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国城镇化及人居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场事关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全的疫情防控战“疫”中，城市社区是整体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堡垒，是阻断疫情蔓延的重要空间。以安徽省Y县城C社区疫情防控实践为例，分析了大规模城镇化推动的城市空间重组给疫情防控带来的挑战，认为物理空间重组加大了疫情扩散与异地传播的风险，社会空间重组凸显了疫情联控与人口结构的矛盾，心理空间重组加深了疫情恐惧与社会心态危机，网络空间重组促使疫情防控与信息管理更加复杂。基于此，提出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的基本策略，即建章立制辅以精细化管理，严控物理空间的越轨行为;协同适应，营造社区共同体，筑牢群防群治的社会基础;扩展心理空间，释放情绪压力;净化网络空间，维护舆情健康与信息透明。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城市社区; 空间重组;

作者简介： 吴宗友(1969—)，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文化社会学; 丁京(1996—)，男，安徽岳西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治理。;

收稿日期：2020-02-18

基金：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840003)——“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是目前仍在发展的、极为严重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社区调研时强调，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可见，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沿，是保卫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首要“关卡”。

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社区有着多重的空间内涵。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曾强调，空间不是社会的“容器”，而是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对象与工具，其本质是权利关系的反映[2]，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因对物理空间的掠夺导致社会空间断裂等现象。哈维(David Harvey)在列菲伏尔理论范式的基础上阐述了空间正义思想，强调城市盲目的地理扩张会加剧空间非正义[3]。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聚焦网络空间展开创造性研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认知。本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城市社会研究中逐渐注重空间分析。刘少杰针对城市问题的治理提出网络空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4]，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已经促使网络空间不再具备“缺场空间”的意义，网民能够在空间参与中随时调整自己的空间位置，并适应不同的空间环境。

我国近十余年的快速城镇化，促使城市这个巨系统在短期内发生了一系列系统关系的重构、责任与权力(利益)的再分配，目前应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四个维度综合分析当下城市社区的空间重组过程及其结果，这对突发重大疫情的社区防控至关重要。疫情期间，本文作者之一作为党员志愿者参与了安徽省Y县城C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感知到举国体制的效率与能力，另一方面也发现了我国城镇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并进行了相关信息收集，尝试基于参与式观察和电话访谈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从空间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空间重组背景下城市社区疫情防控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其应对策略进行总结与思考，以期为城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空间镌刻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向作用、多种品格，映照了人生活的全部[5]。因此，空间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彰显了最为特殊的工具价值。人类抗击重大传染病的历史经验表明，面对科学界尚不清楚而又极具传染性的疾疫，以空间隔离的方式阻断疾病传播路径，是临床医疗之外最为重要的社会防疫措施。空间隔离的主阵地就是社区，防控的主体是千家万户居民及所有社会成员。

本文实地研究的调查点是安徽省Y县城的C社区，该社区原为县城以西由若干个自然村构成的行政村，随着城镇化的大规模推进，其地理空间不断变迁，由村改居而建成现在的城市社区。地理范围东至衙前河，西连回龙社区，南接大别山烈士陵园及木冲村，北邻叶畈村，总面积1.5平方公里，建设西路、天堂西路穿境而过，交通便利。辖区内建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一所，共有12个居民小区(含拆迁小区、商品房小区、村改居小区等)，社区户籍人口8369人，常住人口10300人。由于Y县毗邻湖北省，属于安徽省新冠疫情传播的重点管控区域，截至2020年2月25日，Y县共有8名确诊病例(均有武汉旅居史或疫区人员接触史)，其中县城4个社区中有两个社区各有一例确诊患者，C社区尚无确诊患者。自2020年1月25日安徽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后，Y县以及各基层社区(村)先后采取相应措施强化疫情防控(表1)。C社区设置疫情管控工作站点24个，除了9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外，居住在本社区的县级单位公务员、驻区银行职员、教师等公职人员每天8点到20点下沉到社区各个站点值班，许多在地党员、热心居民、大学生也积极参加社区防疫，提供有关公共服务。社区党支部在上级党委和Y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社区的疫情防控任务。经由摸排发现，C社区共有武汉返乡人员76人，自湖北其他地区返回人员19人，从本县之外其他地区返回人员168人。

表1 Y县及C社区疫情防控措施时间表(截止至2020年2月15日)   

数据来源:Y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uexi.gov.cn;C社区情况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得到。

