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关系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生态环境思想探微

来源：《社会学评论》 作者：童志锋

内容提要：在郑杭生具有中国风格的宏大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环境-社会”关系始终处于整个理论框架中的核心位置。通过对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检视，他的生态思想日渐清晰。首先，在西方主流学者排斥生态环境因素的背景下，郑杭生基于本土实践，创造性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说的社会学定义，把生态因素纳入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其次，郑杭生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因素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条件，并对社会运行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做出了提纲挈领的阐发。再者，在社会互构论的构建中，郑杭生从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回答了国际生态环境危机和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性根源。 

关键词：生态环境 郑杭生 社会运行 新型现代性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研究（14BSH133）》。 

作为杰出的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郑杭生在其学术生涯中，持续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简称“五论”）等影响深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五论”紧扣时代脉搏，与中国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五论”立足本土实践，胸怀全球视野，“顶天立地”，是真正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五论”不但在中国社会学元理论和本理论层面具有原创性，而且对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应用社会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郑杭生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环境-社会”关系始终处于整个理论框架中的重要位置，也是在对“环境-社会”关系的阐发中，他的生态环境思想逐渐显现出来。郑杭生的生态思想不但为环境社会学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开启了新的可能。本文以管窥豹，从“环境-社会”关系的视角，分别探讨郑杭生的社会学学术定义、社会运行论、社会互构论中的生态环境思想。 

一、“环境-社会”关系与郑杭生的社会学定义 

任何学科发展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社会学作为一门需要“赶快补课”[②]的学科，从基本研究范畴到学科体系构建也不可避免受到了特定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1.郑杭生社会学定义提出的中外学术背景 

一方面，在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于自然环境问题并不重视，甚至拒斥；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对于环境问题也不甚关注。 

第一，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环境-社会”关系问题的争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在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够读到他们关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论述。比如，实证主义社会学集大成者，强调“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方法论上已经把非社会事实的自然环境因素排除在他的理论体系之外。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奠定了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但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生态环境问题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比较而言，马克思是经典社会学家中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注，并对自然与社会关系有过系统阐述的学者。他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有关“代谢断层”[③]的论述。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批判过程中提出来的。但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长期以来未曾受到后学的关注与重视。由于经典社会学家对于生态环境因素的整体忽视，在西方社会学界，环境因素一直难以进入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学术重镇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但受到经典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始终未能进入社会学的核心论域。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也未把生态环境因素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要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环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些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反思。尤其是1978年，邓拉普与卡顿在《美国社会学家》发表论文《环境社会学：一种新范式》，文章明确把忽视了环境因素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定位为“人类例外范式”[④]，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新环境范式”。新环境范式的假设：“第一，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第二，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第三，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洪大用，2001:44） 

把环境因素带回社会学理论分析的中心，邓拉普等环境社会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逻辑。甚至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李普塞特和奈斯比特都对“生态限制”等问题不置可否，并撰文批判（洪大用，2001:46）。80年代，刚刚萌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出现了萎缩。具体表现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分会的成员有所减少，研究经费减少，研究成果难以在主流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等。90年代之后，西方的环境社会学开始积蓄力量，希望在主流社会学界赢得一席之位。但时至今日，“新环境范式”并没有能够获得西方主流社会学界的接纳，仍然是一个小众学科，“人类例外范式”仍然主导着西方主流社会学家的思考。 

第二，国内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及中国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学术定位 

