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私人账号募集巨款的集资应援尚不完全合法的情况下, 粉丝组织的集资活动充满了不透明性。为了高效地动员粉丝参加集资和组织应援, 吧主筛选出积极并服从的粉丝, 不断激发和巩固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和对明星的情感, 掩盖集资营销过程中对于粉丝劳动力和金钱的剥削和利用。集资活动中所展示出的粉丝的集体认同是围绕对于商品的消费和明星的营销产生的, 离不开娱乐公司及其代理人的操控, 这是跨国娱乐资本和文化工业及其代理人收编粉丝进行营销的新方式。

收编; 集资; 应援; 情感劳动; 认同;

近年来, 随着应援文化的兴起, 粉丝用私人账号募集巨款用于购买唱片、演唱会门票、给明星做广告、赠送礼品, 甚至为明星支付解约费等现象屡见不鲜, 粉丝集资行为的合法性引发了媒体热议。我国早期关于粉丝集资的研究多为探讨粉丝的消费行为是否适度合理, 1近年的研究则多从粉丝的身份认同角度出发, 或探讨粉丝的身份认同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 2或探讨消费行为对于粉丝认同的塑造。3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 假设有一个整合的粉丝身份认同存在, 消费行为要么是认同的表现方式, 要么是塑造认同的手段。本文试图跳出这种认同—消费的框架来重新审视文化工业和粉丝之间的关系, 在承认粉丝个体能动性的同时, 更侧重于探讨粉丝集资作为文化工业, 尤其是跨国娱乐资本控制粉丝社群的新手段, 并且揭示消费、生产和控制之间的作用机制。

在大量关于社会结构性和个人能动性之间权力关系的讨论和经验研究中, 受众被置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两个体系中, 作为消费者或者生产者, 作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象或者反抗意义的能动生产者而存在。如,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认为, 文化工业把所有人变成了消费者和雇员, 资本主义的娱乐就是劳动的延伸, 人们娱乐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 再度投入劳动中去。4因而大众文化是反启蒙的, 让人们用服从代替自觉意识 (consciousness) , 是一种大众欺骗。5当理性批判的辩论被消费所取代, 公共领域被伪公共 (pseudo-public) 和伪私人 (sham-private) 世界的文化消费所取代, 原本公共领域中产生的政治参与也被侵蚀了。6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认为, 在物质丰盛的社会中, 消费是生产性的, 是一种社会必需的浪费, 使人们驯化为劳动力, 剥削和控制并不仅产生于商品的生产环节, 也存在于商品的消费环节。消费不是消费者个人欲望的结果, 而是社会生活被商品生产体系控制的结果。文化消费不再与文化的内容和公众相关联, 文化成为消费物品, 被商品的逻辑支配。7这些理论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制造消费需求, 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文化消费对大众加以控制, 甚至于消费本身就是一种控制。

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结构性视角,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们更关注受众对于媒介内容和文本的解读, 肯定受众的能动性, 但同时也意识到了抵抗文化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所消解的可能。比如, 霍尔通过研究媒体话语形成的编码和解码过程, 认为受众的解码过程未必和编码所要传达的内容一致。受众可以使用解码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媒介话语符码。8赫伯迪格认为, 当一种亚文化对象征秩序形成挑战时, 其风格方面的创新会首先引起媒体的关注, 并且被媒体定义为越轨。然而, 随着亚文化风格的散播, 统治集团就开始重新定义亚文化, 最终将其成功收编 (incorporation) 于意义的统治架构之内, 之前由亚文化的抵抗行为而导致的秩序的断裂也得以修复, 这个过程是意识形态方式的收编。而商品形式的收编过程则是指亚文化符号变成大量生产的商品和公共财产, 商品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是收编的两种类型。9

以上关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研究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大众的存在, 对此, 有研究者提出了批评。洪美恩提出, 以往学术界, 媒体和商业机构往往想象有一个“受众”群体存在, 这个受众群体要么作为“公众”, 要么作为“市场”, 被用于研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灌输, 或被用于研究市场营销和媒介影响, 这种受众概念是被过度简化和抽象的。因此, 应当从一个更加个体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受众, 不能够简化受众对于内容的体验和诠释的复杂性。10从1980年代开始的新受众研究强调内容接受过程中对于意义的建构, 这不免夸大了受众的力量。受众的能动性应该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秩序的局限和影响双方面的起点, 但受众作为能动的意义创造者这一角色不应该被浪漫化。当今文化技术提供非强制性的, 但是被操纵的选择给受众, 受众可以进行选择并且扩展出一定的空间和自由, 但同时, 他们还是现代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客体, 如今能动的观众并不一定是反抗的。11

