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

 周明长

《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内容提要】新中国第一个最完整、最先进、规模最大、职能最全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重任，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这一规模空前的现代化工业经济核心资源的大位移，既促进了三线地区工业化，有力带动了被支援城市城镇及其区域经济社会的突进式发展，又在客观上导致了“以大中型工业城市”为基础的东北经济社会的低度化发展。这种“一切为了备战”，并以“临战方式”急速推进“非常规”的三线建设，对于“被建设”的三线城市与“支援建设”的东北城市的发展命运带来了殊异的结局，更对这两个区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

【关键词】东北　支援三线　三线城市　东北城市　发展命运

1964年6月，中共中央为破解严峻的军事压力和改变全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做出了以备战为目标、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重大决策。基于对项目安全、应对现代化大规模战争和三线地区长远发展的多重考虑，中央提出“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国防工业要坚决执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国防尖端要“进洞”，内迁项目要“大分散、小集中”；“不建集中的城市”，“搞点小城镇，还是搞小城市的方针”的三线建设原则。同时，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最完整、最先进、规模最大、职能最全的工业基地，东北重工业基地从服从和服务于“一切为了备战”的国家大局出发，以“临战方式”内迁主要国防科技工业、重要基础工业、管理技术骨干、熟练职工队伍、科研高教机构等经济核心资源，“竭尽全力、不计成本”地支援11个三线省区，这种急速推展的“非常规性国家战略”成为1964年—1978年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

目前，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检索中国知网等学术数据库发现，1980年以来的三线建设研究约有学术论文300篇、硕士论文20本、专著4部、全国和地方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资料集近百种等。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11个三线省区基础资料的梳理和建设成就的概论上，缺乏对承担“支援全国三线建设”的某省或多省的实证性研究。拙文拟利用重要基础资料及部分原始档案，剖析东北支援三线的过程、内容、途径、成就、问题、影响等，期望以此深化三线建设研究。

一、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与专项政策

1964年6月—8月，中央决定“备战导向”的三线建设的“中心内容”是，在优先发展“铁路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前提下，重点发展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原材料（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建材）、机械等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公路、航运、邮电），并相应发展轻工业和农业。9月，中央出台了“三线建设总体规划”，要求“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重点内容是，在机械工业方面，国家计划会议于1964年9月提出“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在军事工业方面，西南地区规划建设“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西北地区规划建设“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由此可见，三线建设总体规划“规模之大、投入之巨、内容之多、目标之高、工期之快”，及其“备战强度”。

为迅速将国民经济建设从调整时期全面转入“三线建设”的新轨道，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专项政策。

首先，调整一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由于“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就要控制第一线，特别是第一线的大城市。在工业布局上，就第一线说：第一，不上一个新项目；第二，续建项目能够缩小规模的就缩小规模；第三，能够‘一分为二’的，就准备着‘一分为二’；第四，能够迁移的就迁移。要下定决心，不管他五年不打还是十年不打，我们的方针是建筑在打的基础上，不仅指企业，还包括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和大专院校在内。在第一线，能够下乡的要下乡，比如农业大学、专业学校。因此，“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新建项目都摆在第三线或第二线，现在就要勘测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新建仓库要放在二、三线；新建大专学校、科研机构一律不得放在第一线。所有摆在三线的项目都要落实，要贯彻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对于各部门各地区增加投资的要求一律要顶住，理由是要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西南铁路建设已定的所有人员，必须在9月半最迟9月底，进入工地开工。”1964年9月4日，中央三线建设座谈会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必须考虑重新布局，三线建设和一、二线调整都必须按照战争打起来的要求而迅速行动，绝不能强调困难，拖泥带水。就三线建设指挥机构、三线重点项目、一线工厂调整搬迁等问题向中央提出了报告”，对“已经安排在一线的新建项目，一般的应当停止建设。进口的新技术项目要坚决摆到三线去”。

