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借鉴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将空间资本界定为附着于空间关系之上并具有某种利益倾向的一系列资源和权力，包括空间经济资本、空间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资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空间资本理论模型解释居住区隔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不同于既有空间区隔研究的结构论取向，作为一种外显化的居住秩序，空间资本差异会使居民基于身体的空间体验而形成不同的形象性认识，这种形象性认识作为居民感性认知的前提，在其空间获得感和空间被剥夺感的情感序列中生产出居住空间的排斥与区隔。

关键词：

空间资本; 居住区隔; 空间经济资本; 空间社会资本; 空间文化资本;

作者简介： 王艺璇(1988—)，女，山东日照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网络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9-06-25

基金：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840003);

空间不仅是所有经验事实的存在形式，也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感性形式[1]。人们的社会活动发生于一定的空间中，其所展开的社会交往、社会实践以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空间内持存的同时，其本身又作为空间实践与空间事件塑造着空间，从而使空间呈现出社会逻辑，具有空间社会化的性征[2]。同时，空间也具有资本性，空间的物质存在形式使空间具有向资本转换的可能，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空间和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呈现出空间资本化的倾向[3]。总而言之，空间、资本与社会相互缠绕，赋予空间以不同的价值、符号和意义。当前，社区已成为城市居民最主要的居住空间形态，不同类型的社区具有不同的社会化和资本化特征，从而导致社区居民不同的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形成了基于空间资本差异的居住秩序和空间区隔。

城市社区本质上是一组或空间风貌相近或产权结构相同的地域空间[4]，社区居民依托于地缘与业缘的联结而居住生活在一起，形成有社会边界的复杂社会关系。在单位制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中，城市居民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获得国家统筹统建的住房资源，单位内化到社区中形成了单位制社区，成为城市居民最主要的居住社区类型，也成为城市社会空间的基本单元。在政府和单位的调控下，单位制社区之间的资源差异较小，城市社区差异主要集中在单位制社区和非单位制住房之间。

住房商品化改革打破了中国城市社区结构的单一性，居民居住空间形态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城市社区类型依据产权和空间的结合，可以划分为传统街区、商品房小区、廉租房、拆迁安置房等九类[5]。不同社区居住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群体，他们享有的权利不同，面临的居住问题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社区治理体制也不同，由此带来了城市社区整体分化[6]。社会阶层分化与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相互叠加，形成了基于社区类型差异的城市居住秩序，开始产生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与区隔[7]。

住房是描述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可以用以衡量其所在的社会阶层[8]。在过去单位制的住房供给系统下，城市居民之间的居住区隔是基于身份的显性区隔。单位身份是城市居民获得单位住房的关键条件，住房不平等则主要存在于大部分群众与少部分精英之间[9]。单位内部不同职业地位和权力关系的人员往往居住于同一社区内，住房差异仅表现在居住面积等福利的多寡上，而社区之间的差异往往与单位类型有关。因此，在中国传统再分配体制下，城市单位社区的居住区隔往往是基于单位身份而形成的显性居住区隔，表现为单位人和非单位人身份的社会认可及可获致的资源差异等方面。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为个人通过市场渠道获得住房提供了可能，个人的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和政治资本等因素开始对住房获得产生重要影响[10]，住房资源的获得往往是个人占有资源和拥有能力的综合体现[11]。住房是居民重要的财产和身份象征，住房不平等是个人占有资源的不平等，基于这种不平等，中国逐渐形成了“住房地位群体”[12]，即一种新型的基于住房权利的分层秩序[13]。

基于住房的居住分层导致了城市社区的分化，不同社区在资源禀赋、治理方式、社区价值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14]。在质量类似的城市社区中往往居住着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大致相近的人群[15]。这种封闭性的社区使人们逐渐养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阶层认同，从而生产出更加封闭的社会阶层群体。城市居住空间与社会阶层分化呈现出高度的重叠性，从而演绎出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封闭与区隔[16]。不同于单位制下的身份区隔，这是基于住房产权差异而形成的更加隐性的权益区隔和心理区隔[17]，体现着个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和资源。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基于社区类型差异和社区地位分化而形成的隐性化居住区隔呢?这种隐性化区隔的生产机制是什么?既然这种隐性化居住区隔是一种权益和心理的区隔，那么它又如何反映在居民的空间认知上呢?哈维在空间主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空间表象的概念，用以表示人们通过实际生活和居住而产生的对于空间的心理感受和形象性认识[18]。这是基于生活体验而形成的一种感性化空间记忆的再现，它可以支配人们的空间行为，进而整合空间并维持空间秩序。因此，延续哈维的思考脉络，本文打破既有空间区隔研究的结构论视角，用空间主客观的分析方法，在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变迁中探寻不同类型社区的空间资本差异和空间区隔的关系，以为城市社区的分析提供一种基于空间的社会学解读。

