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朱妍 李煜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2013年11期

摘要：农民工群体在行为、态度、意识方面的代际分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脱嵌”的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这种状况的产生有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体现的是农民工与城镇制度和乡土传统之间关系的变迁和消长。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传统纽带的存在缓解了“制度脱嵌”的负面后果，而当新生代脱嵌于传统时，“制度脱嵌”的负面效益会被放大。改变“双重脱嵌”的困境，一方面要保障其劳动权益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则要保护传统关系网络，并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来促进其就地适应。

关键词：制度脱嵌、传统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群也在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当年，在异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农民工”)总量已达1.59亿。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谋求生计。

伴随着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扩张，学者们注意到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分化，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命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9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为8500万，占当年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①，并强调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

目前学者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处境已经给予了许多关注和讨论，我们则试图进一步提出“双重脱嵌”这一具有分析性和解释性的概念，以此为框架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呈现这一群体与其父辈之间的社会差异。我们将从“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两方面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呈现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了“双重脱嵌”现象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针对如何消解“双重脱嵌”的负面后果，实现从“脱嵌”到“入嵌”提出几点建议。

一、“双重脱嵌”：概念与内涵

2000年前后，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发现其中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日益扩大，这一群体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与其父辈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②。之后，学者们逐渐将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务工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③。学者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流动目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对职业有更高的要求，短工化明显；缺乏对农业技术和知识的掌握，也更不能接受务农的生产方式；经济行为和态度意识方面都更趋于自我导向的享受型；对个体的身份认同更为模糊④。

既有研究成果敏锐地注意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的诸多特征，为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许多经验发现，并引发诸多研究议题。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提出统合性的理论概念对这些特征的实质乃至其形成的制度机理进行探讨，这使得特征的呈现趋于碎片化、表象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把握缺乏整体性、机制性的把握。而本**调将农民工群体境遇和命运的变化放置于城乡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去理解，试图以“双重脱嵌”的概念来整合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成果，呈现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实质。

目前有关城乡流动人口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设置虽然已有了实质性推进，并有效改善了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但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仍未建立起与城镇福利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有效社会契约和心理契约，他们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仍然与城镇居民处于不同的“规则场域”之中⑤，很大程度上仍游离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之外；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脱离了农村，但在心理上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乃至农民身份有着更深的隔膜，他们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极大弱化，难以在城镇生活中重塑一个“拟似故乡”的社会场域。

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一代农民工虽被排斥于专供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之外，也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生活，但他们与乡村仍保有紧密的联系，在城镇广泛严苛的制度性排斥下，他们基于故乡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一个非国家的新型场域”⑥，并借此固守原有清晰的身份认同并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⑦。

据此本文使用“双重脱嵌”这一概念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代际差异，“双重脱嵌”包括“制度脱嵌”与“传统脱嵌”两方面。其中，“制度脱嵌”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获得、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与正式制度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渠道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社会管理政策虽已做出诸多改革，但流动迁徙和区域性给付水平的差距使得政策实践效果碎片化；政治权利基本“悬空”使其难以行使话语权。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城镇的包容程度显著提升，但本质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工业生活仍然处于一个正式制度之外的“非国家”场域中。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脱嵌”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表现：

(1)获取社会保障、福利与公共服务的水平仍然低下，而且新近推出的统筹城乡福利保障待遇的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仍面临重重障碍。其中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和社会统筹层次低下，2011年全国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和16.7％。在劳动就业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所受歧视没有显著差别，相比非农户籍外来人口和本地市民而言都居于劣势⑧。

(2)居住的边缘化和隔离化仍然很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商品化之前，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无权分享国家的住房分配福利，他们居住条件非常恶劣，集聚于“城中村”⑨。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产业布局的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向城郊迁移，或是分散在城中老旧的居民小区，虽然他们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有所改善，然而户籍属地差别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住房政策还是构成了城镇中排斥性的制度环境。由于管理缺位，某些地区的城郊农民工聚居区正在向贫民窟发展⑩。

(3)通过行政渠道获取就业信息、找到工作的比例很低。农民工入城后首先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以倚靠的行政资源仍然不多，与本地适龄人口相比，农民工找工作更多依靠私营劳务中介和亲友介绍，基层劳动部门每年需要达成的就业指标通常只针对户籍人口，为农民工举办的招聘会极少。