其次，内迁政策。1964年9月，中央对迁厂提出“首先必须坚决迁建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企业（车间、设备），包括生产或试制常规武器和国防尖端产品所需的原料、材料、配套产品的企业以及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的企业；在选择厂址时，要贯彻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迁建的企业，要尽可能挤到三线现有的生产企业中去，同时要充分使用下马的厂矿以及楼、堂、馆、所、仓库、学校的现有房屋；老厂在迁建时，要结合进行技术改造，要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一线企业迁建三线，凡是一分为二的，从建设到生产由一线原企业负责到底；这次搬家，必须使工业交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有利于应付战争，有利于多快好省”等十个注意要点。

再次，一二线支援三线。由于目前的“钢铁、机械（包括各种机械）、化工等重要工业，一线所占比重达到75%—90%，二、三线的比重很小”，必须对一二线采取“停、缩、搬、分、帮”五种办法，必须“像战时那样，用战斗的精神去搬厂、分厂”。并且，“现在还要靠一、二线吃饭，一、二线的生产多增加一些，建设三线的力量就更加强大……才能为三线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多新的技术装备，输送更多的技术力量。”为此，1964年9月24日，东北局提出“一是拥护搬、分，地方工业要搬什么，也没有意见；二是在搬的过程中，要成龙配套、大小结合。有的要全搬，有的要一分为二，要按具体情况，有些东西不要连根拔，一线还要发挥作用；东北科学院系统的单位要搬，分九个，……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农学院、林学院也要搬出去……要成套地搬，多的先搞分厂，过两年再变成独立的厂。可否实行包的办法，譬如东北包西北，华东包西南。现在就要派人前去踏勘，要条块结合起来。比如，鞍钢可以搬出四座高炉，一个钢厂。东北要准备两面作战，打起仗来，整个农村都是三线，必须把农村搞好，不能设想都退到老山林里去。”1965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因此“不但搞计划是备战的计划，同时还要有备战的体制、备战的财政、备战的国防、备战的建设”。总之“一切为了备战”，“发展农业”只是大体解决“吃穿用”。

最后，内迁项目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的搬迁规划主要是生产常规武器的军工企业，为军工配套的金属材料、机电产品、高能燃料、橡胶制品等企业，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特别是生产三线缺门或短线产品的企业，以及为国防尖端军工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重要专业等。初步安排369个项目，加上1965年年底可搬完的127个项目，1964年至1970年共搬迁近五百个项目（1967年至1970年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尚未提出）。从一线迁出的职工约19.8万人，设备约二万台。其中，1966年全年初步安排搬迁159个项目（包括1965年结转的87项），共需投资7.5亿元左右。这批搬迁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加上新建的项目，三线地区的产品品种和生产能力都将有很大的增长，凡是一线能生产的产品，三线基本上都能够生产，我国工业布局将有很大的改善。如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将迁建160个项目，78个大类机械产品，以形成三线都有生产基点，将三线机械生产能力从约占全国的7%提高到20%以上；冶金部通过搬迁使三线基本上都可以生产一、二线的产品；化学工业部（以下简称“化工部”）计划从一线迁出军用化工、橡胶、医药等3大类产品的24个项目，到1970年年末，三线橡胶、军用轮胎的生产能力将从原有的2.7%增长到25%，三线原来是缺门的麻醉药及抗菌素的生产能力将占到全国的30%，军用油漆、急救药品等在三线建立起新基地。今后还要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搬迁一些大型骨干企业。

二、支援内容与项目布局

三线建设总体规划及其专项政策对此后十余年的全国国防、经济和城市建设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特别对地理上处于“与苏联两面作战”，且有可能面临“苏美联合入侵”的东北而言，其“内迁三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从1964年10月起，“内迁和支援三线”就上升为东北的“中心任务”。

