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区位与位育中和

——中国社区理论发展的理论渊源与民族品格

焦若水*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原文载于：《学海》2014年第4期

内容提要：社区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的主要理论流派。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典型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探索，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社区研究的方向。西方社会学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育中和思想，成为费孝通社区研究的两个主要思想源流，费孝通对两者创造性的融会贯通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社区学派的学术地位。假设与实地验证的结合，理论和事实的揉合，根植中国土壤进行新的综合，中国早期社会学社区理论发展的历史启示今天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文区位  位育中和  社区研究  费孝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为宗旨，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多类型的社区实地研究，并以社区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创造性的进行理论探索与思考，涌现出一批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社区研究成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社区学派。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社区学派一改中国社会学界以西方社会学译述为主的局面，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先行者和代表。[1]费孝通社区研究理论典型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探索，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社区研究的方向，从费孝通社区研究的两个主要思想源流人文区位与位育中和出发，研究中国社区研究理论演化的内在逻辑，对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区研究也具有理论上的重要价值。

一、中国社区学派的形成

学术思想与学科共同体的形成常常受到特定社会实践的影响，标志现代社会学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素以社区研究而闻名，从宏大理论向具体的社区生活的关注也形成了迥异于欧洲社会学的自身特色。当“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和功能学派人类学传到中国，最初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汇合了起来，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国内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社区。这是被西方学者称作中国学派社会学的特点”。[2]中国社区学派也成为当时社会学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之一。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社区建设逐渐在城市和农村的推进，社区研究不但是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而且对社会实践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社区这一词语经历德文的Gemeinschaft 到英文的community ,然后到中文的“社区”的语词的旅行。[3]社区不但成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成就了中国学派社会学，而且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单元。而社区这一词语上承载的理论与实践品质，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从中也折射出社会学本土化的足迹。费孝通回忆说，“社区这个名词是我这一代学生在学时所新创的。其由来是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派克教授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派克自己写的文章需要翻译，其中有一句话‘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这把我们卡住了。原来这两个名词都翻成‘社会’的，如果直译成‘社会不是社会’就不成话了。这样逼着我们去澄清派克词汇里两者的不同涵义。依我们当时的理解，社区是具体的，在一个地区上形成的群体，而社会是指这个群体中人与人相互配合的行为关系，所以挖空心思把社字和区字结合起来成了‘社区’”。[4]“‘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 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词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5]

学术概念的形成深受知识场域和知识轨迹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学者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是社会时势使得他们更多的从微观的基层单元来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更重要的理论框架则是来自于当时芝加哥学派社会生态学与功能主义学派理论的影响，费孝通说，“原来派克的理论中人际关系可分出两个层次。基层是共存关系，和其他动植物一样都是通过适应、竞争，在空间获得个人所处的地位，相互间可以互相利用，维持生存，也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利害关系；但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层次性质不同于前者，就是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道义关系。”[6]由此形成社区与社会的区别，这里显然还可以看到滕尼斯“社区—社会”二分思维的痕迹，不过，当时对社区翻译和界定的重点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而非滕尼斯略带乡愁式的怀念。费孝通指出，“社会是泛指人和人经营共同生存时所发生的关系，而社区则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由一定的人口进行集体生活时有一定社会组织的具体人群，例如村落、乡镇、城市、民族、国家等等都是不同层次的人们的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社区”。[7]简单而言，“社区是指一群聚居在一个地方分工合作的人，它是具体的，这群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构成社会”，[8]为此，可以说“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9]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费孝通也对社区一词的意义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社会学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社会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10]

社区本身翻译的准确性以及社区研究都在后期受到了批判性讨论，那就是“社区”一词被创造,其符号所指(基于地理区位的精神共同体) 与社会事实(有人居住的地理区位) 之间就已经存在错位。[11]而社区研究特别是单个社区的代表性问题更是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学术论辩。其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利奇( Edmund Leach)提出的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引起的反响尤为重大，这也反过来推动了费孝通后来在社区研究上的延伸与拓展，发展出类型比较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可以发现，在译介西方社会学概念与理论的过程中，中国早期社会学界把社区界定为地域社会，其中既受到社区研究历史逻辑的影响，同时也立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基层生活单元变迁的实际动力。需要注意的是，对社区的批评和论争实际上一直忽略了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从一开始就着力践行的本土化尝试，更是大大忽视了形成早期社区理论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渊源体现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人在处理学术概念与社会现实、西方话语与中国表述、社会科学研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努力。

