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城市：城市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徐国源、冯芹

（苏州大学文学院）

原文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现代城市发展狂飙突进，城市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关于美好城市标准的研讨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甚至发现，不知道该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这个“美好”：是“最现代化”还是“最人性化”？“是具竞争力”还是“最有魅力”？是“最适合创业”还是“最宜居住”？这样的纷争注定没有答案。多重视镜观照下的城市，呈现出变幻多端的姿容，而对于城市理论和实践的不倦探索，正切合了人类追寻美好城市的足音。

一、现代主义：塑造今日之城的主导力量

城市一度是“乡土中国”的人们向往的地方，城市生活往往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现代性体验。城市流光溢彩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涌入城市。与浪漫主义者追怀过去、留恋传统的选择不同，居住在乡村里的农民似乎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在渴求现代生活方式方面，毫不亚于市民的趣味，很乐于把自己的传统住宅改变成现代化的居所[1]。对于急迫地需要改善生活品质的农民来说，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

城市化的好处并不仅仅体现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而且在于它能通过“集聚效应”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因此，城市化也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2011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并确定到2015年城市化率达到51.5%。各地在推进城市化的计划中雄心勃勃，如西安市提出实施“人口倍增计划”，预计到2020年西安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000万，城市化水平达到80%。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下，中国的城市化势必加快推进，城镇人口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现代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城市，规模庞大到令人难以掌控的地步，造成了今日之城的基本格局。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主义似乎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必经之路。伴随着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为大量涌入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居所，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此过程中，规模和效率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对于中国这样急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主义无疑是城市规划设计中最具诱惑力的一种选择。漫步今日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高楼大厦、玻璃幕墙、立交高架、繁华街道，其样式和风格几乎雷同，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攀高比傻”的风气愈演愈烈，“高楼大厦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1]在片面追求高、大、全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被格式化了。在面目相近的建筑外壳下，城市的人文内核却是空洞的。然而，在跨越了城市发展的现代化阶段之后，人们对城市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现代主义就成了众矢之的，备受诟病。

相比而言，现代主义赋予城市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节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中充满温情的交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市里，导致城市人口密度急速膨胀，吊诡的是，这反而限制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联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寄居着无数孤独无助的灵魂。与怀旧感伤的浪漫主义比起来，现代主义似乎显得冷酷无情。芦原义信指出：“大城市的匿名性和无情性更能打动年轻人。”[2] 事实上，在城市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正是环境塑造的产物，因而他们更加适应都市的生存法则。

现代主义塑形的城市问题重重，但这并不能抹杀它原有的功劳。城市应运而生，满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新需要。即便要纠正现代主义的偏差，也要客观评价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如今针对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各种“主义”纷纷出笼，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浪漫主义把责任归咎于现代主义，虽然击中了要害，但其回归自然的乌托邦设计，终究难以落实。现代主义虽然饱受责难，但它却坚持创新的发展战略：“现代主义派把新城市主义解释为一种怀旧之情：他们把赞颂过去看作是一种天真或理想的思维。现代主义派常常许诺找到创新的发展战略来克服不公正，所以，他们不指望从过去那些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中还能得到什么。”[3]事实上，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注定是一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空有优美的自然景观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退回到早已破败凋敝的乡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正确评估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城市观的合理因素，融合自然、人文与科技，将绿色生态、环境友好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建设一个宜居高效的新型城市。

二、浪漫主义：启迪明日之城的乌托邦

在人类的审美观照中，自然不只是独立自处的客观存在，也是负载着人的本性、美和诗意的文化景观。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艺术将自然纳入艺术审美的视野，赋予其诗意的光辉，由此，自然景观成为意义生产的载体。艺术极大地开拓了自然审美的疆域，在自然景观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艺术和虚构可以改变世界，它们还能增强自然在人类世界中拥有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的艺术见地才是正轨：伟大的作品能够打开或‘开创’（set up）一个世界。”[1]自称为“大自然崇拜者”的华兹华斯，将浪漫的诗情浸润在大自然当中，成为浪漫主义文艺亲近和歌颂大自然的典型代表。

18世纪生根的浪漫主义思潮，折射出人类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文明的焦虑心态。伴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力度和广度空前提升，同时大自然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因此，一些敏感的诗人和艺术家对“自然”、“乡村”的赞美，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动”。1969年，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出版了城市生态规划的名著《设计遵从自然》，将生态学理论与城市景观规划相融合，突出自然生态在景观设计当中的基础性作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III）则提出“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 of the Nature）理念，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2]。由此对人类中心主义作出反拨，建构起了环境生态伦理学。

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伴随着人类对大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和奴役，由此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让许多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忧心忡忡。事实上，技术武装起来的城市看起来光鲜夺目，却陷入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空气污浊、水质恶化、交通拥堵的困境，种种“城市病”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尝尽了自然界给予的无情报复，苦不堪言。迷途知返的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尝试做出改变。“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现象的出现似乎佐证了这一点。