（一）主要内容

第一，中央从1964年9月提出一线必须尽快尽可能地将“国防尖端工厂、重要的军工工厂及其必要的协作配套工厂，有关国计民生的骨干工厂，生产全国短线产品和三线缺门产品的重要工厂，以及全国独一无二的重要工厂和关键设备，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搬到内地”。至1966年年底，“加速内迁”是东北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要务。据统计，在前3年的三线建设中，“一线内迁”的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来自于东北和上海这两大现代��程度最高的工业区。其中，三线新工业基地建设急需的“能源、原材料、国防科技和‘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的重型机械工业”等项目，乃是东北搬迁的“重中之重”。不论是“搬迁项目的数量、质量及其资本技术人员结构”，还是从“尽快建立三线工业的初步基础”的角度而言，东北内迁项目的“重要性”和“现代化程度”均在其他一线内迁项目之上。从1964年四季度一线“首批内迁项目”看，共内迁民用项目20个、军工项目9个，计9724人。其中，冶金部4项，550人；一机部2项，510人；农业机械部3项，1020人；化工部8项，2680人；石油部2项，110人；邮电部1项，820人；国防工业9项，4034人。这批项目都是生产试制常规武器和国防尖端产品及其所需的原料、材料、配套产品的企业，也有少部分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的企业。到四川14项，到贵州6项，到江西2项，到云南、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湖南和河北省张家口各1项。其中从东北迁出的项目和职工数约占总数的1/3。

1965年，一线内迁了120余个项目，迁出职工48000人，设备约6700台。其中，从东北迁出的国防科技、重工业项目占总数的近50%。9月，东北局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根据笔者对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从1965年年初“举全国之力”开建的“酒泉钢铁及航天基地、天水低压电器基地、银川-西宁-宝鸡机械工业基地、兰州-西安综合性工业基地、西安-宝鸡-汉中航空航天核工业基地、重庆特大型综合性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基地、川东船舶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川北国防科研及电子工业基地、成都综合性工业基地、德阳-绵竹-自贡-乐山重型机械和大型发电设备基地、攀枝花-西昌冶金能源工业基地、川南能源化学机械工业基地、贵州航空航天电子电器工业基地”等，在其空前的资源投入中，除中央财政直接投资外，一是“东北内迁”，二是“上海和华东内迁”，三是“华北内迁”。如中央批准“1965年第一批54个企业搬迁西北，共38546人至39646人（国防工业人数最多）。按行业分，冶金8项，一机23项，农机3项，化工5项，水电4项，建工1项，铁道2项，国防工业8项。按地区分，陕西17项，甘肃13项，青海4项，宁夏10项，未确定10项”。这批主要来自东北、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企事业，80%以上迁至西安、宝鸡、兰州、天水、玉门、西宁、银川等城市附近。据统计，一机部内迁项目数为全国内迁之最，“沿海地区共援建和迁建了241个工厂、研究所（包括设计所），内迁职工62679人，设备17727台”，占全国520余个内迁项目总数的46%，其中从东北迁出的项目至少有80个。