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了非经济学解读，认为资本不只包括能够直接转换为金钱的商品，还应该包括那些被传统经济学家所忽略的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象征活动[19]。为此，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分析个人在不同场域实践中所拥有的资本结构。布迪厄的资本分析是建立在“场域”概念基础之上的，本身即具有空间的意涵。同时，资本的逻辑需要空间的条件，资本的空间化带来了空间的资本化，从而使空间资本成为资本的新形态[20]。本文借鉴布迪厄关于资本的分析，把资本的形式扩展至空间资本的分析，并将空间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空间经济资本、空间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资本，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的空间资本差异，以及社区居民基于空间资本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

空间具有经济资本的属性，因为空间本身即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和结果，是按照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律被生产出来的。正如哈维所言，“在一些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均包含剩余价值的集中[21]。”在城市社区中，空间经济资本主要表现为以产权为基础的社区房价。住房具有消费和交换的双重属性，居民对于居住的需求伴随房改正从基本需求向改善需求转变[22]，两种属性和需求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被资本化入住房的价格中，影响居民的幸福感[23]和阶层认同[24]，并生产着居民生活机会的不平等[25]。

布迪厄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组能够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具有明确的群体资格，并以交往和认知为基础[26]。空间具有社会资本的属性，因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7]，究其根本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结构[28]。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9]。因此，空间不是特定组织形式的物理投射，而是具有目的和意义的社会构成物，是“对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30]。在城市社区中，空间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以社区边界为基础的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社区集体性社会资本不仅影响社区参与，而且还可以解释60%或更多的社区间差异[31]，“改善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空间的社会生产来承担一种物质形式”[32]。

人们不仅在经济场域追逐物质利益，也在非经济场域追逐不同的符号资本，为此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33]，用以表示与不同阶层的个人或群体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惯习和品味等。空间具有文化资本的属性，因为空间在所有维度上都是一种社会建构[34]，“能够处理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35]，从而衍生出与相应空间模式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和空间秩序[36]。在城市社区中，空间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以社区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为基础的生活模式和符号。布迪厄认为，场域对区隔的追求是无穷的[37]，城市居住空间的区隔正是一种品味和符号的区隔，在居住质量相似的社区中集中居住着一群生活质量和生活机会大致相似的群体，并逐渐形成了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地位认同[38]，从而使居住的有形边界构建了文化资本和生活方式无形的边界[39]。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使主体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报酬、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空间资本亦然，空间经济资本、空间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资本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使个人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空间价值、空间关系和空间地位。

如前所述，空间经济资本总体上表现为以产权为基础的房价。在格林苑，虽然商品房和回迁房的产权都归业主所有，但二者在空间风貌和空间价值方面的差异形成了空间经济资本的差异，造成了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和回迁安置区的居民在空间获得感方面的心理差异。

在空间风貌上，格林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格林苑商品房社区进行地区级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不仅社区内的住房户型和楼体结构比较合理，而且还配备了相应的运动娱乐休闲活动场所供社区居民使用，社区功能比较多元，集居住、休闲、娱乐于一体。在物业管理方面，由格林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子公司———格林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一级物业管理服务，在房屋管理、设备设施维修养护、公共秩序维护、卫生保洁和绿化管理上提供专业化服务。而在回迁安置区，由于社区人口较多，为集中安排居住，开发商在住房设计上采用的是小户型，在楼体设计上采用的是“凸”字形或“U”字形结构，住房居住密度大，不利于采光通风。在物业管理方面，由原村集体企业海青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运营，但由于物业服务水平和物业服务资金有限，目前难以为居民提供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物业服务，社区房屋和设备设施存在常年失修的情况，公共秩序、卫生和绿化仅维持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层面(表1)。