(4)政治权利仍然处于“悬空”状态。国务院在2006年《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但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作为农业户籍人群，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其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但由于背井离乡，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与此同时，虽然他们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但又很难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表达意见和诉求，这使得他们疏离于正式的权力结构，无法行使话语权(11)。

(5)对政府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制度存在心理隔阂。虽然制度本身的排斥性逐年降低，但现实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与衔接不畅，使得农民工难以建立对制度的信任和稳定预期，从而产生心理上的隔离。在实践中，农民工并不希望缴纳社会保险金，因为他们不知道若干年之后的实际给付比例和异地衔接情况，不如提前兑现更为保险。这种对制度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阻碍农民工群体接受并嵌入体制，而后者又反过来加剧了边缘化感受和意识。

“传统脱嵌”则是指，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和态度上有更明显的个体化倾向，较少受到家系宗族的制约；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更少获得基于流出地社会关系的支持；在主观认同上，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归属感也有所弱化，对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度下降。新生代农民工所生活的日常场域不仅仅是体制外的、非国家的，而且还是碎片化、个体化、缺少家族和地缘纽带支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脱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家系为中心的经济驱动型行为模式和态度取向发生变化。对早期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外出务工动机主要是挣钱维持生计和贴补家用。而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其父辈不同，他们选择外出往往是个体的选择(12)，流动目的也从单纯的生存型经济驱动转向生存与发展共同驱动；在求职态度和工作伦理上，他们不再将工作仅仅看做是生存手段，而是更看重自身的职业发展(13)；在消费观念上，这一群体也从家庭导向的节俭型转变为个体导向的享受型，力图通过前卫的消费模式来实现城市身份认同(14)。

(2)与农村土地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大幅弱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明显减弱。老一代农民工从事兼业务农的比例很高，而这种“候鸟型”生产模式在新生代群体中较为罕见，由于在进入非农就业之前缺少实质性的务农经历，新生代群体对土地的感受比较隔膜，许多人甚至并不清楚家里田地山林的亩数(15)，也缺乏足够的农业劳作知识和技能。由于新生代有更高的比例在制造业工厂工作，而不是从事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建筑业、服务业和自雇职业，他们在农忙时也难得回去帮忙，在乡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很多只是过年过节才回家探亲。较早的长时间外出使其难以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16)。研究发现，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过年回家天数较其父辈明显更短，父辈一般要待到正月十五之后，而年轻人则觉得在家过春节无所事事，因此更早返城。在对农村的归属感上，新生代对农村社会内在价值的认同度较弱，已经不再将农村视为人生的最终归宿(17)。

(3)更多从次级关系群体处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处于生存阶段的老一代农民工往往依赖血缘、亲缘、地缘等强关系结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来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支持和保护(18)。而寻求发展的新生代群体则会更充分地依托制度安排，或是依靠基于次属群体的新型社会关系来寻求发展所需的信息、机遇和资源，何况他们原有和家乡的联系已大大削弱。

以上，我们将“双重脱嵌”用于描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而我们更希望强调，“双重脱嵌”也是一个解释性框架，它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置于宏观社会结构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之中，将这一群体的代际分化视为他们与城镇和农村的关系变迁的结果，涉及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福利保障体系等次级制度安排之间的关联，以及相应的态度意识变化等诸多中观层次的变迁。下面我们将简要梳理这一过程，呈现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是如何改变了农民工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促发并推动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

二、城乡流动人口的代际变迁

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人口自愿性迁徙起因是城乡和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改革前国家对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80年代初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开始逐渐显露。为适应这种状况，1984和1985年国家分别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逐步允许那些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及其家属，可以自理口粮落户集镇，开启了城乡流动的制度缝隙。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各地相继废除粮票、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农业与非农户籍群体获取生活物资的制度性分割得到消除。

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对户籍制度作根本性的改动，但这些改革弱化了严苛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就业成为现实可能，催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城谋生。据估计，1987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有68.58％来自农村(19)；而在上海，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25％陡增至1988年的47.9％(20)。他们除了聚集于修车、修鞋、理发、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还逐渐向工业行业渗透，这些工厂出于对利润的考量开始偏好招用农民，外来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还能够忍受没有福利、不稳定就业和加班加点的工作(21)。截至1993年，全国农村估计有5100多万人外出打工，大约每8.6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1人外出打工(22)。

