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当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显出意外危机下需要提升社会适应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导致这场疫情快速蔓延的直接原因在于人们对风险认识不足及年关时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月23日，中国政府对超大城市进行“封城”，进而要求全面停工、停业、停学，出现全民蜗居在家的景象。同时，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口罩隔离，大到区域之间的空间分隔，都成为疫情期间的特殊情景。疫情的影响并不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是给全球带来了普遍恐慌，众多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出入境限制政策，世界范围内经济、民生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时至2月中下旬，疫情防控何时收尾尚不明确，但透视疫情扩散的过程，部分职能部门和政府官员理应要对这起灾难负相关责任，至于疫情之后国家应当怎么建立应对风险的有效机制，还需要对这次疫情中社会秩序有序—无序—有序的动态建构过程进行深度考察与反思。

2019年底至2020年初发生的澳洲火灾、东非蝗灾、美国流感以及我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说明了社会现代变迁中自然界对人类存在永恒的不可抗力，也印证了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风险的不可计算性。对于民众来说，武汉疫情发生突然，但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性质上非常相似，二者防控的力度说明了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惧心理。所谓传染病，是指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传染病的流行需要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条件。两次疫情的传染源均为散播病原体的人和动物;传播途径主要为呼吸道飞沫传播与接触传播，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则增加了气溶胶和粪-口的可能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则是对病毒缺乏免疫力的群体。有学者对2月11日中国内地上报的44672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年龄在40～70岁的患者数量达到27162人，占比超过六成。其中年龄在50～60岁之间的患者超过1万人，是所有年龄段中患者最多的一个区间，在确诊病例中占据了近1/4”，并得出中老年人是易感人群的结论。1

预防传染病的一般措施有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目前，医学界并没有研发出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疫苗，故而减少人口流动，做好个人防护、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对疫情重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是防控疫情扩散的根本措施。这一举措展现了病毒与“空间”的紧密关系。所谓“空间”，主要指相关人群有形和无形的集合，可以理解为受物理边界与成员心理制约的关系系统，而这种结构以一定的秩序运行方式呈现出来。按照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空间具有边界性、社会性、历史性的三维分析框架，既作为具体的物质形式被感知、标示、解释，同时又是判定人们身份归属、主体性、生活意义表征的精神性形态，因而可以分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两大类型。空间与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关系就是用物理空间分隔的方式阻断传染病传播，故而，物理空间阻隔可以理解为在保障空间安全的前提下控制某一区域到另一区域的人口流动，其类型可分为:由外力作用下的空间分隔;基于自我保护或社会歧视而形成的自觉空间隔离。因此，空间阻隔不仅仅设定了阻止人口流动的物理边界，也融入了人们的价值倾向与精神状态，是一种社会空间的阻隔。这种阻隔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表达了人们对待呼吸道传染病的复杂情绪。

武汉地理空间阻隔经历了对潜在风险的不自知与信息屏蔽—国家控制—自觉防控+极端阻隔的过程。实际上，早在引起社会恐慌之前，这次疫情已经有了蛛丝马迹。2019年12月以来，武汉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相关信息通过网络等传播媒介向外扩散。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201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自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此后，多处地市实行全城类封闭式管理。在基层社会，各小区与村镇也逐步由人口自由流动发展为封区封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在国际上，美国、澳大利亚、朝鲜等国则采取各种方式阻断与中国疫情的牵连。这种靠“封国”“封城”“封村”，企图在地理空间上隔断人与人接触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在意外危机发生之后合理的行动方式。但是，由于人们对疫情信息掌握不明，内心恐惧感加大并强化了各种空间阻隔，导致了社会恐慌的传播和秩序系统的拆分与重组。

从2月14日开始，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日增加率有所下降，人们期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网络中出现了对各省疫情结束时间的预测，除了武汉预计4月份结束外，大多数省份的疫情结束时间定位于2月底3月初，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美好憧憬。但是，整个疫情及潜在风险引起的恐慌可能会持续很久。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社会恐慌事件，这些社会恐慌形式多样，形成原因不一，但可以归纳为人们对生命把控的不确定性、陌生人对生活区域的占有、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任度较低、社会心态的盲从等。这次疫情中的恐慌与社会生态则具备了一些新的表征。