不过，在把目光投向远离都市的自然时，人们才蓦然发现，逝去的田园再也回不去了。以我国而论，近年来微信微博中就大量充斥着以感性的笔触描述的“乡村记忆”（如“还乡体”），而实际上人们的乡村体验也仅限于农家乐和山庄休闲。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给现代化去魅谈何容易？“新乡村运动”的一大困境就在于它“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我们刚沾上现代化生活的光，你们就号召回到乡村了？”[3]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注定要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在感伤追怀之余，“自然”、“乡村”看来也只是诗人和艺术家笔下的浪漫乌托邦。

对于“城市”来说，乡野自然虽然遥不可及，但它却始终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参照系，启迪着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者。如此看来，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同样具备正面建构的价值。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将复归自然、“返回人类本性”的过程称为“返魅”：“如果启蒙运动通过对世界进行科学的‘去魅’来反对奴役（如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言），那么就存在一个探寻‘返魅’的直接反应。”[4]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没有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激愤地批判科技理性，而是提出在不抛弃科学的前提下进行“返魅”的路径：“改革科学本身；试图重新捕获人类意义和目标；把‘返魅’于世界的努力（有时被描绘成克服‘与自然疏远’）内在化进科学本身，这种努力与作为启蒙思想中的‘他者’而嵌入到自然创造物中的‘去魅’相对。”[5]尽管这一设计未必切实可行，但其试图建构人类与外部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努力值得称道。

与西方曾经的遭遇类似，“城市病”也成为了“逆城市化”观点的根由。近年来，我国学者俞孔坚、李迪华等人在麦克哈格等的启迪之下，另辟蹊径地提出“反规划”的崭新理念，以期建立生态安全格局。在《“反规划”途径》一书中，著者热切地呼吁：“在今天这个五千年难得一遇的空前城市化进程中，在这大规模人地关系调整的机会中，我们有条件也必须逆过来做我们的城市发展规划，即进行‘反规划’：首先建立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以此来定义城市的空间发展格局。否则，灾难将迟早降临。”[1]这种“反规划”思路贯彻了生态优先的战略，旨在寻找“土地之神”，而究其实质仍然是为自然“返魅”。不过，他们并非将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灵之上，而是强调将全面而完整的科学知识和理念与新的土地伦理的有机结合，由这个现代的“土地之神”来引领我们进行国土生态安全的设计。

浪漫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悬而未决的理论构想，而是直接提出将荒野引入人类居住的环境当中。以此为滥觞，自然荒野在城市生态中的价值逐步得到确认。在他们看来，即便一个城市缺少原生态的荒野，人工培植和创设自然环境也能成为普遍的替代性选项，以满足人们对于自然荒野的憧憬。显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力量，与城市的工具理性内核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一针见血指出的：“浪漫主义其实质是反社会的，反建筑学的……荒野是他唯一认可的家园。”[2]而浪漫主义的荒野得以栖身城市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城市规划的限制；况且在城市的生产、居住和景观等多方博弈过程中，留给荒野的版图注定是有限度的。所以，与景观生态学的理念不同，新城市主义者试图让自然和文化各居其所，并不主张在城市中保留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城市应当避免包括不适当的自然因素：城市要求有经过正式处理的植物（如成排的树木），而不是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3]由是观之，城市中的浪漫主义往往沦为规训的产物，而制约它的则是城市规划中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

三、从“田园城市”到“新城市主义”：良好社区规划的实验

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城市观的拉锯，左右着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发展路向。总体而言，在饱尝了现代“城市病”带来的苦处后，各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城市规划实验纷纷上演。1898年，英国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也译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念，积极倡导田园与城市的交融，试图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态城市模式。为了形象地说明“田园城市”中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紧密融合，霍华德提出了一个“城市—乡村磁铁”的比喻：

事实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生活的现实性将是一种“磁铁”，它将产生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效果——人民自发地从拥挤的城市投入大地母亲的仁慈怀抱，这个生命、快乐、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可以把城市和乡村当作两块磁铁，它们各自力争把人民吸引过去，然而还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劲敌，那就是部分吸取二者特色的新的生活方式。[4]

在“田园城市”的理论构想中，自然美景并非被当作一种应景的点缀，而是占据相当大的空间布局，以此创造一种崭新的城乡结合的社会运作机制和生活方式。当然，由于“田园城市”的理论设计也具有乌托邦色彩，所以它的实践和推广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所描绘的城乡融合的美好图景却极大地启迪了后来的城市规划者。