1990年代文化研究则探讨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詹金斯对新媒体平台上制作者和消费者合作生产和传播文化内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媒介内容横跨不同媒介、横跨不同媒介经济体系以及跨国传播是通过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完成的。以前制作人和消费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 现在他们都是媒介内容制作和传播的参与者 (虽然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影响和力量是不平等的) , 被动的媒体受众概念应该被参与文化这一新概念所取代。媒体制作人和被赋权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协商、控制、利用和妥协。12詹金斯并不完全否定消费, 他认为消费主义虽然会危害政治参与, 但消费同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可以从经济上回击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权力和作用。13

詹金斯比较了情感经济学 (affective economics) 和文化研究, 认为当今新的营销方式试图扩大消费者的情感、社会和智力投资, 在建立消费者组成的品牌社群的同时, 也建立起消费者和品牌的长期联系。14消费者情感的商业化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研究粉丝作为意义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建构迷文化时, 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 或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r) 等分析框架得到了发展。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15情感劳动是非物质的, 源自情感, 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方面, 涉及人际互动和交流。16粉丝劳动 (fan labor) 、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 这些相似的概念强调劳动的情感部分, 如宅文化17等, 粉丝出于情感而进行志愿性的劳动, 在消费文化商品的同时生产迷恋的氛围。非物质劳动通常被视为反抗性的、颠覆性的, 如关于周杰伦迷群的研究。18

通过回顾以上文献, 本文认为, 对迷文化进行研究, 应从更加个体主义的视角对文化生产和消费进行考察, 而不是假定“大众”或者“粉丝社会认同”业已存在。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更新, 文化工业已经不再是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被动的大众, 而是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将有能动性的个人收编至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个人作为消费者, 被新媒体和新技术赋予更大的能动性。但文化工业对消费者能动性的利用也加强了, 这会产生新的控制策略, 因此需要探寻包括反抗、妥协、服从、控制等多种可能的复杂机制。随着个体作为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角色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制作流通过程中, 文化产品的消费自然始终包含个体能动的解读和诠释。然而, 目前关于情感劳动的研究过度集中于探讨粉丝情感的投入, 而较少探讨劳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削的本质。目前研究中对于粉丝认同和粉丝情感的强调多少忽视了粉丝被剥削、被收编和被控制的方面。因此, 本文将会以K-pop粉丝的集资应援行为为研究对象, 考察K-pop粉丝是如何被跨国和本国的文化工业代理人所控制、利用和剥削的, 解释网络社群中粉丝生产和表现强大认同和迷狂的机制, 以及这种认同和迷狂如何被用来掩盖控制、利用和剥削。

由于运作方式的不同, 本文不研究涉及粉丝拉票、投票、选举、选秀的集资活动。本文所关注的是由粉丝组织头目来进行集资和运作, 以给明星送礼、提升唱片销量和推广明星形象为主的应援活动。由于篇幅所限, 仅以百度贴吧的K-pop (韩国流行音乐) 粉丝组织的集资消费为例。实际上, 粉丝的集资行为不仅仅限于K-pop粉丝, 诸如国内外选秀明星、演员、运动员等的粉丝组织也有相似的集资活动。因此, 本文也不采用K-pop粉丝常用的词语“爱豆” (偶像) 来指涉明星, 而是统一使用“明星”这个词语来指代集资活动所涉及的名人。由于K-pop贴吧组织的活动并不仅仅是集资, 因此本文还是用K-pop粉丝所使用的“应援”一词来指涉包含集资在内的所有对明星进行支持的活动。