但农民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要获得就业并长期居留依然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难以进入正规的初级劳动力市场，收入显著低于本地居民，缺乏本地居民享有的福利保障，等等(23)。早期的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毫无安全感可言(24)，返乡的观念内化到他们的信念和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早期农民工对农村社会内在价值怀有深厚的忠诚，他们既依赖又努力维护家庭、宗族和地缘关系，对故土有很深的眷恋。土地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基本的物质和心理保障；进入城市后，在流出地所形成的亲缘、地缘关系又成为他们分享交换信息和资源、寻求规则创新的基础，并在周围环境制度并不友好的情况下为农民们争取到了相对自主的生存空间(25)，这种基于初级关系的小团体为离乡背井的农民工们提供了类似蜂巢式的(honeycomb)庇护(26)。

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各种歧视和排斥，但城市社会的推力并没有驱使他们离开。到底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乡土社会关系的深刻依赖缓解了农民工入城后的不适，使其能够接受缺乏体面设施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漂泊生活，还是在城市中受到的不友好对待强化了他们将农村作为其最终归属的信念，我们很难做出单向的因果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故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早期的农民工群体与城镇工业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心理契约，他们将自己在城镇中的忍辱与牺牲看做是暂时的，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财富后他们就将回归家乡。

然而，城镇提供的机会结构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影响城乡移民的“推力-拉力”之间的消长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文化后果，从而促发了农民工行为与意愿的代际变迁。

从经济方面看，“推—拉”结构的变化显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城镇的进入壁垒在不断削弱，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拉力”越来越强。近三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比例从80年代初期的26.41％提高到2011年的51.27％，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各地开始逐步探索城乡户口登记一体化等改革措施。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放宽对农民外出就业的限制，全面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27)。近年来，一些城市加快推进农转非入户、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可以提供给农民的增收机会则越来越少，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产业就业，与城镇务工收入相比都越发缺乏吸引力，农村的“推力”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后，农业持续增产的同时，国家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因此农民的务农收入急速攀升。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兴起也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978年至1988年间，新增加的农村劳动力中71.26％被乡镇企业吸收(28)。而到90年代中后期，农副产品供给全面好转，但农民收入增长却一直很缓慢，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尖锐，农业税赋使得纯粹依靠务农进行生产与再生产越发难以为继。乡镇企业的“摘帽”转制，令农村就地就近转移安置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弱化，因此，90年代后农民工异地流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在文化方面，“推—拉”结构的剧烈变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产生了隔膜，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结构也发生转变。农村所能提供的就业和积累资金的机会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城镇生活则更值得向往，乡村青年人留在乡村是不值得称许和效仿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往往更早外出从事非农产业就业，由此缺失了实质性的务农经历。他们往往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并不像他们父辈那样有耕田劳作的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和农业的感受比较隔膜。

在社会关系方面，家庭以及农村传统熟人社会的支持和交往系统都发生了变迁。一方面，由于务工相对于务农的经济优势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全职务工赚得的收入往往比父辈兼业务农要高，因此他们独立生活的意识也更强，结婚即分家成为新的民俗(2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更小，绝大部分是三至四人的核心家庭(30)，这意味着在面临陌生的城镇工业生活时，可资利用的家系资源更少。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极大地弱化了农村传统熟人社会的支持和交往系统。许多村庄从早期的少量青壮年富余劳动力外出，转变为仅有老人和孩童留守，处于劳动适龄阶段的人口大多外出的局面。

除了上述这些变迁之外，研究者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更容易发生远距离迁徙和散点式就业居住(31)。随着交通工具和路网系统的发展，信息交换越发频繁，农民外出打工也越来越方便。城镇大批发展起来，为农民工提供的打工目的地的选择也越加丰富，同村或同一家庭的成员分布在不同城镇打工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同乡聚集的情况较老一辈有所减少。这也弱化了亲缘、地缘关系纽带的支持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自然地出现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对乡村、土地和农业生产的情感纽带和实质性联系都大为弱化。