第二，国家从东北调出了规模最大的重化工业“人财物及技术研发”等核心资源集中于三线建设。1964年8月，中央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任务后，一线老厂都把“支援三线”作为“最大的政治”，“无条件”择优调集出“人员、设备和技术”。1966年5月，中央提出了“三老带三新”（“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线建设措施，把一线老厂“一分为几”，包括全套干部、工人、设备迁到三线筹建新厂，同时从几个一线老厂中分别抽调干部、工人、设备，支援帮助新厂，明确规定必须要做到“三包一底”（“包建好、包人员和设备配齐、包建成后投入生产，完成国家计划，从建厂到投产负责到底”）。仅1966年，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就承担了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的任务。从筹建、施工到投产，从配备领导、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原材料、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到试验研究等，由辽宁和鞍钢一包到底。据统计，因“三老带三新”，从1965年—1985年，辽宁军工企业共援建和包建全国军工新企业约100个，支援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各种机械设备达3万余人和3000多台，还为新厂代培了一大批技术工人。1953年—1988年，辽宁工业为国家提供的利润和税金，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调出省外的生铁达6113万吨、钢材达7949万吨、纯碱达1178万吨、烧碱达165万吨、水泥达5508万吨，还有大量的其他生产和建设物资，同时调出了数十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1960年—1976年全省共净迁出人口171.5万人，年平均迁出10.1万人。以吉林省支援三线为例，到1985年，仅吉林化学公司就为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54个企业输送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1.8万余人，为19个省、市、自治区的142个企业、86所大专院校和一些国家代培了超过3.83万名专业人才，输送和代培人数接近于公司现有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总和。丰满发电厂向三门峡、龚嘴、碧口、葛洲坝等水电站，输送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800多人。吉林铁合金厂先后支援湖南、遵义、峨眉、辽阳、西北铁合金厂等51个大、中、小铁合金企业的建设，培训、输送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熟练工人2900多人。以黑龙江省支援三线为例，从1965年开始，仅12个军工企业就包建支援了贵州、江西、湖北、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甘肃等210多个单位，共支援设备3389台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熟练技工16096人，还为包建企业支援了大量工具、工装、成品零部件及大批图纸、技术资料。以一机部仪器仪表工业支援三线为例，仅从“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无锡、西安等10个城市的仪器仪表厂，就抽调6000多名职工支援建设，担负包建、援建任务”。以“被支援量”最大的重庆市为例（含原江津地区，1965年—1980年共计投资达50亿元，占全国三线建设总投资的2.4%），1964年9月，国家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决定“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12个。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其中有分属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部的90个国防企事业、科研单位，有与之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交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据不完全统计，重庆“三线建设”政策性人口迁入约50万人，如1965年年初国家建筑工程部在渝设立“第二工程局”，“1965年2月原建工部渤海工程局局长李景昭带领首批职工从辽宁乘专列火车来重庆，随带主要机械设备、技术资料等装载了64个车皮。截至1965年6月，从外地进入重庆的基建施工队伍就有26904人。”据多种资料统计，因支援“重庆地区三线建设”从东北迁入了至少近20万人。

（二）项目布局

1965年年初，西南三线两百余个重点项目全面开始施工。国家从东北等地调入西南的建设人员超过100万。加上民工队伍，在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人数，高达二三百万人。除军事工业和铁道兵外，1968年各部进川的人数达44余万，1969年达54万。据1965年5月不完全统计，仅列入国家搬迁计划的辽宁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就有26个、约5万人（含基本建设队伍近2万人）。根据有关统计，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其中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另还有一批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种以东北、沿海“集群内迁”为先导的三线建设的“全面推开”，其主要目标是要依靠“东北、沿海核心资源”以尽快形成“以攀枝花为中心，在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的西南三线建设基础。1965年11月底，邓小平确定了“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的西南三线建设骨架。1966年春，邓小平等进一步明确了西北三线建设规划的大体框架。通过1965年—1975年大规模内迁、一二线支援后，三线地区基本建成了各类国防科技工业、重要新工业基地的总体基础，大体实现了“重庆应当成为西南三线地区的‘小上海’”的建设目标。

在此期间，东北内迁和支援三线的资源居于首位，东北的国防科技、冶金、煤炭、机械、化工、铁道、交通、邮电、石油、地质、建工、建材、轻工、纺织、农业、农垦、科研、高教、文化、卫生等30多个部门，共计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调出设备3万台。更为重要的是，东北支援项目的“布局”充分遵循了中央关于尽量利用三线原“二五”时期展开的“各城市工业区”基础，适度考虑拟定点地的“国防安全、能源、原材料、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技术协作、交通运输、市场腹地、项目相对均衡、带动落后地区及民族地区”等因素，对地位重要、数量众多、投资巨大的内迁和援建项目，在宏观上“沿铁路为主、沿主要江河为辅”进行大纵深化的“点-线-面结合型”布局；在中观上依据实际条件采取“资源分布型、部门配套型、交通配套型、企业群体型、城市依托型、分散隐蔽型”等各具特色的布局方式；在微观上选择“有依托（如城市城镇、新工业区、交通干线、资源地等）”、“无依托（如片面靠山进山进洞、过度分散、盲目选址等）”的布点方案。从总体上看，东北支援项目仍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大分散、小集中，多搞小城镇，建设小城市”的预期目标（见表1）。这种“非常规性”的三线工业布局，为广阔的三线地区迅速输入了工业化急需的核心资源，加快了一系列“依托大中小城市”的新工业区的建设进程，高速促进了三线工业化，有力带动了被支援城市城镇及其区域经济社会的突进式发展。