城市社区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春节期间，社区是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域，传统文化和地方习俗的强大社会惯性所形成的文化迫力，牵引着人们按照社会非正式制度走亲访友，不断举行各类聚集性活动。因此，疫情阻击战的关键空间就是社区，社区防疫成为整个国家战“疫”的第一线。只有社区空间安全可控，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才有坚实基础。反之，如果对城市社区疫情防控掉以轻心、疏于部署，就有可能给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前功尽弃[6]。以Y县城C社区为例，其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面临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网络空间重组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物理空间是“空间实践”的物质基础，它隐藏在人、地点及社会实践过程的惯习之中[7]。就城市居民生活实践而言，以自然空间为依托的活动区域以及电梯和楼道等公共空间、公共场所都可视为物理空间。根据调查，为了满足Y县大规模城镇化对建设用地的需要，县城周边农村土地和农民房屋纳入征收拆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民“洗脚上楼”而成为市民，农村“拆村并居”就地城镇化等现象较为普遍，众多人口短时间聚居在统一规划的新空间之中。C社区居民就是经由这样的过程而迁入征地开发后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该社区成为Y县城区的人口密集型社区，显著增加了疫情扩散的风险与隐患。由于普遍老龄化、受教育程度等问题影响，社区中的中老年居民往往是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人群，免疫力较低的老人以及患有基础性疾病的居民等易感人群在人口密集的活动空间成为病毒的首要侵入对象。此外，交通工具是物理空间的特殊存在形式，作为流动的物理空间，现代交通出行方式的多样化、高速化、个人化使得这一空间形式可以随机地嵌入在地化空间之中。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使空间距离及出行时间呈现哈维所言的“时空压缩”现象，病毒能够借助快速交通工具这种特殊物理空间进行异地传播。根据调查，C社区共有从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返乡人员95名，他们均是在当地政府未采取“封城”措施之前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返乡的。这些流动人口具有病毒携带的潜在风险，而个别人员由于认识不足及行为惯性影响，初期存在随意出入社区、参加春节聚集性活动的倾向，如果不在要求佩戴口罩、及时监测体温、统一居家隔离观察等方面加强防控管理与服务，极易造成病毒的异地输入性传播乃至社区传播。

社会空间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以社会关系为载体，从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中生成的空间形态[8]。城镇化促使不同地缘、业缘以及不同亚文化的居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人口结构的异质性与流动性、社会阶层的分异等特征进一步显现。换言之，社会空间的重组使城市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程度地失去了社区共同体应有的同质性和情感维系纽带，从而导致疫情联防联控中的社会排斥现象。C社区作为县城新区，社会空间的重组使居民面临着熟人机制失灵、社会信任失范、情感纽带脆弱、人际交往不畅等社会资本衰减的社会风险。特别是近年来Y县其他乡镇人口的大量涌入，C社区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持续增加。曾经熟人社会的情感维系被小区围墙和门禁阻隔，邻里交往减少，社区参与度变低，大量居民主动或被动流失于城市社会的“邻里”空间。抗击疫情是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众志成城，才能战胜疫情。然而，由于城市社区密集而又分异的人口结构致使疫情防控工作常常陷入被动之中，许多群众因为认知不足而游离在防控体系之外，甚至常常伴有影响防控的违规行为，难以形成居民联手、横向整合的群防群治局面。比如在C社区的疫情联控工作初期，由于认知不足以及社会惯习的影响，部分居民把出门戴口罩当作负担，把消毒看作麻烦，把防控工作简单地视为政府单方面的责任，甚至排斥湖北籍返乡人员，拒绝社区工作者的摸底调查，这些问题折射出疫情防控与社会空间重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抗性张力。

心理空间作为一种抽象空间，包含着人们的身份认同、情感体验，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9]。就社区共同体而言，心理空间有两个维度，即个体心理空间和社区心理空间。个体心理空间是指居民个人心理环境的构成状态，社区心理空间则指社区内部的群体认同、社会情感、价值取向、集体记忆等方面的整体状况。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就业竞争激烈、房价日趋高涨、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陌生化、社会公德滑落、利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等因素，促使心理空间较之传统的乡村社会出现了十分明显的重组现象。人们不再“悠然自得”、“处变不惊”，而是“争分夺秒”、“见异思迁”。这场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不仅打乱了城市居民的心理惯习，更促使其心理空间进一步重组，久居家中的居民对疫情发展和未来生活产生了焦虑、愤懑、恐慌、悲观等情绪问题。而随着疫情形势的趋紧，社区心理空间的疏离也在加剧。Y县C社区在防疫初期未配备有关心理干预方面的服务，居民对疫情的心理恐惧、焦虑以及整体社会心态的危机难以借助外力予以消解。根据调查，新冠疫情的发生与流行致使C社区三类群体陷入不同的心理困境之中(表2)。