“污名”，最早由戈夫曼系统提出，具有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五大要素。“污名化”是一个动态的群体行动过程，处于强势的污名实施者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将被污名者的负面特征放大，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就此次疫情来说，由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带来的危险，导致与此相关的物品、人员、地域、环境等，都被打上“有害”的标识，并引起人们的反感与行为上的拒斥。武汉隶属荆楚，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次疫情之前，和“污名”之间呈现弱关系，而疫情扩散后，虽然拥有八方支援及“英雄城市”的社会评价，但其城市形象却经受了建城以来最严重的污名化。在各省市地理空间的阻隔中，无论是留守武汉的还是出离武汉的人，都遭遇了“武汉人滚回去”“鄂人等于恶人”等极端排斥和强烈对抗。被污名者如果没有受到制度的保护，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而污名化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并且出现越来越多的被污名者与替罪羊。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中，全国多地城市道口、小区相继以升级管控、防范疫情为由，对租房者与买房者、外地人与本地人实行差别对待，把外来租客排斥在本地疫情防控体系之外。这种集体迷狂是空间阻隔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除了地理空间的隔离，人们尚无更好的对策来化解不可预知的生存风险，而地域污名的影响面可能会持续扩大，如疫情较为严重的河南、湖南、广东等地，或者是某个省域内部较为严重的地市，某个城市的小区，也已经受到污名化的影响，给当地民众带来各种生活障碍。

在这次疫情中，有两组热文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的点击与传播，并引起人们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一篇是题名为《被专车接回家的“官二代”和高速漂泊十天的货车司机》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不断转发。“官二代”在微博上发文，吹嘘自己父亲在全省封路的情况下，通过关系把他从天门接回荆州。货车司机是天门人，大年初一从四川赶回湖北时，由于交通管制，湖北车牌寸步难行，既不能进服务区，也无法下高速口，所以货车司机连续十天在高速上流浪。这两起案例的对比说明风险的分配逻辑与社会等级秩序是重叠的，即使风险的后果无法进行准确的测量，但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弱者必然是风险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另外，在非常时期，人们往往有着超乎平常的社会敏感性，这两起案例，大大冲击了民众的公平意识，促发人们思考社会安定的真正根基究竟是什么。另一组热文是关于湖北病毒研究所的各种真假传闻，类似的还有厅级干部因无干部病房拒不入院的报道。这些信息充分暴露了知识界与政界的各种潜规则，也将人情社会的暗疾放至前台，引起人们的极度反感，同时批判自己在向上流动中所遭受的空间挤压。“空间挤压”可以理解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自身的限定性特质，利益被剥夺者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既定空间的制约与限定，其所处的位置尤其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导致空间挤压的根源主要是社会不平等。在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中，人们更重视“权力”“有后台”“特权”“家庭背景”等关系因素，2并且往往对这些因素有着较强的敏感度，一旦找到突破口，将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体现出来，国家治理也将陷于信任危机。

按照前苏联学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世界被分割成官方严肃的秩序世界和自由自在的“第二世界”，后者完全打破和颠覆了前者的等级壁垒与规则仪节，并抽离固定的时空而表现出全民化、娱乐化、通俗化的文化形式，这即是一种“狂欢式”的表述。3网络时代的到来，给大众娱乐提供了更为迅捷有效的平台，而虚拟世界的狂欢正是信息娱乐化时代的特有产物。4在空间阻隔中，人们居所封闭，在场交往非常有限，再加上他人思想、情感与行为的社会传染，人们很容易产生焦虑不安的负面情绪。在以网络为主要交流工具的特殊时期，线上狂欢无疑是最适宜的情绪宣泄方式。

