些人近期还曾在那里浴血奋战过。同样，美国高校中几乎所有的教员和学生都来自于欧洲背景的家庭。媒体上所展现的欧洲的机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形态至少让美国同行似曾相识，甚至成为美国同行的信息源泉。因此，尽管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帮助重建欧洲，在欧洲增强美国的学术专长却并不是最优先的考虑。

相比之下，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知却令人震惊。与此同时，在美国大学和基金会中，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精英，他们都不仅感受到了来自苏联、中国、日渐凸显的冷战所带来的直接挑战和威胁，而且也感觉到了非洲和亚洲非殖民化过程中激情与前景所带来的挑战。在这种语境之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形成了广泛共识，即，美国必须着力强化其对世界上所不熟悉的国家和社会有效加以理解并采取行动的能力。[10]为此，美国似乎需要那些国际化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能够确立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以及民主的方案，这些方案不仅能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同时也能确保美国的利益。

尽管一些人推测，其他国家采纳美国的机构和程序将会使它们得以快速发展，至少一些学者和基金会成员都意识到，那些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些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中心观的知识和经验未必能够在非西方世界加以充分有效的理解或执行。他们认为，西方模式、事例和技术在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与历史的社会中加以直接运用的话，可能完全不会起作用，假如美国想要协助非洲、亚洲、中欧、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和政治稳定，并有效地与苏联争夺它们的忠诚的话，那么，了解这些国家更具文化与历史语境的知识就显得十分必要。[11]从这些国家的视角来看，美国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专注于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动力、它们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心理、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审美、宗教传统、宇宙观与哲学观等方面研究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确实，这种知识不仅对政治分析家、外交家和发展专家有用，而且也能用在商业、媒体、初等与中等教育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而在不仅形成、推动和指导海外计划，而且将其广泛传播给更多民众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知识显得尤为必要。

这种能力的发展是由一些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引领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并各有侧重，这些大学中的每一所都在师资、学生奖学金、外语设施和课程、图书馆、研究基金等方面开始进行巨额的、长期的投入。一个小规模的富布莱特海外教学与交流项目也在1946年开始启动。而在1950年，福特基金会建立了著名的“国外区域研究基金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 FAFP），这是第一个资助美国区域研究培训的大规模全国遴选计划。最初的“国外区域研究基金项目”奖金资助在世界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跨学科与语言培训。1951年，“国外区域研究基金项目”首次颁发奖金，而到1972年，这一项目已经资助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约2050名博士生在世界各地进行培训和研究活动。1972年，福特基金会将“国外区域研究基金项目”转变为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共同参与的跨学科（人文与社会科学）“区域研究委员会”（Area Studies Committees）。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之下，这两个学术组织提供了其他将近3000项区域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而借助其他基金会的力量，它们又资助了另外2800项博士后区域研究奖金。福特基金会还向这两个学术组织合办的区域研究委员会的田野发展工作坊、会议和出版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资助。[12]而与此同时，基金会还直接向大约15所美国研究型大学提供了1.2亿美元的资助，以帮助这些大学建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总之，从1951年至1966年，福特基金会在区域研究培训、科研和相关项目上的投入超过2.7亿美元。[13]

尽管它最早动议，其他资助者随后也加入进来，但在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中核心组成部分的多学科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当中，福特基金会是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和外部资金的来源。其他大型和重要的项目陆续展开。受苏联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上天这一突如其来的刺激，1957年经过多项修改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建立了教育部项目，这一项目如今以作为国家资源中心的大约125所大学为基础设立的区域研究单位的主要行政、语言教学和公共服务（外联）活动提供部分资金。富布莱特“共同教育与文化交流”（Mutu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Exchange）项目在1961年得到大幅度扩充，最终资助1000项在世界各国的博士、博士后研究和教学项目。同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也发起了全国遴选活动，以资助国际研究项目、工作坊、会议、交流以及相关活动。私人基金会（如梅隆、亨利·卢斯、廷克基金会）也为对世界特定国家的区域研究提供了主要的支持，而其他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K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都为有各自专门国际项目的区域研究学者提供资助和规划。但由福特基金会在重点研究型大学和通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合办的区域研究委员会对培训和学术活动所作的长期承诺与巨大支持，才使区域研究成为一个生产非西方世界知识的强有力的、具有学术合法性的研究取径。直到今天，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基金会在资助区域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14]

