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

——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

朴光星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在过去20年内，朝鲜族的城市人口比例从34.59％上升到65％左右，城镇化率则从50.2％提高到80％左右，朝鲜族经历了“压缩型城市化”的过程。在“压缩型城市化”下朝鲜族人口走向“散居化”，这直接导致了传统聚居地区的“空巢化”，民族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以聚居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离散危机”，朝鲜族展开了一场活生生的民族共同体“重构运动”。

【关 键 词】压缩型城市化/朝鲜族/离散危机/重构运动/城市化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必经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26.41％，2000年为36.22％，2010年为49.68％。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达到51.3％。[1]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2]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47.0％和43.0％。与2010年相比，东中西分别上升1.1、1.7和1.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提速态势。[1]

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提速意味着，我国的少数民族也正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城市化会改变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尤其会带来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为80.1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21.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2％；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口为27.56万人，比“五普”时增加17.17万人，增长1.7倍，少数民族数目从“五普”时的53个增加到55个；东莞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少数民族人口，2000年“五普”时，全市已有18万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而2010年有52个少数民族、25万多人。[3]

这预示着，城市化必定会给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地区的发展、城市民族关系带来巨大的变化。我国目前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居住在传统的居住地而且人口流动率低的社会背景下建立的，即民族政策与地域相挂钩，所以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地区平等发展政策、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都表现出强大的政策效力。但是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变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走出传统聚居区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少数民族人口很少的东部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也随之增多。再者，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也需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这说明，现阶段城市化研究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及意义。

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本文选择东北朝鲜族为个案，结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探讨朝鲜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式。本文探讨的具体问题有：①朝鲜族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主要考察城市化率、区域人口分布、从业结构等；②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考察人口、社区、文化事业、教育等；③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朝鲜族所采取的应对方式；④朝鲜族的城市化过程所折射的理论和政策意涵。

(二)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的“压缩型城市化”是指一个地区或群体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高度城市化”的现象。对于“高度城市化”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鉴于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或超过80％的事实，一般把城市化率超过80％看做是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关于城市化的经典理论里，一般认为西方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伴的过程，[4]但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因此，有的学者用“压缩型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概念解释这一社会变革过程。[5]在本文，“压缩型城市化”指的是中国朝鲜族利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高度城市化”的进程。

“民族共同体离散危机”指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少数民族因人口大规模流动而经历的民族共同体“离散危机”或“文化危机”。

“民族共同体重构运动”指的是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共同体“生存危机”或“文化危机”，少数民族群体自觉地为维护本民族共同体所做的群体内外的“重构”努力。

二、1990年后朝鲜族的人口流动与“压缩型城市化”

到1980年代末为止，东北朝鲜族地区的人口流动率相对较低。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利用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的机会，积极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从此迈入了快速的城市化阶段。

表1显示，朝鲜族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4.59％上升到2010年的54.58％，20年内城市人口比例提高19.99％，几乎每年增加1％。同时可以看到，乡村人口比例从49.80％下降到30.61％，20年内下降19.19％，这表明朝鲜族流动人口几乎都是流向城市。至此，2010年朝鲜族的城镇化率为69.3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11％，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2010年的普查数据只能反映朝鲜族国内的人口流动，没能反映朝鲜族的国外人口流动(公布的资料里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城镇化率被低估。流动人口的普查数据是核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口数据的产物，国内的流动可以用这种方式核对，但国际流动却不能，因此，统计时一般把国际流动人口算在户籍地的人口里，所以很难客观地反映实际的流动状况。

