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H48是201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本土女子偶像团体, 曾是日本知名女子偶像团体AKB48的姐妹团, 运营方式也与AKB48如出一辙。其打造的“可以面对面的偶像”在几年内吸引了相当规模的粉丝群体, 并逐步在北京、广州、沈阳、重庆推出其姐妹团体。与传统媒介偶像不同, SNH48的少女偶像以每周例行的剧场演出为基础, 加之一定频率的握手答谢会、剧场粉丝服务日以及网络直播等活动来进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作为传媒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粉丝, 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虽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认为, 粉丝文化及粉丝行为不是一般常识里所认为的畸形的、狂热的、无法以常识去理解的现象[1,2,3,4,5]。但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品牌出发点而引起关注的SNH48粉丝群体仍然被公众和媒体片面解读为狂热的粉丝金钱消费与宅男文化价值体现的表现[6,7]。特别是在2017年5月4日, 共青团中央给SNH48及其他一些青年演艺界代表颁发“2017‘激扬青春梦’五四优秀青年”荣誉证书之后[8], 曾引起以女团偶像为代表的亚文化价值与主流社会价值关系的相关讨论[9]。公众和媒体难以理解为何粉丝会花钱购买握手券与偶像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更难以理解为何粉丝会通过花钱购买投票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偶像争取排位。传统关于粉丝文化现象的解读多采用批判导向的理论, 认为粉丝群体的行为是一种“群氓”式的集群行为, 但这种解读并不能够真正理解粉丝群体, 也造成了公众认知与学界观察之间的鸿沟。对于诸多的公众疑问仍然无力, 如:为什么粉丝会组成联系紧密的团体“疯狂”支持自己的偶像?为什么粉丝会有集体众筹行为且花费巨额资金支持自己的偶像?粉丝从支持偶像 (追星) 的过程中收获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愉悦或满足吗?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 SNH48粉丝群体的行为是一种有相当组织程度的集体行动。为回答公众疑问并弥补公众认知和学界观察之间的鸿沟, 笔者以公共物品理论这一经典理性行为框架为理论基础, 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采集田野数据, 以展示整个SNH48 Group粉丝群体的行为逻辑。2015年12月起, 笔者进入SNH48粉丝群体进行田野调查, 连续参与多次粉丝群体的线上线下活动。其中, 因为地理的接近性, 笔者于2016年11月起进入GNZ48 (SNH48的姐妹团, 以广州为活动中心) 的粉丝应援会从事打投、宣传、文案及管理工作。期间也参与BEJ48 (SNH48的姐妹团, 以北京为活动中心) 的剧场线下活动, 收集了大量田野资料及访谈数据。

公共物品相关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之一, 其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博弈论密切相关, 是作为理解集体行为及个体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10,11]。界定一个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要从“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方面去判断, 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的事物, 具体来说, 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事物[12]。广义的公共物品还包括俱乐部物品 (即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他性的物品) 和公共池塘物品 (即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物品) 。

笔者之所以采纳公共物品理论来理解偶像产品, 是源于90年代经济学家伊纳库恩 (Iannaccone) 对宗教经济学开创式的理论发展[13]。为什么宗教会对信徒有奇怪的要求和看似毫无效率的禁忌?伊纳库恩认为这是宗教通过向信徒提供许多俱乐部物品, 如来世的快乐与现世的福利。信徒陷入穷困会受到教会的接济, 而信徒之间相互信任, 做生意更放心等等, 都是属于宗教所提供的俱乐部物品。为解决面对对公共物品搭便车的情况, 宗教通过诸多看似难以接受的严苛教条教规将信仰程度高的信徒筛选出来, 而信仰程度低的则被排除在外[14]。伊纳库恩的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很多非宗教组织, 如同好会、自治体、政党、工作组等。早期研究大众媒介的偶像崇拜的文献也有很多借鉴宗教崇拜研究的路径, 因为基于偶像崇拜的粉丝群体即是一种同好会。对于SNH48偶像产品来说, 这种产品所提供的公共品 (抑或者具体为俱乐部物品) 则是粉丝与偶像近距离“面对面”互动的亲密关系的体验。对于公共物品所涉及的群体行为, 自然就不是非常初级形态的集群行为, 而是相对有组织化且理性程度较强的集体行动, 后者是前者的进阶型变体[15]。