显然，对冷战的关注以及美国精英界关于国家需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扮演更为宏大的国际角色的看法，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建立和资助美国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情报和安全部门经常试图将知识分子吸纳进来并影响研究进程，其中一小部分获得了成功，有些则彻底失败了。[15]然而，正如下面的文章所记述的，在几年时间里，美国大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合办的区域研究委员会重新获得了在更广泛的学术议题上的主动权，其中尤其包括与直接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人文、历史和其他领域。正如邦内尔（Bonnell）和布雷斯劳尔（Breslauer）在他们文章中所指出的，即便是在涉及冷战对手的苏联研究领域，这种趋向也在扩大。而这种情况使鲁本·弗丁（Reuben Frodin）这位福特基金会关键人员屡次惊呼“难道就没有对普希金的其他研究了么？！”他想方设法使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投向全国各地的区域研究项目。

确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区域研究者对美国政府就“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其在他们所研究的世界区域内的政策与行动提出了公开、激烈的批评。这种情况的最明显例子就是越南战争时期的东南亚——尽管这场战争实际上导致了区域研究各个领域的知识与政治异议。与此同时，许多拉美研究专家——常常跟他们在拉丁美洲相对应的人物有紧密的私人和知识关联——就美国对古巴、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政策越来越提出公开和深入的批评。同样，大量南亚研究者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在1965年的印巴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正如邦内尔、布雷斯劳尔以及瓦尔德（Walder）所指出的，即便是在苏联和中国研究领域也很快就有一些学者就美国对那些“敌对”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而大批区域研究学者和组织抨击美国政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赞助的“发展”和“现代化”项目，认为这些项目各怀鬼胎、毫不可行、适得其反（如果不是简单地反叛的话）、自私自利、让那些精英分子中饱私囊，对于他们宣称的受援国的贫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实际上，虽然国际政治的考量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区域研究加以投入的最初根源，但指责区域研究仅仅是美国冷战战略的工具或侍女，至少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是夸大其词的。显然，一些学者一直紧跟最初的政治关注点，并继续使用美国的视角和模式来解释世界的其他地区。然而，正如本书中的诸篇文章所要表明的，各个区域研究的领域都迅速扩大，并采取了更为多样化和独特的知识和研究议程、争论以及研究路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区域研究各领域之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例如，正如约翰· R·鲍恩（John R. Bowen）在他文章中所指出的，美国对东南亚的研究一开始十分重视政治事件和社会科学，而从那时起，变得更重视“文化”指向（虽然还没有人文化）。在拉美研究领域，正如保罗·W·德雷克（Paul W. Drake）和丽莎·希尔班克（Lisa Hilbank）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各种政治经济学框架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横行，政治学、社会学和一般发展理论的巨大影响甚至远远超越了拉美这一范畴。正如维多利亚·邦内尔和乔治·布雷斯劳尔在他们文章中所专门强调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的苏联研究转向探究苏联是否会发展出一种更“理性”的社会-政治形态，还是必然会蜕变。珀尔·T·罗宾森（Pearl T. Robinson）关于非洲研究的文章指明了非洲裔美国学者、主流（白人）非洲学家与他们在非洲大学中的同行在非洲定义方面的尖锐矛盾，以及因之而形成的多种研究旨趣。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南亚研究领域始建于19世纪欧洲关于斯里兰卡和南亚宗教与哲学的人文研究。然而在过去的25年间，正如尼古拉斯·B·迪克斯（Nicholas B. Dirks）所指出的，这一领域的知识生活，假如没有被“庶民”运动和关于后殖民社会研究中学者、适当分类和主体地位的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论争所垄断的话，也已经被重新定向了。

正如这些简要的事例开始表明的，在接下来的那些文章中，对各个区域研究领域之间在学术兴趣与研究路径方面出现分歧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分析。这些因素包括：

——美国与那些问题缠身的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

——公共与私人资助方不断改变的兴趣

——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学科以及学术方面的个人与政治承诺

——在所研究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学者的不断变动的关系、争论与合作

——研究领域的成熟度（也就是说，这是在美国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建立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之上的，亦或是被欧洲殖民学者所确立起来的）

——学习这一地区语言方面的难度

——这一区域内部的戏剧性事件或冲突（革命、战争、叛乱）

——从那个地区移居到美国的民众的知识与政治诉求

——进入田野、获得档案或进行合作研究的难易度

考虑到区域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已有的以及未来更为多样的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对于这些研究领域如今各有特色并多向发展的现状就见怪不怪了。

但是，美国大学中区域研究的发展并不单单是大学中新研究机构或者各类学术团体的增加。拜这些研究领域的所学科基础和持续发展所赐，区域研究学者已经形成了对于知识的新理解和新形式，并将之合法化，而这些，是他们那些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秉持欧洲中心观或者美国中心观的同行们所未曾设想过的。通过在关键问题上生成新数据、新观点和新方法，以及分析的新单位，并将“本土”或“他者”视角的内在价值与分析价值，以及更多基于文化层面的解释与说明加以合法化，此外并通过创建新型的多学科学术单位，他们对美国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形成了知识和政治层面的挑战，甚至在不同程度上使之发生了转变。