三、“制度脱嵌”与“传统脱嵌”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始终关注这一人群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关系，关注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与家乡的种种关联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又或是在新社会身份获得的过程中被另一些社会关系所替代(32)。我们用“制度脱嵌”来概括新老两代农民工共同的社会特征，意指这一群体游离于城镇基于合法居住权所赋予的机会供给、福利保障和制度性支持；而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双重脱嵌”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未能完全被纳入城镇的支持系统，“制度脱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城市文化的传染以及农村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支持网络松动和家系观念变迁，而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与情感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脱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独有特征。“传统”与“制度”的“双重脱嵌”共同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漂泊和无助的社会状态。

那么，“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的关系模式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不同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现代化理论强调，从农业部门进入城镇工业部门或其他科层制组织就业的人群，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会从较传统的一端，逐渐转变到较现代的另一端。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体系都会瓦解，流动人口能够通过摆脱旧有的邻里亲朋圈而成为现代人。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城市的工厂以及其他科层制组织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的生成途径，面对城市全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氛围，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反应模式是努力去适应，而他们的适应状况好坏则因个体的适应能力不同而呈现差异(33)。

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制度”对“传统”的线性替代。依照这一理论，流动人口脱嵌于传统、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现代化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线性过程。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或其他现代环境中，会经历人格上的改变，逐渐顺应制度环境，完成“现代化”过程，成为“现代人”。二是强调线性替代过程中“制度”与“传统”力量之间的角力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差异。有些人面临城市赋予的新的角色地位和相应的行为准则会很快改变，一些人则会长期固守传统，还有一些人会挣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感到困惑、彷徨和被排斥，这种差别源于包括智力、意愿和适应性在内的个人适应能力强弱。最终，他们大都能够掌握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身上的传统特征将逐渐消失，能够克服边缘感、安顿下来并认同作为现代城市人(34)。

现代化理论呈现了“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之间的替代性关系，但它将这种此消彼长归因于城乡移民个体对城市制度安排的适应程度，没有看到两者关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存在很大缺陷。

在现代化理论者眼中，一方面，“制度”能够替代“传统”，即迁入地的制度保障供给能够替代民众对于传统支持的需求，当人们逐步入嵌于体制供给的机会结构和福利框架内时，传统支持的重要性就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传统脱嵌”又是人们接纳并嵌入制度框架的前提。传统特征本身往往成为流动人口适应并融入现代化城市环境的障碍(35)，基于乡土初级群体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建构出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使其难以建立新的支持网络和社交群体，继而阻碍了对迁入地的认同和归属，削弱了城市适应。因此，要完成小农到现代城市人的转变，必须要经历“传统脱嵌”。在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劳动部门看来，外来人口基于宗族、地缘的强烈认同与支持是缺乏现代性的表征，认为在管理中对此要加以约束、控制和改造。

与现代化理论主张的“线性替代”和“个体适应”不同，本文认为迁入地的制度安排与迁出地的社会纽带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城乡二元割据下人口迁移的政治经济学链条。在这一视角下，流动人口维持与迁出地的联系不再被看做个体无法适应城市制度的负面后果，或是排斥现代化进程的表征；相反，传统纽带的维系恰是权力共谋下制度安排的产物，这使得“制度”与“传统”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36)。

一方面，流动人口传统纽带的维系可以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减少了对城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供给的需求。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农村流出劳动力普遍与家乡之间保持紧密联系，这为城镇工业发展提供持续低廉的劳动力。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对非洲罗得西亚的研究发现，农民保有土地，并将一部分劳力用于农业劳作，对于资本来说，这种“有限的”农业劳作就足以产出可观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大大降低了资本所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如果农民不拥有土地，就会对城镇工业生产中资本的给付提出更高的薪资和保障要求(37)。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对南非和加利福尼亚移民矿工所作的比较个案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发现资本会利用外来劳动力的“候鸟型”迁徙来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分隔开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获得了流出地的支持和收入补给，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流入地政府和雇主对外来劳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道义责任和经济负担，扩大了资本的牟利预期(38)。

在中国，企业管理者和政府部门为了获得廉价、充足而又灵活的劳动力供给，将外来务工人定位为可进可退的“候鸟型”劳动力，认为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不需要在城市中完成：他们在故乡娶妻生子养老，在生产萧条时返回乡村，在工业生产需要人手时再度回到城市。