本研究通过对贴吧内的帖子进行内容分析, 从而勾勒出集资活动的运作过程。以百度K-pop组合大吧、T吧和S吧为例, 每次应援活动 (除了账目以外的内容) 都会被吧主记录, 报告给贴吧用户并且收录在贴吧精华目录中。例如, T吧的原管理小组的25人曾经写过长达142页“辞职报告”, 获得了3300以上的回复, 涉及很多“应援”活动的细节。S贴吧“精华区”有1002个归类于应援活动的相关公告, 其中包含娱乐公司员工的声明。通过分析这些帖子, 可以分析应援活动是如何通过网络平台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出于匿名性考虑, 本文不再提供贴吧帖子的链接地址。

从2006年开始, 百度贴吧逐渐取代粉丝网站成为粉丝组织发展和活动的主要平台。与此同时, 随着公司之间、组合之间和明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韩国娱乐公司和K-pop组合的经纪人开始利用粉丝组织来对明星和组合进行营销。

在韩国, 在娱乐公司成立的粉丝俱乐部中, 作为俱乐部会员的粉丝们拥有指定的名字、会员应援颜色和口号。当K-pop在中国流行时, 韩国娱乐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建立同样由公司官方授权的俱乐部。然而, 中国的粉丝们依然沿袭了与官方相同的会员色和粉丝名称。粉丝也效仿韩国的应援活动, 自愿地将精力、时间和金钱投入到粉丝组织所进行的应援活动当中, 例如, 在演唱会当中通过挥舞和布置荧光棒来形成舞台效果等。随着应援活动的不断发展, 其中不少活动内容都涉及营销。

从2004年开始, 百度贴吧平台上的K-pop相关贴吧陆续建立。最初, 一个大型贴吧的吧主团队是由相互熟悉的用户组成的。粉丝活动局限于发布和搜集娱乐新闻和图片等。然而, 随着一个贴吧的会员数量不断膨胀, 娱乐公司开始联系贴吧吧主们来组织机场接机活动。吧主得以从娱乐公司、中方经纪人或者演唱会主办方那里得知航班的详细信息。大型贴吧中出现了专门负责接机活动的粉丝团队。有时, 娱乐公司的官方网站也会发布相关信息。其他涉及明星营销的应援活动还包括各种在线投票、以提升销量排名为目的的唱片购买、提升在线视听资源的点击率、参加网络讨论以提升明星曝光率等活动。在过去, 这些活动都是粉丝自愿完成的, 而今, 这些通过贴吧吧主组织完成的粉丝活动, 虽然由粉丝自愿加入, 这种自愿加入却时常暴露于群体压力之下, 并且受到吧主背后的娱乐公司的支配和剥削。

例如, 当娱乐公司指挥吧主组织粉丝, 粉丝被吧主组织起来参加各类活动的时候, 吧主和粉丝们实际上成为了娱乐公司和经纪人的无薪员工, 从事对商品 (明星形象、唱片、影视等其他文化内容) 的推广活动。粉丝接机等活动能够给公众留下该明星很有人气的印象, 而粉丝通过网络点击和讨论使明星变成热门词语, 成为社交网络 (如新浪微博等) 热门话题或新闻头条, 为娱乐公司节省了在媒体上进行宣传和推广的费用。娱乐公司和明星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贴吧粉丝之间的激烈竞争, 使得这些活动愈演愈烈。

贴吧吧主组织粉丝从海外购买唱片是饱受争议的应援活动之一。当韩国发售新专辑时, 吧主以帮助明星增加销量、提升排名的名义, 组织贴吧粉丝从韩国购买唱片。不同于普通海外网购的是, 普通海外网购并不组织买家, 其销售目的本身是赚取利润。而贴吧吧主向贴吧粉丝收取费用, 然后负责整个购买流程, 从韩国购买大量唱片。其中吧主是否利用了其吧主身份来组织粉丝, 是否利用增加明星人气的名义来说服粉丝购买, 其行为目的是否通过大量采购而赚取差价就成了贴吧粉丝们争议的焦点。