22岁的小祁, 是刚大学毕业的女粉丝, 她的偶像是GNZ48的郑丹妮, 并给郑丹妮投入过不少金钱, 她经常去剧场观看演出并与郑丹妮互动。小祁告诉笔者, 她曾经给郑丹妮送过一条围巾, 随后郑丹妮在微博上发了一张戴着围巾的自拍, 小祁很开心, 但她说:“不敢发在应援会QQ群给其他粉丝看, 因为太晒 (炫耀) 了, 我怕我会被管理员禁言。”同时, 对郑丹妮的一些行为, 小祁也表示不满:“有次看到别的偶像的粉丝在给她比心, 她竟然也那么热情地回应, 我当时就玻璃心 (很受伤) 了, 她应该认识的呀, 那些人明明不是她的粉丝。这让我感到我收获的甜蜜很廉价, 我付出了这么多, 别人什么都没有付出, 都能得到差不多的回应。”

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搭便车困境的必然。当一群理性的人聚集在一起想要为获得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的而努力, 而自己坐享其成。“面对面”偶像的产品消费体验亦是如此, 小祁会因为自己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收获到的亲密关系被其他粉丝轻易得到而受到打击。搭便车的情景发生于粉丝群体的集体行动的过程中, 对于离散的粉丝个体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意义。因此, 理解粉丝的集体行动, 必须要从粉丝社群入手, SHN48 Group的粉丝社群的典型, 便是偶像应援会。

搭便车困境随着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16], 少女偶像作为消费的对象, 受到其生物特征的最大限制, 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个人能力, 再优秀的少女偶像也有自己的上限。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多, 每个粉丝在与偶像互动过程收获亲密关系体验的机会降低。粉丝个体参与应援活动及进行相关消费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除此之外, 在关系到少女偶像职业生涯的金曲大赏及年度总决选的活动方面, 也需要粉丝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投票参与。粉丝数量增加时, 粉丝个体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也降低, 一个粉丝是否花费了金钱来支持自己的偶像, 别的粉丝很难得知。同样, 在粉丝数量增多的情况下, 一些集体应援活动的组织也会更加困难。

因此, 在粉丝的消费活动中, 应援会成为支持这种偶像产品体验的关键环节。SNH48 Group的每一个偶像都有个人的应援会, 应援会是粉丝群体自发形成、自我管理的组织。应援会负责动员粉丝筹备相关的应援活动, 如采购荧光棒, 制作应援旗帜、易拉宝、毛巾, 运营应援会微博、偶像主页等。此外, 应援会还需要负责筹备偶像的生日活动, 包括冷餐会和生日公演的应援活动, 以及金曲大赏和总决选的投票动员。这些活动筹备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活动所需的金钱一般是通过动员应援会的粉丝集资产生, 所需的应援物品一般由粉丝自发设计制作。一个少女偶像是否受欢迎, 不仅取决于她名义上的粉丝数量, 更依赖于愿意花费时间进行应援活动的粉丝数量、愿意参与金钱消费的粉丝数量及这些粉丝所消费的金钱数量。

虽然公共物品理论是一个形式逻辑推理下的理论[17], 经验证据可能会与之产生诸多矛盾, 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理解人类行为核心本质的重要工具。公共物品理论的早期学者认为小群体原理及选择性激励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有效方式[18], 因为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是公众物品, 而公众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 既然集体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 那么选择性激励就很有必要。为了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及吸引足够数量的粉丝参与应援工作, 在处置粉丝集体行动上, 应援会所采取的策略, 本质上也是围绕小群体原理和选择性激励展开, 有如下几种主要的策略:

(1) 将应援会成员分组管理

偶像应援会通常没有加入门槛。因偶像的人气不同, 其应援会粉丝数量少则几十人, 多则上千人, 多数偶像的应援会一般由数百人组成。但根据已有的案例研究, 数百人的集体行动一般很难达成[19]。所以, 应援会的管理者会将不同职能的粉丝分组管理。应援会通常拥有至少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由管理员及参与管理工作的核心粉丝组成, 用于讨论日常事务的安排;另一个由提供技能服务的粉丝组成, 负责文案、绘图、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这两个组的粉丝数量通常很少, 且前者对后者起到直接的领导作用, 前者的指令下达后, 后者进行操作和任务落实。因此, 进入这类工作组对粉丝有较高的门槛要求。

