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得失寸心知

——读《口述史读本》

胡鸿保 林达

《口述史读本》[①]纸质版面世几年，最近又推出了电子版，却还没见一篇比较专业的书评。其受关注程度似远不如译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②]。这样的情况与近些年来口述方法受到热捧、口述史著作直线上升的情况颇不相称。从网上可以看到有读者感言此书有点艰深，不容易啃读。那么，编者制作此书时候又是如何定位的呢？如此定位与读者的需求是否契合呢？

《口述史读本》封面有一个英文译名，Readings in History: Oral History，《史学读本之口述史》，可见它是作为一套史学读本之一来对待的。“博雅人文读本”第一辑的其他三本分别是《中国妇女史读本》、《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和《全球史读本》。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然而，《读本》编者介绍的“口述史”，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

大致说来，《读本》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编者打算把重点放在口述史的实践方面，所以对于理论仅作粗线条的介绍。（2）强调中国学者的关怀，力图呈现口述史这一学科在中国逐渐被重视之后，有哪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说法，而不打算对任何一种说法、任何一个个人进行褒贬评价；指出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无需仿效西方，沿袭西方的套路。（3）有鉴于口述史实践性强的特点，《读本》着力收集经典研究范例和研究者的经验之谈，以期对有志从事口述研究的人们提供借鉴。（4）突出了中国式口述研究的一些特点，如，口述与文献相结合的互证传统；“从事理论介绍和探讨”与“一头扎进实地访谈”两不干扰的多元化格局；“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对于口述史研究的长期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内地口述史实践者接受台湾口述史学界的影响甚于西方。（5）留心跨学科交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取长补短，对与口述史相近的民族史及人类学作品有一定的偏好。

《读本》全书计41万字，选入了18篇文章，组成三大部分：“学术史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经典案例研究”。这样的编排方式，加上在全书的“导言”以及各篇入选文章前的“按语”，体现出编者匠心独运的学术思考。

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英国历史学家托什（John Tosh）的《口述史》和杨祥银的《口述历史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分别采自两位作者的通论性专著《史学导论》和《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黄克武的《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则是台湾“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的一份讲稿。有了这些深入浅出的初阶读物为铺垫，读者便能够很快了解到口述史的历史学中的渊源和目前的定位，明白其功能及局限性。

第二部分有四篇文章，入选其中的《美国人类学协会伦理律令》是首次被译成中文发表。主编认为口述史方法从人类学学科中借鉴甚多，故特地约请人类学家张海洋教授作了一个导读，希望口述史从业者尽量多吸纳人类学家的看法，对“后现代”的正面意义增进一份理解。口述与文献研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有明确的被访谈者、信息提供者，口述作品是双方合作的结果。因此，学科行业都要有伦理准则，学者都要有道德关怀。知识的生成和运用应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获得。（第87页）许雪姬的《台湾口述史的回顾与展望：兼谈个人的访谈经验》同样也反思到了“以道德作为思量的标准”，包括访谈者是否把受访者当成工具、受访者是否因为受访而受到（再次）伤害，以及警惕访谈者切勿沦为受访者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等。此外，她还特别强调调查之前要做足资料工作，“在我从事口述历史将近二十年的岁月中，我将口述史事前的准备资料工作视为最重要的一环，其次是拟定问题；临场技巧因已有太多经验，反而是不必烦恼的部分”。（第102页）钟少华在《呼唤中国口述史腾飞》一文中，梳理了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将新闻报道、革命回忆录等一概当作“口述史”的乱象提出了尖锐批评。钟先生认为，尽管叙述者口述的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但是访谈者和叙述者的“口述”本身必须是真实的，并且是严格地按照规范操作整理他们的“口述”内容。（第108页）现在有一些明明是笔述的传记（没有经过叙述者录音整理，全是作者利用旧文章编撰而成），偏偏要用口述史名义，很令人费解。（第114页）

实际研究过程中，理论与方法总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从一则研究实例中也可以读出其理论和方法来。《读本》的分类，尤其是第二与第三部分，其实并无严格的界线。比如入选的马长寿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便凸显了中国式口述研究的互证传统方法。同治年间（1862—1874）陕西回民起义遭受清政府的镇压，导致陕甘及邻近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重大变化、长期的民族隔阂等历史后果。这段沉痛的历史，“距今（指调查之时，即1956年——引者注）尚不及百年。陕西和甘肃的回民们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现在，留有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客观条件给做口述史提供了机遇。新中国的研究者们“不应该满足于清代末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些‘钦定’官书和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几种著述”，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在广博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回民起义的本质。由此，马长寿先生等学者在调查之前集体学习了一些有关陕西回民起义的资料。“把官书的记载整个翻了一个过，于是关于回民起义的整个活动我们就感到十分模糊了。这模糊的部分把它分析为许多问题记录下来，这便是日后我们调查时提出问题的张本。”（第127、130页）在此我们发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眼光，又是一种文献导向的口述实践方案。《读本》编者有意借此案例告诫初入此道的新手，切勿把口述的门槛看得过低，以为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和素养以及事前的案头准备，就能马到成功。（第125页）