时至今日，“田园城市”的精神流脉绵延不绝，受惠于“田园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仍层出不穷，世界各地先后兴起“卫星城镇”（Satellite City）的建设热潮即是一例。而且，众多城市虽然做不到“田园城市”理念所要求的那种城乡结合的样态，但也愈发重视自然景观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以中国为例，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首创“山水城市”[1]的概念，将中国古典园林思想、西方“森林城市”理念与现代城市规划链接在一起，在城市中为山水自然谋求一席之地。在遏制自然与城市分离的取向上，“山水城市”与“田园城市”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低碳环保成为时尚理念的当下，山水田园、生态自然、乡村郊野、森林绿地等已经成为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种被称之为“生态优先”的战略折射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已经成为当下城市规划中优先考量的重大命题，但如何把“自然”与“文化”在城市中融合却并无定见。“田园城市”的相关实践饱受争议，就与此有关。吉尔·格兰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田园城市的理论许诺有效地把自然和文化综合起来，但是，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田园城市实践却导致了既不是自然的景观，也不是积极的文化符号的那种郊区。”[2]城市的实质就是一种自然与人工的混杂空间，事实上，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城市中的人为因素无处不在。在这样的人化环境中，自然难以保持其本真面目。“由于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的干扰，因此，我们无须争论人类是否需要介入自然。真正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介入形式’上。如果我们认为完全不去干涉自然而可以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这样的想法显然过于天真。”[3]晚近兴起的生态城市论提出了一种“生态的介入”（Design as an Ecological Intervention）构想，谋求以“再生设计”的积极姿态，在现代城市中发掘有价值的自然生态要素。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城市规划路向。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筑城者对于“田园城市”的理解和诠释大相径庭，他们受到地域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多方力量的掣肘，在借鉴霍华德的理论时往往因地制宜、各取所需，如此规划设计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田园城市”，其实早已偏离了霍华德的理论轨道。而在某些建造商策划的广告里，“田园”更是变成了房产营销的噱头，从而沦为了一个空洞的虚名。

在“田园城市”的实践备受指责的同时，“新城市主义”理论继之而起。“新城市主义” 试图为“良好社区规划”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倡导改革公共政策和开发实践，坚持以下原则：街区应当在土地使用和人口上采取多样性；社区应当在设计上考虑到步行、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形体上明确的、公众可以接近的公共空间和社区机构共同构成市和镇；城市场所应当由建筑物和设计的景观包围起来，它们代表了地方历史、气候、生态和建筑实践。”[4]由此可见，“新城市主义”同样旨在为克服“城市病”出谋划策，而它的起始点正是“田园城市”和现代主义的失败之处。

在调节城市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新城市主义”改弦更张，显示出与“田园城市”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竖立起一个切割城市和自然的“横断面”，反对建设不伦不类的“无意义”的郊区。新城市主义方式一般追求熙熙攘攘的街景，包括人们向往的有轨电车，在回家的路上买上一把新鲜的蔬菜。这种对紧密相互交往小社区的怀旧成为新城市主义者的城市远景。事实上，传统色彩浓厚的紧凑社区，创设了邻里交往的人情空间，带给人以温馨、感动和纯朴的遐想，这对于习惯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代都市人来说，无疑是令人向往的愿景。

不过，虽然“新城市主义”者倡导在社区内凝聚各阶层，不过在其具体实践中却未必尽如人意。研究发现，众多“新城市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房产项目沦为了富人和投资者竞逐的产物，普通工薪阶层在其中难以获得栖身之所，这也导致了社区各阶层混合居住成为空谈。此外，在张扬个性的现代都市社会，紧凑的混合居住并非所有人的理想，“新城市主义”者一腔热忱地推动社区交往，却忽略了私密空间的营造，势必难以取悦所有人。而且，东西方的城市发展的历史走向具有显著差异，植根西方文化的“新城市主义”其实难以获得亚洲城市的青睐。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带给许多亚洲城市以巨大的发展压力，首尔、北京、东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由于人口密度过大造成居民生活品质下降，所以“新城市主义”在这些城市的适用性就大打折扣了。

需要指出的是，与“田园城市”概念的流播相类似，“新城市主义”同样产生了诸多变种，不同地方产生了差异明显的实践，但总体而言，它们的基本向度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田园城市”与“新城市主义”都站在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或沉醉于浪漫的图景，或执迷于怀旧的设计，试图以此抗衡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而为疗救日益恶化的“城市病”开出药方。众多投身于“田园城市”与“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的实验者野心勃勃，自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城市发展的难题，但新问题和新挑战仍然纷至沓来。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具备多样性，建基于多种文化传��的城市发展模式千差万别，新潮的城市规划思想和设计理念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受制于当地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生态。实践表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好社区规划”终究只是一幅乌托邦图景。

四、 结 语

法因斯坦（Fainstein）概括了当代规划理论的三种模式：“交流或合作模式；新城市主义和新传统方式；政治经济模式。第一种方式关注过程，第二种方式注重设计的结果，第三种方式集中在平等的结果。这些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多种不同的好社区模式：第一个地方，社会公正得到了落实；第二个地方，环境优美；第三个地方，人人平等。”[1]由此可见，每一种城市规划理论都有各自的着力点和针对性，因此产生了关于考察“好社区”的不同标准。

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潮的演进史当中，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倾向交错出现，凸显出相互背离的发展向度，由此衍生出诸多城市发展模式，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城市的生存样态，启迪了良好社区规划的思路。虽然符合各方要求的完美城市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但竭力克服“城市病”的各种实验都值得积极探索、深入推进。城市的发展孕育着无限可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充满智慧和创意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正竞相涌现，宜居城市的图景将愈发多姿多彩！

责编：y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