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1996）中所指出的，当前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划分时在十九世纪后几十年里确立起来的。在当时，按照欧洲模式，美国大学建立了一些主要的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系科，以跟当时对世界的理解与分类相契合。经济学用来解决市场问题，政府学（之后的政治学）处理的是国家问题，社会学处理的是社会问题，心理学处理的是个人问题，历史学则处理过去的问题，而人类学则处理“他者”的问题。人文学科也同样划分为英文、各种其他语言文学（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等）、哲学、古典学、宗教、艺术史、音乐等等诸系。其中的各系科与整个世界的范围相对应，而学科则被设想成为本质上封闭的单元，能够不受他者影响、彼此独立地进行恰当而有效的研究。世界的某一范围、一个学术系科以及一个知识学科都被看成是相互定义的。同样，通过彼此之间的合法化，这些系科就成为美国大学中的基础版块。

在一所大学的学院中，不管系科是独立的还是群集在一起，它们都要从中心主管部门争取资源。然而，至少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那些学科化的系科长期以来就拥有聘用与解雇、授予终身教职和晋级、设立研究议题和课程、确定什么是有用和有价值的知识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处发表等主要决策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议题、概念、课程、专业术语、研究方法、内部辩论、子领域与专业、论证标准、期刊、全国性组织以及知识和制度层级。在这种背景下，跨学科或多学科培训与研究长期以来受到质疑，常常遭到诋毁。与此同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日益认识到，19世纪对世界刚性的条块化划分，仍然在这些学科以及系科结构中体现出来，而这种情况跟当前对于社会与文化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格格不入。这不仅在于这些系科内部急速的分化与专业化弱化了其完整性与连贯性，而且还在于，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市场、政治、社会、文化等——与19世纪学术劳动、系科和学科边界相适应的范围——彼此之间都相互渗透、互动和形塑，无法孤立地进行研究。至少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学者们经常想要从其他的系科找到知识上的同行，而如今能够在更为跨学科的层面上相互砥砺。然而，从机制上来看，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对于其受限的知识基础存在着批评，但学科之间的藩篱只会变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考虑到在雇用、建议或否决授予终身教职方面的权力，通过排斥性的话语或者术语来要挟，并在向大学争取资源方面相互竞争，大多数社会科学系科已经变得极为封闭。确实，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与矛盾，而这些问题所引起的批评，已经形成了一个远比围绕区域研究的争论更为严峻的“学科危机”（crisis in disciplines）。

实际上，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系科都可以看作是一组构成美国大学核心的支柱，那些通过这种系科结构升到顶层的管理者，如今却要从全局上掌管这些机构。在内部，各系科可能越来越分散，各个教师常常完全从跟其他学科学者那里找到更多的共同事业和知识同好。但是，组织和政治上的反应一直是压倒性的防守姿态；使用越来越繁复的捆绑手段来阻挡重组，并保持系科的完整性。[16]

通过运用多学科方法和多种研究方法来理解非西方社会或文化，区域研究学者、共同体和资助者认为，新的知识类型需要形成一种知识的新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学科化系科坚守和维护它们首选但有局限的方法、传统知识和组织边界、它们对“西方”的程式化分析、对西方经验的频繁“普适化”以及美国大学中的垂直化组织提出了直接挑战。[17]20世纪50年代期间创建区域研究系科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将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定义为是一种似乎能避免这种冲突的方式；它们试图将跨学科的区域研究路径纳入传统的系科结构当中。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符合常规的学科框架，区域研究系科受到了来自其他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诋毁与攻击。通过巧妙的或者公开的手段，区域研究系科（后来的多学科系科也常常如此）频繁地受到外界、“更为政治化”的议题的诋毁，进而在大学共同体当中更为缺少知识上的合法性，地位也较为低下。想要成为既是多学科又是系科化——这对一个系科等同于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挑战——超出了大学守旧派所能容忍的范围。

相比之下，区域研究中心这种结构，并没有打算取代系科或者学科，而转而用跨学科研讨、争辩、计划与项目的立场来加以架构和理解，因此造成的威胁就小得多。它们更容易融入大学的文化与结构，因此更多地被接受，也更为成功。[18]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研究单位并不打算取代学科，仍然没有获得机构上的等同。而至少在目前——依照某些未曾想象过的新原则而出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与机制上的革命与重构还尚无可能——区域研究需要这些学科的概念与方法，因为它们有助于对其他社会或文化进行理解和转译。与此同时，这些学科也需要区域研究来不断挑战它们那些美国或欧洲中心化的假设，并对那些具有替代性的社会和文化进程与理解加以重建。正如下面诸篇文章所要表明的，区域研究和学科已经历史性地站到了一起，彼此之间持续性地处在具有生产性的紧张状态当中。