空间风貌的差异进一步反映在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区的房价差异上。格林苑商品房自2000年开盘以来即按市场价格开始售卖，在2002年11月房屋封盘告罄后逐渐转入二手住房市场进行交易。回迁房原是开发商因征地拆迁补偿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给蓝青村村民的补贴性住房，因房屋数量多于回迁居民数量，所以部分剩余房屋转入住房市场进行交易，但其房价要低于商品房房价。格林苑商品房和回迁房之间的房价差异近年来呈现扩大的趋势，如图2所示。

格林苑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区空间经济资本的差异引起了社区居民空间获得感的差异，表现为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空间认同感和回迁居民的空间剥夺感。本世纪初，在格林苑购置商品房的多是从外地流入B市的第一代青年群体，因婚育或子女教育压力而购置住房。

格林苑商品房不仅满足了居民对空间使用价值的需求，也使其在居住环境改善和房价上涨的空间经济资本积累过程中获得了空间的交换价值，从而塑造了商品房社区居民的空间优越感，生产着与之相对应的空间认同感。而回迁居民多是B市的原住居民，享受着B市城市发展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红利。征地拆迁将他们移居到拆迁安置区，与商品房社区的居民生活于同一社区内。但是，居住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往往会加深他们对以往村庄生活的美好回忆，并生产出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无奈。同时，因物业管理水平不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空间关注不够以及过高的居住密度，使回迁安置区的社区环境与商品房社区形成鲜明的差别，致使后者更倾向于维持二者之间的区隔。

尽管回迁安置区的房价从2001年以来不断上涨，但明显低于商品房价格，且户型较小，所以回迁居民很难通过换购商品房的方式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同时，随着回迁居民家庭规模的扩大，现有住房很难容纳两代家庭共同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居住条件的改善更为迫切。一方面是与商品房社区不断扩大的社区环境和房价差异，另一方面是改善现有居住环境的迫切需求以及来自于商品房社区的区隔，回迁居民作为老B市人的地域优越感在逐渐减少，无奈感却在增强。

作为由陌生关系构成的商品房社区，其空间社会资本的获得并不具有先赋性，需要通过社会交往生成。在社区参与总体水平较低且社区治理边缘化现象共存的商品房社区，空间社会资本往往发育不足[40,41]。在格林苑，虽然商品房社区也是由外来人口构成的陌生社区，但是社区居民多为中产阶层的年轻人，以IT从业者和高校教职人员为主，这类群体具有很强的“业主能动主义”[42]的特征，愿意并能够围绕社区物业、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等“业主福利”展开行动。

社区居民在2001年入住后即在搜狐焦点格林苑网络论坛集结起来，建立了社区居民网络通讯录，并通过集体行动完成了收房、装修采购、附小引入、物业分区等系列社区事件。社区认同感和社区意义的建构就在他们空间政治的博弈过程中、在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记忆中得到了实现。网络业主论坛不仅满足了居民的社区功能性认同，使他们能够组织起来争取业主福利，也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情感性认同，建构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空间意义。

与此不同，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和安置的过程即涉及到居民原有认同消解和新认同建构的双重过程。现居于格林苑四区和六区回迁安置区的居民，拆迁前多为蓝青村及附近的常青镇村民，全部居住在平均面积为144.6平方米的独家院落内，院落既是家庭生活空间，也是社会交往的空间，构成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景。因为是熟人社会，村庄空间社会资本即具有了先赋性，熟人社会使村民的生活和记忆充满了浪漫化的温情。

然而，拆迁将村庄连带附着在村庄形态基础之上的空间关系、空间记忆和空间情感一并拆散，原有的村庄社会边界被打破，村民被安置在格林苑四区的11号、12号楼和六区的1号、4号楼中，形成了一个非均衡、异质性较强的生活社区。村民的居住空间、生活空间和交往空间被缩小和挤压，应对空间的变化和市民化的不适给他们带来了焦虑和不安。