(2) 提高与偶像互动的体验

如前述, SNH48 Group的粉丝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与偶像互动的亲密关系。那么, 让偶像在众多粉丝中认出自己, 甚至获得类似朋友的体验是每个粉丝的基本诉求。为了激励更多粉丝参与应援工作、集资及相关金钱花费, 应援会管理层通常会以应援会的名义在活动之后 (如年度总选结束的时候) , 以感谢信的方式将达到一定集资数额的粉丝名字做成感谢名单提交给偶像。这样, 名单上的粉丝会更容易被偶像辨识并记忆。除此之外, 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如偶像的生日公演和生日冷餐会, SNH48 Group的运营公司会给予应援会前排观赏席位的优先权, 应援会往往通过集资数额的排序将这些席位进行分配。因此, 为获得演出观看席位的粉丝会积极参与集资活动。此外, 积极参与活动筹备和集资的粉丝会被应援会管理员单独拉到一个小群里共同商量相关的应援筹备工作, 而应援会的其他粉丝 (搭便车的粉丝) , 则没有参与的权利, 只有知晓的义务。可以说, 粉丝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明显。

(3) 便于粉丝群体内相互监督

相对来说, 整个SNH48 Group团体的粉丝数量非常多, 个体偶像的应援会将该偶像的粉丝“化零为整”。每个偶像的应援会分别代表各自粉丝群体, 更容易进行相互监督。应援会的阶段性工作任务需要根据偶像当前的状态进行不断调整, 比如偶像在现阶段很努力地通过表演才艺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上进的决心, 该偶像的应援会需要做的是在粉丝圈内为偶像进行推广宣传, 来吸更多的粉丝并积极筹备集资活动为争取偶像在下一阶段的总选举赢得更好的排位。否则, 应援会会被其他粉丝批评“配不上偶像的努力”。笔者所在的GNZ48陈慧婧应援会曾经被粉丝批评没有作为。陈慧婧应援会的管理层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应援个人站、筹备偶像月刊等活动。

公共物品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解也产生了诸多范式, 其中社会资本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现阶段被广泛接受的范式之一[20,21]。类比于宗教提供的公共物品是来世的快乐, 偶像提供的公共物品是亲密关系。那么同样, 教会提供给信徒现世的福利, 应援会也有相应的公共品对所属粉丝进行供给。笔者将在下面的章节中以该范式来详细解释粉丝集体行动的逻辑。

2016年12月, 笔者参与GNZ48陈慧婧的生日筹备工作。活动于2017年元旦开展。在前期应援物品设计采购结束之后, 应援会管理动员粉丝在生日前一天到达剧场准备相关的场地应援物资搬运, 并进行场地布景搭建工作。因为剧场前一天有跨年演出, 所以在跨年演出结束后, 十几个粉丝在剧场通宵进行物资 (荧光棒、手副、礼品等) 装袋、喷绘安装的作业。作业一直进行到元旦当日冷餐会开始 (中午12点) , 冷餐会结束后是生日公演, 应援会粉丝在剧场入口负责给其他入场粉丝分发应援袋。在这段时间里, 多数参与工作的粉丝没有进行正常的饮食和睡眠。生日公演尚未结束, 笔者因身体状况不佳提前离场。

期间, 笔者跟一位前来帮忙的22岁男性粉丝小艾有了一段交谈。小艾是GNZ48黄黎蓉的粉丝, 因为跟陈慧婧的粉丝很熟, 便过来帮忙。1月初, 是SNH48 Group金曲大赏的活动, GNZ48的全部偶像要赶往上海参加演出, 小艾也要在陈慧婧生日公演后前往上海筹备应援工作, 然后再回广州给1月中旬生日的黄黎蓉筹备生日活动。虽然通宵作业已经令他感到疲惫, 但交谈中, 他给笔者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我做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 理性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收益与支出相平衡。社会学家林南对其进一步阐释为理性行为的发生是要将损失最小化、收益最大化[22]。当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初期采集如上数据的时候, 首先看到的是金钱和时间, 甚至健康的支出。当时并未发现能够匹配这种支出的收益。因为仅剧场演出和少女偶像对粉丝答谢的互动并不能满足笔者的收益期待。早期的粉丝研究和现阶段的媒体往往将这种行为解读为粉丝狂热的体现。但狂热标签并不能让公众真正明白粉丝行为的逻辑。那么粉丝集体行为的收益, 除了直接从粉丝偶像互动之间收获的愉悦这一心理报偿之外, 还有什么?这是笔者当时最为困惑的事情。