 

二、人文区位与位育中和——中国社区理论的理论渊源与民族品格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最专门的科学知识，也能够把它最恰当地理解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类活动的特定产物。[12]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形成受到民族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的双重影响，这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体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社区建设与研究的实践，从理论渊源的层面厘清中国社区理论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结构，费孝通曾经在“补课”中为派克未能完**区位学的思想体系而感到遗憾，并联系到潘光旦的“位育论”思想，“大胆地把两位老师拉在了一起”，认为两位老师的思想实有相同或相通之意。“人文区位最终的任务就是研究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如何取得平衡的过程，以及一旦两者的平衡破坏后，怎样重新取得调整。也许可以用潘光旦先生的位育论来说，这就是‘致中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要位育于天地万物之间”，是有关“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地位和发展的种种思想”。[13]对于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潘光旦老师用了我们两千年前老前辈孔孟的经典上的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至少是相通的意义。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老话就是潘老师所提出来的‘位育论’三个字”。

1.人文区位的影响

从学术流派的形成来看，人文区位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德古朗许(Fustei de Coulanges,1830-1889)的《古城》（1864）开始，经过英国学者梅因的《东西方的村落社区》、西坡姆的《英国的村落社区》（1883），到美国学者威廉兹(J.M.Williams)的《一个美国镇》（1906），高尔宾的《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1914），直到芝加哥学派派克等人基于芝加哥城市研究形成的系列成果，形成了现代社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研究者，至少受到社会调查、功能学派、人文区位学（人类生态学）、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等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书本间的理论对话，教育与学术传承的关系对中国社区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吴文藻的协调下，李安宅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人类学，后又到耶鲁大学师从萨皮尔学习人类学；林耀华去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费孝通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等等。[14]在当时的学术思潮中，吴文藻有选择地引介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理论，在吴文藻看来，“五者之中，则以文化人类学为最重要”。[15]在他看来，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以及文化社会学等，在起源时，或在发展中，多少都受到过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而从该学派的奠基人马林诺斯基来看，要研究整体文化中各个因素的功能，只有在一个边界明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单位在中观意义上往往被界定为社区。再加上当时正处于世界社会学中心的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社会变迁与社区都与燕京大学社会学有着极为契合之处，派克在燕京大学的课程更使带有较强功能主义色彩的社区理论很快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社区研究接纳了布朗对社区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看法”，[16]“我的学术生涯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所以我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农村、小城镇以及城市里工厂的研究都采取同一的观点和方法，把它们看成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社区，进行亲自的观察和分析。”[17]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费孝通研究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社区，离开了传统人类学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首次开创了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其代表作《江村经济》在社区研究历史上的经典地位，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甚至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实际上，当时深受派克影响的不独是费孝通，杨庆堃、严景耀、赵承信等一批年轻的社会学家都表现出对人文区位理论的兴趣，赵承信当时打算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方法研究北平。[18]

正如西谚所说，所见即所不见。社区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及方法论上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批评。费孝通本人也在后续的研究中深刻反思了基于人文区位社区学派研究的局限，“回顾我这60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19]“越来越感到我过去太偏重在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这方面。这固然反映了这些社区的宏观面貌，也显示了它们发展的轨迹。但是我感到最大的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20]“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21]“醒悟到自己过去的缺点是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拾了基层，丢了上层。”费孝通说，“在过去10年里，我花了一些精力来思考这个问题，”“1993年那次‘自我思考’相当于自己一生学术研究思想的阶段性总结。我在文章最后谈到了对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的归纳，表明了我现在的看法”。 [22]