除了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区域研究还为一些其他多学科学术运动开辟了道路。通过宣称存在知识、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重要知识类型，以及生产知识的合法性模式需要那些传统学科不大可能依靠它们自身形成的学科间的协作，区域研究已经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研究、性别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族群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文化研究、土地研究以及众多其他类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项目的后续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并呼吁，要求利用区域研究模式来反击“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使美国研究“国际化”，并将对美国的研究放到比较背景下进行。[19]那些核心学科仍然是大学的中心所在，而且维持着它们的体制与知识力量；区域研究以及其他多学科事业并没有导致学科的崩解。然而，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中的一大抗衡力量，成为日益认识到要对任何社会的共同组成要素加以必要理解的跨学科对话的一系列场所所在。

对区域研究的批评

    尽管区域研究中心在对美国大学中的体制与组织革新加以合法化的努力相当成功，但区域研究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往往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用一种学科化归属来定义自己的学科。尤为关注的是，对区域研究的关注和批评的频率及严重程度会随着他们所属学科或分支学科的不同而不同。当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如日中天之时，经济学家在区域研究最初的数十年时间里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如今，随着量化技术和建模的广泛采用——以及更晚近的通过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设权力将其他文化、历史和机构影响加以消解或者使之变得多余化——使少数美国经济学家，当然还有那些非主流的系科，不再对区域研究感兴趣。从非西方世界得到的数据不足以建构其定量模型，当普世和融合被假定有效的时候，其特殊的状态就难以加以衡量。相比之下，试图采用经济学的理性人与形式模型的政治学学者，在社会学的一些更积极因素之后，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批评来源。[20]在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代表的学科，在这些学科当中，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最为基础的，对区域研究表现出更少的疑虑。在人文学科领域，文化与后现代研究，尽管它们建立在下面所要讲述的不同基础之上，却已经成为一种对区域研究更具成效的批判来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学术界对区域研究最大的反抗者常常是那些不自觉的（un-selfconscious）区域研究者本身——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是美国。通过将关注点集中到美国之上，并将其看成是一个分析的自然单元，使得美国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普适量度，而且不受国际监督、比较或者情景化的影响，而这些东西，正是区域研究学者在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时无法避开的。对于美国之外区域研究的这些不同批评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可能是咄咄逼人或者十分保守的。但是，由于这些观点十分常见，在制度上也强而有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知识方面的大问题，他们必须加以解决。主要有四大问题。

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许多学者指责说，区域研究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运动，本质上是为了“了解敌人”，是美国为了赢得冷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有鉴于此，尽管在理解和处理共产主义世界问题方面卓有成效，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这种威胁到1991年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认为区域研究如今已经过时了。这种批评在政治学界最常听到，这一学科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最大，并最直接处理冷战政治对手、其倒台以及接下来的转型问题。但是另一种观点则来自那些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国际行动的左翼学者，他们将区域研究看成是支持和构成美国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反对对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渐进改革的。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狭隘的政治观点和表述是非常不准确的；它们将会在下面的文章中被一一解构。事实上，正如关于中国、东欧以及苏联研究的文章所一致指出的，这些研究领域在冷战中已经高度分化。随着冷战在1991年最后终结，学者、档案、田野研究以及合作、研究议题已经进一步拓展，其中包括了后社会主义转型、公民社会、族群复兴、文化转变等等。

其次，有点矛盾的是，秉持实证主义传统的其他学者已经将区域研究当成是一种“表意”（ideographic），主要关注的是描述，而不是对核心社会科学学科特征的“法则化”（nomothetic），或者说理论建构和一般化。从坏的角度说，这种观点将区域研究当成只是一种对新奇事物的追求，这种东西尽管本质上很有趣，但无法形成更有说服力或者更广泛加以应用的理论或叙述，因此需要加以摒弃。而从好的角度来说，这种观点将区域研究视作一种数据与信息的来源，能够为各学科的学者带去更有用、更具普适性的理论，以及更宽广的视角、更先进的技术、更具知识的技能。同样，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致力于理性选择理论和对社会与政治过程进行建模的那些学者。