很快, 这种困惑随着笔者对“粉丝-偶像”互动环境的逐步卷入而消失。笔者参与更多的应援活动, 结识了更多的参与应援工作的粉丝。也发现了更多粉丝行为的收益。社会资本视角的理性行为理论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解决范式。社会资本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但总结来说, 社会资本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23], 其表现形式是社会组织内部规范、信任、互惠等[24], 个人所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受到其在组织或关系网络中位置的影响[25]。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下, 个体行为被划分为表达性行为与工具性行为[26]。

表达性行为是为了得到情感与支持, 为了保证他人对已有资源的合法认可;工具性行为是为了寻找和获得额外有价值资源而产生的[27]。社会学论著中, 表达性行为通常会表现为与亲近或信任的人进行交流来获得情感支持[28,29], 工具性行为则通常用于讨论个体为找工作、借款、晋升等方面的行为[30,31]。但是在粉丝群体行为中, 位于粉丝群体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粉丝有着不同的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

粉丝群体内部有明显的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粉丝在行为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初期从事线下应援工作的笔者作为边缘粉丝, 平时看演出、与偶像互动、与粉丝在应援群聊天是笔者的表达性行为, 为了满足笔者日常娱乐休闲的需求;而笔者参与的线下应援工作, 虽然在当时的笔者看来并没有实际的收益回报, 但很快笔者成为陈慧婧应援会的核心粉丝, 有机会参与到更多的应援工作, 也获得了较高的粉丝地位。其他粉丝对笔者的称呼, 从“小麻 (笔者的ID) ”, 改成了“麻总”。这种称谓的改变, 虽然在粉丝群体中经常以低级吹捧的方式发生, 却是粉丝群体对于个体粉丝作为自己人身份的肯定。这对当时的笔者来说便是工具性行为。但对于小艾, 作为应援会核心的粉丝来说, 这些均已成为“理所当然应该做的”的表达性行为。这种行为, 对于当时的小艾和现在的笔者来说, 其所产生的收益, 是粉丝群体内部社会资本的体现:普通粉丝对偶像文化认同, 并被核心粉丝群体接纳。这种社会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直接及间接收益, 如通过应援会核心粉丝购买廉价周边产品等。此外, 粉丝群体内的社交收益也会显著上升, 这些收益已经不再是单纯与偶像的互动而产生的愉悦感, 而是来自应援会所提供的作为粉丝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

按照粉丝规模, 即各阶层的粉丝绝对数量和公众对粉丝行为的认知程度可将粉丝阶层划分为以下三个阶层:一是, 顶层粉丝:数量极少, 公众/媒体知晓程度极低, 与偶像的亲密关系程度高, 粉丝社会资本高, 主导粉丝规范;二是, 核心粉丝:数量少, 被公众/媒体片面解读, 与偶像保持中度亲密关系, 服从粉丝规范;三是边缘粉丝:粉丝数量多, 与普通受众一致, 被公众认知程度高, 与偶像保持低亲密关系, 不被规范约束。

受众在成为粉丝前, 只是普通受众。有很多可能的机会接触到SNH48 Group的偶像产品。如通过电视综艺、广告等形式看到这类偶像, 或是身边朋友的介绍。但这个阶段的受众行为, 只是为了满足日常接触大众媒介的需求而产生的表达性行动。一旦部分受众对该偶像产品产生了兴趣, 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该团体的动机和需求, 并引发相应的工具性行动—搜索相关节目、关注微博、观看既往节目等。产生这种行为的受众可以理解为是初步的粉丝, 也就是边缘粉丝。而这部分粉丝可能继而有新的工具性行动, 如加入喜欢的偶像的应援会, 甚至直接去剧场观看演出。

因为SNH48 Group是“面对面”偶像的体验模式, 加入应援会并去剧场观看演出 (或观看直播) 的粉丝是真正意义上的该偶像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正如上文中所提及小祁和笔者本身的案例, 在应援群内形成阶层上升的主要行动是应援活动的积极参与, 评价应援活动的参与度有两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时间贡献、金钱贡献。对于只加应援群不贡献时间或金钱的搭便车者, 会被粉丝圈称作“白嫖”。而应援会选择给予存在贡献的粉丝的激励, 则是“白嫖”所难以体验的。如在设计应援产品的工作, 或者金曲大赏的投票阶段, 贡献金钱和时间的粉丝起到决策功能, 他们决定应援会的应援道具的造型设计, 决定自己的偶像在舞台上表演的节目类型, 站在参与偶像人设及培养的第一线, 而“白嫖”在很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结果。此刻, 提供贡献的粉丝便成为核心粉丝, 并在时间和金钱的消费行为上就由工具性行为转变为表达性行为。这其中, 有的粉丝会成为应援会管理者, 管理者的核心粉丝也就是“饭头 (粉丝领导者) ”。对于“饭头”来说, 花费时间进行应援会管理、花费金钱进行应援活动更是成为应该做、必须做的表达性行为。