2.位育中和的吸收

 正如费孝通所言，对“位育中和”思想的重视，“使我进一步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同时我想到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人群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指导下应当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章里，而且还应当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好好地发掘和总结。”[23]费孝通先生提到的“中和位育“，实际上是潘光旦社会学理论统摄性的一个基本原则，首先是演化论哲学的概念，其次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最终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因为潘光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人及其人与人关系。潘光旦认为，“位育是一个生物的社会学的概念，英文叫做adjustment或adaptation，以前我们跟着日本人，译做‘适应，或‘顺应’，[1]但这两个译名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们只代表位育的局部，而不是全部。其实这概念，我们很早就有，并且也早就有了替它题名的字眼，就是‘位’‘育’二字。《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注解先生在下面注着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这不就恰好近代生物社会学里adjustment或adaptation一个概念的意义么？这概念原有动静两个方面，位字也恰好代表静的一面，育字动的一面。西方社会学发生发展的时空局限，使得早期从生态学(ecology)借鉴这一概念时僵硬的从个体对系统的适应着眼。“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adjustment 或 adaptation)的西文名词，我们一向译作‘适应’或‘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相互感应得过程看作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即彼此之间可以发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24]特别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被错译为“顺应”的英文概念用“位育”来表达更为贴切。“任何事物能安所遂生，能位育，岂不是恰恰可以代表演化论中那个译错的概念。同样一个译名，顺应或适应给我们一个错误的看法，即，总像人在迁就，而历史与环境不是屹然不动，便是颐指气使的向人作威作福，位育则没有这些毛病。”[25]“近年以来，社会生态学也己经变做一个很时髦的名词，而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态的入手方法也就很有效果。所谓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其实不妨直截痛快的叫位育学，社会位育学，和人文位育学。”[26]

选择“位育”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位育原理来认识中国的问题，中华民族就可以看做是在20世纪的世界这一新的环境中面临适应挑战的生物团体。“中华民族对20世纪的世界，一是不能不作迁就，接受一部分目前主宰世界的西方文化；而是要分析西方文化的各个部分，进行挑选，哪些值得全部接受，哪些可接受相当程度，哪些完全不能接受。三是尽管目前的中华民族看似衰败，但几千年的阅历和经验，对其他民族不会全无贡献；将之整理出来，以供世界的采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环境的改变。”[27]“位”和“育”实际上也是社会学家在应对中西文化冲突中如何处理外在冲击与变革，潘光旦不但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建构上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的理论，而且还撰文比较荀子与斯宾塞之间关于“偏蔽”的异同，[28]正如潘光旦所言，“一人持一种专门之学，或执一家之言，想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结果是于他的学说与社会现象，两有不利；学说的不利是无异捉襟见肘；社会现象的不利是无异削足适履，……。”[29]正因为此，潘光旦在社会进化论盛行于学界之时，坚持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以使社会学理论能切实的和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变迁结合起来，而不是演变成书斋中的空谈学问，这样的治学精神与传统深深影响了一代学人，用“位”和“育”也更好的使中国民众理解社会学。

费孝通后来回忆说，“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讲‘位育’问题，认为在社会位育的两方面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先生对‘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发挥。”[30]“我紧紧跟随他学习了有30年，经常听他讲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论’，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也就是说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31]这样一个问题还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反思相关，“我确实在这当中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长期采纳的‘天人对立论’所缺乏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里尤其推重‘太极’之说，意思大致就是指‘天人合一’的终极状态，是二合为一的基本公式。我们一向反对无止境地用‘物尽其用’的态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主张像潘光旦先生论述的‘中和位育’那样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找到适合人的位子。”[32] “潘先生是个好老师，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能在当时充分意识到这套学说的价值，没有在这方面下够功夫。直到晚年，才逐渐体会到潘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33]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接受西方思想资源的影响乃至主导是不容避免的论题，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创造性的将人文区位与中和位育结合起来，在中国社区研究学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研究者所评论，“中和位育”思想关注人及其生活，让我们可以跨越社区的固定边界限制，在一种以人及其生活为中心层层外推的边际中关注人们的生活实践，使我们获得一种以社区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新理论框架。[34]

三、对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的启示

“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费孝通从中国社会本位而非社会学本位出发来定位社会学的角色，“社会学中国化其实就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目的是在讲清楚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35]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逐步得到重视，[2]早期社会学家对人文区位学派与中和位育思想创造性的在社区研究中的结合，不但成就了社会学中国学派，从中也可以汲取当代社区研究的思想资源。