百度贴吧早期的管理存在一些漏洞。2004年, 当贴吧服务刚刚上线, 网民可以不通过身份证实名验证而建立属于自己的贴吧。建立贴吧的人自动成为管理员, 即吧主。如果吧主需要更多的人来管理贴吧, 则可以通过在线邀请的方式将其他用户“晋升”为吧主。百度用户也可以向百度贴吧管理团队申请成为吧主。因此早期注册的贴吧吧主能够轻易地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个人信息。与此同时, 对于大型贴吧来说, 一个吧主账号由数人管理的情况也很常见。吧主账号的买卖和转让也不受控制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 犯罪分子可以钻空子获取吧主头衔, 组织各种活动向粉丝收取费用。吧主欺骗粉丝, 侵吞汇款的风险始终存在。这使得粉丝倾向于相信所谓“大吧”的团购活动, 也就是, 吧主和娱乐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贴吧。在这些贴吧中, 一些吧主其实是被娱乐公司所雇用的“职业粉丝”, 甚至有一些是娱乐公司的职员。“职业粉丝”简称“职粉”, 俗称“粉头”。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帮助娱乐公司来管理粉丝论坛和组织, 对唱片和演唱会门票进行营销, 通过组织各种粉丝活动来提升明星人气, 并且从娱乐公司获取酬劳。网络诈骗的存在将粉丝推向了由这些职粉所管理的“大吧”, 粉丝也就逐渐被娱乐公司间接控制, 并且被职粉直接控制, 受到娱乐公司和职粉的双重剥削。在吧主中, 除了被娱乐公司雇用获取酬劳的职粉之外, 有一些吧主虽然扮演着职业粉丝的角色, 却只能从娱乐公司那里获取门票优惠或者接近明星的机会, 所以部分吧主和职粉, 实际上也受到娱乐公司的剥削, 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物质回报。

在演唱会的应援活动中, 娱乐公司对粉丝的剥削尤其明显。演唱会应援有台前应援和幕后应援两种。台前应援包含挥舞荧光棒、穿着应援色服装、营造各种观众席声光效果, 如欢呼、鼓掌和灯光标语等。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主办方会找到贴吧吧主, 让他们组织应援活动和门票促销, 通过网络向粉丝销售门票和荧光棒。演唱会会场周围的场地通常也被出租给贴吧以及其他粉丝组织作为销售荧光棒、会服、海报等物品的场所。有时, 不同的粉丝组织甚至需要竞标来租用这些场所。通过利用贴吧吧主组织应援活动, 娱乐公司和主办方可以在减少营销成本的同时促销门票, 还可以通过租用场地来赢利。

而粉丝为幕后应援所投入的花费则更为巨大。幕后应援通常指帮助演唱会主办方布置舞台, 在排练时为明星和工作人员购买食物和水等。为了降低成本, 娱乐公司和主办方乐于使用粉丝作为免费的劳动力, 并且让粉丝来支付日常开支。通常, 娱乐公司和主办方联系贴吧吧主来组织应援活动, 甚至向吧主列出清单, 索要食品和其他日常用品。吧主用粉丝集资的钱款购买娱乐公司和主办方指定的物品。吧主们和贴吧中与吧主关系密切的粉丝也自愿成为布置舞台的劳动力。作为回报, 娱乐公司和主办方允许吧主们进入后台, 与明星有相对近距离的接触。为了接近明星, 吧主们也乐于应援。但实际上, 金钱上的付出却被巧妙地转嫁给了大部分无缘在后台一睹明星真容却参与集资的普通粉丝们。每次应援活动结束后, 参与现场应援的贴吧吧主们都会在贴吧上传现场照片, 并且撰写应援报告, 分享给其他普通粉丝。通过渲染粉丝对明星的爱, 粉丝们在感动的同时无法意识到娱乐公司和主办方对他们的剥削。

幕后应援的花费大到什么地步呢?以2012年5月21日在韩国举办的一场明星A参演的电视剧新闻发布会为例, 中国贴吧粉丝的应援活动花费为11460元, 包含将200多箱饮料和17种不同食物送到韩国的发布会现场。而粉丝为明星准备的礼物和其他推广活动的花费更是惊人。比如, 2012年4月28日, 明星B的中国粉丝们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应援活动清单, 其中包括为发布会提供食物、给明星赠送礼品、在韩国地铁打出广告。其估算的花费为3万到6万人民币。2012年10月20日, 粉丝见面会的应援清单甚至包含了诸如3台电冰箱、3台空气净化器和3台加湿机这样的电器。韩国娱乐公司列出这些清单, 然后让贴吧吧主来购买, 吧主通过集资, 把本应由娱乐公司支付的成本转嫁给了粉丝。