《“什么不会随风消逝”：<尼萨>创作谈》一文则是美国人类学家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借尼萨（Nisa）这个非洲经验研究个案来探讨个人生活史作为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张扬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口述史是特定条件下对话两人互动的产物。《尼萨：一位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后文简称《尼萨》）是一部民族志著作，是当时身为大学生的肖斯塔克在1969－1971年和1975年（共计25个月）对卡拉哈里沙漠北部边缘一个狩猎-采集部落进行两次田野作业的产物。在实地调查中，肖斯塔克重点对8位昆人妇女进行了大量的生活史访谈，而最终编辑出版的主要是老年妇女尼萨的个人故事。肖斯塔克认为，个人叙述不能脱离收集个人叙述所涉及的合作过程而独立存在，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报道人的个人叙述的真实性必须置于特定的访谈关系中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具体就《尼萨》一书而言，尼萨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更年期的艰难调适的昆人妇女，所陈述的生活故事必定是经过某种过滤机制的选择性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真实的、修饰的、想象的，或者是三者组合的，但肯定服务于她当下的自我定义。因此，尼萨的个人叙述仅仅反映了50岁的尼萨和24岁的肖斯塔克之间的暂时性协作，任何其他的组合，都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224页）

史学大家唐德刚的口述作品名头很大，特色鲜明。《读本》中的《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一篇就选自《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唐德刚称，在替胡适写的这篇口述历史中，胡适口述只占50%，另外的50%都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的。唐先生曾言，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就是说，即使做的是口述史，他也只将被访者自己的说法，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每篇访谈后都有的超长注释，遂成为唐氏口述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读本》编者按语评析了这种治史手法背后的人际关系学，其实也就借机向读者传达了做口述的诀窍。

……他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一问一答那么简单，他与他所访问的许多人，都建立起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与胡适有师生之谊，与李宗仁则成为“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不仅使他能够采集到一般性访谈难以获得的材料，还使他对这些被访者的个性、处世方式、家庭与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有具体而微的熟悉了解。从事口述史的实践者常常会面临一种困疑，那就是很难期望通过几次见面、几场谈话，便让被访者“推心置腹”，因此也往往使口述流于一般、难以深入。当然，唐德刚与那些风云人物之所以能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与那些人当时正处于落寞寂寥的境地，有对人倾诉的愿望与时间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得益于唐德刚本人处世的通达。总之，对于口述史学者来说，学问之外的社会经验，以及特定的客观条件，也是缺一不可的。（第147-148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乃“自下而上的史学浪潮”掀起之前的杰作，如今既把口述对象转向平民百姓，写作方法上就再难由文献占据半壁江山了。一旦贴近草根接地气成为时尚，考据之学随之而成奢侈品。

小月口述、刘小萌采写的“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一生”是作为当代内地口述史经典案例入选的（出自刘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与胡适口述完全是不同的风格。由于定宜庄和刘小萌同为王钟翰先生弟子，且曾合作撰写过《中国知青史》（上下卷），所以在文章前的编者按语里结合实例，对口述史的具体做法有入木三分的评判。

……她[指小月——引者注]清楚地知道刘小萌作为学者和知青的双重身份及其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持的立场，这使她不仅与访谈者产生认同感，也会有面对一个学者的尊重。这应该是她在访谈中能够直率地剖析自己的原因之一。凡做过口述实践的人都知道，能够让被访者如此袒露心迹，而且用访谈者的话说是“一气呵成”，这并不容易。

令人遗憾的是，访谈者为了文章的可读性而将自己的问话一概删去，这使访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现场感，看不到访谈者如何是进入访谈，又在访谈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从口述史的角度说，这却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再者，由于访谈者和受访者是同龄人，又有着共同的知青经历，在近距离接触甚至成为朋友、“哥们儿”之后，固然有易于进入访谈、易于交流理解等等其他人难于深入的长处，但是否也会多少失去学术的中立和客观？（第170-171页）

由于台湾学者起步较早，内地口述当初从台湾同行接受的影响，要比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从西方来的更多（第7页）。因此《读本》选用了多位台湾学者的作品：黄克武的《语言、记忆与认同》、许雪姬的《台湾口述史的回顾与展望》、王明珂的《谁的历史？》、游鉴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形象》等，兼顾了“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和“经典案例”几个方面。其中游鉴明教授的一篇乃是依据别人采集的口述史料完成的专题研究。她从婚姻家庭的性别关系切入，检视男女两性在口述过程中如何倾诉彼此的互动关系，包括爱情与亲情，谈论自己的配偶、不同性别的长辈、子女等，探讨的主题是口述史料中有关的性别形象的形塑或建构。《读本》编者按语特意挑明此文的重要性，即“口述访谈的成果只有在不仅为访谈者自己，也为其他史学家拿来作为史料运用时候，才算真正发挥了效益。”（第302页）同时，编者还联系当下实际[③]，批评某些做口述史者调查采访之草率，告诫读者，如同其他史料一样，口述史料也只能呈现研究对象的部分面向，一旦碰到采访的几人说法不一，作为合格的研究者，理当进一步取证，而不是简单地做出口述史不真实的结论来。[④]