为了探讨实际流动状况，可以参考2009年8月笔者用配额抽样方法进行的对东北三省20个朝鲜族农村流动人口状况的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包括黑龙江省的5个、吉林省10个(延边5个，其他地区5个)、辽宁省5个朝鲜族农村，样本几乎遍布了东北三省的朝鲜族人口聚居地区。其调查结果(表2)显示，这20个农村的户籍人口流出率为65.85％，其中国际流动率占总人口的27.77％，占很高的比例。4,752名出国人员当中，4,272人在韩国，207人在日本，36人在美国，237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些人流向国外的大城市区域长年打工或居住，但仍保留着中国国籍和户籍。“六普”资料显示的朝鲜族乡村人口为560,494人，按上述调查的27.77％的国际流动率计算，可以推算约16万朝鲜族农民在国外打工或居住。另据韩国行政安全部2011年6月24日发表的《2011年地方自治团体外国人居民现况》，以2011年1月1日为准，在韩国的中国籍朝鲜族人口为488,100人，其中93.6％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因此，16万人以上的朝鲜族农民流向国外城市地区是完全有根据的。按照这种推算，朝鲜族实际的城镇化率也应该在80％左右，可以说进入了高度城市化阶段。

快速的城市化改变了朝鲜族原有的人口分布，这在表3中可以得到确认。表3显示，东北三省的朝鲜族人口占朝鲜族总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97.15％下降到2010年的87.79％，20年内下降了近10％。但考虑国际流动的因素，东北三省的人口比例还会更低。从“六普”资料中可以看到，2010年中国朝鲜族的总人口为1,830,929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但考虑到至少50万左右的东北籍朝鲜族人口长年居住在国外，实际上在东北三省居住的朝鲜族人口大约在1,100,000人左右，其比例也应该在60％左右。另外，资料也显示���朝鲜族国内人口分布的变化，东部沿海省市的朝鲜族人口比例明显上升，比如，北京的朝鲜族人口占朝鲜族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0.40％上升到2.04％；天津从0.09％上升到1.00％；上海从0.04％上升到1.22％；山东从0.17％上升到3.36％；广东从0.03％上升到0.96％。在东北三省内，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朝鲜族人口比例大幅降低的同时，辽宁省的朝鲜族人口比例比1990年上升了1.08％，这与沈阳、大连等大城市对朝鲜族人口的吸引力有关。

城市化还改变了朝鲜族的从业结构。表4显示，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51.65％下降到2010年的26.36％，20年内下降了25.29％。相反，商业和服务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9.62％上升到2010年的32.97％，商业、服务业取代农林渔业成为朝鲜族最主要的从业领域。另外，与1990年相比，2010年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提高1.30％，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比例上升3.46％。与此相比，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比例下降2.5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只发生微小的变化。

做一个梳理的话，在过去20年内，朝鲜族的城镇化率从50.2％提高到80％左右。可以说，这样的城市化速度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朝鲜族在20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利用一百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三四十年时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压缩型城市化”的过程。

三、“压缩型城市化”与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

随着快速的城市化，保持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城市中能否继续维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已成为朝鲜族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传统的共同体能否在城市生活中得以维持，早就成为西方族群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关注的对象。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Park)通过研究移民到芝加哥的有色人种提出同化论的观点，戈登(Gordon)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同化论。对这种同化论不少学者予以了反驳，如甘斯(Gans)通过对美国意大利裔移民的研究提出，移民虽然会出现结构性同化的现象，但是很难被完全同化，尤其在群体认同方面。兹列尼(Szelenyi)支持甘斯的观点，他认为城市生活中移民的血缘和地缘等传统共同体不会被瓦解；费舍儿(Fisher)强调，在大城市生活中各族群通过构建亚文化来维持他们的初级社会关系；沃尔曼(Wellman)则引入社会网络的概念，主张初级社会关系不仅不会被消解，反而通过社会网络形式扩展到更大地理范围。

虽然“同化论”和“维持论”观点针锋相对，但对少数族群来说城市化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给朝鲜族带来了文化与共同体领域的挑战，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危机论”一直成为朝鲜族社会内部的主流话题，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人口的“散居化”与传统聚居社区的“空巢化”