1979年，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学科面临着恢复重建的局面。一方面，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以费孝通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79年3月15日选举成立，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与热心社会学事业的老同志成为研究会的顾问。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还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几期社会学讲习班，由彼特·布劳、林南、伯格等外籍专家与费孝通、吴文藻等国内老一辈社会学家共同授课，培育了不少有志于社会学教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讲习班成员目前大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力量。在高校社会学系（专业）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上，老一辈社会学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一批西方社会学教材和理论著作也被翻译，这些社会思潮对我国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刘云德译）和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对年轻的中国社会学影响较大。（郑杭生、李迎生，1999:209-249）除了南开班邀请的一些西方主流社会学家外，恢复重建中的各个高校也邀请了诸多海外学者到中国讲授，传播他们的社会学思想。整体而言，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与海外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对重新启航的中国社会学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学恢复之初，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中国社会学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80年代，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除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说，影响比较大的是费孝通的社会系统说和杨心恒的社会行为说。由费孝通主持和指导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指出“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郑杭生，1994:13）这个观点侧重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尤其强调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学科。杨心恒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性行为规律的科学”，（郑杭生，1994:13）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此外，吴铎则直接指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整体而言，早期参与社会学定义争论的社会学家们对中国社会学恢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社会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有可能受到西方主流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大多数的中国社会学家们在其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特别关注到生态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2、关注环境因素的社会运行定义 

郑杭生1981年底奔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3年底回国。受中国人民大学之托，他于1984年10月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7月组建了社会学系。（李强，2013:1）1985年7月29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文章。次年，他又在《社会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深化其观点。他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郑杭生，2004） 

80年代，在西方主流社会学家都排斥环境因素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受过西方严格社会学和哲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郑杭生并没有唯西方主流社会学理论是从，尤其没有受到贝尔、李普塞特等排斥环境因素的社会学家的理论干扰，而是在自己独立思考基础上，借鉴本土资源，提出了包容环境因素的社会学定义和社会运行理论。郑杭生的这一理论判断，超越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前景，也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学界重建时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时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参与了这场论证。社会运行论、社会行为论、社会系统论、社会关系论、社会制度论、社会群体论等观点百花争艳，其中社会运行论是最具有独创性，并且能够包容环境因素在内的社会学理论。 

所谓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运作，发挥作用的过程。郑杭生指出，他的社会学定义受到了严复的“群学”定义以及中国传统的“治”、“乱”思想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从社会运行的良性、中性和恶性三种状态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而这一思考是与郑杭生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密不可分的。比如，李强（2013:3）就曾指出，社会运行是郑教授“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经过对社会学史看考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陷入恶性循环的反思”提出的。在对社会运行思考过程中，郑杭生先生自然也注意到了“大跃进”时候，“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的情形。换言之，社会运行定义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郑杭生对中国生态发展的严肃思考。而这一开创性的研究，自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比如，王万俊（2013:22）这样评论，“在传统的社会学文献中，社会运行一词的使用并不多见。社会运行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首先应归功于郑杭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李强（2013:3）曾指出，社会运行观点“在我国社会学界影响较大，目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流派。” 

从“环境-社会”关系视角分析，郑杭生把社会学研究对象定位为社会运行的新观点客观上使得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就自觉得把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也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在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上，郑杭生也对社会学定义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评述：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有着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学的理解和定义并不排斥对于环境因素的关注和研究。我曾经把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其中，地理环境和资源因素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条件。”（郑杭生，2013） 

二、“环境——社会”关系与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 

关于生态环境因素与社会运行论关系，郑杭生在《“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一文中做了系统的阐述。在该文中，郑杭生明确反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倾向是忽略环境与社会关系，把社会学看做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忽视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种倾向则是过分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不利于正确理解环境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甚至也不利于理解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规律。”（郑杭生，2007）郑杭生是从两个角度来论述生态环境与社会运行的关系的。一是生态环境对社会运行的影响，二是社会运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对社会运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杭生先后出版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社会运行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等著作，深入系统的探讨了社会运行的定义、类型、条件、机制等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的社会运行理论。 

在《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社会运行的条件主要包括人口、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物质精神条件以及对中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即转型时期和转型效应与迟发展社会和迟发展效应。他强调，人口条件和自然条件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郑杭生、李强，1993:103-104）而对自然条件的论述中，全书专列了两个章节，分别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对环境资源价格的科学核算”，可见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郑杭生就认识到了人类只有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良性运行才具有可能性。在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他已经注意到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近几年来，随着北京雾霾的显性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而郑杭生凭借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历史性思考，不但把自然环境因素确立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性条件，而且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思路。 