同时，快速上涨的房价使回迁安置区社会群体开始分化，形成社区的碎片化[43]。持续上涨的房价和重点学区属性使回迁安置区具有高出房率和高出租率，且不同时期购置或居住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具有不同的空间偏好和利益诉求。由于社区的异质性缺乏整合机制，使得社区居民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展开共同行动，也难以形成与商品房社区相一致的空间认同。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44]。借鉴这一观点���本文认为空间文化资本也存在三种形态:空间生产下的文化资本、空间物化的文化资本和空间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空间生产下的文化资本是指生产者在进行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规划和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在中国城市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主要的生产主体，型塑着城市空间的模式[44]。格林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我们造城”的口号，意在将格林苑打造成“兼具空间灵活性、完整性、可用性，并保有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特点的大型中高档住宅园区”[45]，吸引改善型居住群体置业。该群体以中产阶层为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居住文化偏好，社区空间即成为其自我意识、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外化[46]，生产着与之相对应的阶层认同与空间区隔。而回迁安置区并不是开发商“我们造城”的目标，仅是按照政策要求为安置回迁居民而建造的居住空间，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居住量为目的，主要居住群体是被动外迁的村民，他们对于空间的需求并不被包含在开发商建设“大型中高档住宅园”的规划中，因此无法从开发商主导的空间生产中获得与其需求相匹配的空间文化资本。

空间物化的文化资本是附着在空间具体建筑物之上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通过空间的占用和使用而得以实现。因为建筑物具有社会属性，其往往是为满足某一群体的社会性需求而被生产出来的，具有阶层差异。格林苑的生态慢跑园、运动休闲广场、水景嬉戏园、购物广场以及高尔夫练习球场等空间，满足了商品房社区中产阶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营造出属于中产阶层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符号，社区居民“像中产般理解事物，像中产般消费”[47]。而回迁安置区的居民主要来自多民族混居的蓝青村，拆迁安置之前，村里规划了相对稳定的功能空间，建有多样化的村居活动场所，满足了村民民俗文化活动的需求。2001年蓝青村拆迁，许多传统场所建筑被作为违建或予以拆除或修缮重建，附着在其上的记忆和情感也随之被湮没，空间的文化资本因这些富有象征符号的建筑的拆除而被消解。

空间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空间环境以某种形式(通常以国家或政府认证的形式)被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资格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格林苑社区作为B市政府向新世纪献礼的重大项目，以人车分流、户户朝阳、动静分离的设计理念，开盘即销售较热，在2000年最后的四个月中，格林苑以13亿元的销售额创下了B市销售套数、销售面积双第一的记录。格林苑的空间设计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成为媒体和购房人关注的焦点，先后获得了B市不同媒体主持评选的“创新楼盘奖”、“经典社区规划奖”、“性价比精品奖”及“B市金牌居住区”等奖项及称号。这些被政府或媒体承认并授予的荣誉使格林苑形成了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确认了其作为中高档商品房社区的属性，生产出与中产阶层文化和消费相符合的符号和价值，从而提升了产权主体的幸福感。然而，这些符号和价值与回迁安置区关系甚小，因为回迁安置区建设以实现回迁群体的居住为首要目的，追求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入住。社区规划、楼户设计、入住群体均与这些符号和价值不相关，居住者也就无法获得与这些符号和价值相对应的空间文化资本。

在当前社会中，社区不仅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居住空间形态，也是人们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在城市空间现代化的过程中，社区类型的多元化和层级化带来了社区整体地位的分化，不同类型的社区在入住群体、社区环境、社区资源和社区秩序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仅影响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兴衰变迁，也影响着社区居民实际的生活感受。因此，不同的城市社区往往导致不同的空间认知、空间归属和空间实践。

研究表明，空间与表象是一组具有深刻联系的范畴[49]。涂尔干认为，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主要有两大来源:反映社会生活普遍性的概念范畴和体现个体生活环境和社会经历的经验知识，后者作为一种表象与空间和时间密切相关[50]。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概念，关注地理空间的变迁对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影响，认为被科学家、规划师和技术官僚概念化的空间与居民和使用者实际生活出来的空间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抵抗的冲突关系[51]。