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总体情况类似，朝鲜族人口分布也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有利于朝鲜族享受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到1990年为止东北三省有一个朝鲜族自治州、一个自治县、44个朝鲜族乡镇，这些自治地方成为朝鲜族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基地。

但城市化改变了这样的“聚居”格局，东北三省的朝鲜族人口占朝鲜族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97.14％已下降为2012年的60％左右。根据2009年8月对东北三省20个朝鲜族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参见表2)，这些农村户籍人口的65.85％离开了原居住地。经过20多年的高强度流动，朝鲜族人口在国外分布在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6]在国内已扩散到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以及京津地区。

人口扩散的直接后果是传统聚居社区的急剧“空巢化”。据统计，1990年黑龙江省有22个朝鲜族乡镇、491个朝鲜族村，但到2007年通过撤并朝鲜族村只剩下了233个，258个村落消失，其比例达到52.54％；辽宁省原有13个朝鲜族乡镇，现只留下2个乡镇；[7]吉林省舒兰市原有33个朝鲜族村、3万多朝鲜族人口，但到2012年只剩下14个朝鲜族村。这14个村有户籍的户数是5081户，其中实住户数是916户，占总户数的18％；户籍人口是19,282人，其中实住人口是1,971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0％。[8]

朝鲜族人口的最大聚居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首先农村地区的“空巢化”现象特别突出。例如，总面积为30.75平方公里的龙井市白金乡，朝鲜族人口最多的时候有986户、7694人，2007年下降为480户、1310人，人口流失高达83％，人口密度连5人/1平方公里都达不到。[9]城市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据延吉市教育局2008年对所属6所朝鲜族中学和14所朝鲜族小学的调查统计，15,538名学生中，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的留守学生数为10,030人，比例占总数的64.6％。另据延边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该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由1994年的1,147,074人，减少到2006年的835,782人，12年间共减少了311,292人。[10]

(二)民族基础教育体系的萎缩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民族政策支持下，朝鲜族以聚居地区为依托，建立了完备的民族基础教育体系。朝鲜族的各级学校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朝鲜族聚居地区，为朝鲜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城市化过程中的“散居化”，直接冲击了朝鲜族原有的民族教育体系。以辽宁省为例，1980年有221所朝鲜族小学、34所朝鲜族中学，但到2010年只剩下35所朝鲜族学校。比如，开原市1980年有13所朝鲜族小学1,106名学生，到2010年只剩下1所学校170名学生。[11]以吉林省延边州为例，2000年到2010年间基础教育阶段的朝鲜族在校生数减少5万人左右，减幅达63％，朝鲜族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36％下降到2010年的20.8％。比如，图们市朝鲜族小学生数2009年比2008年减少245人，初中生减少89人，高中生减少148人；2010年比2009年小学生又减少47人，初中生减少89人，高中生减少134人。[12]在东北三省，黑龙江省朝鲜族的人口流出率是最高的(参见表3)，因此，基础教育的萎缩会比其他省份更为严重。传统聚居地的民族教育快速萎缩的同时，朝鲜族在新的流入地又无法重建民族教育机构。至今为止，流入到沿海城市的朝鲜族，共办过三所民办民族学校，但两所迫于经营的压力都先后关闭，现只留下青岛一所朝鲜族民办小学。

(三)民族文化发展“平台的缩小”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北三省有4种朝文报纸、20多种各类期刊、4家朝文出版社，每个省的广播电台都有朝语广播，延边州电视台录制各类朝语节目，活跃期仅延边州就有近10个朝鲜族专业文艺团体。

人口的“散居化”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观众的减少，再加上文化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多数单位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延边作家协会的会刊《延边文艺》(朝文)1980年代初发行量达到7万多份，但到2005年其发行量下降到3000份左右。迫于各类朝文期刊社经营的压力，2007年延边州决定将七种朝文期刊社并入到延边人民出版社统一管理，但其发行量都下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以下。报纸的发行面临同样的困难，《辽宁朝文报》发行量从以前的3万多份下降到目前的1万多份，《黑龙江新闻》和《吉林新闻》也面临同样的困难，延�咧莸澄�幕�乇ā堆颖呷毡ā房空™府的全额资助发行1万多份。