然而，正如后续文章所要表明的，没有理由认为区域研究与对美国和西欧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更缺少体系或者理论的驱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新理论的提炼或发展贡献更小。当然，少数学者在某些场合也会对他们宏大的新理论加以陈述和证明。但大多数学者会更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在分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话题，这是在测试、批判、确认、细描或者提炼、以及进行某种更大（可能是理论上）的一般化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况，在学者撰写关于曼谷政治或者华盛顿政治、俄国小说或者美国小说的时候，都同样真实。更为根本的是，所有的社会或文化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植根于某种理论或某些理论，但会或明或暗地，试着去使一个社会、一首诗歌、一场历史或宗教运动等等当中那些有选择的但受到严格检查的因素之间的显著关系产生意义。正如德雷克（Drake）和希尔宾克（Hilbink）在他们关于拉美研究的文章中所强调的，数据收集和理论发展是彼此交织互动的。[21]如果在心中没有一个合理连贯的理论架构或者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某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将各部分整合在一起——研究人员就不知道要寻找什么、如何加以解释，或者如何将其写成可供发表的文章或书籍。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不是理论的存在或缺失，而是学者在阐述其理论假设与观点时，哪种理论能够加以运用，以及如何或明或暗地、雄心勃勃或者恭敬谦卑地进行。当然，在这里，随着理论的变迁、吸引力的转移而在多样性和争论方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这种空间对不同的数据、材料以及关注点加以尝试，随后加以拒绝、提炼、称颂或者吸纳到学科（或者常规）知识当中。正如本书中关于非洲、拉美、南亚和苏联研究领域的文章那样，不仅使区域研究领域不被理论和理论化争论所纠缠，而且还规律性地带来了学科间的理论发展与争论。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大部分区域研究学者都身处核心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系科之中。从对美国经验或现象的叙述或分析中得出的特权化（或者更糟的，普适化）理论恰恰忽视了美国的独特性，虽然美国学者“未标明”谁在对其进行研究，因为很多是偶发的、历史塑造的、特别的，而如果不特殊的话，就是像中国、印度、拉美这样的“区域”。确实，在许多方面，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寻常和最不具“代表性”的社会之一——因而从中形成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进而构建起一般化的理论，此外，从事美国之外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区域研究学者常常意识到，不管是在他们研究领域的比较价值还是局限性方面，至少都是隐在的，有时候甚至非常明显。相比之下，研究国内类似问题的美国学者常常会将美国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社会，会将之理论化、普适化，并自如地运用到其他社会当中，看不出有什么界限，一个经典的、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事例或许就是1994年谢普瑟（Shepsle）和温加斯特（Weingast）所声称的，他们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为理解比较政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体系提供了模板，而这种研究忽略了机制形式、规范、价值、历史方面的差异，以及它们本应展现出的相关背景。[22]

对于区域研究的第三个同时也更为微妙的批评认为，它们已经吸收并继续不加批判地使用殖民主义时代的学者-官员前辈那些具有政治偏见的分类、观点、承诺以及理论——而确实，对于当代美国或西方领导人而言，它们试图维持或扩大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霸权控制。这种看法，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87）极大地推进，并在整个庶民与文化研究领域引发巨大反响，尽管区域研究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区域、他们的项目、他们的研究议题有着明显的个人兴趣与专门知识，而他们将什么看成是对社会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模式与分析的适当单位，在根本上始终是以美国或欧洲为中心的。

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区域研究学者有时或者经常无法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研究其他社会，而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进程都是经验型的，而且可能会从内部加以理解、建构、分析和批判。第二种看法则是，他们无法将他们自身从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偏见中抽离出来，因此在他们的分析中就无法用某种据称更为普世性的理论支撑起来，不管这种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等等。相反，区域研究学者所指责的——最好是天真地，最坏是故意地——将他们自己个人以及（或者）国家的议题，和那些对“西方”历史经验的众多理想化或神圣化表述都用来解释，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常见的是，以各种方式，对居于政治及经济从属地位的其他社会加以诋毁。

这些指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多次提醒我们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以及知识生产终究是缠绕在一起的。然而，区域研究并没有这方面的垄断地位。正如艾伦·汤斯曼（Alan Tansman）和蒂莫西·米切尔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它在本质上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而言都是真实的，不管这是由业内人士还是外界来进行。美国和其他地区所有的学者，包括区域研究的批评者在内，都受到他们政治背景和政治承诺的影响。政治类型和理论的强加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会决定事件的发生机制、产生的问题类型，那些具有同等价值的问题会被忽略，以及谁从研究中获益。在选取感兴趣的问题的过程中，那些因素需要强调，如何来平衡这些因素，以及如何决定哪个更重要，这些终将成为一个建立在观察者价值与兴趣之上的判断问题。（确实，正如蒂莫西·米切尔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多年以来，中东研究协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从不会允许开设关于巴以关系的专题讨论，这是因为没人会对这个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但是，这对于局内人和往里看的局外人而言都是同样正确的；权力与角度始终都在形塑着知识的生成。