表2 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群体的心理问题   

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重组了一种不同于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网络空间[10]，这种被卡斯特称为流动空间的网络空间日益紧密地嵌入在场的地方性空间，成为人际交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网络空间对社会舆情发挥着重要的空间功能。疫情期间宅居在家的居民，日常生活世界受到网络空间的全方位影响:朋友圈被疫情报道“霸屏”、微信群被疫情谣言“笼罩”、微博被疫情信息登上“热搜”、还有论坛、贴吧、QQ空间等被疫情流言“充斥”，各类娱乐性质的抖音、段子等等网络文化也深度介入居民生活。

在网络空间里，不只有海量信息的光速流动，人们也借助数字技术将现实空间以符号化和影像化的方式重组进网络之中。在网络空间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信息的公开透明性、信息反馈的及时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加之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大了信息管理的复杂性。及时、高效、科学的网络信息管理不仅有助于疫情防控期间的资源整合，更能够在凝聚共识、同心抗疫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然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些部门未能跟上网络空间的发展节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信息管理的复杂性，信息管理的意识与能力明显不足，导致一些不利于疫情防控的网络生态问题出现，比如虚假信息大量发布、网络舆情趋紧等;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些正常性社会事件，也由于网络信息发布以及网络环境管理的疏失，反而成为网络空间负面舆情的助推器，甚至引发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因此，完善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管理与舆论引导机制，对稳定特殊时期的社会有序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社区是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如何因应空间重组带来的挑战，使社区在突发重大疫情期间成为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防线，这不仅关乎一区一城的安全，更决定着全国疫情防控的成败。本文基于C社区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认为基层社区在空间重组背景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难以有效控制疫情影响，应在强化响应能力的同时，提高学习适应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协同行动能力，具体应对策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经由拆迁征地扩展城市物理空间而建成的C社区，现有12个居民小区，居民主体是原行政村区域内的回迁村民和县域其他乡镇在此购房的居民，另有Y县之外一定数量的人口定居或常住于此。疫情发生后，在上级党委和Y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下，C社区迅速成立了由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成员共9人组成的工作小组，积极开展防疫工作。春节期间，该社区外地返乡和本地出城的人数较多，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较为突出，物理空间重组在增加人口密度的同时又天然地增加了病毒人际传播的风险;加之居民公共卫生知识贫乏，防控意识薄弱，新冠疫情的社区防控压力较大，任务繁重。一级响应机制启动之后，C社区落实县政府和所在街道的防控要求，同时充分认识到本社区疫情防控的空间特殊性，及时细化有关防疫制度和措施，依规立矩，加强空间管制，严格控制居民的空间行为，防止出现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空间越轨现象。社区管理人员劝导居民安居家中，限制每户外出购物的人次，并要求大家增加社交距离、出门必须戴口罩，最大限度降低病毒的社区传播风险。1月25日-2月24日，社区对进出社区的交通工具进行所谓的“硬核”管制，切断病毒异地输入的路径。对于95位由武汉及湖北返回的居民，一律按照医学要求安排居家隔离观察，社区医生和防疫工作人员每天早晚各一次定时上门进行体温检测和观察，其生活物资等方面的需求则由社区协助解决，生活垃圾由社区派专人上门帮助处理。按照规定制定预案，一旦发现确诊患者，将对整栋居民楼进行全封闭管理。由于防控严格，截至目前，社区未出现确诊患者。

对病毒施以有效的空间阻断，是社区防控的基础。C社区严控疫情期间物理空间的越轨行为，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其经验表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的社区防控，必须基于当下我国城市社区物理空间重组的现实，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所在地区政府负责，在法律框架下，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合理制订应急性出行管理办法和空间活动规范，以特殊时期正式制度的形式赋予防控工作人员必要的权力，防范普通居民因为短时间内对突发疫情认知不到位而出现的无意识空间越轨行为。社区防疫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防疫的医学要求，监督并指导居民在地理空间内的行为方式，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另外，在严格控制人们物理空间的越轨行为过程中，社区防疫也要警惕执法过度和执法不力这两种错误行为，将人性化管理和刚性制度有机融合。

社会空间是居民社会交往的共同体空间，而社区恰好是由共同经历的人群产生共鸣、培育社会制度以及产生共同体精神的场所[11]。可见，社区不仅是人们共同居住的物理空间，更应成为拥有共同价值基础且成员之间具有最大共识的社会空间。社区防控不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社区所有人参与的共同行动。它内在地要求社区各方力量的有机整合和居民的密切配合，需要社会空间的高度融合，以形成万众一心的共治局面。但是，如前文所述，在C社区，由于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空间重组，造成了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处于转型期的疏离与分异状态，客观上不利于疫情的群防群治，且易造成新的社会排斥。比如，针对自湖北返回的居民及其密切接触者，如何处理好他们与社区其他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避免社区冲突，这不仅是疫情防控中的敏感问题，也是特殊时期社会空间营造的关键点。