人才流失是朝鲜族文化事业机构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09年到2010年，高校毕业的延边籍的学生数为35,298人，其中回到家乡的人数为8,789人���只占总数的25％。[13]据延边州广电局2010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从2000年到2010年，该局有1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外流，其中朝鲜族占相当大的比例，报告称朝鲜族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朝鲜语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在2011年1月的访谈中，延边州文化局的一位负责人谈到：“延边的文化发展面临很多困难。比如以朝鲜族歌舞闻名全国的延边歌舞团很难引进朝鲜族艺术人才，40岁以下的朝鲜族演员很少。像舞蹈队前几年全是朝鲜族演员，现在一半以上是汉族。”

上述的事实表明，“压缩型城市化”下的人口“散居化”，直接导致了传统聚居地区的“空巢化”，民族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以聚居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因人口的“散居化”，在流入地也很难形成此前的聚居格局，再加上城市的民族工作还在摸索中，暂无法对少数民族流入人口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所以朝鲜族在流入地也无法建立起与之前相似的民族教育或文化机构。这样一来，民族共同体就面临着离散的“文化危机”。

四、“离散危机”与民族共同体的“重构运动”

围绕着少数族群在新的城市生活中能否发展自己的文化和如何发展文化的问题，目前有同化论、族群文化论、文化生成论、族群经济社区论、社会网络理论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这些理论视角中，除了同化论，其他理论都支持城市生活中少数族群能够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观点。这些理论的基本依据是：首先，族群具有工具性，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城市社会中生存，成员有必要利用族群资源；其次，族群具有价值性，作为具有文化传统的群体单位，族群具有自我认同，并且不愿意轻易丢掉传统；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成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最后，支持文化多元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面对城市化当中的人口“离散”和共同体危机，朝鲜族同样也尝试性地做出了各种共同体“重构运动”。

(一)建设“民俗文化园”，举办“民俗文化节”

与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急剧减少相对比，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几年，国家重视文化建设，支持和保护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朝鲜族传统聚居地悄然兴起了一股“朝鲜族民俗园”建设热潮。比如，作为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献礼工程，延边州在延吉市郊区投入20亿元，兴建占地20万平方米、展现朝鲜族各种民俗文化的“延边中国朝鲜族风情园”，至2012年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龙井市的动作更大，龙井市提出了建设朝鲜族民俗文化城的构想，市委宣布把龙井市建设成富有朝鲜族文化气息的城市。又如，201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决定，在朝鲜族居民集中的江南启动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文化项目“江南民族文化区”，计划兴建3万平方米的民俗园与7万平方米的生活文化区。再如，2012年8月沈阳市和平区决定，投资2000万把西塔改造成“朝鲜族文化特色街”。此外，乡镇及村级的“民俗园”项目也为数不少，比如吉林市龙潭区的阿拉底村力图以打造“中国朝鲜族第一民俗村”为目标，已投资2000万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可以说东北朝鲜族传统聚居区，几乎都在兴建类似的“民族园”。东北朝鲜族人口聚居地区的“民族园”建设热潮是当地政府整合文化资源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当地朝鲜族群众想通过“民族园”的建设提高家乡人气，进而改变“空巢化”趋势，维护家乡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