为明星生日准备的奢侈礼品也是粉丝集资消费的重头戏。其中最著名的是, 2011年8月31日, S吧的粉丝集资618281.60元人民币, 制作了一枚纯金唱片, 连同其他食物等物品, 赠送给了明星和工作人员。2012年11月19日, 中国的S组合粉丝在韩国租用了5辆大巴车体广告位, 以宣传新专辑, 粉丝实际上为娱乐公司支付了广告费用。

多种多样的应援活动还形成了不同国家的不同粉丝组织之间的竞争。比如, 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S组合粉丝组织在2010至2012年间相继向一些国外的公司购买所谓“小行星命名权”, 用明星的名字为小行星命名, 尽管所谓的“命名权”实际上是假的, 因为只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才有小行星命名权。

对于粉丝们和部分吧主们来说, 他们的精力和物质遭受着来自娱乐公司的剥削, 而这样的剥削常常以对明星的“爱”来掩饰。从吧主的角度来说, 除非他们是被娱乐公司正式雇用的工作人员或者“职粉”, 一般的吧主在出钱出力组织粉丝做出应援活动之后, 几乎无法得到物质奖励。而对于普通粉丝来说, 他们被吧主剥削着, 因为吧主使用他们缴纳的钱款去接近明星。对娱乐公司操控粉丝的手段浑然不知的普通粉丝往往会陷入对吧主的质疑和反感中。这是因为, 在我国, 使用个人账户集资是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 利用贴吧筹款也会遭到百度公司的打击和管理。于是贴吧吧主通过个人私聊群组来分享关于筹款的细节信息, 而钱款的收支细节即便对于贴吧会员来说, 也是不透明的, 这增加了普通粉丝对吧主的质疑和反感。

质疑和不满时常会引发普通粉丝对于吧主筹款不透明性的投诉和网络曝光。吧主为了继续组织应援活动以便从娱乐公司获取利益, 减少普通粉丝对自己的不满, 规避集资被曝光的风险, 通常会利用对贴吧进行管理的权力来删帖和禁言, 从贴吧中剔除抱有异议的粉丝。最终, 在吧主对粉丝组织不断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 只有最具服从性、最乐于投入金钱和时间进行应援的“积极分子”被留下来, 并且获得吧主的信任, 成为等级较高的粉丝。娱乐公司因为要利用粉丝组织进行各种推广活动, 对贴吧吧主的行为也持默许的态度, 并且, 明星们也对粉丝的礼物来者不拒, 更有甚者, 会在微博上“晒”出粉丝礼物, 或者向粉丝索要礼物, 引发新一轮的粉丝集资消费的攀比狂潮。与此同时, 贴吧吧主们又通过慈善捐款等活动为筹款集资行为披上新的外衣, 比如, 组织粉丝为地震灾区捐款, 先让粉丝把善款汇往吧主私人账号, 吧主再以粉丝组织的名义将善款捐给慈善机构, 最后在应援活动中见到明星本人的时候, 将慈善证书或凭证交予明星本人。这一系列程序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公益, 但在运作过程中依然处于个人账号吸纳公众善款的违法地带, 并且整个过程并不透明。然而, 粉丝为了通过慈善提升明星形象, 依然积极参与这类活动。

从参与集资的粉丝的角度来看, 集资消费并不是消费行为, 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表达对于明星的爱, 也体现了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友情。粉丝组织的成员们, 通过各种称呼, 创造了一种拟血缘性关系。比如, 成员将其他成员唤作“家人”, 明星被唤作“我家的男人们”。这种强大、单一、充满凝聚力的集体认同在现实中并不常见。在2011年至2012年间, 笔者通过参与观察在上海举行的三场粉丝见面会、演唱会, 对包括20名K-pop粉丝在内的总共55名粉丝进行了深度访谈。笔者发现, 在现实中, K-pop粉丝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粉丝身份, 而是对自身作为粉丝的体验做出了非常精细的定义。现实中的访谈者会将自己同时定义为“韩饭” (韩流的粉丝) 、“二次元饭” (日本动画和漫画粉丝) 、某个组合中某个成员的“唯饭” (只喜欢一个成员的粉丝) 等不同身份。有时, 粉丝对自身身份的定义非常细化和具体。比如, 在访谈中, 一个参加前T组合成员粉丝见面会的25岁女粉丝这样介绍自己:“日本动漫的饭”、“韩国时期的庚饭” (即只喜欢Super Junior前成员韩庚在韩国的那个时期) 、“日本时期的T组合饭” (即只喜欢T组合在日本发展的时期) 。19由此可见, 粉丝对自身认同的体验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可以说, 当代中国青年暴露在多样的跨国文化潮流下, 在消费多种文化文本时形成了流动性的、多元的对粉丝身份的体验。如蔡明发所认为的:流行文化中, 明星偶像和各种潮流时尚迅速更新换代, 媒介内容消费对于粉丝的身份认同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影响。所谓消费者认同或粉丝认同, 与国族认同相比, 更像是一种想象, 实则只是碎片化的、特殊化的个体体验。20