这次疫情中的线上狂欢内容多元，可以说日常生活、医疗卫生、古今中外无所不包。首先，对自我保护式隔离的戏谑。在疫情防控中，人们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身体隔离方式，充分发挥了搞笑天赋与生活智慧。在欣赏有趣的隔离图片时，紧张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次，对慈善与投机行为的调侃。慈善与投机牟利是国难时期伴生的两种对立行为，前者是社会各界以捐款捐物、线上咨询、做志愿者等方式支援疫情防控，后者则有哄抬物价、倒买倒卖、售卖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恶行。武汉红十字会处理捐赠物资的不当方式、某网络大V对韩红慈善基金会的举报、某年轻艺人卖口罩骗取钱财的行为均受到网络围观。在疫情中的举动无疑是映照人们家国情怀的一面镜子。再次，中西文化的无厘头碰撞。主要是关于中医和西医医疗效果的争论。争论没有结果，只是人们嬉笑怒骂、评价社会的一种手段。最后，传统表述与应景口号的对比。疫情爆发以来，日本一直对我国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一批救援物资注上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古雅标语，但《长江日报》却发表社评文章，认为“武汉加油”更为动听。对此，舆论表现出了不认可，说明了人们并不认同中国到处可见的口号式标语“越简单越有力”的工程主义逻辑。概言之，在武汉疫情话语叙述的文化空间里，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宗教意识、地域风俗、人情世故以人们的“狂欢式”的表述方式表现出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可以谓之为“生发于小事，累积为大事，终结于伤害”，整个疫情扩散的过程完全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风险应对不足问题，主要体现为地方官员的决策失误、专家科研的目的不纯以及社会大众的风险无知，而矛盾的最终指向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与考验。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重建一种应对风险的新型社会秩序，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化路径，需要我们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已经由普通发展型国家变成了全球性大国，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并存的时期，但我国的决策体制与机制依然是工业化时代的层层集中、层层下达的垂直的体制，而缺乏一种扁平化的快速决策体制。5疫情中类似“封城”“封村”“封区”的地理空间分隔，说明了我国国家力量的强度与效度，并表达了助力风险防控的决心，但也要正视这次疫情的教训，在国家治理上收放有度，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处理风险问题的正确意见。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刷屏，表达了人们具备主动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心态。应对疫情，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所有相关领域，科学家、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等共同的责任。鉴于社会风险的潜在性与突发性，国家有必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弱者渡过生活难关并树立生活信心。同时，要制定特殊时期灵活的医保政策，尽可能避免风险来临时的社会无序化状态，使民众即使身处意外危机下仍然能够保持生活的稳定感。国家权威的确立，需要得到民众真正平等的有意义的“承认”，这是平衡国家—社会关系、有效对抗风险的基本条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使很多家庭遭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也出现了大量秉持社会良知的“最美逆行者”，但在大众当中蔓延的是由于信息模糊而形成的社会恐慌。这就需要国家在管控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方式上保持各种信息的公开透明，让人们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全面科学地把握疫情信息，并且培养自己的风险认知能力和解决能力。恐慌很大程度上与谣言相关，谣言是一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6，社会事实的模糊性为谣言叙事创造了发挥的空间。在这次疫情中出现了各种如何防控病毒的谣言，用淡盐水漱口、饮高度酒、喝“双黄连”、服用抗艾滋病药等等高招层出不穷，极大扰乱了社会秩序与民众心理。因此，人们只有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参与解决相关问题，才能够在风险来临之际有能力保护自己并维护国家利益。“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7中华民族的沧桑历程造就了国人对于苦难的超常忍受力，但在安定富足年代，民众不应该再成为社会风险压力的最大牺牲品。

疫情之下的社会心态不同于日常心态，往往更容易随事态发展而快速发生变化，也更容易受到社会负向情绪的传染，而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偏差、态度偏颇、行为异常。因此，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至关重要。8有团队对疫情中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持续调查，并认为:在社会情绪经历了一些波动之后，人们对于疫情风险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对新型肺炎感染治愈可能性判断提高，自己社区被传染可能性判断下降。9无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措施的升级提高了民众战胜疫情的自信心。在疫情防控中，信心是社会心态的核心影响因素。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后，我国政府、医疗机构、商业组织、民间团体均逆流而上，为疫情防控提供各种支持，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更给人们树立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因此，在完善应对社会风险的秩序机制时，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民众生活，淡化人们的剥夺情绪与冷漠情绪，使人们因国家与社会的支持而不断提升获得感与安全感，最终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药记载的“疫病”“瘟疫”范畴。中国历史上疾疫频发，社会危害触目惊心，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自春二月迄今(七月)京师疫，死亡日以万计”10，类似记载不可胜数，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疾疫治疗经验。在对抗病毒感染理论探索和临床经验中，中医药疗法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与推崇。钟南山院士等专家也提出，“应重视中医中药在防控新冠肺炎中的作用”，这一结论再次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当然，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解决时疫的功效与方法，还需要知识界在实践的基础上参照民间经验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这次疫情防控的典型特征就是进行空间阻隔，要解决空间阻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孤独感，家庭无疑是最好的依托。当人们面对个体化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时，家庭仍然是满足人们情感需求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