与东北的朝鲜族地区热衷于搞各类“民族园”项目相比，流入到沿海城市的朝鲜族却办起了各种“民俗文化节”。如果说前者靠政府推动的话，后者主要靠民间的推动。青岛的朝鲜族是一个典型。青岛是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从2000年起青岛的朝鲜族在自发组织的企业家协会的主导下，每两年举办一次“青岛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节”，到2012年已举办六届。除了全市范围的文化节以外，各郊县还举办自己的文化节，而且各同乡会轮流主持两年一届的体育运动会，届时每个同乡会(2012年为止青岛朝鲜族组织了20个东北同乡会)都组队参加。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甚至花钱请来老家里的体育能手参加比赛。在访谈中，文化节举办者介绍道，每次的活动都云集了在当地生活的好多朝鲜族，场面越来越大，仿佛是一个盛大的民族节日。举办一次文化节所需经费100万元左右，全部在企业家协会的主导下通过捐款、捐物来解决。谈到组织活动的目的时，这位组织者说：“作为外地人我们对当地比较陌生，本地人对我们也缺乏了解，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是想凝聚我们的力量，二是通过展现我们文化，让本地人了解我们。总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更好地展现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组织活动的初衷。”目前除了青岛之外，在朝鲜族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京、广东、大连、烟台等地也定期举办类似的朝鲜族民俗文化节活动。朝鲜族在沿海城市通过组建民间网络，自发组织“文化节”活动，实际上是在面对新的城市生活中的共同体重构活动，意在通过活动重新组建族群共同体来融入城市生活。

(二)整理历史资料，编撰民族史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族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和各类民族史和生活史编撰热的兴起。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关朝鲜族历史和生活史研究的成果陆续出版，这些工作有的是官方资助的，有的则是民间力量推动的。2002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下，延边历史学会立项组织编撰《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根据项目计划，到2020年出版100卷的朝鲜族历史文献资料集，系统地整理和收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朝鲜族历史资料和文献(到2012年末已出版50卷)。另外，在民族出版社朝鲜族编辑部的主导下，2010年出版了六卷的《新中国60年朝鲜族变迁史》(朝文)，该丛书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后60年朝文报纸报道的、能反映朝鲜族社会变迁的新闻，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各地朝鲜族60年的社会变迁史。此外，学界的朝鲜族历史研究最近几年也特别活跃，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这些研究主要由朝鲜族学者来推动。近几年出版的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国朝鲜族通史》、《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延边朝鲜族史》、《中国朝鲜族100年略史》(朝文)、《中国朝鲜族革命烈士略传》(共60卷)等。

除了上述的编撰及研究之外，民间层次的民族史写作也特别活跃。这些主要以编写地方民族志为目标，主要参与者是退休的官员和学者，他们通过组成编撰小组，收集本地方的民族志资料组织编写，其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民间。最近几年的代表性的成果有《哈尔滨朝鲜族百年史话》、《延寿县朝鲜族百年史》、《密山朝鲜族百年史》、《尚志市朝鲜族百年史》、《沈阳朝鲜族史话》、《桓仁朝鲜族史话》等。这些书都用朝文编写，有的书不仅详细记载了历史脚印，还详细记载了境内的各朝鲜族村和朝鲜族学校的发展变化过程，能够让人清晰地了解人口流动之前的当地朝鲜族状况。

上述成果与最近几年政府加大科研及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分不开的，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面对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离散危机”的朝鲜族知识界和民间的一种反应。面对快速的社会变迁，他们感觉到历史记载的重要性，这在民间主导编写地方民族志的热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社会变革最激烈的时期出现民族历史研究热潮，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着一个群体对变化的能动反应，即朝鲜族对共同体和文化重构的一种“应对”。

(三)媒体的跨区域网络化服务

朝鲜族共同体“重构活动”中又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朝文媒体建构跨越区域的服务网络。这些朝文媒体原来是为聚居地区的朝鲜族服务的，即它是地方性的少数民族媒体。但随着人口流动聚居地区的观众越来越少，经营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而在流入地的观众又需要媒体的服务，这就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朝文媒体开始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在人口流入地设立工作站，开始为当地的朝鲜族群众提供信息服务。