格林苑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区的居住空间状况对比正指向这种社会空间的表象冲突。在空间经济资本方面，无论在空间风貌还是在以房价为基础的空间价值方面，格林苑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区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资本差异，使居民在空间获得感上形成了心理冲突;在空间社会资本方面，走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商品房社区与走向社区碎片化的回迁安置区形成了较大的资本差异，使居民在空间认同感上形成了心理冲突;在空间文化资本方面，通过空间生产下的文化资本、物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格林苑商品房社区形成了具有一定生活品味和空间偏好的中产小区，而回迁安置区依然是以追求空间居住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单一功能社区，没有与居民生活相契合的文化和符号，空间之间的排斥使回迁居民衍生出心理上的被剥夺感。

因此，住房商品化对社区的影响是多面性的，商品房社区因在空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的累积，不仅坐享空间增值的红利，也实现了空间权利和空间权益，增强了空间认同感和空间归属感。而回迁安置区却因住房价格的上涨、社区居民群体的分化以及文化空间的消解而在空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社区非均衡异质性的居住特点使传统道德秩序的整合作用难以发挥。空间资本的差异使商品房社区和回迁安置区的差别凸显，生产着基于资本差异的居住区隔。

参考文献

[1]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的集体表象与空间区隔[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58-65

[2] 胡潇．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3(1):113-131

[3]庄友刚，仇善章．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关于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J]．山东社会科学，2013(2):33-37

[4]郭于华，沈原，陈鹏．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5]郭于华，沈原．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J]．开放时代，2012(2):83-101

[6]李强，赵丽鹏．社区整体地位分化与社会主要矛盾[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66-74

[7]吴启焰，崔功豪．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J]．城市规划，1999(12):23-26

[8] Raymond W.Mack.Housing as an Index of Social Class[J].Social Forces,1951(4):391-400

[9]赵晔琴，梁翠玲．融入与区隔:农民工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CGSS2010的数据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23-32

[10]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9(6):65-86

[11]李斌．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J]．社会学研究，2002(2):80-87

[12]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J]．江苏社会科学，2009(4):42-53

[13]李强，王美琴．住房体制改革与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之建立[J]．学术界，2009(4):25-33

[14] Lours Wirth.Housing as a Field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7(2):137-143

[15] 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3):52-81

[16]王琪．转型、空间与区隔---社会转型期城市居住空间演化逻辑的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5(8):71-78

[17]陈光裕，徐琴．租、住区隔:城市中的二元社区及其生成---以产权为视角的个案研究[J]．学海，2014(6):75-79

[18] 戴维·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5

[19]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135

[20]张梧．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1):62-70

[21] 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237

[22]周京奎．收入不确定性、住宅权属选择与住宅特征需求[J]．经济学(季刊)，2011(4):1459-1498

[23]林江，周少君，魏万青．城市房价、住房产权与主观幸福感[J]．财贸经济，2012(5):114-120

[24]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5(3):82-98

[25]刘祖云，毛小平．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12(2):94-109

[26]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4):46-53

[2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New Jersey:Wiley-Blackwell,1992:31

[28]王艺璇．空间边界的生产---关于B市格林苑社区分区的故事[J]．社会学评论，2018(4):77-86

[29]亨利·列斐伏尔著，王志弘译．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30] 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98

[31]黄荣贵，桂勇．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J]．社会，2011(6):1-21

[32]马克·戈特迪纳著，任晖译．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7-19

[33]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201

[34] 马克·戈特迪纳著，任晖译．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19

[35] 马克·戈特迪纳著，任晖译．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7

[36]黄晓星，郑姝莉．作为道德秩序的空间秩序---资本、信仰与村治交融的村落规划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5(1):190-214

[37]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84:91-95

[38]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3):52-81

[39] 张海东，杨城晨．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5):39-63

[40]刘少杰．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15(2):78-84

[41]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122-142

[42]熊易寒．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12(6):77-100

[43]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40-50

[44] 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201

[45]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8(3):29-55

[46]万勇．大城市边缘社区“社会-空间”类型和策略研究---以上海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4-44

[47]吕大乐，刘硕．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J]．社会学研究，2010(6):25-40

[48]Archer M,Blau J R.Class Form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The Case of the Middle Clas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3(1):17-41

[49]刘少杰．京津冀房产价格分化上涨的非市场因素与治理对策[J]．新视野，2019(2):66-71

[50] Emile Durkheim.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M],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64:16-17

[51] 王志弘．多重的辩证: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演绎与引申[J]．地理学报，2009(5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