小祁获得郑丹妮生日公演的门票, 在应援会集资活动中提供了足够的金钱。应援会管理员将她拉进了一个象征郑丹妮核心粉丝的小群, 共同讨论应援相关工作。2017年2月, 生日活动结束后, 应援会开始筹备7月份的年度总选计划。管理员询问核心粉丝群的粉丝可以提供的投票数量。小祁对管理员承诺自己会投出几百票 (一票约三十几元) 。

25岁的阿强, 在广州从事金融工作, 每周去观看GNZ48的演出已是他的习惯, 他对笔者说:“挺喜欢跟你们 (笔者所接触的粉丝圈子) 在一起玩的。”但他也表示自己喜欢偶像之后, 金钱花费经常会超出预算。笔者问他花费大量金钱的原因, 他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就把钱花了, 但是不花钱的话, 感觉也没法跟大家在一起聊。”

小祁是通过金钱花费形式使自己所处粉丝的阶层得以上升, 当被核心粉丝群体接纳后, 粉丝个体的行动就必须要遵循其所处粉丝阶层位置应该服从的规范:继续为粉丝集体行为进行金钱埋单���而相比小祁这类尚处于学生期的粉丝来说, 作为职场人士的阿强则更看重粉丝群体的社交收益, 因为所交往的粉丝都有消费, 自己在偶像上的花费也成为一种“自觉”。

粉丝个体地位在粉丝群体可以上升, 也必然会下滑。多数情况的下滑, 并非是被动的选择, 而是粉丝主动的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粉丝阶层上升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粉丝选择主动阶层下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对于所处阶层的体验很差, 未能满足预期;二是, 生活重心发生转移, 难以持续偶像消费。

2017年7月9日, SNH48 Group发布年度总选中报 (第二次成绩汇报) , 郑丹妮获得总榜第32名, 所在分队第2名的成绩。截至当日, 小祁为了完成对应援会管理员的承诺, 为郑丹妮集资、投票的花费超过了一万五千元。小祁已经不想再为此进行更多的花费, 觉得“不值得”, 甚至对于已经花费的金钱, 她也认为“已经不是为了偶像而花钱了”。当日, 郑丹妮应援会管理员以为郑丹妮总选进行投票冲刺的名义开设了一个新群并邀请小祁加入。小祁问这是什么群, 管理员回答:“总选冲刺群, 也是以后的核心群。”小祁没有接受加群邀请, 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一个小粉丝了”。

阿强要被公司派往国外工作, 以后两年不会再来剧场看演出, 他告诉笔者, 可能会因此出坑 (不再关注偶像) 。笔者问阿强, 如果平时不常来, 是否还会花钱在偶像活动里。阿强回答:“这当然不可能, 如果偶像都不认得我, 我为什么要给她花钱?要不是她对我很好, 我也不会这样。”

作为郑丹妮的核心粉丝, 为了达成应援会的目标任务, 需要持续不断地花费金钱进行投票。这种情况下, 应援会选择了加快核心粉丝流动的方式—建立新的核心粉丝群来让粉丝进行选择。因为偶像个人能力未能满足自己期待以及应援会过分动员而让小祁主动选择阶层下滑为“小粉丝”。该案例是因为对自己所在阶层体验未满足预期所采取的阶层下滑方式。而对于阿强来说, 则是因为生活重心要发生明显转移。现在, 为偶像给他的亲密关系埋单已经成为他的日常表达性行为, 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海外生活, 天然的物理距离让这种表达性行为无法继续维系。