针对社会空间重组给疫情防控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为了尽快改变疫情初期社区防控人员严重不足的困境，Y县C社区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经过深入讨论，及时调整原有工作思路，联手驻区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发掘内部潜在的人力资源，招募志愿者，整合社会资源，接受在地企业和社会捐赠防疫物资，形成疫情防控的“政府—社会—个人”的合力模式，并组建“疫情防控先锋队”，充分发动在地党员干部、教师、银行工作人员、志愿者、大学生、热心居民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统筹安排下协同抗疫。社区主要依托“疫情防控先锋队”进行疫情排查与宣传。疫情排查包括入户排查、门店排查、电话排查，确保“不落一人，不漏一户”;疫情宣传分为横幅宣传、广播宣传、彩页宣传，引导居民正确理解疫情防控，自觉树立“戴口罩、勤洗手、多开窗”的防控意识。在排查和宣传中，“疫情防控先锋队”始终不忘提醒居民，防控的是病毒，而不能排斥自武汉或湖北回来的邻居，只要严格遵循科学的防控措施，就不会有危险。这是一种同心抗疫的社区精神培育过程，是对社区价值的提炼与升华。同时，“疫情防控先锋队”密切联系武汉和湖北回乡人员，给予他们生活和心理方面的帮助，加强人文关怀，让他们在居家隔离观察期间能够感受到社区的温暖。由于“疫情防控先锋队”在危险时刻勇敢站出来为居民服务，保护社区安全，因而赢得了广大居民的信任和感激。经过这种特殊时期的社区营造，居民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怀和支持，在紧张的疫情氛围中感受到社区的凝聚力。C社区自从组建“疫情防控先锋队”后，伴随着深具人文关怀的防控举措，社区抗疫的社会空间大为改观，基本上没再出现严重的冲突行为。

在新冠疫情期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本体性安全”毫无疑问是人们最为关切的根本需要。因此，疫情防控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利益，任何一个个体被感染，都会对整个社区人群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2]。C社区的经验表明，在共同的“敌人”———病毒面前，社区成为全体居民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客观上推动了社区居民在疫情面前凝聚共同体精神，使个体与社区休戚与共。从社区治理和疫情防控的角度而言，可以借助疫情的这种反向力量，在社区精英和政府的引领下，整合社会关系，消除社会区隔与疏离，提升社会资本储量，形成互帮互助的社区合力，化疫情威胁为社区动力，变危机为生机，增强社区认同，凝聚社区力量，筑牢“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治”的社会基础。

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同步发生的心理空间重组，使个体和社会在心态上都处于一种转型阵痛中，表现为浮躁、敏感、易怒等负面情绪。随着疫情的扩散，在国家启动一级响应机制后，社区实行半封闭化的严格管理，致使居民在既有的负面情绪基础上出现惊慌、焦虑、愤懑、悲观等不良反映。Y县C社区在防控工作开展一周之后，管理人员意识到心理问题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积极链接十多位高校专家、社会工作者、心理服务专业人士，在疫情形势比较紧张的时期24小时开设心理服务热线，向社区不同群体提供分类心理疏导服务。一是针对新冠肺炎疑似感染人员，引导他们减少对疫情信息的过度关注，释放心理压力，转移焦虑情绪为其提供心理支持，同时建议他们采取线上方式与亲朋好友加强沟通，扩展社会交往，消除孤独、无助和恐惧感。二是针对新冠肺炎疑似人员密切接触者，支持他们表达愤怒、委屈等负面情绪，防止因压抑情绪引发人际冲突进而损害正常的社会关系。三是针对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帮助他们安排多姿多彩的居家生活，借以舒缓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提高身体免疫力。四是针对医护人员家属和一线执勤人员，通过肯定、赞美、夸奖等精神激励，赋予他们社会尊重和社会荣誉感，让积极的社会评价缓释不可避免的紧张心理，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

