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Housing Studies以住房为核心的七篇文章，其中四篇关于居民维护邻里权益的行动主义，回答了以下问题：人们如何建构行动的合法性？运动产生了什么结果？不同阶段的住房运动在动员策略和政治机会上存在什么差异？中国不同城市的业主行动有何差异？地方背景与集体实践对住房行动主义产生了什么影响？后三篇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住房改造中的居民对抗、房地产财富差异以及住房位置选择等问题。其中第五篇分析了大规模贫民窟改造的标准化操作与居民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探寻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反应、争论和抗议。第六篇将房地产的财富积累与宗教认同联系起来，提出不同宗教群体在住房拥有率与抵押贷款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人们往往基于生活与工作对住房的位置做出选择，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住房位置的选择与工作、交通便利度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

《西班牙住房运动的社会与政治后果》调查了住房运动是否可以产生重大效果。作者考察了2009年至2017年间西班牙住房运动的主要组织——Platform for People Affected by Mortgages（PAH）。首先，作者讨论了如何根据合法性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他们的要求。其次，区分了这一运动所产生结果的性质和范围。这一分析独特地结合了对PAH成就的批判性评估，其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有助于解释其主要成果。全球金融危机、PAH与其他反新自由运动的融合以及主要政党之间的转变，决定了PAH发展的机遇和制约因素。在这种环境下，住房运动从战略上进行运作，以新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的肇因，并呼吁贫困的抵押贷款持有者之外的广大社会群体。作者还论述了该运动组织维持、扩大和提高其合法性的能力，作为其相关的社会政治结果。

《城市挑战者编织网络：“住房权利”与“城市权利”》一文运用场域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城市背景下的草根运动。通过运用“战略行动领域”的理论框架，结合规范企业家的概念，并结合挑战者网络的思想，对波兰的两个相似但不同的社会运动网络进行了分析。在比较中，作者讨论了在城市领域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较成熟的住房运动与新兴的波兰城市更新运动在各自领域内动员的战略和政治话语机会上的差异。通过比较两个领域中挑战者的网络，自发地尝试确定每个领域的主要制度逻辑，从而验证了“战略行动领域”方法的有效性。

在过去十年中，新自由主义住房制度的建立引发了中产阶级房主广泛的住房行动主义，他们保护自己的邻里权。然而，这样的行动也标志着人们从地方政府的普遍控制下寻求自治。尽管有专制国家的严格控制，但有证据表明，中国最富裕城市的“非和平”行动在升级。借助官方文件和访谈数据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邻里纠纷的新闻报道，《城市中国住房行动主义：探寻社区治理的自治》一文分析了居住区的房主纠纷与行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以及当地政府用于控制业主协会的策略。该文章能够丰富我们对非民主政权中住房行动主义的理解。

《社会创新性住房行动主义：地方背景与集体领导实践》一文比较了四种具有社会创新意义的住房行动主义倡议，通过将有关住房行动主义的背景方法和对集体领导行为的能动性分析结合起来，对社会变革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一方面，分析了历史和地理上的邻里特征如何限制和促进住房行动主义；另一方面，揭示了集体领导实践，这些实践使社会创新举措民主化并实现了社会变革。假设住房行动主义在空间和制度上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意义，那么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些领导实践不仅可以增加此类过程的出现，而且可以促进其可持续性并提升其影响力。

《日常生活中的对抗：参与性贫民窟改善项目的复杂性》揭示了贫民窟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印度实施大型公共住房项目的非正式抵抗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了重建印度城市，实施了各种大型城市项目。这些项目的重点是社区参与。通过关注地方层面，作者仔细研究了这些项目的实施方式。具体而言，文章考察了两个贫民窟社区如何对大型公共住房项目的实施做出反应、争论和抗议。以那格浦尔的“城市贫民基本服务”下的两个案例研究为基础，这是一个总体性的、全国范围的贫民窟改造计划，探讨了标准化的、参与性的大型住房项目如何经常与当地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日常抵抗和抗议。

与宗教认同相关的房地产财富差异在既有文献中很少研究。由于投资于自有住房的好处超出了个人财富的积累，这样的调查就很重要了。房主在所在街区进行投资的动机更大，并更多地参与到当地社区中。这些个人激励措施带来了社会效益。《宗教认同与房地产财富积累》一文使用2011年加拿大全国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宗教认同与加拿大房地产的财富积累模式相关联的方式，考虑了三个相互联系的结果：房屋所有权、房屋价值和抵押的可能性。很多宗教团体之间的差异都不可忽略，并且不受控制变量的影响。按照美国的模式，保守的新教徒在房地产财富积累方面处于劣势。与大多数其他群体相比，收入最高的犹太人拥有住房的可能性更低。但是，在所拥有住房方面，，犹太人拥有更多有价值的房屋；穆斯林是收入最低的群体，拥有住房的可能性最小。而在房屋所有权方面，穆斯林比其他所有群体抵押的可能性要小。在房屋拥有率和房屋价值方面，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穷人住房位置的选择：工作机会重要吗？》使用来自芝加哥大都市区单个家庭的数据调查了工作机会是否会影响贫困家庭居住地点的选择。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结果表明，工作可及性对家庭位置选择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的汽车拥有量和职业地位。通过公共交通方式能够获得更高工作机会的地方更有可能吸引那些不拥有汽车但至少有一名就业工人或一名劳动力参与者的贫困家庭，而通过汽车出行方式获得的就业机会对拥有汽车的贫困家庭的位置选择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强调了工作机会对于交通不便但有强烈工作需求的贫困家庭的重要性。

文献具体信息：

1. Martinez, Miguel A. 2019. “Bitter Wins or a Long-Distance Race? Social and Political Outcomes of the Spanish Housing Movement.” Housing Studies 34(10):1588–1611.

2. Domaradzka, Anna and Filip Wijkström. 2019. “Urban Challengers Weaving Their Networks: Between the ‘Right to Housing’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Housing Studies 34(10):1612–34.

3. Yip, Ngai Ming. 2019. “Housing Activism in Urban China: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Housing Studies 34(10):1635–53.

4. Parés, Marc. 2019. “Socially Innovative Housing Activism: Local Context and Collective Leadership Practices in Barcelona and New York City.” Housing Studies 34(10):1654–72.

5. De Geest, Febe and Simon De Nys-Ketels. 2019. “Everyday Resistance: Exposing the Complexities of Participatory Slum-Upgrading Projects in Nagpur.” Housing Studies 34(10):1673–89.

6. Dilmaghani, Maryam. 2019. “Religious Identity and Real Estate Wealth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Canada.” Housing Studies 34(10):1690–1720.

7. Hu, Lingqian and Liming Wang. 2019. “Housing Location Choices of the Poor: Does Access to Jobs Matter?” Housing Studies 34(10):17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