三、三线城市崛起

从1964年至70年代末，西北、西南是东北支援三线建设任务量和资源投入量最大的两个地区。国家的巨额投资、专项政策、项目倾斜、技术引进、“东北全力支援”以及“沪苏浙大力援建”等一系列“超大规模优质资源”的持续输入，“备战导向”的优先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的三线建设获得全面推进，所形成的三线工业化的空间布局、类别组成、项目规模、资源配置等，决定着三线城市发展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三线建设的持续深入，强力开启了三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进程，改变了数百个三线城市城镇的性质、规模和发展道路，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城市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新型态，建成了较为完整的11个省域城镇体系以及由之“构造”的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崭新的区域城镇体系，彻底完成了全国范围内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总任务，强劲地推动着三线城市的“群体化”崛起，从根本上扭转了三线地区城市城镇的落后状态。

（一）城市性质全面更新

所谓“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区、国家以至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主要职能。因此，从本质上讲，城市性质的更新也就是该城市主要职能的更新。从表1可见，在东北、上海等的全力支援下，国家将三线建设的重点高度集中于国防科技、能源原材料、机械、化学等重工业部门，这样一来，无论是因三线建设而生的渡口、六盘水、十堰、金昌4个新城市，还是项目布点较多的城市城镇的改扩建，以及因项目“大分散”布点下由农业场镇所转变而来的300余个新工业城镇，其性质或主要职能的产生和演化，都是以服从“所建项目及其对区域和国家的作用”为核心目标。经对表1分析，三线新兴城市城镇中主要有：综合性工业城市12个（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太原、郑州、武汉、长沙）；国防科技工业城市（含城镇，下同）四十余个（如重庆、成都、绵阳、江油、广元、乐山、西昌、江津、永川、达县、万源、涪陵、万县、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西安、宝鸡、咸阳、汉中、兰州、天水、酒泉、太原、长治、洛阳、新乡、襄樊、老河口、安陆、宜昌、株洲、邵阳、怀化等）；煤炭工业城市十余个；冶金工业城市三十余个；电力工业城市十余个；石油工业城市近十个；化学工业城市二十余个；机械工业城市七十余个；轻纺工业城市十余个。这一系列城市城镇涵盖了三线地区1990年前所有的建制市和最主要的工业城镇（见表1）。由此可以肯定三线建设全面更新了三线各主要城市城镇的性质。

（二）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三线建设在各主要城市城镇的不断实施，迅速建成了大中型企业1100多个。随着这批单位中近百万的东北内迁职工和家属及其在三线大量招工以及附属人口的不断聚集，加上各三线单位生产���及其服务设施的扩展，都促进了相关城市城镇规模的扩张。

首先，人口规模快速扩张。据1963年统计，全国共有市区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5个，其中，上海包括近郊区有800万人，北京496万人，天津424万人，沈阳253万人，武汉244万人，广州247万人，西安132万人，成都135万人，重庆189万人，哈尔滨197万人，南京136万人，太原109万人，济南108万人，长春116万人，大连107万人。按照1964年年底的一、二、三线地区划分，有10个在第一线，5个在第三线。到1981年年底，全国特大城市增长至18个，一线新增了青岛、抚顺，三线新增了兰州；全国50万—100万市区人口的大城市数增长至28个，三线地区的大城市有6个，昆明99.7万人、郑州85.9万人、长沙83.5万人、大同59.0万人、洛阳56.3万人、贵阳82.7万人。其中，贵阳比1965年增长了16.7万人，大同和洛阳“晋升”为大城市。此外，原西北民族地区小城市银川迅速发展为中等城市，其中仅东北迁入银川的职工和家属就超过1万人。原为西南民族大山区农村的渡口、六盘水也跃升为中等城市。据笔者对相关资料统计分析，这15个特大、大型、中等城市均属于“东北支援”的重点城市。另外，获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支援的十堰，从一个不足800人的鄂西北山区小镇发展为超过10万人的新城市；黑辽两省支援的德阳，城镇人口由1964年的2万余人增长至1981年年底的近10万人，成为四川省城镇人口最多的县城。

