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寻觅觅辨“认同”

——从辽东到京畿的边际人

胡鸿保（讲述），林达（整理录入）

近日收到定宜庄弟子邱源媛新作《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以下简称《京郊》），读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名师出高徒”、“后生可畏”。

多年以来定宜庄和她的师友、门生一直在以一种文献考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满族史，其中，寻找旗人后裔、考究满族先祖这样一种一体两面的工作尤其让我觉得有趣。在这些案例中，族群身份的认同错综复杂，显示出寻寻觅觅、反反复复的历史过程。

2004年出版的定宜庄等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以下简称《辽东》），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一群被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在清朝前期，此人群曾是今辽宁等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主要的开发者和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居住者，清朝覆亡之后又崛起而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构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是东北从古代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参见该书第1、6-9页）

《辽东》全书共计约350页、35万字，具有相当的创新性。诚如该书副标题所示，作者研究的主要是清代历史，却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来解读历史文献，关注的不局限于历史上的旗人而且也纵向延伸、涉及到了他们的后裔以及这些当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族群认同。（参见胡鸿保、邱源媛，2008）这个研究已经提到了京畿的皇庄（如该书，第36-37页），所以，按照研究者们的思路，再到河北和北京一带接着做后续调查，是顺理成章的事。

2006年，我与定宜庄因要参加“纪念费孝通民族研究70周年”研讨会，合作撰写了关于满族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论文。毫无疑问，《辽东》一书对论文在材料和观点方面当有很大影响，定宜庄大会发言批评当年大调查中（满族）选点跑去东北是 “找错了方向”，这话给与会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文后来在期刊发表时更名为《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定宜庄、胡鸿保，2009）。文章主要依据的是定宜庄长期关于满族形成的思考以及近20年来她到全国各地满族聚居区考察的体会。而其中关于民族身份的认同的几点看法，以及这个标题，则是我们两人讨论的结果。

所以说，在满族史这个研究领域我是一个“票友”，一个缺少文献根基的“合伙人”。当然，当我看到现在邱源媛书里一开头就写的“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寻找’的故事”（第1页），感觉十分亲切。因为“薪火相传”，她的研究明显带有前人作品的印迹。

还记得2009年初，在蓝旗营的雪侬舍咖啡厅里，定宜庄对我和邱源媛等讲述《施公案》里皇粮庄头横行一方、连地方官也不放在眼里的那份霸气。从中我才了解到原来庄头不把州县官放在眼里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在当时的一套制度设置里，他本来就不属于地方官管辖。这一点，决不能以其他朝代或者“共和”时代的社会生活经验来进行类推。

《京郊》讲述的就是这个人群的故事。1644年之后，旗人进入山海关，在畿辅（主要是今天的京、津、冀）各地定居下来，形成层层环绕京师的完整的军事戍防和社会生活体系。这些旗人中，除了征战沙场的八旗兵丁之外，还有诸如庄头、壮丁等人群。清末民初，该群体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他们中不少人便居住在现今的北京郊区，曾经是该地区的主要居民。遗憾的是，与辽东随旗人的情况一样，该群体虽然人数庞大，对于北京的历史和社会也曾产生过深刻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被后人忽略，或者与其他人群相混淆。时至今日，他们的历史渊源和祖先记忆，更是在一代一代的沉寂中逐渐泯灭，被众人，也包括他们自己慢慢淡忘。京郊旗人后裔，便是本书的主人公；探访该人群、问寻其祖先的故事，即是《京郊》一书的主题。（该书，第2页）

《京郊》一书属“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一，28万字，由五章及一个“余论”组成。开篇第一章就取了一个诱人的题目：“被遗忘的人群——寻找北京郊区的皇粮庄头”。后面一章交待庄头和旗地的历史背景，另外三章则是以田野点定位、文献与口述两种材料交织呈现的叙事。书中的一些研究，在之前作者和定宜庄师徒两人合作的论文里已经有所体现，比如她们针对当前社会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明确地指出：“如果以今天北京郊区的情况来反观清朝时期的畿辅，很容易将历史割裂开来，甚至以为清代畿辅的庄头与如今农村的农民是不相干的两类人、两种民族。而忽略了这个特殊人群在清代曾经入旗的历史，也会对京城与畿辅地区满汉之间交往、融合的情况，做出错误的估计。”（定宜庄、邱源媛，2011）

《京郊》书中，邱源媛提到乃师“破题开路”的引领之功时，有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描写（《京郊》，第9-10页）。她相信做学问其实是会在冥冥之中存在某种机缘的。在档案馆等待提档期间定老师不经意间抄起架子上放着的目录随手一翻，重要线索猛然跳入眼帘。后续的长期艰辛考察和大量科研成果接着汩汩流出。作为一名学术问题的探索者，邱源媛不无得意地言说自己的工作进展过程中有喜有忧，“充满了魅力，就好像寻宝游戏，一扇一扇迷宫的门开启在寻宝者面前，那些门后的光影也一步一步诱惑着寻宝者往前探索。”（第176页）我概括她的游戏攻略为：档案馆里寻寻，村庄里觅觅，紧追不舍，辗转进逼。

邱源媛在书的结尾写了一个“余论：关于旗人与民人的一点思考”。叫余论而不叫结论，似乎自觉有点犹疑、尚还行走在探索的途中。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在同行圈内提出了富有理论意义的重要议题，即，（1），旗人庄头与汉人地主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包括涉及“分家析产”和“名号顶补”问题[1]。（2），族群身份认同问题。