无论是阶层的上升还是下滑, 多数情况下是粉丝自主的选择, 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消费体验。各个阶层的粉丝需要为其所在的粉丝群体的位置而付出相应的行动。这里笔者需要对粉丝规范进行概念界定:粉丝规范是指粉丝在应援活动 (追星) 过程中应该进行必要的金钱花费与时间投入。这种规范存在于以应援会为主导的粉丝社群内部, 在操作上的呈现有着阶层化的特征, 但均围绕金钱与时间的投入展开。那么, 粉丝群体这种花钱、花费时间进行应援活动的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最原始的答案已经很难找到, 但笔者通过对一个有近10年粉龄的粉丝的访问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24岁的阿泽, 是某家族企业的未来继承人, 他正在澳门某大学读书。2008年起, 他开始关注日本的AKB48, 接触日本的偶像应援文化。2012年, 阿泽得知SNH48出道的消息, 便与熟悉的粉丝一起组成了SNH48粤港澳应援会。与阿泽一同在SNH48粤港澳应援会的粉丝逐步成为粤港澳地区的粉丝主力。在2016年GNZ48出道的时候, 该应援会的早期粉丝多成为GNZ48偶像应援会的核心。在阿泽看来, 他们这群粉丝是粤港澳地区48Group应援文化的规范者和维护者。询问阿泽的社会经济地位时, 参照早期核心粉丝的情况, 阿泽回答, “算中等吧。”

早期应援文化的规范者和维护者多是根据兴趣而自发形成应援组织。在整个社会层面看, 这些粉丝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高, 他们是顶层粉丝。他们有足够的金钱进行偶像活动的相关花费, 并在早期制订了粉丝群体的规范。在以阿泽为代表的粉丝规范制订者、维护者看来, 在参与SNH48 Group的偶像消费活动里, 要么需要粉丝消费金钱, 要么需要粉丝贡献技能和时间, 否则很难成为核心粉丝。

阿泽告诉笔者, 与他一起长期从事偶像应援活动的粉丝, 是“与偶像运营公司走得最近的, 也是与偶像走得最近的粉丝。”他们从事应援活动好比是开了一家公司, 因为他们可以影响运营公司的决策甚至偶像个人的行为。在访谈的过程中, 阿泽谈起打算跟运营公司谈一次合作, 以校园行的形式将GNZ48的偶像带到澳门的各个大学进行演出, 并询问笔者是否有意愿参与帮忙。

在笔者的访谈记录中, 多位顶层粉丝表示曾尝试或已经以组织的名义与运营公司合作将偶像带到各自的活动场地进行演出。与绝大部分粉丝作为单纯的消费者或被动员者不同, 位于阶层顶部的粉丝与偶像运营公司有着直接的联系, 他们通常在参与偶像消费活动中已经成为运营公司的重点关注对象, 甚至以多种方式主动参与运营公司的企划活动。这种特别的选择性激励不仅仅满足了他们自身的消费需求, 还使得他们为了维持这种体验, 必须主动维护这种围绕自身消费状态产生的粉丝规范。

跟粉丝阶层分化一样, 粉丝规范也会视阶层而产生不同要求。因为偶像作为粉丝群体的公共物品, 一些行为如过分炫耀自己与偶像之间的亲密是不被粉丝群体所容忍的。所以粉丝应援会“禁晒 (炫耀) ”的规范也是为了让粉丝能够在亲密关系的消费中得到相对愉悦的体验, 而非明显的不公平。但并非所有的晒都是被禁止的, 粉丝一般被要求在刷存在感的时候进行集资行为。这种选择性激励也是应援会为解决搭便车问题所制定的基本规则。粉丝可以有条件地将偶像进行“独占”。

但其实, 将公共物品进行侵占, 进行有差别排他的行为是每个行动的个体都会有的诉求。而在粉丝群体中, 这种“独占”偶像的现象往往是粉丝群体内部矛盾爆发的主要导火索。SNH48 Group的偶像基本设定—“恋爱禁止”是明确将粉丝与偶像划清界限的世界观设定。所以偶像私下联系粉丝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一旦发生私联情况, 这种面对面偶像的基本人设和粉丝认知的价值会直接崩溃, 造成粉丝在瞬间内流失。

阿泽告诉笔者, 不少粉丝跟偶像走得很近, 但始终需要有一个“度”存在, 一旦超过了这个“度”, 越过了这个“线”, 就很危险。阿泽同时也承认, 在他所处的粉丝阶层里, 确实存在与偶像“谈恋爱”的现象。

除了阿泽对笔者的讲述之外, 笔者也曾问及熟悉的粉丝为何某偶像退出团体, 得到的答复是“她无非就是想谈恋爱了”。因为其所在阶层的粉丝之间非常熟悉, 所以相互之间对于侵占公共物品的行为往往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虽然独占偶像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与偶像“谈恋爱”, 也可能是介入偶像的日常生活, 但这些都是违背粉丝规范的。只要该类事件没有被其他粉丝或个人抓到证据, 知晓事件的粉丝也会默认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 并极少在公开场合就此讨论。