生态环境对社会运行具有怎样的影响呢？在《“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一文中，郑杭生进行了如下总结： 

“在社会运行的视野中，一方面，特定的环境状况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谈不上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更别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环境社会学家Riley Dunlap曾经指出的，环境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功能，比如说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资源的功能，处理人类活动之废弃物的功能，为人类提供居住和活动空间的功能，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满足人类审美等精神需求的功能。如果环境状况恶化，不能发挥这些功能，势必影响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郑杭生，2007） 

这段话具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生态环境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比如，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有1万多人因此而死亡。再比如，1935年4月，美国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尘暴袭击，毁坏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良田。诸如此类的环境公害都是由于人类对环境的长期破坏导致的。而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持续的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自然谈不上良性运行。如果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环境优美，能够不断为社会创造适宜的地理生活空间和环境，也会提升这一地区的经济价值，就具备了社会良性运动的重要基础。第二，生态环境对社会运行具有重要功能。卡顿和邓拉普教授曾指出了“环境的三种竞争性功能”，即供应站、居住地和废物库。（约翰·汉尼根，2009:19）郑杭生没有刻意强调功能的竞争性，而是从生态环境自身对社会运行的功能的视角进行了阐发。他在这三个功能之外，还特别指出，环境还具有人类审美等精神的功能。

    2、社会运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991年，洪大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地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书，在书中，他使用了社会转型、社会过程等视角分析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基于社会转型视角，洪大用强调：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凸显了环境问题，加剧了环境问题，加剧了环境管理的难度，也为改进和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洪大用，2001:85-86）而在社会转型视角的选择上，洪大用（2001:85）特别强调，“运用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环境问题，主要是受我的导师郑杭生先生的影响”。 

    在该书的代序中，郑杭生提出了“环境与社会运行”关系的重要命题，即环境与社会是双重互动关系，我们既要重视生态环境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注重社会运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对洪大用的著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誉：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我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思想。……大用的研究正好是关注特定社会结构与过程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可以说是侧重探讨了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另外一面，这就丰富了社会运行论的内涵。……大用的著作，创造性地运用了社会转型论，深入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独特方面，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化及其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洪大用，2001：代序） 

    在《“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一文中，郑杭生对于社会运行对环境状况的影响已经有了更为深入地认识。他指出：“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等，都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加剧环境衰退，也可能促进环境治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适当调整”。（郑杭生，2007）这一认识对理解剖析现代环境问题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比如，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也作为一种人类行为方式，对生态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艾伦·杜宁（1997:8）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困惑之中——一个可能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对于那些已得到了的人，限制消费型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态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只会加速这个生物圈的毁灭。”当然，从价值观视角进一步思考，如果人类及时展开社会调适，从现在就开始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适度而不是过度消费，更多回归“过犹不及”的儒家传统文化，真正融入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生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面对社会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危机，郑杭生（2007）指出：“我们这个社会中协调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努力还非常不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环境状况的恶化还缺乏必要的、有效的应对举措。事实上，缓解环境问题，遏制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主动权在人类自身。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变革，来促进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具体而言，他是从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机制与社会机制三个视角展开论述的。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我国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成本过于外部化”。（郑杭生，2007）环境成本外部化一般是指，一个行为产生的收益由环境污染排放方享有，而成本确由社会承担了。当前中国，很多企业排污屡禁不止，很大程度是由于排污成本过低，使得企业敢于再三铤而走险，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第二，“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加大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完善环境保护的投入机制”。（郑杭生，2007）发挥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一在于履行环保责任，二在于加大投入。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宣传和教育机制；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环境意识，促进公众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郑杭生，2007）郑杭生关于环境危机解决路径的思考在国家环境政策实践中也得到了回应。比如，2015年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的基本原则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从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加快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些政策的基本思路中的很多提法与郑杭生长期倡导的生态环境理念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