中和之美：社区建设中的人文意蕴

对社区理论的误读和批评还体现在对社区地域化的狭隘理解，当代城市社区在人口高度异质化、流动化的背景下进行，迫切的任务是在陌生人中重建熟人社会，显然，社区建设不是建设社区，而是要从中发现社区的秩序所在，进而言之，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求差异各方“安其所”、“随其生”的内在秩序，而这正是浸淫在中国社会文化心态中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和位育”，用费先生的解释就是“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随其生。这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费孝通晚年思考的一个核心就是用其一生的经验去理解作为整体性而存在的“人”,以及作为可以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我”,如何借助某种社会与文化的机制而发生相互勾连。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的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这第三个秩序就是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即要有一套称之为心态的想法、一套观念、一套意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在行政主导推动三十年之后，社区内部的种种冲突再次凸显了心态或者认同建设的重要性，面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重组，西方所出现的“社区隔离”是否会在中国城市中重现，如何使异质性的城市人群安其所随其生，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社区建设中扎根，“中和位育”思想显然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

社区建设如何在社会建设中寻求位育？

人文区位与中和位育的激荡与结合，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早期社区研究的品格，“只有从社会中生活的众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里才能认识这些人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形态和轨迹”。[36]相比较于潘光旦、费孝通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顺应潮流的挑战应该不会更大，但是正如潘光旦在一则比喻里所言，山涧激流中，草根、落花完全跟着水走，石块、树根丝毫不动，而涧底的鱼则头部一律向上流顶着，身子的力一向和水流相反，竭力挣扎。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潮流的引导者、选择者，不做被动的顺应者，正如潘光旦所说，“庶儿对山涧里的鱼可以无愧”。社会学自产生以来就被它的研究对象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所调教，东欧学术界“黑色星期五”的遭遇更是时刻警醒着当代社会学人，如何在社会转型中不被时势挟裹而迷失。费孝通先生的回答坚定而明确，“在欧洲曾有过一次文艺复兴，为这现代文化开了一扇大门。……世界文化史中可可能再有一次文艺复兴。这一次文艺复兴也许将以人事科学为主题，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统可能成为复兴的底子。……在我们中国立场上讲，我们只有承认现有的弱点，积极的接受西洋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明了怎样去利用现代技术和怎样同时能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是两个不能分的问题。若是我们还想骄傲自已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我们的贡献来，中国社会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37]在整体社会建设的战略安排中，如何体认社区作为基础性单元的“位”，更好的在中国社会建设事业中发挥社区之“育”的功能，社会学研究者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全球化时代个案式的社区研究何以定位？

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类学领域研究中国最流行的方法非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莫属，以葛学溥广东凤凰村研究为始，费孝通、陈达、费子智(C.P.Fitzgerald)、许烺光、杨懋春、林耀华和傅瑞德(MortonH. Fried)等人研究成果显示出当时社区研究之盛。傅瑞德甚至以此将中国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早期传教士和旅行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前科学式的描述(pre-scientific description)”为第一阶段，李景汉、甘布尔(Sydney D.Gamble)等人在20世纪20 年代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代表了第二阶段，傅瑞德盛赞研究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社区研究的新阶段, 足见后者在当时的主流地位。不过，在中国既有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为刁诡的现象, 那就是华南的地方特征往往被当作普遍的中国特色来理解。在中国研究的早期阶段，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交叉就使得学者们一开始就反思费孝通等乡村研究者的传统,进入了一个弗里德曼主张的“中国阶段”。这时的研究者们虽然同样立足于社区，但是已经侧重于从社区提炼用来解释中国的普遍视角和框架。[38]费孝通后期承继的“中和位育“思想，可以看做是对以往以个案研究、区位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不足，力图突破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困扰的主客体对立、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等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思想都能看到对包括“中和位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运用，都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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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区建设中的国家规制体系研究”（ 11CSH03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焦若水，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区与社会学理论研究。

[1]位育问题在具有亚洲文化传统的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何使社会成员各在其位、各尽其份成为日本进行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思想，以“份位”思想为基础的，通过“家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衍生出的“集团主义”的确立，构成了日本社会建设的关键，“份位”可以看做是“位育”在亚洲文化传统的日本化表达。参见李升，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的社会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 3

[2]社会学家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见成伯清，“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孙本文有关门阀的论述讲起，南京大学学报，2012.6；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3；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