其次，建成区规模快速扩张。由于三线建设的重点集中于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对建设用地、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量数倍于轻工业，加之三线项目必须要“适度分散”布点，又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工业的用地量。因此，一个大中型三线项目的建成和投产，在相当程度上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等的“城市新区”。例如，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等6个城市，1980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比1965年增长了1倍、5倍、15倍、1倍、8倍、7倍。又如，以东北支援的绵阳、自贡为例，1965年，绵阳城区及城郊定点的三线项目有12个（含新定点8个），共占地2319.5亩，到1976年年底，绵阳城市建成区达14.8平方公里，到1984年年底，建成区达18平方公里，分别比1965年年底增长了1.8平方公里、5平方公里，且基本建成了平政桥电子工业区、南山轻化工业区、御营地方工业区、普明机械工业区、开元建材工业区、东山风景区和松林坡南第二电子工业区7个新区。从1965年—1970年，自贡市区内17个三线重点单位逐步建成，新增职工及家属约6.5万人，显著扩大了邓关、鸿鹤镇、马冲口、贡井4个老工业区，建成了黄桷坪、舒坪2个新工业区。再以银川为例，1965年年初，市委以新市区（今西夏区）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新建了二十余个大中型企业（含东北迁入和援建的6个企业），新市区在10年内就发展成为5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区。

再次，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在国家的高强度投资和东北、上海等地的支援下，三线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9大“国家级”新工业区，极大地推动着“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城市城镇现代经济功能的形成和壮大。据统计，1964年—1980年，三线工业总产值从258亿元增长到1270亿元，增长3.9倍，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164亿元增长到4992亿元，增长3.2倍，三线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增长速度的22%；同期，三线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15%提高到25.44%。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约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9万个，形成了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余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特别是“全国1500余家大型企业，分布在三线地区的占40%以上”。从重点城市看，1957年，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的重庆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78%，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1974年，重庆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0.97%，1978年，重庆市工业总产值达62.16亿元，占四川省的28%，占全国的1.47%，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跃居全国第五位，发展为中国的九大老工业基地之一、最大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战略后方中心城市。1964年—1978年，成都市工业总产值由6.83亿元增长至43.03亿元，1978年的成都市工业总产值已约占全省、全国的20%、1.00%。1981年，西安市、太原市、兰州市工业总产值达47.13亿元、35.59亿元、42.04亿元，分别占全国的0.91%、0.69%、0.81%。到1987年，兰州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82.11亿元、工业总产值达69.32亿元，分别居全国29个省会城市的第10位和第13位。以川西北原农业县江油为例，在东北等地支援下，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突破5亿元，比1964年增长20倍。由此足见，三线建设无疑是各城市城镇经济规模“几何级扩张”的关键原因。

（三）地域结构显著优化

由于“备战导向”下的三线建设必须“沿铁路干支线和主要江河”进行纵深化的“大分散、小集中”布局，以及“城市建设必须为工业生产服务”的总方针，因此，三线项目“多线、多点、多极”的布局就从总体上决定了三线城市地域结构必然向着“线性展开、地区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并由之获得了“显著优化”（见表1）。