《黑龙江新闻》是一个典型。1996年《黑龙江新闻》得到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准，在青岛设立了第一个外省记者站，他们以支社的形式派遣记者常驻青岛，在当地朝鲜族中进行采访活动，并每周出一期《黑龙江新闻·沿海城市版》。报纸的存在加强了当地朝鲜族之间的联系，报纸成为相互沟通和信息交流的重要纽带。报纸的作用并没有停留在信息交流的层次，作为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的唯一机构，记者站起到了一个民间组织者的作用，比如青岛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就是在记者站的联系下成立的。目前青岛朝鲜族的民间组织化程度很高，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族群群体，这与记者站的组织作用是分不开的。按照这样的模式，黑龙江新闻社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立了记者站，2011年到韩国首尔开设支社，发行《黑龙江新闻·海外版》。朝文报纸当中《吉林新闻》也做了类似的尝试。

除了报纸之外，电视台也实施了“走出去工程”。延边广播电视台是地区级电视媒体，2004年9月国家正式把延边朝鲜语广播电视节目覆盖项目纳入“西新工程”，2006年8月10日延边卫视作为我国首家地区级卫星电视媒体开播。截至2010年2月，延边卫视已在国内17个地区和37个县通过当地有线电视网络实现落地。另外，在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韩国、日本等国和地区也有许多散户落地。[14]

地方少数民族媒体的跨区域服务是新的社会现象，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这是朝鲜族媒体迫于观众流动带来的“生存压力”，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所做出的全新尝试。实践表明，延伸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文化功能，在重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经验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四)组建形形色色的“民间社团”

朝鲜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所以宗教因素在共同体建构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就带来了流入城市的朝鲜族依靠何种中介“相聚”的问题，实践表明“民间社团”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朝鲜族文化具有重视“群体性”的特点，朝鲜族把被群体冷落看成一件屈辱的事情。这种重视“群体性”的文化特点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组织各类民间社团的动力，“民间社团”成为朝鲜族“重聚”的重要形式。

青岛的朝鲜族是一个典型。青岛市的朝鲜族自发地组建了形形色色的联谊性的民间社团。如，青岛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12个分会/300多名会员)、青岛市朝鲜族老人总协会(40个分会/1600多名会员)、青岛市朝鲜族女性协会、青岛市朝鲜族贸易者协会、青岛市朝鲜族同乡总会(20个分会)、朝鲜族青岛市朝鲜族文人协会、青岛市朝鲜族老教师联谊会、青岛市朝鲜族足球协会、青岛市朝鲜族高尔夫球协会、青岛市朝鲜族登山协会、青岛市朝鲜族大学生联谊会、青岛市阿里郎艺术团、青岛市朝鲜族金达莱艺术团等。目前青岛的朝鲜族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生活在青岛的朝鲜族当中没有一个不加入民间协会的，民间团体在组建新型的城市族群共同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青岛只是一个缩影，在朝鲜族居民集中的城市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朝鲜族流入的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企业家协会”。“企业家协会”对朝鲜族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1997年在青岛成立了第一个“朝鲜族企业家协会”，然后在其他城市里陆续出现，近几年扩展到东北的城市。组织“企业家协会”的初衷是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信息交流，即具有建构“族群经济”的意思，但成立后它的功能并没有停留在企业交流层面，而迅速扩展到族群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目前，“朝鲜族企业家协会”在所在的城市举办民俗文化节、运动会等各类群体文化活动，而且还参与组织各种公益活动，俨然成为族群共同体的民间组织者。2007年，24个省市的朝鲜族企业家协会联合成立了“中国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数达到3000多家，为了扩大交流，他们还每年举办一次年会。2012年6月，在青岛召开了第6届年会，300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会议，会议不仅有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且还探讨能否通过合作成立民营银行等事项。

对少数民族来说，流动意味着离开聚居区、离开熟悉的政策环境，进入陌生的、市场化城市。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生活环境”转向“市场主导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群体需要一种调适。朝鲜族利用组建民间组织的方式，实现“自我组织化”，通过“自我组织化”嵌入到城市生活中，由此实现民族共同体的“重构”。