然而，鉴于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霸权，美国学者的研究假设、概念、进程以及经费，常常是霸气十足或者无法抗拒的。他们还经常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发深层的文化和政治怨恨（有时候会有替代性的分析公式）。然而，区域研究学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也许是一大优势。一个人在自己国家之外进行研究，在对各种方式都不熟悉的环境中，与在熟悉和看似“自然”的美国所进行的研究相比，强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具有破坏性的自我意识而言至少更为有益。而一种自我意识试图尽可能清楚地将人们在研究中所带入的承诺、视角和权力关系表达出来，这或许是任何学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对区域研究的第四种批评来自于当前对“全球化”的迷恋。尽管对于如何定义全球化还存在巨大的争论，但不管它真正有多新颖，不管如何来对其加以研究，全球化都以各种形式（作为金融、人口、媒体或者文化的流动，作为网络、“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等等），被广泛地视为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地方性、文化以及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同质化。从这种观点来看，将关注点集中在对特定地方性的残存以及正日渐消解的特殊性或者独有动力的一种区域研究，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对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或者往好里说正在迅速消失的世界的过时关注。

事实上，全球化，不管如何加以定义，当在一个特殊地点加以仔细检视的话，就很少是一种同质化力量，也很少会将所有其他社会或文化类型与过程完全抹杀。不仅在于全球化导致了权力与财富方面日益增大的差异——不管是迅速累积的财富，还是大范围的剥削与贫困，都是如此——而且在于它的特殊宣示常常是由地方史、结构和动力所导致和形成的。同样，日益分化的族群运动、认同政治、原教旨主义以及如今的恐怖网络在近期的发展与危害程度，常常既被看成是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也被当成是对全球化要素的一种反应。对这些现象日渐增长的关注无疑使那些研究全球与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之间复杂互动的区域研究项目的数量大为增长。但是，由于各地的特征不同，对于全球化的这种研究路径只不过使对特殊地点和区域进行的密集多学科的和广泛的情境化分析——区域研究的特点——变得更为必要。

但是，在区域研究的观念化、过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项目组织方面所具有的更为惊人的转变，如今正是作为全球化要素之一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过程重要性的日渐增强的认可所导致的。在20世纪50年代区域研究最初开展之时，区域研究世界中的地域范围被划分为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等等，这些划分是传统的、受政治的影响，而且从文化-历史的术语来看，有时是非常随意的，经常受到争议。（阿富汗是南亚、中东的一部分，还是中亚的一部分？为什么非洲研究被划分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以及北非国家的研究？波罗的海国家应该包括在欧洲或者东欧（或中欧），还是前苏联范围内加以研究？欧亚大陆（Eurasia）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单元？）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世界的瓦解，这些传统分类中的一些如今已经饱受质疑，而且旧有的边界线也正在被重新绘制。更应指出的是，近期对于各类跨国离散移民和网络的关注所强调的正是那些贯穿之前民族国家和区域边界的新的社会与文化形式的重要性。基地组织（Al-Qaeda）作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如今已经人所皆知。回顾历史，数百万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如今已经散居在世界各地，并以复杂而意义深远的方式，跟他们所在的新国家和故国同时进行着内在互动，这种情况就使得南亚研究，或者那一区域内作为封闭的地缘政治共同体的单个国家的研究，变得日益无法想象。同样，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居民如今也被纳入非洲研究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他们当前国家的文化与政治加以重塑。而尽管有美国边境巡逻队存在，但墨西哥、中美洲、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正日益成为一个融合的社会和经济地区。而以另一种方式，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荷兰如今越来越认识到，它们作为过去世界大帝国的各大中心，已经并将继续被它们的前殖民活动和主体所深深形塑。旧有的地缘政治区域研究单位的真实性与分析价值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许多边界已经变得更容易渗透，而时而新颖的、时而长久的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构成和网络的重要性也日渐被认可、研究，并正成为新的机制支持与组织安排的基础。

对区域研究领域传统边界的质疑的一个直接回应认为，更多跨区域的比较与主题研究，应该鼓励与其他区域合并研究，以有助于明确地解释各区域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有哪些不同。考虑到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86年建立了一个关于穆斯林社会比较研究的委员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多样性与连续性上面，其范围从东南亚、南亚与中亚，一直拓展到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1994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推出了一项新的梅隆基金会资助的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优先为寻求广泛普适性和跨文化强大理论的跨区域比较研究提供资助。这类比较研究无疑具有价值，并可能逐步发展，其限制因素尽管在于需要学习至少两种语言、两种历史和两种文化，但情境化的特征与过程对于比较事例的意义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不幸的是，没有多少学者在论文撰写阶段（或之后）能够对此加以驾驭。