现实中分散的、碎片化的、多元的粉丝认同与贴吧集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单一而强大的集体认同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从以上对于集资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 在集资行为尚不完全合法的情况下, 集资充满了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为了高效地动员粉丝参加集资和组织应援, 吧主使用权力将不积极的、不忠诚的粉丝排除在应援活动之外, 而将积极忠诚、乐于投入的粉丝筛选出来, 不断激发他们的集体认同感, 以便在未来吸引更多忠诚的粉丝来参与集资。因此, 粉丝的集体认同是围绕对于商品的消费和明星的营销产生的, 其背后是娱乐公司及其代理人对于粉丝情感劳动的剥削和利用, 在粉丝通过应援活动生产出群体迷狂之后, 这些迷狂的气氛被再度利用来巩固粉丝的认同, 形成情感和营销的双重再生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应援”活动和粉丝集资消费只存在于被商业资本深入渗透的粉丝组织当中, 即被娱乐公司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的粉丝组织当中。

本文研究了在新的媒介平台环境下, 文化工业对亚文化群体的收编方式已���由过去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通过话语重新定义、或者通过大量生产亚文化风格的商品———演变成了利用个体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 使个体参与到整个文化商品的生产和营销过程中。韩流粉丝群体被跨国公司, 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断“收编”, K-pop粉丝的集资消费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与其他外国文化在我国尚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的亚文化粉丝群体不同, 韩流的粉丝群体经历了迅速的商业化。为了充分利用粉丝的志愿劳动, 跨国娱乐公司和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需要控制粉丝组织和活动。商业资本对于网络粉丝社群的操纵和控制极大地减少了粉丝意义生产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为了动员粉丝投入无偿劳动和物质金钱, 娱乐公司只需要粉丝有更多统一性和服从性, 因为, 这样就可以带来更大的对于明星的迷狂 (fanaticism) 。

粉丝集资和营销的机制使得虚拟社区中的异议者和不服从者被压制, 缺乏现实中粉丝流动的、多样的体验和认同。然而本文并非因此将粉丝视为被动的个体, 相反, 正是因为他们具备能动性, 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为娱乐公司推广和营销明星创造巨大价值, 才会成为跨国文化工业收编的对象。与其他更强调情感劳动中“情感”方面的研究不同, 本文的出发点并不是粉丝自身对集资应援的解读和诠释, 而是情感劳动中的“劳动”。从粉丝的视角来看, 集资行为是出于情感, 但从资本主义跨国娱乐工业的营销策略来看, 集资行为离不开对于粉丝情感的、金钱的、劳动的剥削。本文也不赞同现有研究中将集资应援视为粉丝集体认同的体现, 或视为由粉丝集体认同所生产和塑造的观点。本文认为, 在没有娱乐工业及其代理人渗透介入的情况下, 粉丝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流动性的、碎片化的个人体验, 持久性的、集体性的身份认同难以存在。当娱乐工业及其代理人需要利用粉丝进行营销时, 集资机制挑选出对集资行为最为支持的粉丝, 这些粉丝“入选”集资活动的标准与他们对于集体认同的强弱没有关系。跨国的娱乐资本和文化工业所拥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围绕着消费和营销制造出了粉丝的集体认同, 在利用和剥削粉丝劳动的同时, 也利用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情感, 这一切都是以赢利和营销为目的的。在这种文化工业收编粉丝的新方式中, 看似强大的粉丝认同, 是营销和消费的产物, 而不是营销和消费的基础, 粉丝认同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娱乐工业对于粉丝情感劳动的利用和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