另一方面，强有力的传统纽带还大大降低了外来劳动力心理成本，削弱了劳动力对制度改进的诉求，缓解了迁徙流动过程中的各种不适。许多移民研究都发现，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会缓解个体对于自身处境的质疑和彷徨(39)，当年轻的移民紧密嵌入于传统纽带并保有乡土文化认同时，这将有助于他们抵御在迁入地社会中遭受的排斥和偏见，改善他们的心理状况和满意度，与传统的联系有助于缓解移民面对现代社会的陌生感与张力，而放弃或是削弱传统认同和纽带可能会招致焦虑、抑郁、愤怒甚或暴力抗争(40)。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对北京“浙江村”等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调查发现，基于地缘亲缘的社会网络不仅在移民初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而且是移民借以融入当地的优势性条件：他们分享信息和资源，并形成非正式的组织与流入地的正式体制进行博弈和协调(41)。而对三峡移民的研究也发现，集体性安置的移民形成了内卷的交往和支持网络；而分散式安置的移民则呈现出异质性，个体性的因素会极大影响移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评价(42)。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所保有的传统纽带成为这一群体在城市中持续面临制度性排斥的前提，而也正因为在城市中“制度脱嵌”长期存在，又反过来强化了流动人口的传统纽带。

然而本文试图强调的是，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农村和农业的关联越来越弱时，流动人口管理的旧有逻辑就会面临困境。当流动人口面临“传统脱嵌”时，流动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区隔和边缘化效应会被放大，即“传统脱嵌”会放大“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当外来人口拥有一个基于传统纽带的支持网络时，即嵌入于传统中时，他们作为个体更免疫于外界压力和自身劣势的影响；相反，当外来人口尚未获得城市制度的接纳，也就是脱嵌于制度，同时又缺失了传统的社会资本，则会更容易面临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障碍。研究表明，有传统乡土网络支持的外来人口，适应状况较好(43)，更少感受到正式制度对其的束缚和掣肘，而面临适应障碍的流动人群更容易将困境和弱势地位归因为自身的身份劣势(44)。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一些不同路径，标志着农业社会与城市体制之间的不同联系模式。马克思早年设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面无产阶级化，完全解除与土地关系的容克式发展道路在中国从未出现(45)。而第二种模式，即依赖城市的市场和技术来获取经济回报、赚钱以便荣归故里的“两栖化”发展道路，正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的实践模式。在这种城乡关系模式下，城市中排斥性、攫取性的制度安排深刻依赖于流动人口与家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一定程度上不需要在城市中完成，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得以迅速完成，还避免了更改城市制度设计的高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由于缺失劳动力保障和社会福利而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事实上，保有流动人口与农村社会的联系以此为工业迅速发展提供持续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式增长的重要引擎(46)。

这一种城乡关系模式目前正受到巨大的挑战，挑战的根源在于新生代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和农村社会的联系在弱化，而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体化趋势以及对自身发展机会与权益的重视都使得旧有的城乡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无法接受“制度脱嵌”背景下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生产生活空间与再生产空间高度分隔的劳动管理实践，抗拒由此折射出的城镇社会的排斥性和区隔化立场。而如何缓解“双重脱嵌”困境则成为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赋权与适应：从“脱嵌”到“入嵌”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脱嵌于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情况，我们要通过“制度赋权”来加以应对，其中最重要的是赋予其劳动权益与政治权利。

对于劳动权益，我们应改变既有制度供给的“城市中心主义”立场，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身份赋予其相关权益，并以此作为劳动关系管理和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47)。这种转变会影响农民工对城镇体制性支持系统的稳定预期，继而也会提高他们对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从而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心理意愿上“嵌入”体制。

对于政治权利，要通过制度安排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强化其话语权。“制度赋权”除了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还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制度供给安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改变政治权利的“悬空”状态，使这一群体能够在争取权利与实现权利上居于更主动的位置，发挥其主体性，在政治力量的均衡博弈中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与“制度赋权”相比，如何重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更为艰难。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者早年对城市劳工的关注就发现，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工面临许多适应困境，而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村生活解组下流出的农民在面对工业文明时的不适和焦虑(47)。这一问题时隔几十年仍然存在。从之前的论述中，我们曾经提到基于初级关系的支持对于缓解流动人口的不适有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流动人口逐步走入城市的制度环境，那么，在城镇中，我们如何对这种支持予以保护或鼓励，使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要保护传统关系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家庭化迁徙和定居提供政策性支持。家庭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相关政策要能提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所需的支持，使得家庭不必离散。近年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住宿条件的改善、工作纪律要求更加柔性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和流动越发普遍。人性化的配套政策设计能够保护和维系流动人口的初级支持网络，也能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心理适应程度。