一些未来的方向

新的地缘政治以及国家与地区边界的软化在对人口离散的新关注中已经体现了出来。人们曾经能够轻松研究东南亚或者这一区域中作为相对封闭单元的国家，如菲律宾、越南、泰国。如今，随着当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确实有必要对这类区域来的人流或者这一区域中的国家进行研究。有几大因素可供分析；离散人口对他们祖国的活力有着巨大的反馈作用。他们可能会将教育投入渐渐耗尽，年龄结构日益老化，进而降低了人口甚至政治压力。但是离散人口还带来了汇款和政治理念，有时候还提供新的投资和创业技能，并且能够重塑那些仍然留居故土的人们的世界观、机会和网络，甚至将这些全球化。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等等，全都受到来自那些国家的移民的影响。此外，从东道国的新措施来看，移民共同体可能会揭示出他们故乡社会与文化中未曾认识到的要素，或者是东道国社会与文化的相关要素。因此，在瑞典社会中，种族主义的一种之前被忽视的特质如今随着那个国家中非洲和中东人口的出现而愈加明显。[23]在美国，那些来自曾经和当前离散人群家庭的子女在高校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要求设置新型的课程，不仅涉及他们之前祖国的语言、文化与历史，而且还要有关于他们自身离散群体的课程，例如关于他们祖国与美国关系的关键课程。同样，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南亚）来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如今在美国大学任教，逐渐形成了大批新的知识路径、理论与阐释方案。

更广泛地看，区域研究学者对离散人群与跨国人口日益扩大的关注也产生了对之前作为国际分子主要角色与最终自然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优先关注的问题，并对其加以重新情境化（recontextualizing）。民族国家无疑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而且在过去的150多年时间里，随着逐渐推广到全球，成为一种组织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看似自然而然的宏观政治单位。然而公众与学者对于民族国家发展和特征方面的兴趣已经趋向于从形塑宏观组织与进程的其他力量世界转移到如今日益受到关注的数量庞大的离散人群、文化类型的迅速传播、全球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以及从跨国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及其国际公、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环境、女权和和平运动的各种世界范围的政治、社会机构与运动。这个对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的替代物在世界不同区域中的强度、显度与表现都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挑战着传统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边界。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只有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特殊表现与进程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加以体会，而这正是区域研究学术的经典角色。

区域研究在对全球与跨国现象的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促使对跟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进行认真的和伦理层面合作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受过良好训练的区域研究学者，他们作为局外人，可能会辨别出一个社会与文化中的重要因素，而对此，局内人可能会习以为常、见惯不惯。但是，作为局外人，他们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错失一些关键的内在理解与动力。跟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扎根于那些文化中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研究议题、视角、经验和优势，并且更能回答问题、对那些误入歧途的分析加以重新定向或重新组织，并开启那些未曾预想到的门路和领域，而这些，大多数受过良好训练的区域研究者可能从来没有设想过。要将这些关键性要素有效地转译到美国受众那里，总是需要局内人的积极协助。俄国学者如今就和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他们社会的多重转型加以阐释。在长期进行高水平合作的拉美研究领域，尤其强调理论的生成性。而在那些需要掌握当地语言、文学、哲学与宇宙观的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人文研究者，如今在向西方框架与假设的挑战和重新定向方面，就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更广泛地来说，社会理论的未来变革几乎肯定会是在对如今所研究的社会更具广泛多样性的社会经验与理解的叙述基础之上逐步形成。

此外，就跨国合作而言，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海外的合作者会更为本能地使美国学者开始看到他们自身社会、议题、观点和理论的特殊性与局限性。局内人和局外人观念上的协作与互补、齐心协力，与只凭各自观点单打独斗相比，将为对其他社会与我们自身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更具有分析上的丰富性和有效性的描述。不幸的是，尽管这种做法说起来容易，但在当前的全球语境下却常常难以实现。正如蒂莫西·米切尔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被“新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所日渐垄断的世界里。尽管欧洲的社会理论家（布迪厄（Bourdieu）、福柯、吉登斯（Giddens）、葛兰西（Gramsci）、哈贝马斯（Habermas）、霍尔（Hall）等等）、南亚和其他“庶民”研究继续提供着新的重要视角和知识框架，但是美国学者和大学仍然形塑了大部分的国际学术（和公共政策）话语。美国观点日益定义着关键性的问题、路径和方法，而美国大学也培养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学者，将他们纳入到美国学科的特有假设与视角当中。正如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在他文章中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有助于使那些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社会学家参与到合作项目中来，但这也弱化了由中国经验所形成的观点、认识与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建立在多国观念平等参与基础上的真正合作关系，一旦美国学者不再仅仅以他们自身的假设来对其他社会加以解读的话，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鉴于美国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实力、制度力量和研究经费方面的持续失衡，要建立起这种平等关系可谓任重而道远。