抽象的��理空间往往通过具象的情绪反应来展现其对行为主体强大的控制力。临床医学的大量案例证明，心理素质是个体能否在医疗介入的基础上战胜疾患的关键因素;而社会心理学的经验研究同样表明，一个群体或组织的社会心理(或曰团体心理)状况决定了该群体或组织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能否顺利走出危机。庚子春节期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无论对个体心理还是社会心态都产生了源于本体性安全危机而生的深度恐惧，这种恐惧与心理空间重组所导致的心理负荷相叠加，造成疫情防控的心理空间障碍，不容忽视。因此，扩展心理空间，释放情绪压力，是疫情防控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在当下的网络化时代，负面情绪极易经由网络空间传播而放大，形成“交叉感染”而波及其他网民，进而引发社会心态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可见，疫情防控需要对个体情绪予以疏导，采取有效措施扩展个体的心理空间，增强心理免疫力和社会信心，惟其如此，才能营造乐观健康的社会情绪和战“疫”氛围。

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8亿，网络空间里每时每刻都有数以亿计的网民参与其中。网络空间对在场社会空间和人的心理空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深度重组了当下社会总体的结构形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较之17年前的SARS疫情，此次新冠疫情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网络空间的无处不在及其对人们生活的深度介入。网络空间在具备疫情防控重要工具价值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网络空间里的人际交往不同于现实在场空间的情境式互动，而是通过符号(信息)的交换与分享实现缺场的社会互动，这就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网络空间可以瞬间实现大规模的网络围观，网络所特有的这种聚集性很容易导致从众心理助推下的网络舆情事件。尤其对于可能掩藏某种动机的网络谣言，如果不加以阻止，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后果。因此，净化网络空间，维护舆情健康与信息透明，成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管理和疫情防控的重要任务。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为了防止居民受到不良信息的侵害，Y县C社区针对各类不实信息，尤其是网络谣言，专门安排人员负责信息宣传，积极利用社区官方网站、公众号、微信群等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开展主流引导与信息公开，努力使社区共享的网络空间成为居民心中的一片净土。包括转载发布主流媒体信息，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新闻和县防控指挥部的官方通报在社区网站与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更新;疫情舆情跟踪研判，专人负责网络社群的舆情监测，将近期各大网站、公众号、微信群的疫情谣言及时汇总统计后予以辟谣;讲好社区故事，适时报道宣传社区防疫一线发生的感人事迹，凝聚社区疫情防控的精神力量。

一方面，网络空间是现代社会极为重要的信息通道，在疫情期间可以实现网络问诊、医疗专家网络会诊等资源共享与整合，同时，网络空间也是社区防疫期间无接触购物的主要途径。但是，另一方面，疫情期间的不实“新闻”、谣言和信息垃圾借助网络空间而迅速传播，造成对疫情防控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干扰甚至破坏。Y县C社区“网络抗疫”实践充分说明，在诸如新冠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政府网络信息的公开透明是最好的社会“定心丸”和谣言“粉碎机”。信息公开贵在早、贵在快、贵在准、贵在细，惟有加大疫情相关信息的公开力度，才能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消除恐慌，理性应对，确保特殊时期网络舆情生态的健康有序。

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防控事关人民健康和社会的整体安全。从新冠疫情防控实践看，重大疫情防控不仅包括阻断疾疫的人群传播，也涵盖了特殊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考验着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现代化程度。我国社会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突发重大疫情的防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起科学且具有高度实操性的应急体系和相应机制。社区防控无疑是这个复杂体系、机制的基石，是根本的着力点。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系列的空间重组不仅使整个社会处于复杂而深刻的关系重构—社会重建之中，更使社区这个在地化的小规模社会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Y县城C社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探索“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创新机制，立足社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系统性重组的现实，直面矛盾与问题，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在政府层面和有关专家的支持下，利用特殊时期的制度推力和疫情带来的安全压力，凝聚社区内各方力量，同心战疫，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了社区潜在的共同体意识。通过逐步细化的多维防控举措，社区在实践中因势利导，成功促进了社会空间融合，强化了社区认同，扩展了社区心理空间，提升了社区营造水平。C社区空间重组下的疫情防控策略实施，不仅阻断了新冠病毒的输入，而且确保了重大疫情期间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社区内社会关系相对融洽，社会公德明显改善。该社区疫情防控的探索实践表明，重大疫情的社区防控作为“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是社区范围内的一项系统工程，防控的关键在于科学处理多维度的空间关系，准确把握社会系统随空间重组而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而精准施策，务使取得实效。同时，就社区建设而言，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面前，社区治理要善于逆向思维，强化“逆行”意识，精准利用重大疫情所造成的共同体压力，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重组进行再重构，从而促进城市社会顺利完成现代转型。

总之，优化和完善城镇社区基层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理论及实践课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但是，对于“抗疫”特殊时期的城镇社区而言，则可以充分利用制度推力和空间重组这个触媒，重启社区的自组织功能，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