(五)构建网络空间的互动平台

网络社会的来临给人的互动带来了新的革命，人可以通过建构虚拟网络空问，超越时空的制约进行互动。随着人的地理流动性的增强，网络空间将会取代地理空间成为人类互动的主要平台，网络共同体也会取代地缘共同体成为人类组建共同体的主要形式。

在人口“离散”的城市化过程中，朝鲜族办起了各类网站，据“朝鲜族综合新闻网”(www.korean3040.com)的粗略统计，目前国内外有43个由中国朝鲜族办起并为其交流服务的朝文网站。这类网站中既有东北朝鲜族居住区的朝文文化机构(如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办起的官方网站，也有民间办起的新闻、社交、商务类网站。这些网站不仅遍布国内各城市，也遍布朝鲜族海外打工者比较多的韩国(4个网站)、美国(2个网站)、日本(4个网站)等国。有关朝鲜族的任何新闻，都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到朝鲜族生活的不同地方，不管个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自己留意，都能迅速地了解到本民族社会发生的各类事情。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地理空间的共同体“离散”相反，网络空间的族群共同体正在形成，虚拟空间的网站正成为朝鲜族重构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手段。

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离散危机”，朝鲜族展开了一场方兴未艾的民族共同体“重构运动”。这种“重构运动”不仅有来自原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和机构，也来自民间。政府层位的“重构”注重通过整合文化资源，促进当地发展，以此重塑地方社会；民间层位的“重构”更注重传承文化传统，加强社会纽带，组建网络，重塑民族共同体。这里能看出“地方”和“民族”之间的张力，原本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面对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不同的“认识及反应”，如何克服这种“张力”，将会成为对中国未来民族政策的一次考验。

五、结语

朝鲜族的城市化只是我国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案例，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城市化模式。但从朝鲜族的城市化案例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更具有“外生型”的特点，并不是“就地城市化”为主，因此，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口外流和与之相伴的民族人口“离散”的情况。二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出，势必会影响其聚居地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和事业，“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张力开始出现，并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拉越大。三是少数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民族认同，他们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共同体“重构运动”。

十八大以后，“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发展战略。因此，如何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民族研究中的重大议题。朝鲜族的城市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提供以下几方面的议题。

一是要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是继续走目前人口越来越往东部沿海集中的非均衡的城市化之路，还是走培育“内生型城市化动力”为主的“就地城市化”之路？这会关系到中国民族政策的未来走向。如果目前的“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仍在持续，东部沿海的少数民族人口会继续增加，传统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会逐步减少。这就会出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与“地区”两者的张力，与此相反，沿海地区会成为各民族混居空间的结果。这会使民族政策的核心议题从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转向西方式的“城市族群关系”。

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某些职能能否延伸到人口流入地？这能否成为克服“民族”与“地方”张力的新举措？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体现，因不同民族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此项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但在另一方面，走出传统的聚居地方，流入其他城市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考虑支持自治地方的管理和服务部门设立派出机构的形式，到流入地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朝文报纸到流入地设立记者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沿着这种思路，能否继续延伸自治地方的某些职能，如学校能否通过到流入地办分校的形式，满足流入地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需求？如果这样做，既能让自治地方的各种职能继续发挥作用，也能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些需求。

三是如何支持和引导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重构”共同体的努力？民族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消灭后才会出现民族消亡。所以，城市化并不会淡化民族认同。早期西方社会学有一个预设，即工业化和现代化会淡化族群界限，但他们的预言没能成为现实，西方城市里族群认同依然很强。因此，任何试图在城市里淡化“民族意识”的思路不仅不符合历史规律，也不会取得预想效果。城市化进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民族共同体“重构运动”，而且民间会起主导性作用，这就带来了政府如何应对和引导的问题，如：如何看待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如何对待自发组织的群体性文化活动；如何应对少数民族群众合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这些都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政策领域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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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朴光星(1973－)，男(朝鲜族)，黑龙江海林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