总而言之，尽管美国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类型可能已经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相对狭隘的观念那里开始了，但是，在过去的50年里，各个区域研究领域的特征与知识议题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在冷战末期，有些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区域研究及其关注点转向对其他社会内在动力的认识方面，9-11事件选择性地重新刺激了对“非常用”语言（如阿拉伯语）和世界一些地区（如中亚）的研究，而这些曾经被看成是异国情调，与美国利益没什么关联。然而，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历史背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开启了冷战阶段。庞大、多样和关键的区域研究团体如今遍布各地，而随着关于国际培训与研究的额外支持常常受到欢迎（虽然不会总是如此），这些研究领域的学者如今不大愿意他们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受到短期的政府议题的左右。[24]相反，以个人单干和集体合作的方式，区域研究领域和学者继续关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去区位化”（de-parochializing）问题。与此同时，他们继续推动美国大学的多元化与灵活性，并对社会理论的形成方式加以革新，还对其他社会与文化的知识加以粗略的转译与弘扬，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对美国社会与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理解。

注释：

[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2] 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内亚与跨界问题研究。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3]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1947.

[4] 对日本和韩国历史感兴趣的学者都必须阅读中文资料。同样，研究中国问题的严谨学者也必须能够阅读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大量文献。

[5] 一些较小的区域研究领域（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并没有囊括到本书中，这是因为它们所作的贡献以及它们面对的问题跟本书中那些更大区域研究非常相似。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在于，本书需要为那些更大和更具影响力的研究区域的充分讨论提供足够的空间。西欧地区研究在本书中也略去了，这是因为它跟其他区域研究领域的特征非常不同。西欧的经验以及西欧学者、语言和文献在历史上就成为美国大学和知识生活的核心科目。大批美国学者从事关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的教学科研活动；它们的文化、历史和机制也正是我们自身社会的核心，并在美国中小学讲授。与本书中所涉及的处理更遥远社会与文化的区域研究领域相比，西欧要更为熟悉，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与生活中具有非常不同的地位。

[6] Thomas B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97.

[7] Open Door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99.

[8] 例如，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46年起，研究东南亚问题的高级学位生中超过90%受到核心学科或者专业学院的资助。而在全国，心理学没有对区域研究者的资助，经济学如今基本上停止了对区域研究者的资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少数经济学家自认为，并常常被认为是区域研究专家。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非殖民化的时代，第三世界发展的问题变得日益棘手，而经济学也日渐趋向数理分析和建模，作为分支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在学科中的地位旁落，如今只有很少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声称自己是、将别人培养成区域研究专家，或者确确实实参与到区域研究学者的知识或项目中来。

[9] 194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了一次美国大学、政府、基金会、行业与新闻界人士参加的专门关于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会议。总共加起来只找到了50人。

[10] Hall前引书。

[11] George Rosen (1985) [Western Economists and Eastern Societies: Agents of Change in South Asia, 1950-1970,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试图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建议或推行去情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苦恼和失败进行了迷人而有意思的分析。

[12] 这两大学术组织的十一个合作委员会及其它们的成立年份如下：斯拉夫 1948年，拉丁美洲研究 1959年，近东与中东研究 1951年，当代中国 1959年，非洲研究 1960年，日本研究 1967年，韩国研究 1967年，东欧 1971年，南亚 1975年，西欧 1975年，东南亚 1976年。它们都在1997年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基本同一区域的“区域顾问小组”（Regional Advisory Panel）。

[13] Beresford in Volkman, Ford Foundation, 1999.

[14] 1997年，在跨境支出方面共计2.5亿美元。

[15] 例如1964-1965年的卡米洛特计划（Project Camelot），1967年的 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ARPA）泰国研究小组。

[16] 当然也有例外。一个一开始大致成功，后来完全失败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该系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由来自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师资组成，在20世纪70年代解散。同样，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试图放弃学科化的系科，而用一种以主题或问题为中心的组织取而代之，但同样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之前的学科结构又卷土重来，占据统治地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命科学领域设法将37个系科和单位重组、合并和拆解（文雅地讲是“移注”）为17个具有知识意识的新单位。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经历了5年时间的争论，并承诺投入大量新设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似乎没有可比性。

[17] 事实上，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洛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明确试图将其办成一个颠覆大学系科结构的范例。[个人通信 1978年]

[18] 1950年，在创建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过程中，洛里斯顿·夏普非常明确地希望创造出一个能将康奈尔大学重新调整为一系列多学科、主题化研究单位的基础的模式。他显然没有成功，但康奈尔大学确实比其他大多数美国大学更早地开创这类研究中心或项目。

[19] Thomas Bender, An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1996，以及 Desmond and Dominguez, Resituating American Studies in a 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8, No 3, 1996.

[20] 这些人尽管不全是，但大部分是美国学家。那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得不学习汉语、日语、俄语、东欧语言甚至西班牙语，以用更接近区域研究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研究。

[21] 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1997）在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依存或辩证关系上面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2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sletter, 1994.

[23] Allan Pred "Even in Swed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4] 在区域研究团体和协会内部，围绕“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存在巨大争论，这是因为这一计划跟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