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7

http://www.cssn.cn/shx/shx_shxtt/201401/t20140117_947172.shtml

学术话语权是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所在，没有学术话语权的话语体系是苍白无力的。所谓“学术话语权”，简而言之，就是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权利着重指行动者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话语自由；权力则着重指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其中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和学术自主权；而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则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体现了权力的非强制性特征。其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以柔性、无形的方式来弱化强制和压力，消解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这一过程提升了权力的吸引力、降低了权力的代价和成本。这是学术话语权作为一种无形的实力，即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作为软实力的学术话语权，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它对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实际作用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对社会发展的引领；第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第三，对社会实践的建构；第四，对判断标准的制定；第五，对学术规则的设置等。

例如，就第一方面“对社会发展的引领”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家以科学和理性语言阐述社会蓝图，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和引导。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依托于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领先地位，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西方知识分子——勃然而起，迄今已历数百年。他们以明确的使命感生产和阐述西方的社会理想，发布和传播西方学术话语，论证其价值的创新性、进步性、“普适性”。这是西方学术话语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引领作用的主要原因。这一过程确立了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势地位，从而在学术话语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东西方之间结构性的不均衡格局。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崇尚也成为较为常见的心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引进和移植的进程，社会科学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在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方面也出现了盲目“与国际接轨”的倾向，是否接受和使用西方学术的新话语是对一个学者学术能力进行评定的尺度，也成为对其学术观点是否正确、合理和具有权威性进行鉴别的尺度。这种倾向严重抑制了我们学术话语生产、创新和确信的能力。

再如，就第五方面“对学术规则的设置”来说，制定学术活动规则。学术话语权实质上也关系到学术活动的规则以及体制、秩序等问题。学术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展开的，其体现了学术共同体作为集体性的活动规则。学术话语权对于学术活动规则的形成和制定有重要作用，是对学术活动进行 “立法”。学术活动规则的功能和范围是很普遍的，还涉及对正常的与不正常的、规范的与失范的、健康的与病态的等的界限划分。在学术领域中会涉及这样一些判断，即所谓真问题与假问题，即哪些问题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因而是可以成立的、可以研究的，哪些问题是虚假的、无意义的，是不成立的、没有必要研究的。这一讨论实际上设置了学术门槛，也是一种研究的可进入性，将影响到后续的学术活动——提出概念、划分类型、命题陈述、方法运用、理论阐述，以及话语和文本等能否被认可、被接受。所以，规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一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有可能更少地改变自己，而且无需使用强制性的硬权力从而降低自己的代价。因此，规则本身十分重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学术话语权涉及的学术活动规则，有着明确的现实含义。中国学界在制定学术规则上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现在，历史和时代给我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要求，即更好地掌握和提升学术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这是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历程进行了建设性的反思，获得了重要的启示：凡是在学术话语权上有所创造更新的，大体有三方面：首先，有正确路径。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处理好其中包含的三种关系，即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社会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社会学与国外主要是欧美社会学的关系。其次，有广阔视野，即立足本土，超越本土；看重传统，超越传统；汲取西方，超越西方；把握时代潮流，坚持与时俱进。最后，有理论自觉：虽处边陲，不甘边陲；主动担当创新责任，而非被动地亦步亦趋；力争成为理论创新者，而不甘只做西方理论的掮客。中国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的现实条件促使我们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并超越前辈社会学家的学术遗产。

今年，中国社会学界还提出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是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的命题，论证了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于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只有敢于和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在不断做好这些方面基本功的同时，不断增强实际功力，扎扎实实提高理论自觉水平，使自己在学术上、理论上更加成熟，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新型城镇化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涌现出一批具有自己话语权的社会学的名家，甚至是社会学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