我们注意到，二主编汪润亲自出马在豆瓣网上写了个推荐：

本书编者熟悉口述史学的方法和路径，同时亲身实践口述历史研究的全部过程，并且深有体悟。此书虽然是选编的读本，但是处处流露出编者的精心布局。每篇前面的按语导读也多有闪光之处，表现了编者对口述史学发展的准确把握。此书是初入口述史的学生或者研究者的不错手边书。值得购买。[⑤]

不过，读本作为教学参考书，与课本或“实务指南”略有区别，这种“准教科书”不能放手都由编者自己书写，它既要告诉读者规矩所在，又必须假手他人成品得以展现，不是没有难度的。同一套书里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和《全球史读本》都是在课堂教学之余形成的，而《口述史读本》的出台则没有这一前期经历。在校学生和教师是否“买账”，还是个问题。

编者定宜庄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并长期实践口述工作的学者[⑥]。在这部读本里，她对“口述史的实际操作”的关心无疑更甚于口述的其他方面。根据她的体会，口述史实践中充满各种变数，对口述现场的把握，是最考验访谈者功力之处，能否得到受访者的信任与好感并使其产生倾诉的意愿，能否控制住整个访谈的局面而避免受访者信马由缰的发挥，能否从访谈中抓住能够深入下去的契机，能否巧妙地绕过访谈时遇到的尴尬，这些既需要访谈者采访前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更需要访谈者凭借经验和灵感乃至自己的人生阅历做临场发挥。这样的现场互动，存在着太多不可预知不可捉摸的可能性，一个环节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访谈作业的失败。[⑦]然而，“如何做好口述史，并无一定之规，关键是要尝试，并通过亲身的体验，来使口述史的题材和方法不断拓宽，使这个学科能够在不断的创新中得到发展。这是我们编撰读本的目的所在。”（《导言》，第12页）

总之，编者努力收罗、淘选、组织翻译，编就这部《读本》，原是希望让读者对于口述史这个史学分支领域有个大致的把握，同时引导读者在阅读业内人士的作品过程中掌握学科规范，少走弯路，学会自己来做合格的口述。鉴于目前内地口述史入行门槛较低，《读本》对于提升有关实践者的专业水准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研究或日常开展的社会调查中，口述史方法与各种访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法等）、民族志实地调查法等都是相通的，所以，它其实不会完全局限在史学研究当中（这里姑且撇开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不论）。《口述史读本》似乎本该拥有较《全球史读本》或《史学理论读本》更大的读者群。

笔者愚见，当前对口述有兴趣的更多乃在于用它来做实地调查、反映社会现状，而较少关心其“史学”的一面。倘若如此，哪怕是面对唐德刚、马长寿这样的著名史学家的作品，缺乏耐心啃读，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反倒是贴近当下生活的“知青口述”更具可读性。以我们带有实用主义的思考，对《口述史读本》这样一部近20篇文章的精编集子，为有志于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初学者或者仅仅是感兴趣的人，设计一种可供选择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阅读顺序（即，不按照原书的编排从头到尾地阅读），可能会减少初学者的畏难情绪，增加阅读的愉悦感。根据实际阅读体验，我们的设计是：1，《导言》；2，《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钟少华）；3，《台湾口述史的回顾与展望：兼谈个人的访谈经验》（许雪姬）；4，《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程啸）；5，《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一生》（小月、刘小萌）； 6，《“什么不会随风消逝”：<尼萨>创作谈》（肖斯塔克）；7，《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别形象》（游鉴明）。之后若再有余力，可继续去阅读其余的文章。当然，其他人可能会选择别的更加合适自己的顺序。

我们依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口述史读本》能迎来一篇针对性较强的史学专业书评，对该书的得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

作者简介：胡鸿保，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史；林达，中国科普研究所项目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

注释：

[①] 定宜庄、汪润 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读本》，引用时随文夹注页码，不另起注。

[②]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③] 我们揣测指的是有关老舍之死的口述。参见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济南，山东画报社，2007。这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专著，论文指导教师是老舍先生之子舒乙。

[④] 参见定宜庄，徐新建等：《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载《光明日报》，2002-07-18。

[⑤]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256438/ 浏览日期：2014-06-25.

[⑥] 其口述史代表性作品有《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1999）、《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2009）和《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2014）。

[⑦] 参见定宜庄：《口述史的艰辛》，载《博览群书》，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