其次，在居住社区和就业场所采取“在地适应”措施，来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感。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在市场化与流动迁徙过程中不断弱化，但也有证据表明，这一人群仍然习惯群体聚居并从事同质性较强的工作，因此，新型的社会关联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业缘的互助纽带与基于共享生活空间的邻里关系。通过加强流动人口对业缘群体和邻里群体的归属，不仅可以为其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一种类传统式的保护，也能据此培养心理适应，并引导其融入城市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强调要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促成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社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仍是可以选择的归属。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协调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致力于保持农村风貌，使农村社区适宜居住，由此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脱嵌”困境及其缓解措施放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会对改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无根漂泊”状况有所助益。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主体，他们的生活工作境遇与社会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中国发展现状的缩影，也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因此，理解这一群体产生的制度背景，并对其核心特征进行概括和解释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用“双重脱嵌”来概括这一群体与其父辈的实质性差异，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在于它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城乡之间的两重关系，而这两重关系之间的力量消长恰恰有其政治经济学根源，强调正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安排及其变迁，诸如城镇机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观念体系调整，改变了农民工与城镇和农村的相对关系(49)，导致农民工内部代际差异的形成。

具体来说，老一代农民工生产空间与生活支持空间上存在着错置，虽然他们在城镇中就业，但无论是生活习惯、意识态度，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深嵌于农村社会；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很大程度上脱嵌于农村社会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观念偏好，同时却也未能完全享有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就业、居住、社会政治参与等方面持续遭到区隔和边缘化，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困境。老一代农民工保有的传统纽带可以缓解制度脱嵌的负面后果，然而当传统纽带逐渐弱化时，它不仅不能继续起到缓冲作用，还会加大城市排斥性制度带来的不良后果。

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从制度和传统两方面予以考虑，提出从制度上继续推动城镇中的包容性制度建设、给予劳动赋权和政治赋权，而另一方面应对其家庭支持纽带予以政策保护，同时通过社区与单位层面的融入措施增强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归属，由此缓解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不适。

注释

①该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务工人员。

②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③罗霞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李培林等：《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年第1期。

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2012年；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2010年；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余晓敏等：《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⑤[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6页。

⑥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⑦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⑧王海宁等：《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

⑨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⑩甘满堂等：《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孙秀林：《城乡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社会》2010年第1期。

(12)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13)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4)余晓敏等：《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5)Ngai Pu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等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9)张庆五：《关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3期。

(20)盛朗：《中国流动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及变化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6期。

(21)参见马西恒《公有制企业如何招用农民工》，《社会》1996年第2期；[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22)李璠：《外出打工人员的规模、流动范围及其他——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之二》，《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9期。

(23)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3页。

(24)Anita Chan.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Chinese Workers Under Market Socialism”,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0, No. 4, 1998, pp. 886-904.

(25)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26)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形成》，载蔡昉主编《中国经济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28)高洪：《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3页。

(29)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王跃生：《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30)蔡昉主编：《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8页。

(31)辜胜阻等：《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人口研究》1996年第3期；李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府行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

(32)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Ngai Pu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227—238页。

(34)Deshmukh, M. B. A study of floating migration, Delhi: The Social Implic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alcutta, India: UNESCO Research Center, 1956.

(35)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3.

(36)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Giovanni Arrighi. “Labo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0, pp. 197-234.

(38)Michael Burawoy.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1, No. 5, 1976. pp. 1050-1087.

(39)M. Brewer.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5, 1991. pp. 475-482.

(40)J. W. Berry et al. “Immigrant Youth :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55, No. 3, 2006. pp. 303-332; J. S. Phinney & M. Devich-Navarro. “Variations in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Mex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vol. 7, No. 1, 1997. pp. 3-32.

(41)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42)风笑天：《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社会》2008年第2期。

(43)悦中山等：《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4)蔡禾等：《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7期。

(45)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美]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46)对曹锦清的访谈记录，转引自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7)蔡禾：《行政赋权与劳动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48)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49)蔡昉主编：《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蔡昉：《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朱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实习员；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