SNH48 Group的偶像数量众多, 除了少数排位在前列的偶像, 剩余的大量的偶像的粉丝数量并不乐观, 尤其是愿意花费金钱和时间进行应援的粉丝数量更少。拥有足够经济实力的粉丝可以在年度总选中轻易改变一个偶像的排名。因此, 偶像被“独占”的情况更容易发生在这些顶层粉丝身上。这些顶层粉丝之间相互熟悉, 也是各应援会管理层所争取的对象。

24岁的小郝, 在广州临近的一个城市生活和工作, 父母也在经营家族企业。他喜欢GNZ48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并在偶像相关的活动中花费了超过十万元。他每周坐地铁来看剧场演出, 平时也参与应援会的管理工作。小郝告诉笔者, “外地粉丝来, 觉得很难融入我们, 那是很正常的。但我们也需要外地粉丝 (贡献时间和金钱) 。”

前文所提到的核心粉丝, 是集资动员和投票动员的主力军。核心粉丝个体的经济实力和用于偶像的花费无法和顶层粉丝相比。但偶像人气的体现并不是简单的名次排位, 而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粉丝结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若在年度总选中, 两个偶像均获得两万票, 其中一个偶像的两万票是由两个粉丝分别投一万票完成, 另一个偶像的两万票是由两个粉丝投五千票和十个粉丝投一千票构成。那么后者会比前者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因为粉丝的流失对前者的影响更大。因此, 应援会在做集资和投票动员的时候, 一方面要争取顶层粉丝, 另一方面也要争取核心粉丝以及处于阶层上升阶段的边缘粉丝。

顶层粉丝通常在应援会的大群里极为低调, 有的甚至不会加入应援会的群, 这一方面是因为顶层粉丝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交流圈子, 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影响核心粉丝及阶层上升中的边缘粉丝的消费积极性, 因为过于“晒 (炫耀) ”的内容不适合跟他们分享。通常在集资及投票活动的动员过程中, 应援会管理层会发布多种集资追加金钱和追加投票的激励方式。这时候的追加资金和投票的来源多是来自于顶层粉丝对“饭头”的承诺, 这种承诺的兑现很多时候也是匿名进行的, 多数粉丝并不会知道追加资金和投票的来源。同样, 为了激励更多粉丝进行花费, 顶层粉丝也会主动让渡部分消费价值, 如将“合影券”“握手券”等与偶像互动的消费品通过应援会奖励的方式给积极参与集资和投票的粉丝。

对于SNH48 Group的偶像产品来说, 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本质是偶像与粉丝之间互动产生的亲密关系;而对于偶像应援会来说, 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则是存在于粉丝之间互惠互利的规范等社会资本。前者是由SNH48 Group运营公司所打造的“面对面”偶像的直接产品, 后者则是由一定程度组织化和理性化粉丝应援会所产生的阶层秩序。粉丝群体划分为顶层粉丝、核心粉丝、边缘粉丝三大部分。而公众认知逻辑里对顶层粉丝知之甚少, 因为顶层粉丝在社会生活中也拥有极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其所制订的粉丝规范和相关应援会游戏规则使得偶像产品及应援活动成为公众所难以理解的“金钱游戏”。边缘粉丝与普通媒介产品的受众没有本质区别, 他们不受这种粉丝规范的约束, 也对亲密关系的体验兴趣不大。而夹在中间的核心粉丝则恰好是被公众与媒体所片面解读的对象, 他们一方面对偶像产品所贩卖的亲密关系有较强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需要服从粉丝群体的规范以获得顶层粉丝的价值让渡。而公众和媒体对顶层粉丝这一极具封闭的社交圈子几乎没有了解, 更对粉丝规范下阶层的流动毫无观察, 是造成粉丝行为误读的重要因素。实际上, 粉丝群体是一个扁平化的真实社会, 公众通常对处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 而在扁平化的粉丝群体里, 这部分人成为了顶层粉丝, 有着主导整个粉丝群体的实力。

简言之, 应援会在粉丝追星的集体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有组织、具备理性领导的集体行为是后续关注粉丝群体的研究所应当重视的。笔者寄希望以此研究为后续涉及粉丝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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