第一，三线空间布局及其投资决定着三线城市的整体地域结构。由于三线建设的重点省是“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的陕西、甘肃，以及中南的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这8个省土地面积236.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4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40%。仅1965年—1975年，三线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919.6亿元的43.5%；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1119.4亿元，占同期全部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2489亿元的45%；工业基本建设投资767.6亿元，占同期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608.4亿元的47.7%。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8省共计完成投资1112.9亿元，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87.7%，其中工业基本建设投资670.6亿元，占三线地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87.4%。8省的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集中用于中央各部所属的骨干项目。十一年合计，中央项目的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77%，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的中央项目比重约达80%”。三线建设的这种“空间布局及其投资额度”的结果是，快速建成了“川南、川北、陕南、中原等各有特点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以机械、天然气、化工、大型水电站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以及东川-易门铜基地、个旧锡基地、昆明开阳磷基地、六盘水煤基地；以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棉纺织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豫西、鄂西、湘西的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区，等”。这一批新工业基地又是由数十个不同职能的大中小工业城市城镇“有机集成”而来，故三线新工业基地的建成和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三线城市地域结构的整体框架。

第二，“以城市城镇为依托”的大中型三线项目决定着三线城市的具体地域结构。1964年9月—10月，西北局规划的三线建设大致沿“西侯线、阳平关到汉中线，白银到靖远线，宝鸡中卫线”等铁路线布局，“陕西今后新建工厂，可摆在汉中、西侯线和陇县等地；甘肃在天水摆些精密机械和仪表厂，在张掖摆些重型机械工业，在靖远摆些化学工业；宁夏今后建厂可放在石嘴山、银川、青铜峡、吴忠地区”；华北区设想“燕山、太行、吕梁、晋西南等为三线”；中南区计划“本区有搬（搬出去）、有接（搬进来）、有建（建设某些少数的或个别的新项目），有些产品多搞几个制造点”；西南区决定“以川黔、云贵、成昆3 条铁路为重点，以重庆、攀枝花、六盘水为中心”。这就基本决定了三线地区数以千计的大中型项目的具体定点地，同时也决定了“被建设”的主要城市城镇。据统计，8个重点省共建设了大中型企事业单位1945个（含军工企事业609个），其中，川贵陕甘鄂又是项目布点数和投资数最多的地区。以国家投资较大的三线机械工业为例，在“要注意专业化协作，大分散小集中，要成线成片地进行布点”的政策下，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包括川贵云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西南机械工业基地，以第二汽车厂为中心的华中新机械工业基地，以汉中（机床、轴承）、关中（机床、工具、农机配件）、天水（仪表、低压电器、农机、轴承）、银川（仪表、机床）、西宁（机床、拖拉机、内燃机）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机械工业城市为基础的西北机械工业基地（见表1）。从东北支援三线第二重点的西南地区看，大中型企事业数、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三线地区的46%、40%、32%，加之其主要沿“宝成、成昆、成渝、川黔、襄渝、贵昆、湘黔”七条铁路干线的城市城镇进行布局，迅速形成了二十余个“以新兴城市为依托”的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化生产科研基地、上百个“以大中型项目为依托”的新工业镇（见表1）。比如在四川就初步建成了以军工和综合性工业基地为主的重庆、成都，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主的渡口，以航天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西昌、达县、万源，以重型机械和电站设备生产基地为主的德阳，以国防科技、核工业和电子工业基地为主的绵阳、广元，以冶金、电力和机器生产基地为主的乐山、江油，以光学仪器和煤炭生产基地为主的华蓥，以仪器仪表基地为主的北碚，以重型汽车制造为主的双桥，以船舶工业为主的江津、涪陵、万县，以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的自贡、泸州、宜宾，以机械、医药、轻工业为主的内江，以铝加工业为主的西彭，以化学工业为主的长寿，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綦江，以纺织、食品为主的遂宁、南充等。这既全面塑造出以重工业为主体、沿五条铁路扩展的四川新“H”型城镇地域结构，又使之成长为三线地区职能最全、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域城市城镇聚集区。