我个人更关注这些案例中的后者，即身份认同的问题，愿在此再多讨论几句。

调查过程中，对于被访问者的民族身份认同，一直是定宜庄和邱源媛关注的重点之一。比如，娶的是旗人吗？是否与汉人通婚？现在报民族成分报满族还是汉族？（《京郊》，第69-81页。2007年12月第一次走访定宜庄参与并是主要的发问人；2008年11月第二次访谈是邱源媛为主）

对于下坡屯商家及北河村、沟北村和柳各庄三支于家的民族成分问题，邱源媛结合口述与户籍登记等也做了分析。商家的情况是，即使在历史上遭殃受罪，但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旗人（后来是满族）的身份。于家的民族成分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变更，也就是说先前基本都报汉族，后来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优待政策，他们中的部分人又改报了满族。（《京郊》，第98-104、146-150、187页）。而即便是没报满族，老人谈话间对于旗人、满族依然流露出一份亲近感。作者坦陈自己无意去讨论“民族认同”这样的宏大论题，要告诉读者的只是田野中磕磕绊绊、喜忧参半的感受（《京郊》，第150页）。邱源媛还特别探讨了河北霸州陈厨营邓家关于“燕王扫北”的故事。引起研究者巨大兴趣的主要是，在清代曾经进入八旗成为旗人的邓家，现在都不报满族而报汉族，并在追溯家族源流时上溯到明朝初从南京迁来北方，即强调汉人血统。这被研究者认为是记忆具有选择性（第234-236、242-243、252-254页等）。

回顾《辽东》一书在介绍研究方法时说过的话，也许能够觉察如今邱源媛的探讨又在她老师们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辽东》自述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在做法上有别，其中一点是：“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失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该书，第19页）。而《京郊》已经从历史学家的篱笆墙内探出头来觊觎人类学家的菜地了。由此我也联想到“封底”杨善华教授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对该书的评语。他说就口述史而言，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单就被访谈者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而言，史学家却不得不十分留心其中的“意义”——话语的意义以及言说本身的意义[2]。

的确，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各有各的信息存储，如果一起去调查，看到一样东西，常常会牵引出不同的思考。比如，邱源媛给读者讲述了一段调查经历。2008年冬她如约第二次拜访一位大爷，并给那位庄头后裔带去她从档案馆里查到的“户口册”（清代旗人人口登记册籍）里关于他们商家的那部分。此时商大爷显得非常高兴，并把那叫做“皇帝给写的家谱”（《京郊》，第40页）。 简短却细腻的描写好似把我带进了现场，读到这里，我想到的乃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大作《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2009）。在斯科特看来，山地民不愿意被文明政府统治，他们没有文字、家谱，官方就不便于把他们管起来、向他们征税。现在拿邱源媛的田野材料对照来看，庄头后裔可以说接受“规训”已经潜移默化了；知道祖上能得到皇帝“关注”，多么受宠若惊，根本不会想到没有文字家谱的山地民那份自由自在。族群与族群就是存在极大的文化反差。兴许也可以看出满洲统治者的庄园制度“超时空”的成功的一面。同时可以让我想到的还有另外一个论述：“正是因为共同体瓦解了，身份认同（identity）才被创造出来”[3]。

与民族学家相比，历史学家似乎大多青睐族群的“原生论”，即，族群是亲属的自然延伸。所以，辨伪、求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头戏，而心态和象征方面的内容往往被忽视了。其实1990年我们的老同学纳日碧力戈在《民族研究》上发表文章辨析民族概念时就强调，民族是建立在血缘意识基础上的共同体（而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从宏观的层面看，斯大林曾经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是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中的心理素质上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产生的”[4]。它被用来当作“中国民族识别”的“入门指导”。（费孝通，1980）不过，在总结民族识别的中国经验时，费孝通与斯大林不一样了，他强调民族是“一个变动的实体”，而不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联系到眼前的话题，我们研究对象的一个大前提，如《辽东》的“绪论”第一句话所言，是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所以，首先就有了第一次民族身份的转换，至于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剧变，民族身份是转还是不转，这是一道选择题，却不存在对错。即，没有“应然”而只存在“实然”。对于这种身份的“震荡”，考证源流，只是用以为研究铺垫，需要结合具体社会背景进一步做出解释。

《辽东》一书合作者之一的郭松义先生认为，《京郊》一书充满了探索性，她把曾经活跃于京畿而后被遗忘、湮没的大批旗人群体挖掘展示出来，对于全面了解华北地区的社会历史演变有重要意义。（见《京郊》，封底）我想，老先生的褒赞该是有道理的。同时，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京郊》的姊妹篇《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面世。

[1] 旗人庄头与普通民人地主完全不同，其家族的产权的“顶补”与通常的“继承”是很不一样的。我在思考，这种模式或可以与“家屋”（maison，或译作家宅）联系起来做比较。所谓“家屋”问题，其实是人类学大家列维-斯特劳斯挑起的，或者说，现在人类学圈子里的人都以他的论述做起点。参见《夸扣特尔人的社会组织》，载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道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以前我在和定宜庄合写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濑川昌久的观点，我们觉得濑川针对族谱发表的一些见解对于分析定宜庄、邱源媛等采访得来的口述资料同样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不要一味纠缠于族谱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问题”；“力图去解明记录了这些族谱的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这比一味纠缠于族谱的真实性要有意义得多”；“重要的不是这种虚构可能会有多少真实性，而在于对宗族历史的虚构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参见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胡鸿保，定宜庄：《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1）。

[3] Jock Young 语。转引自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 转引自金天明：《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译文问题》，《民族研究》，19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