（四）城镇体系孕育成型

从表1可知，三线建设在快速建成一批核心工业城市、骨干工业城市、重要工业城镇之际，强力孕育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的城市群体。从1964年—1980年，全国共新设城市56个，城市总数由167个增加到223个，增长33.5%，年均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中，三线新设城市29个，占同期全国新设城市的52%，年均增长率约3.1个百分点。主要“依托铁路干线”的三线城市在“超常发展”的基础上又呈现出聚集发展的突出特点，且形成了三大新兴城市带：一是以沿宝成线、成昆线、贵昆线、川黔线、襄渝线、成渝线为发展轴，以成都、昆明、贵阳、重庆为中心，包括青白江、德阳、绵阳、江油、广元、乐山、峨眉、西昌、渡口、东川、曲靖、六盘水、安顺、遵义、綦江、达县、江津、大足、隆昌、内江、自贡、宜宾、泸州等数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准四边形”的西南城市聚集区；二是以沿陇海线中西段、兰新线东段、包兰线中南段、兰青线为发展轴，以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为中心，包括兴平、渭南、咸阳、宝鸡、天水、白银、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石嘴山、吴忠、中卫、湟中、大通、海晏等数个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的“准X型”西北城市聚集区；三是以同蒲线北段、京原线南段、太焦线和焦柳线为发展轴，以大同、太原、焦作、洛阳、襄樊、十堰、宜昌、怀化为中心，包括原平、晋中、长治、晋城、侯马、平顶山、南阳、荆门、潜江、枝城、常德、张家界、吉首、娄底、邵阳等中小工业城市和工业城镇组成“带状型”的华北、华中西部城市聚集区。在这三大新兴城市带中，作为核心大城市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太原等，经过国家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和东北等地的重点支援，都相继发展成为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综合性工业中心城市和我国极为重要的国防科技、机械电子工业城市，并成为保障国防安全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总之，孕育于三线建设的三大新城市带，既为中国迅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又全面构造出纵贯中国腹地的“具有全国性功能”的巨型城镇体系。

综上所论，东北是支援全国三线建设任务量最大的地区，优先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的三线建设以“不计成本”的政治要求促使东北“竭尽全力”将其现代化的核心资源“持续净输入”三线地区，高速促进了三线工业化，有力带动了被支援城市城镇及其区域经济社会的突进式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三线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东北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向三线的“延伸、浓缩和再生”。

由于三线项目必须贯彻“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不建集中的城市，多搞小城镇、小城市”的总布局原则及其所采取“临战导向”的建设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东北内迁及援建项目在布局、设计、建设、投产、管理、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呈现出“科学化与非科学化”剧烈冲突的尖锐矛盾，从而对三线城市城镇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一切为了备战”，三线建设在总体上并没有延续“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建设之路；二是三线建设本身并没有一个完整、严谨和具有相关必备政策持续保障的全国性、跨省域的“军民项目合理配置与适度结合”的总体规划且“过度分散”布点；三是企图以牺牲农业、轻工业、一线工业化的正常发展和人为削弱三线工业化所必备的最基本的城市城镇建设投资来“集中力量”尽快建成“硬三线”；四是三线建设的“特殊性、政治性、运动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剧烈冲击，这一系列“先天不足”及“后天失调”对于三线经济社会和主要城市城镇造成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单向超前突进”的新问题，除对三线地区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新阻力外，也给东北乃至全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成”了难以治愈的“新病灶”。

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支援”仍然在总体上显著提升了三线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水平。涵括“东北基因”的各类精华资源在推动三线工业化、城市化上产生重大突破，并使之迅速缩短与东北先进工业化的人才、设备、技术、制度、管理及文化等的巨大差距，此后三线地区所能达到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东北支援”项目的集中度，特别是在“国防纵深地区”的三线建设因整体上推行着同“以城市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逆向的大分散策略决定了三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极限。这样一来，因“东北支援”的城市城镇主导产业的迅速“高度重构”和“被建设”的城市城镇群体的不断趋同及其对东北工业化模式的非集中性复制造成的“个性淡化”等新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东北自身的正常发展，对东北长远发展产生了恒久性影响。如三线建设将东北推入了低速工业化并导致东北区域经济的相对衰落。进入改革开放和三线调整改造后，国家因“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而再次对东北的投入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了本与上海共同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东北城市的低速发展。

周明长：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